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的悖论、边界与东西合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从事风险管理的专业人士都无法回避一个质疑：风险管理到底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即使我们终其一生从事、珍爱风险管理职业的人，也需要直面内心的困惑与疑惑，我们该如何一边要面对愈来愈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和体系，一边要面对愈来愈频发的大小危机?请看加拿大RiRe顾问公司执行总裁之观点。

　　从风险管理到金融危机

　　关于金融危机的分析文章早已浩如烟海，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看到的、值得推荐的有两篇：一篇是多伦多大学John Hull教授的“The CreditCrunch of 2007”，另外一篇是前中国证监会研究部主任祁斌在《中国证券报》上的一个专访《华尔街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什么》‍‌‍‍‌‍‌‍‍‍‌‍‍‌‍‍‍‌‍‍‌‍‍‍‌‍‍‍‍‌‍‌‍‌‍‌‍‍‌‍‍‍‍‍‍‍‍‍‌‍‍‌‍‍‌‍‌‍‌‍。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中西不同的视角，前者侧重技术层面的分析，后者着力于宏观的整体把握，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对危机的理解必将全面而深刻‍‌‍‍‌‍‌‍‍‍‌‍‍‌‍‍‍‌‍‍‌‍‍‍‌‍‍‍‍‌‍‌‍‌‍‌‍‍‌‍‍‍‍‍‍‍‍‍‌‍‍‌‍‍‌‍‌‍‌‍。

　　既然有众多专家学者发表了无数关于危机的高论或谬论，我们在此还能说些什么呢?答案是——悖论‍‌‍‍‌‍‌‍‍‍‌‍‍‌‍‍‍‌‍‍‌‍‍‍‌‍‍‍‍‌‍‌‍‌‍‌‍‍‌‍‍‍‍‍‍‍‍‍‌‍‍‌‍‍‌‍‌‍‌‍。

　　由于笔者曾在美加从事内审和风险管理的缘故，和业内人士曾探讨过一个有趣的悖论，就是为什么金融危机发生在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很先进的美国?

　　我们所知道的风险管理的主要基石——投资组合理论、资本市场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均发源于美国，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更是建立了领先世界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不惜重金雇佣大批高端人才从事风险管理工作，业内常被称为“火箭科学家(Rocket Scientists)”的大量数学、物理、计算机、统计、工程类博士、博士后在华尔街的起薪都远远高于其他岗位。面对这样一个绕不过去的悖论，我们不妨从逻辑推论入手大胆做出如下猜想：

　　危机与风险管理的技术先进性无关，换言之，是否是再好的风险管理也无法避免这场危机?或者，风险管理的目标不包括避免危机——风险管理是针对企业个体，而非宏观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责。再或者，风险管理本身有致命缺陷，对危机无所预警和防范。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关乎我们正确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能力和心态。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帝”顿失光环，我们曾经的谦卑快速消失，救世主心态却悄然而起。但不要忘了，相对美国的强盛与没落，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还只是崛起的开始。

　　分析论述此一悖论，足可以展开洋洋大观的讨论。至少可在以下四个方面蓬勃展开：

　　宏观层面，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自我调整，与风险管理无关。这应该是经济学家们最珍爱的话题之一，尽管敞开了论述。笔者愿以亲身经历说明的是，金融行业的产能过剩在美国表现为大量高薪白领阶层，每天从事的工作就是制造市场并不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制造，除了制造事端——所以产生了危机。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空转、与实体经济需求相背离不无可比之处。当然也因为有了危机，才有了调整产能的机会，只不过被调整的和该调整的会有些错位罢了。

　　微观层面，个体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降低系统性危机的广度和深度。风险管理是各金融机构对自身风险的近似估计，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整体估计。一个实际的例证就发生在雷曼兄弟倒闭前夜，各金融机构不得不加班加点试图计算出与雷曼的头寸关系，以此帮助监管机构了解雷曼倒闭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尽管如此，一个个独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是可以降低而不是放大系统性危机的危害的。

　　从风控系统的技术层面而言，风控技术有赖于许多前提假设，任何先进的风控系统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近似，风险决策需要充分理解系统的局限和误区，专业素养至关重要。机械使用风控技术的例子俯拾皆是。即使是最常见的VaR(Value at Risk，在险价值)模型也是经常被误解的。风险价值是在一定时间段内，在一定的置信区间下，一个特定的投资组合可能的最大损失。但是在小概率事件发生时，损失有可能远远大于风险价值。误解者以为，正常情况下的可能损失不超过风险价值，非常情况下的损失才会达到风险价值，但不会大于风险价值很多。

　　风控技术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对于流动性风险计量的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了金融机构利用资产证券化技术进行资本流动性套利和期限套利的罪恶企图，而流动性危机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初始爆发点。

　　还有一点可大肆议论的是风险文化，包括全企业各层面风险意识的培养，自上而下的风险文化建设，风险管理的程序化、制度化，维护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等等。次贷危机后《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某银行风控部门负责人被排挤和撤换，原因就是管理高层有不同的观点，专业独立的风控功能受到排斥。有这样的实际例子，我们不难想象有多少风控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早已唯上司马首是瞻。小概率的危机事件和大概率的被炒事件，对每个个体来说实在是太容易权衡了。

　　上述四个方面的思考，可以让我们从多个层面理解我们所提出的悖论。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至少说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风险管理，需要更加深入理解风险管理的局限性，以及危机中的人的作用。人既是制造危机的祸根，也是管理风险的主体，同时也是危机的承受者。

　　最后，如果我们把危机看作一个风险事件，那么，涉及其中的所有角色，至少包括制造者、受益者与风险承受者三个群体，他们之间收益与风险的错配，或许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风险管理与危机机制的一个好视角。

　　风险管理的边界

　　前面关于风险管理悖论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宏观、微观、风险管理的局限、风险文化等方面。本节让我们假设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是有效的，我们讨论一下它能够发挥作用的边界问题。

　　控制一个机构可能发生的风险，显然不仅局限于机构的内部组织，外部组织也应该并且能够发挥作用，比如监管机关。那么，作为风险主体的机构，其内外风险管理的边界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影响一个机构风险管理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各自相应的地位、层级是怎样的呢?我们依次罗列如下：

　　1.法律制度

　　2.政策法规

　　3.监管机构

　　4.自律组织

　　5.内部控制

　　6.风险管理

　　我们之所以要提出风险管理边界问题，我们是想尝试着回答类似这样的提问：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外的假证团伙为何长久存在?齐鲁银行、北京农行等银行的票据案为什么会发生?

　　在当下风险案件时有发生的中国金融业，内外勾结、监守自盗是击穿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防线的重要原因。且不论我们尚不完善的制度，即使再完善、严密的防范措施也需要执行制度的人，如果没有外部相应的监管和法律，内部人员如何能仅凭自身的职业操守抵挡巨大的利益诱惑。北京农行39亿元票据案中，两个人合伙与三人合伙作案、分赃，有何分别?增加内部制衡、设置岗位职责分离只能增加联合作案的难度，但只要利益足够大，内部风控机制是无法绝对抑制犯罪动机的。此时，外部的制约力量，尤其是监管与司法体系的力量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之所以在当下的金融风险管理实践中，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型互联网金融企业，都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花费在反欺诈、财务作假等方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风险管理边界之外的低效与不作为。征信体系建设滞后、监管机构重审批轻监管、司法体系权钱交易等不利于阻遏、控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外部环境，使得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部门不得不承担了一部分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功能。我们认为，金融风险管理的主要精力还是应该着眼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主要任务应该是风险定价，而不是反欺诈、反舞弊、反洗钱等监管或司法体系的职责范围。

　　笔者曾有幸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调研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有股份制银行信贷审批负责人就坦言，客户数据造假现象普遍存在，验证、还原财务数据是风控从业者的必备技能之一。试想，如果数据不真实、财务造假是全国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这难道还需要由每一个金融机构独自面对，难道不应该是企业边界之外的事情吗?

　　风险管理的东西合璧

　　考过银行业风险管理资格证书的人应该知道，我们所使用的参考教材的基本内容皆来自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实践。风险管理的基础是现代金融理论与实践的积累，风险管理的框架方法也是西方科学理性的体现。

　　就像所有我们使用的风险管理工具，无论是基础的CO SO框架还是看似越来越完善的巴塞尔协议，也无论是基于精确数学计算的投资组合方差还是混杂着统计回归与专家判断的信用评级，我们必须承认，是西方的科学与思维方式支撑着风险管理体系的大厦‍‌‍‍‌‍‌‍‍‍‌‍‍‌‍‍‍‌‍‍‌‍‍‍‌‍‍‍‍‌‍‌‍‌‍‌‍‍‌‍‍‍‍‍‍‍‍‍‌‍‍‌‍‍‌‍‌‍‌‍。

　　然而，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解构风险的方式并非完美，由微观整合成宏观整体时可能存在重叠和遗漏。尤其是因为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及金融工程技术的日益发展，新的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已经逐步模糊、甚至突破了传统金融风险的界限，让自下而上的风险整合变得越来越困难，精确度越来越令人怀疑。20世纪发明的信用衍生品、资产证券化都是很好的例子。

　　次贷危机发生后，各国监管机构及国际组织都展开深刻反思，并制定了不少新的监管条例。巴塞尔资本协议Ⅱ还未完全实施就升级迭代为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但依然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猫鼠游戏无法改变危机的成因与传导机制，至多是增加危机的缓冲厚度。如对所谓系统性重要银行增加额外的资本要求等。

　　那么，我们东方思维中的未雨绸缪、道法自然等有关风险的哲学思想有什么借鉴的价值吗?这个话题显然超越了本文的范围与作者的能力，然而工作经历与现实观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思考方向：

　　我们东方思维中有天生的风险意识，虽然缺乏西方的科学理性与定量分析，不太注重微观的结构与解构，但是我们却能经由经验积累辅以相对感性的分析与判断， 大致准确地把握宏观整体，做到未雨绸缪。那么，理想的风险管理，是否可以融合东方的宏观视野与西方的微观技术，既不失宏观整体观，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微观工具，变中西之分和体用之争为思想、体系、工具的融合?

　　新技术的出现让此设想成为了一种可能。阿尔法狗完胜围棋高手是个让人类跳出固有思维框架的惊险时刻，原来以为的模糊思维其实是技术手段制约之下难以穷尽的可能性。当技术进步突破了人类记忆与计算的极限，当全体数据替代了样本数据，世界的不确定性不再是因为决策信息的不完整，也不再是因为客观世界变化速度超越了人类的反应速度，或许人类选择的非理性和随意性就是仅存的不确定性来源。已经隐约看到人类不可预知的未来，互联网金融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开始。当被动守成的风险已是生死存亡，我们还有什么创新的风险不能面对?

　　金融评职人员投稿论文：探究金融服务实体工业公司对外投资模式

　　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完成市场化竞争的过程，其中中央地方对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仍然普遍存在，金融选择性倾斜和抑制的现象和案例在当前仍旧较为突出。我国要素市场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性一直处于非市场化运行状态。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性，在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市场上有突出体现。我国民营企业当前的融资体系下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歧视性融资环境。为此，本文作者展开了研究，探索了金融服务实体工业公司对外投资的模式，帮助民营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