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与流动迁移快速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流动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 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是影响其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基于对982位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状况的量化分析，发现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状况中等，其中月经济收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健康状况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社会适应的关键因素‍‌‍‍‌‍‌‍‍‍‌‍‍‌‍‍‍‌‍‍‌‍‍‍‌‍‍‍‍‌‍‌‍‌‍‌‍‍‌‍‍‍‍‍‍‍‍‍‌‍‍‌‍‍‌‍‌‍‌‍。 因此，建议政府破除地方利益壁垒，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关注流动老年人健康状况，积极发展第三年龄教育，以提高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力，使其在异地度过幸福的晚年‍‌‍‍‌‍‌‍‍‍‌‍‍‌‍‍‍‌‍‍‌‍‍‍‌‍‍‍‍‌‍‌‍‌‍‌‍‍‌‍‍‍‍‍‍‍‍‍‌‍‍‌‍‍‌‍‌‍‌‍。

　　关键词：流动老年人; 社会适应; 影响因素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日益庞大，而且“随着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进入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未来老年人口迁移的趋势还将延续”。 [1]据2018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广州市常住人口为1? 449.84万人，其中常住流动人口有967.33万，约占总人口的66%。 [2]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的老化，许多较早来穗的流动人口成为规模庞大的老年劳动迁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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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随着来穗人口的定居，在家庭养老模式偏好、独生子女政策效应显现等结构性因素与家庭团聚的现实需求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子女将自己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到广州生活，广州流动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西蒙斯曾提出“变迁是老年人问题的关键”，伴随居住方式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流动老年人能否融入迁入地并较好地适应当地生活，不仅关乎其身心健康及价值实现，更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一、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理论架构与研究假设

　　(一)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理论架构

　　斯宾塞最早将“适应”一词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他认为“社会适应”是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环境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态度等的过程。 社会适应多用于研究迁移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的积极调整过程。 [3]有学者将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分为经济支持、社会认同和心理情感等层面，[4]并探究影响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困境的因素，这些因素可分为个人因素(包括心理态度、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感、身体健康状况等)与社会因素(包括医疗保障状况、养老金以及流入地对流动老年人的总体社会认同等)两个方面。 本文从“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构建基本的分析框架，并假设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受月经济收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二)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分析的研究假设

　　1.月经济收入

　　月经济收入是影响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 由于生理机能的退化，大多数老年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和配偶的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子女补贴以及社会救助。 本文试图厘清经济收入对流动老年人生活适应、心理适应、社会参与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H1a:在穗流动老年人的月经济收入会显著影响其社会适应

　　H1b:在穗流动老年人的月经济收入会显著影响其生活适应

　　H1c:在穗流动老年人的月经济收入会显著影响其心理适应

　　H1d:在穗流动老年人的月经济收入会显著影响其社会参与

　　2.社会保障状况

　　老年人抵御风险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处异地的流动老年人更需要外界给予他们一定的照顾与保障，而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正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社会养老保险为在异地生活的流动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使之更具支配自己生活的主动权，特提出如下假设：

　　H2a: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社会适应

　　H2b: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生活适应

　　H2c: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状况会显著影响其心理适应

　　H2d: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社会参与

　　3.健康状况

　　健康的身体是积极流动的重要条件，是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理基础。 有学者发现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相对健康人口流入城市的“健康移民效应”。 [5]老人流动也同样具有“健康选择”效应，[6]选择流动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往往较为健康，进而更好的帮助其适应社会。 以健康自评为自变量，提出如下假设：

　　H3a: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社会适应

　　H3b: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生活适应

　　H3c: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影响其心理适应

　　H3d: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社会参与

　　4.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 [7]另一方面，会影响老年人的部分认知能力，[8]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和人际交往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9]从而帮助其处理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问题，最终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其社会适应

　　H4b: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其生活适应

　　H4c: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其心理适应

　　H4d: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其社会参与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变量的操作化与设计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现有文献和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分析的理论模型，对在穗流动老年人适应的自变量、因变量进行操作性定义，发展各变量问卷题项，再采用五级态度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设计初步调查问卷。经过专家访谈、学生座谈和问卷前测、问卷修正等流程后形成在穗流动老年人适应调查问卷。

　　(二)资料收集

　　依据前期考察情况，选取广州市流动人口较多的番禺区、增城区、天河区等区域的流动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采用了街访、家访、机构访等实地调查形式，请被访者以纸笔作答。 同时对那些确实受身体状况或者文化程度所限而不能笔答者，由被访者口述，调查人员帮助填写。

　　调研前后历时两个月，共发放问卷100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982份。 同时还对20余名老年人进行了问答式访谈，进一步了解在穗流动老年人的适应问题与政策期待。 研究使用SPSS24.0对问卷信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α系数为0.894。 根据DeVellis的观点：α系数介于0.65-0.70之间为最小可接受值，0.71-0.80之间相当好，0.81-0.90之间则非常好。 因而，本研究调查问卷总体信度较好。

　　调查样本中老年人的平均年龄是64.5岁。 其中，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0.8%，60-64岁的老年人占比最高，为49.7%。 男性和女性分别占46.3%和53.6%。样本中，老年人在穗居住的平均时长为7.25年。 其中，居住3年以内的占25%，居住3～5年的占27.2%，居住5～10年的占25.1%，居住10年以上的占22.7%。被访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为子女负责、养老金及退休金，分别占58.2%、39.4%和38、7%。 自己工作和其他则占26.7%和7.5%。

　　三、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的描述性分析

　　流动老年社会适应状况由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构成，维度均值分别为3.30、3.24、3.19。 总体来看，在穗流动老年人整体适应处于中等水平。

　　(一)流动老年人生活适应

　　对流动老人而言，到新地方首先要面临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问题。 本研究选取居住、饮食、交通、休闲、消费五项指标，每项指标包含若干问题，用五级态度量表进行测量，分值越高，适应程度越好。

　　总体来看，生活适应的得分均值为3.30，居于中等适应水平。 其中，居住适应得分均值最高，交通适应、饮食适应、消费适应次之，休闲适应得分均值最低。 在居住适应方面，近70%的流动老人对广州的气候适应情况良好; 老人对社区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较高，对公共交通的适应水平良好。 相比之下，老人在饮食、消费方面适应水平一般，休闲适应表现最弱，调查显示老人较少使用休闲场所或出门游玩，带孙辈与做家务占据他们多数时间，加之子女的假期短暂，因此外出和游玩的机会很少。

　　(二)流动老年人心理适应

　　心理适应主要是指流动老年人在适应社会行为模式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感受。 本研究通过“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个维度来测量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心理适应水平，得分越高心理适应越好。

　　受访老年人中，心理适应的均分得分为3.24，其二级维度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均值分别为3.14、3.13和3.46。 数据调查显示，心理适应得分在2～3分这一区间占比最高，达到33.6%，其次为得分3～4分和4～5分两个区间，占比分别为31.9%和24.6%，约43%的流动老年人心理适应在一般以下。

　　受访老年人中，归属感得分在2～3分这一区间占比最高，达31.8%，得分在3～4分这一区间占比为29.1%，得分在4～5分这一区间占29.9%，而得分在2分以下的占9.2%。 可以看出，三分之一的流动老年人归属感较低‍‌‍‍‌‍‌‍‍‍‌‍‍‌‍‍‍‌‍‍‌‍‍‍‌‍‍‍‍‌‍‌‍‌‍‌‍‍‌‍‍‍‍‍‍‍‍‍‌‍‍‌‍‍‌‍‌‍‌‍。

　　受访老年人中，安全感得分在2～3分这一区间占比最高，达38%，得分在3～4分这一区间占比为34.5%，得分在2分以下占16%，近五分之一的流动老年人安全感较低。

　　受访老年人中，得分为4～5分这一区间占比最高，为27.4%，得分3～4分这一区间，占25%，得分为2～3分这一区间占比23.9%，得分为2分以下这一区间占比24.1%。 可见，流动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分个体差异大，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感受度不一，近四分之一的流动老年人幸福感较低。

　　(三)流动老年人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指个体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社会参与主要分为两大类：社区参与方面(包括志愿者活动、社区活动、老年人俱乐部等)和个人关系方面(包括友谊，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以及个人兴趣爱好)。 [10]

　　从一级维度看，“社会参与”平均分为3.19，在三个一级维度中得分最低。 从二级维度看，“人际交往参与”的平均分为3.09，相对于一级维度平均分偏低。 其中，在认识新朋友的主动性来看，62.11%的流动老年人愿意主动去认识新朋友，只有5.5%的流动老年人“很不愿意”，说明在穗流动老年人在认识新朋友方面，有较强的主动性。 “社区活动参与”平均分为3.30，高于“人际交往参与”的平均分，可见，在穗流动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情况相对于“人际交往”较好。 其中，在为社会做贡献的意愿方面，有38.49%的在穗流动老年人表示愿意，37.78%的流动老年人表示偶尔会愿意。 可见，在穗流动老年人有较高的社会贡献意愿。

　　四、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状况对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

　　调查显示，近八成左右的老年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收入在3000～6000元的老年人占21.79%，6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老年人只占2.14%，被调查老年人平均月经济收入为2670元。

　　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程度与其经济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r=0.066，p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其正相关主要表现在生活适应(r=0.067，p <0.05)和社会参与适应(r=0.149，p<0.05)两个方面，对老年人心理适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流动老年人的生活适应程度与其经济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r=0.067，p <0.05)，意味着经济状况越好，老年人适应程度越高。经济是老年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高的经济收入意味着老年人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资源，不必受广州较高的物价水平制约，其生活方式的选择能更加多样化。

　　流动老年人的心理适应程度与其经济状况并不相关(p>0.05)。 尽管李芬指出月收入水平越高的人，与家人交流的频率越高，[11]但在一个人们越来越崇尚生活质量的时代，老年人更渴望享有所居环境的尊重和责任，追求老有所为。 [12]在社区中，成员之间的关系联结更倾向于以实际相处为基础的社会联结而非经济联结，因此经济状况在老年人社区成员资格的获取中并不具有显著效用。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与其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存在显著正相关。 从赋权角度来看，经济收入较高的老人更容易获得外界对其身份的肯定，使其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愿意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互动。 而在成员资格的获取上，经济能力强的老年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当地的社会活动中，如“老年大学”等老年活动场所，其经济准入门槛较高，需要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老年人才能负担。 另外，具有一定经济独立性的流动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上会更加自主，不用过多顾虑子女，因而会更主动地与外界进行交流，更积极扩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二)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对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

　　受访老人中，养老保险所在地在原居住地的占57.5%，在现居地只占11.1%，没有社保的占31.4%，可见，仍有较多数的老年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所在地为现居住地或原居住地对流动老人社会适应都无显著影响; 有无参加养老保险与社会适应水平具有显著差异(Sig=0.00 <0.05)。没有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适应均值为2.91，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适应均值3.43。 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在穗流动老年人在“生活适应”“心理适应”“社会参与”这三个维度的均值分别为3.06、2.75、2.92，均低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在穗流动老年人，这说明相比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在穗流动老年人，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在穗流动老年人在生活、心理、社会参与方面的适应度较低。

　　从生活适应方面的二级维度看，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在穗流动老年人，在“消费适应”“休闲适应”“饮食适应”方面的均值均在3分以下，分别为2.81、2.75、2.81，相对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在穗流动老年人，适应情况较差。 参加社会保险的流动老年人每个月都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养老金，其直接效应就是促进流动老年人消费支出，使老年人在交通、消费和休闲等方面更具主动权。 同时，也有学者表示养老保险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支出，为流动老年人适应新生活提供健康保障。 [13]

　　参加养老保险的流动老年人相比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流动老年人，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更高。 其中，没有参与社会保险的流动老年人“归属感”的均值最低，为2.53，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流动老年人的均值差距最大。 参加社会保险的老年人，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可以享受政策优待，这种政策下的平等对待为流动老年人带来了更强的心理安全感。 这与以往研究中“社会养老保险本质是个人保险的一种社会化，当这种个人行为在市场机制下演化为政府行为时，就为老年人晚年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保障”[14]的观点一致。

　　在社会参与的二级维度中，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流动老年人在“人际交往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的均值均低于参加养老保险的流动老年人，分别为2.76、3.08，其中，人际交往参与的均值差异最大。 人际交往理论提出，人们更愿意与自己身份经济地位相似的人交往。 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流动老年人，通常经济地位较低，与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之间存在距离感，进而不愿意主动参与到人际交往当中。 在社会参与方面，社会养老保险为流动老年人提供物质保障，从而增强流动老年人的自信，帮助其更主动参与社区活动，实现自我价值。

　　(三)健康状况对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

　　在问卷调查中，用五级健康自评量表测量流动老年人健康水平，结果显示，50%以上的老人自评健康状况较好。 有6.3%和1.4%的老人表示“比较不健康”及“很不健康”。 总体而言，在穗老年人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自评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具有正相关关系(r=0.391)，即健康自评越高的老人，社会适应的能力越强。 身体健康的老人面对新环境，可首先做到“生存性社会适应”，即在生活中做到日常自理，从而为“发展性社会适应”，即老年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发挥自身潜能与肯定自我价值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社会行为之间相互影响，伴随生理机能的退化，老人易产生自我怀疑，造成心理障碍，缺乏信心并抗拒与外界接触从而导致其社会参与能力下降。

　　健康状况与居住适应的相关性最显著，即健康状况越好，流动老年人对居住环境越适应; 休闲适应、饮食适应、消费适应、交通适应次之。 可以看出，流动老年人的健康优势越明显，生活适应水平越高。

　　健康状况与安全感、幸福感、归属感具有正相关，健康状况与归属感的相关性最显著，即健康状况越好，老人越容易对迁入地产生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次之。 健康优势明显的老人其心理适应水平更高，面对各种压力，有更强的心理韧性即个体面对变化与威胁仍然能良好适应及发展。 [15]

　　健康状况与社会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其中健康状况与人际交往参与的相关性最显著即健康状况越好，老人的人际交往参与积极性越高，社区活动参与次之。 杨风雷、陈甸指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制约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首要因素‍‌‍‍‌‍‌‍‍‍‌‍‍‌‍‍‍‌‍‍‌‍‍‍‌‍‍‍‍‌‍‌‍‌‍‌‍‍‌‍‍‍‍‍‍‍‍‍‌‍‍‌‍‍‌‍‌‍‌‍。 [16]健康优势对社会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选择性效应，[17]健康状况好的流动老年人更有能力参与多元化的社会活动，在参与上也更具有主动性。

　　(四)教育程度对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

　　受访老人中，42.4%的老年人只有小学及以下的受教育水平，仅有8.6%的老年人接受过大学及以上的教育，72.7%的老年人的受教育处于初中及以下的水平，在穗流动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与社会适应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275,p <0.05)。即流动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对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

　　在生活适应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在自我调整能力上更具优势，能更快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融入新的生活环境。 受教育程度与居住适应、休闲适应、饮食适应、消费适应、交通适应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 其中，与消费适应、休闲适应的相关性较为显著。 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对新的事物更具包容度，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面对新旧环境的冲突时，具有教育优势的老年人对冲突的抵抗力更强，其生活适应水平相应也就越高。

　　受教育程度与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均存在正相关且其相关性都较为显著。 流动老年人进入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其自身所带的源文化与新环境下的主流文化会产生文化异质性的冲突，容易出现认知闭合，即一种退缩型和情绪型社会适应模式。 [18]认知闭合下的流动老年人会处于一种被动的心理状态，容易产生挫败感与低自尊感，更加希望返回源文化地并且拒绝主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流动老年人具有教育优势有利于他们克服这种认知闭合。 他们以一种接纳的心态置身于新的社会环境中，从而获得融入的安全感; 随着与新环境主流文化学习交流的深入，而有效减少挫败感与归属感，并获得自我提升的幸福感。

　　受教育程度与人际交往参与、社区活动参与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Kosic指出，追求成功可以使个体倾向于根据反馈来修正行为,采取主动型的适应模式，掌握新的应对方式,与主流群体建立良好关系,达到良好的社会和心理适应，从而避免社会焦虑、退缩和低自尊。 [19]因此，流动老年人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能根据实际情况来主动转变自身行为，主动学习新的交流方式，与新的社区老年群体建立良好关系，从而增进社会参与适应。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将自变量对因变量均有显著影响力定义为“支持”，将自变量对三个因变量无显著影响力定义为“不支持”。 根据前文分析。

　　对在穗流动老年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经济状况对流动老年人的生活适应和社会参与适应都呈正相关性，但对流动老年人的心理适应并无显著影响。 有无社保对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影响十分显著，拥有社保的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程度明显高于没有社保的流动老年人。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情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健康优势越明显的老年人其社会适应状况越好。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目前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政府完善流动老年人相关政策，积极应对在穗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问题。

　　(一)破除地方利益壁垒，实行适度普惠制的老年社会保障金制度

　　经济条件是老年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研究表明，在穗流动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经济优势较弱。 对于流动老年人而言，他们所获得的养老金一般来自原生地，多半是农村地区，其收入难以支付在广州的生活开支。 王世斌等人对广州流动老年人的调查也表明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需要依靠子女和政府供养[20]因此，建议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建养老服务保障平台，确保老年人不会因流动而损失福利权益。 其次，建议广州市政府逐步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老年服务中破除户籍限制，将满足一定条件的流动老年人纳入广州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流动老年人的幸福感。

　　(二)全面提高居民参保意识，持续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现代风险社会的安全网，不仅是分散风险和增强人们安全预期的重要制度安排，更是追求居民享受平等待遇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制度保障。 [2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老年人适应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加快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全面提高居民的参保意识并培养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在养老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养老金水平，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加大培养风险投资意识的教育宣传活动，鼓励流动老年人积极参与养老保险; 另一方面，持续优化社会保障总体系，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坚持养老金并轨原则，加快全国统一步伐，进一步缩小待遇差距，实现政策公平性; 建立全国养老保障联网体系，建立全国联网的老年人信息档案，记录个人基本信息、社保信息和医保信息等，[22]从而减少地区医疗政策差异，实现“同城待遇”，提高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与政策融合程度。

　　(三)防治兼顾，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健康状况对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有显著的影响。 优势视角下的健康赋权着重发掘个体优势与社会优势，助力老人树立健康意识，激发内在潜能，利用优势资源，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具体而言，在个体层面，加快老人个人健康档案、家庭健康档案和社区健康档案的建设工作，将个案管理操作化，掌握老人的健康需求，帮助老人理解和认识其健康状况，培养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降低健康损耗，做好“防”“治”的基础; 在社会层面，加强社会资源整合，做好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以提高健康素养为目的的健康教育，普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注重社区资源投入，结合先进的科技与管理手段，发展智能医疗，辅助健康管理体系的运行，实现“精准治疗”。

　　(四)发展第三年龄教育，实现流动老年人的赋权增能

　　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流动老年人社会适应重要的因素之一。 “老年教育被视为保障老年人接触、参与社会，适应社会变革的教育活动”。 [23]老年教育也称第三年龄教育，旨在满足老年人需求，保障老年人受教育权利，增强老年人生存发展能力，推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老年人与家庭、社区和社会和谐发展。 第一，开展个人生活认知教育与生活实践指导教育，提升他们在新的环境重新规划、安排生活的能力; 第二，开展社会认知教育与迁移适应教育，从心理上走出不安、排除隔阂，适应社会环境变化。 第三，开展社区公益活动与服务教育。 通过有意识安排他们参加政治生活、社区生活、社会公益服务等活动，用行动肯定自我，重塑自我。

　　参考文献：

　　[1]央广网.全国流动人口总数连续三年下降 老年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EB/OL].(2018-12-24)[2020-6-04].

　　[1]21世纪经济报道.除了北上广深 还有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占比超五成[EB/OL].(2019-01-29)[202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