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和理念及其影响

　　[摘要]日本武士道是在日本镰仓幕府时期与武士制度一同衍生出来的一套不成文的行为准则，其理念在早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大，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将武士道理念分为“忠、勇、仁、礼、诚、名、义、克”几个部分，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子，但与儒家文化不同的是，受到神道教思想的影响，武士道将“忠”放在最首要的位置而非儒家文化中的“孝”。明治维新之后，在明治政府的歪曲下，武士道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石，在其影响下，日本走上了殖民侵略的道路，而在二战时期，受到武士道影响的日本军队，更是做出屠杀战俘、自杀式袭击等疯狂举动，对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关键词]武士道精神、武士道起源、军国主义

　　“武士道”作为日本大和民族的核心，一直以来都影响着日本的发展，有人认为武士道是“杀伐与战争之道”也有人认为它是“忠君与爱国之道”本文讲探析武士道的形成及理念，以及各个时期武士道所产生的影响

　　武士道的形成及理念

　　11世纪初期，武士阶级的实力发展迅速，甚至于摆脱了庄园主的束缚，各自组成了武士团体。12世纪，镰仓幕府建立，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标志着武士时代正式来临，武士阶级正式形成。武士之间也形成了不成文的道德与伦理准则，从影响着武士阶层的发展，而后更是影响到了普通民众，成为了整个大和民族共同信奉与遵守的道德规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武士道精神。

　　首先，日本武士道的形成与儒家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日本飞鸟时代(593-710)圣德太子①最先将儒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并以此制定了《官位十二阶》，以“德、仁、礼、义、信、智”来规定官员的位置，而后又颁布了《宪法十七条》，其中制定了君、臣、民之间的等级制度，也有着浓厚的中国儒家文化色彩，其中的第三条“君则天主，臣则地主”更表明了当时“臣”要忠于“君”的理念。而在新渡户稻造与近代时期出版的《武士道》一书中，将武士道精神分为了“忠、勇、仁、礼、诚、名、义、克”几个部分，也与儒家文化有着相似之处，更可表明武士道身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其次则是日本本土神教，由于日本本土的气候恶劣和自然资源的短缺，造成了原始时期的日本土著生活困难，也就早早的产生了对于神的向往与崇拜，并认为死去的先人的灵魂也会变成神，继而保佑他们，于是产生了祖先崇拜以及神祗崇拜，在这二者的基础上，认为天皇就是太阳神的子孙，是人间之神，于是就产生了敬神天皇信仰。

　　在儒家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受到神道文化的影响，“孝”的位置被“忠”所取代，成为了日本儒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而在明治维新之后，“忠”的理念在明治政府的宣传以及渲染之下变得更加强烈，使得武士对于天皇的忠诚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也算是为日本迈向帝国主义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中国的儒家文化将”生”看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在儒家文化传入日本之后，这种思想观念受到了来自禅宗的一定的冲击，禅宗对于生死观的态度是“生死如一”即认为生死“亦春而夏也，秋而冬也”这种思想，正好与武士阶层的阶层特性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度，武士是一个与杀伐和战争的职业，这也就使得禅宗在武士阶层中收到了极大的推崇，久而久之“死”在武士阶层中的地位远高于“生”的地位，武士阶层也成为了将“死”视为自己最崇高的荣耀，武士道中也将“死”作为一个武士最光荣的时刻。虽然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的第四章对于“勇”的论述认为武士如果因为一件不值得去赴死的事情而死，会被称之为“犬死”，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却与很多其他的日本武士道思想家有着不小的出入。就比如最开始的武士道大家山本常朝，以他的价值观来看待新渡户稻造的观念，则会认为这是一种怯懦胆小，为自己的苟活寻找借口的腐朽观念。在他的著作，被称为武士道“论语”的《叶隐》中，毫无保留的吹捧“死”的重要和荣誉感，其中有一句话十分经典“武士道即通往死亡之道”，表明了山本常朝对于“死”的看重。而在日本武士中的切腹行为，更是可以看出日本武士道中对于“死”的向往。

　　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作为日本核心精神，在刚开始仅仅作为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逐渐向各个阶层延申，成为了整个日本民族的行为准则。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颁布了“废藩置县令”废除了武士阶层的存在，但是解散掉的武士阶层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重新进入士族阶层继续影响着日本，而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武士道精神逐渐发生了扭曲与转变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温床，而笔者在这部分中也将主要论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武士道对于日本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影响。

　　(一)明治维新之前的排外运动

　　“黑船事件”使得美国叩开了日本紧锁的大门，而在之后日本幕府先是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并陆续与其他列强国家签订《安政五国条约》，可以说这时的日本开始向世界打开国门，开始陆陆续续的步入近代化。而这也是德川幕府末日的开始，许多的大名不满于德川幕府的决策，认为这样是对于天皇，对于日本国土的亵渎。在笔者看来，武士道思想对这种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神道教的思想，使得“忠”成为了武士道里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并逐渐从对于自己主君的“忠”转变到了对于天皇的“忠”，这就使得幕府虽然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但底下的大名以及民众是并不愿意就这么让外国人踏进日本国土的，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下日本中下级武士掀起了尊王攘夷运动，1863年幕府被迫宣布攘夷，之后发生的下关之战，萨摩藩之战以及1862年的生麦事件，都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强烈排外。虽然之后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下日本只能将大门向列强敞开，但“攘夷”的思潮从未消失，例如吉田松阴在安政五年所撰写的文稿中就表明了“以开国促攘夷”的立场。在之后的倒幕运动中，无论是德川庆喜“奉还大政”还是废除幕府的“王政复古”运动，都是牢牢的以天皇为核心，更是表明了武士道思想的“忠”在日本民族早期的反帝运动中起到的引领作用。

　　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武士道

　　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近代武士道相比于传统武士道有所不同，其最明显的就是对“忠”这一概念的影响，在神道教和明治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将传统武士道的忠于主君，演变为了忠于天皇，在近代时期的日本军队称为“皇军”也就是天皇的军队，可以看出“忠”在近代的改变。在传统武士道中，武士阶层以自己的实力，以武士道精神为行动准则，为自己的主君获取领地或者巩固政权，而在近代武士道中，由于神道思想中“万世一系”的理念，将所有武士族系联系了起来，共同忠于“万世一系”的代表天皇，这就使得近代武士道精神转变成为了根据天皇的意志进行殖民扩张甚至于是侵略战争，即我们所谓的军国主义。

　　二战时期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探讨二战时期的武士道精神，《叶隐》这部武士道著作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二战期间无论是在侵华战场，还是在太平洋战场上，每一个日军人手一本《叶隐》。而日军在二战期间许许多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行为都可以说是受到《叶隐》的严重影响而产生的。

　　山本常朝的《叶隐》武士道相比于“士道”武士道，更强调了“死”的重要性，我们曾提到过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将没有意义的，白白浪费的死称之为“犬死”，而以山本常朝的《叶隐》武士道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单纯是对于死亡的畏惧，对于自己主君的不忠。与一般人更看重生不同，《叶隐》武士道追求死亡，认为死亡是最真实的。《叶隐》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即“死”“狂”二字，即“武士道的精神就是死狂”其意思就是认为武士在遇到危险境遇时，不应该作理性的分析，而是应该疯狂的冲锋，追求死亡。也正是《叶隐》对于“死”的无理性追捧，使得它在江户时代成为了禁书。

　　而在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为了战争进行所谓的“臣民教育”即全民都要做好上战场的准备，为战争献出自己。那么《叶隐》的思想自然收到了青睐，当时的禁书成为了畅销书，甚至于出现过十几万本《叶隐》在几日内呗抢空的情况。

　　1941年1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颁布《战阵训》，将日军的疯狂推到了极致，该文将军人是否赴死与其家人、家乡相捆绑起来“知耻者强。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②这就使得日军疯狂赴死的理念更上一层楼。。日本军队这种将士兵生命视为草芥、蝼蚁的行为不仅仅让日本自己收到了极大的冲击，更是使世界人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无视生命的日军士兵在面对俘虏问题时更加的惨无人道，在侵华战场上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就是极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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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自古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逐渐称为日本大和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鲁斯·本尼迪克的《菊与刀》中就认为受到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就如同樱花一般，在盛开的时候漫山遍野，而在凋谢的时候再多的樱花也会凋谢的一干二净，没有一片花瓣独自苟活。日本武士道精神在明治维新之前是“忠君爱国之道”，而在明治维新之后，在明治政府的扭曲以及灌输下逐渐变成了“为天皇尽忠的武士道”，并且在二战时期，由于《叶隐》武士道的复活以及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宣传下，日军士兵成为了战场上的“工具”毫不犹豫地进行自杀式袭击和屠杀行为，为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沉痛的打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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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赵琦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南京大屠杀[J]大连近代史研究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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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金泽华，姜秀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