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中介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

　　摘要:利用我国2001—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工业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性角度，运用门槛效应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地区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及其中介效应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会随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工业化水平、外商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两者的关系分别呈现出V型、倒V型和V型曲线关系。并且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都存在显著的空间互动效应。地方政府应该从提高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工业布局、建立环境管制的区域协调机制等方面激发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发展;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论文投稿刊物：《环境工程技术学报》(双月刊)曾用刊名：环境科学文摘，1982年创刊，面向环境、生态、管理工程技术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技术研发人员、各级环保管理人员、环保企业经营者与生产者以及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广泛向各级环保管理部门、著名高校、著名环保科研单位、著名企业园区、著名环保企业发行，并通过邮政系统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同时，经本刊及本刊加入的数据库系统通过网络发布。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三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趋严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仍属发展中国家行列，而环境污染却“跃居”世界前列。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这一矛盾，中央政府2006年首次将生态环境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范围，在“十二五”规划中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主要目标，在其后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也提倡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中央的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可以看出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要性，并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处理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这一矛盾。

　　但是，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使得难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环境管制的污染减排效应虽然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对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却各执一词。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环境规制的“减排”与“增效”的双赢呢?因此，分析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就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上，即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究竟是“创新补偿效应”占优，还是“遵循成本效应”占优。其中“遵循成本效应”认为环境管制不仅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1]还会挤占生产、技术研发的投资，环境规制是导致制造业技术无效率的主要原因，[2]因此环境规制会束缚地区经济的发展。如Greenstone[3]对美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进行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抑制这些企业创新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创新补偿效应”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波特假说”，[4]该学派认为适度的环境管制能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如王书斌和徐盈之[5]从企业的投资偏好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严格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能倒逼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升级。除了在“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这两个论题的争论上，部分学者还从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角度，研究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可将环境规制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6]在我国地方环境管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中，多数研究认为地方环境管制的差异是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差异性的主要原因，严格的环境管制显著地抑制了外资的流入，或者迫使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迁移至其他地区，并使得环境规制标准较弱的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

　　[7]陈刚[8]也认为地方政府宽松的环境规制策略使中国成为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还利于优化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结构。[9]有关环境管制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中，学者已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鲜有研究探讨地区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原因，以及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本文将从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工业化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性出发，构建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地区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以探寻适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特征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且在现有的研究区域经济的文献中，多数研究采用的回归方法都是普通面板回归方法，常常忽略地区经济活动、环境管制的空间相关性，但是实际上地区间的环境管制存在强烈的空间相关性，忽略其空间相关性将会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考虑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

　　二、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效应的中介效应机制分析

　　由于地方政绩考核机制的存在，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往往存在一定的“自利”特征，[7]使得环境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随着地区特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基于此，本文将从技术创新水平、工业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三个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机制。

　　(一)技术创新中介效应机制分析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发展的中介作用可能具有双重性。地区适度的环境管制政策能倒逼企业主动进行生产技术与治污技术的创新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以拉动地区经济的发展。[3][4]然而，严格的环境调控策略也会加重企业生产负担，减少企业研发资金、限制技术创新，抑制区域经济发展。[1]并且技术创新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使得地区创新技术水平的差异性逐步增加，因而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异质性也日益凸显。总之，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随技术创新水平的变化而具有双向性，即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二)工业化水平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工业生产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污染，[10]由于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故高工业化水平地区对环境规制政策更为敏感。企业在面临生产成本提升的情况下，部分企业会综合考虑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向环境规制较宽松地区迁移。[11]如果本地区经济主要靠工业拉动，大量企业逃离将影响本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呈抑制作用。同时，环境管制可以加速僵尸企业(特别是污染性强的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拉动地区经济的发展。[12]因此，从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会随工业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即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是双重的。

　　(三)外商直接投资中介效应机制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催生出“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为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或外商投资，放松环境规制以拉动地区经济发展。[13]而低水平环境规制地区常沦为高污染、高耗能外资的避难所，在低水平均衡的环境规制下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不利于经济发展。不过，外商投资带来丰裕资金、先进技术，为地区经济提供发展契机，从而凸显“污染天堂效应”[14]。张宁和周梦玲[15]的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作用于质量创新，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故环境规制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将随外商直接投资变化而变化，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三、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来源

　　(一)面板门槛模型的建立

　　门槛回归的核心思想是考察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关系是否会随解释变量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前文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随技术创新、工业化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为验证这一非线性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为了避免在计量分析中产生的伪回归问题，本文先对选取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本文采取的方法是Harris和Tzavalis[17]提出的面板单位根HT检验。检验的结果(为节省版面检验结果没有在本文给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表明reg、L􀆰reg、urban、open是平稳的，但是y、inagg、res、fd是非零阶单整，而本文计量模型中所采用的变量均是一阶单整，故可以进行后续的实证分析。

　　(二)协整检验

　　上文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但是有个别未经差分的变量是不平稳的。由于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变量都res是未经差分的变量，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检验reg、urban、open、inagg、fd与y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取的协整检验方法是由Pedro￣ni[21]提出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的方法，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Pedroni检验的原假设为: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本文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的检验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本文的变量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可以用原序列进行回归分析。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并从科技创新、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表明:

　　第一，在不同的技术创新水平下，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低技术创新水平地区严格环境规制会抑制地区经济发展，但会拉动高技术创新地区经济发展;

　　第二，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会随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低工业化地区严格的环境管制制度，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是，在高工业化水平地区，环境规制的提升会增加企业成本负担、挤占企业生产投资，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第三，在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吸引外资，只能依靠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吸引外资从而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但是，在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地区，其自身发展条件形成了吸纳外资的优势，如果提高环境管制水平，反而会增加优质外资、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并不完全依赖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条件为外商创造的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四，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环境规制都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提高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环境管制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会随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工业化水平、外商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两者的关系分别呈现出V型、倒V型和V型曲线关系。并且从门槛效应检验的结果来看我国大约三分二地区的创新能力不足、各地区的工业发展存在地区工业产业雷同、工业化普遍偏高等问题。因此激励地区科技创新、提高创新能力，提高地区间工业产业的协调发展、形成地区间优势产业互补的工业体系，合理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势必有利于发挥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

　　第二，推进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协调不同技术创新水平、工业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创新能力、工业化程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应根据地区具体的经济情况制定有所差别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发地区环境管制经济增长效应的最大潜能。尤其是，低创新能力、高工业化程度、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适度的环境规制会激发其“创新补偿效应”、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但不符合地区经济特征的环境管制往往过犹不及，使企业陷入“循环成本效应”僵局，甚至导致企业破产、逃离。

　　第三，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建立环境管制的区域协调机制，建立区际间环境管制的协同治理。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水平、以及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都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应该加强区域间经济以及环境管制的协作，以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因恶性竞争而导致的环境规制的低水平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