时间:2020年03月12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地缘上的毗邻之处,也是多民族文化、多宗教的交汇区。在延绵的历史中,各民族文化交融交汇,形成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但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原因,边疆民族地区也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地区,其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一直以来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民族认同、宗教渗透、网络传播等意识形态领域引发的各种矛盾,成为做好边疆民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课题。本文在认真分析古代统一战线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统一战线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并对做好下一步工作进行初探。
一、统一战线的历史形态
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统一战线作为政治联盟,以多种形态存在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进程中。历朝历代在处理本国与边疆部落或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时,通常通过联合同盟军来壮大力量进行国家治理。古代的统一战线按照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克敌制胜。其典型形态有“合符”“盟会”“合纵连横”“和亲”。“合符”是中国流传久远的一项合盟信物制度,符又称符节、符信,多以竹、木、兽皮、玉、骨等为材料,制成后一分为二,供持有者双方相互印证,形成合符。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在平定天下后在一个名叫釜山的地方进行了“合符”,即与各部族代表统一符契、共同结盟,将华夏族、九黎部落等联合起来,保障各部族从此相互融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事件。“盟会”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统一战线的早期制度化形态。即诸侯国为了抵御侵略或扩大实力进行的集会结盟。
最初源于商末周初时期,周武王在“盟津之会”中确立了盟主地位,历称“八百诸侯会盟津”,并在牧野一战中,率领联军取得胜利,创立周朝。“盟会”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在春秋时期,当时诸侯大国争霸,兼并战争频繁,诸侯之间基于各自利益通过“盟会”结盟,其中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为君与君盟、君与外国卿大夫盟。齐桓公时,盟会发展到鼎盛,规模也空前扩展,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帜号召诸侯,先后主持了11次列国“盟会”,由此达成联合诸侯的目的,成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首位霸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七国国君和周天子使臣参加的“葵丘之盟”。“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形态,实质是各国为拉拢别国而采取的外交、军事策略。合纵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齐、秦,防止被其兼并,即弱国联合进攻强国。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秦或齐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即弱国追随强国进攻其他弱国。
楚、燕、韩、赵、魏等国合纵攻秦采取这种方式。合纵攻秦战争共五次,其间穿插着各国之间迫于战争形势的连横。“和亲”是在中国古代被最广泛应用的统一战线政治联盟形式,是中央王朝统治者与周边少数民族或者各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出于一定目的而达成的政治联姻,通过建立某种亲属关系,将双方的政治关系亲情化,从而达到缓和或促进相互关系的目的。它是古代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国古代的发展过程中。“和亲”历史悠久,自汉一直延续到清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按照在当时的作用可分为以西汉与匈奴、乌孙和亲为代表的安边型;以隋唐与突厥和亲为代表的分化少数民族政权型;以唐与吐蕃、契丹、南诏和亲为代表的发展关系型;以辽与西夏和亲为代表的巩固盟友型;以满蒙联姻为代表的政治联盟型等。古代统一战线的另一功能是安邦治国。典型形态有“羁縻制度”“兴教安众”等。
“羁縻制度”是在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区域实行的管理制度,被我国古代王朝持续广泛地应用于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实质是在不改变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建立较为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格局,以实现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有效统治。秦统一六国后在少数民族区域设立了有别于内地郡、县的“道”。汉承秦制,推行“属国制”,对土著贵族封以“王”“侯”“邑长”,明确规定了属国“不改其本性之俗而属汉”,是羁縻政策制度化的雏形。唐代大规模地设立羁縻府州,把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用羁縻府州确定下来,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使之既臣属于王朝,恪守中央政府的法令制度,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从而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宋代进一步加强了对羁縻州、县的控制,在部族首领之外,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监管官员。元朝在各民族聚居区利用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各级土官,实行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土官制度。这种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在明代正式成为一种统治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明朝在东北地区大量设置的“羁縻卫所”,其实质也是土官制度。“兴教安众”是元代及清代统治者处理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政治策略,主要是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和经营,核心内容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通过发挥宗教凝聚人心的功能,以达到团结各民族、巩固边疆的政治目的。
元代时期,在蒙古武力包围吐蕃后,蒙古宗王阔端实行恩威并举的策略,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凉州会盟”,完成了对西藏的和平统一。明末清初,为了实现全国统一和北疆稳定,清朝对边疆各少数民族采取顺应少数民族习俗、尊重蒙藏上层人物宗教信仰的“怀柔”策略,即“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加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扶持,并通过给予宗教领袖人物尊荣进而影响其政治倾向,使他们在准噶尔叛乱平定和喀尔喀蒙古各部归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西藏局势稳定后,清政府支持在西藏设置金瓶掣签制度,派遣驻藏大臣,进而将满、蒙、藏等民族团结在清王朝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
二、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统一战线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一)边疆民族地区对于国家认同方面的问题。
边疆作为国家的边缘地带,在地理分布、地缘环境、民族构成、民俗风情、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迥异于内地,也由此产生了各少数民族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问题。一方面,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称谓、风俗习惯、民族文化及其特有的体质体貌特征等,成为边疆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的根源和标识。我们在回顾历史中可知,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个别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不仅是独立的文化共同体,也曾建立过独立的政治体系,现实中的某些诱因往往容易唤起民族意识和对历史的回忆和幻想。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很多都是跨境民族,尽管因国家边界的划分而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却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宗教交融关系。在现实中,当民族意识过于旺盛,并衍生为现实的族性张扬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就会形成张力。实践经验表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一致,是多民族国家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如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相一致,则很容易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另一方面,民族意识是一种深藏于各民族人民内心的朴素观念和情感体验,是联结民族成员的情感纽带和重要方式,源于民族意识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国家认同则是经由后天所形成,是一种需要国家进行不断构建、形塑的结果。
三、边疆民族地区巩固统一战线意识形态阵地的路径选择
(一)夯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当今时代,统一战线的功能更多侧重于凝心聚力,要找准凝聚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念的着力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边疆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领域中,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保有自身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五个认同”扎根内心,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
(二)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物质保障。经济发展是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是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保障。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各族群众生活优裕,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就增强。而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并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则可能社会不稳、民心思变,国家凝聚力下降,因此,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边疆问题,只能由发展本身来解决。
(三)落实具体措施,维护统一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一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优势。在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中,要注重强化对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政治引领,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党外人士和各族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的认知水平,增强他们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辨别和抵御能力,最大限度地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努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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