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提出过程及思想原像

　　摘 要：“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和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以历史比较的方法，在梳理历史文献基础上还原了这一政策的提出过程，指出它的最先提出者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到天津对它开展了示范性成功实践。 追溯这一政策的思想原像表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等理论和政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早前就多次论述和强调的重点。 “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思想总结、政策集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基础上知识积累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全党智慧的理论结晶。

　　关键词：“四面八方”经济政策; 经济建设根本方针; 毛泽东; 刘少奇

　　新中国成立前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对于平稳接收新解放的大城市、巩固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1]14

　　“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治国理政的实践起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但不无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关于“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具体提出过程存在争议，特别是对何人何时何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政策思路有不同看法。 如果不能清晰完整地还原“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提出过程，就很难真正充分挖掘其理论价值。 因此，有必要就“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思想原像作基于思想史的追溯。

　　一、理论界关于“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提出过程的三种观点

　　关于“四面八方”经济政策作为政策思路是何人何时何地具体提出的，理论界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提出的，具体时间是在1949年4月上旬或者4月中旬，具体地点是在北平香山中共中央驻地。 这一观点也是中共党史学界的主流看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毛泽东于1949年4月“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 [2]493逄先知和金冲及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中提出，“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这实际上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3]64谢春涛在《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一书中提出，“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 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 ‘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 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 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4]32张太原在《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看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一文中提出，“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经济上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简称‘四面八方’政策”。 [5]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提到，刘少奇1949年4月中下旬在天津视察时按照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向天津各界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他(即刘少奇——笔者注)认为，毛主席把党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概括得很好。 他基本上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十六字方针’(即照顾‘四面八方’)，来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 [6]37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中更明确表示，“1949年4月中旬，毛主席针对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高瞻远瞩地提出‘四面八方’政策”。

　　[7]508陶鲁笳在《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中撰文回忆，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前来北平参加华北局会议的他(时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与冷楚(前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周壁(时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一行三人，畅谈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 ‘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 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 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 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8]182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提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在《共同纲领》里面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特别作了详细的解说”，[9]600,601这实际上间接表达了“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

　　与上述观点总体一致但略有不同的是，曹应旺认为“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毛泽东在1949年4月10日之前提出的。 曹应旺在《“四面八方”：旋闻新策动春雷》一文中指出，“刘少奇4月10日去天津一直到5月10日才回来，没有文献证明薄一波、陶鲁笳或中共中央将毛泽东4月15日谈话内容电告了刘少奇。 刘少奇应在4月10日去天津之前就听到了毛泽东所谈的‘四面八方’方针。 刘少奇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会上讲话，转述毛泽东‘四面八方’的方针之后，提到‘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上海商人曾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还问‘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根据这些内容，似可断定‘四面八方’方针是毛泽东4月10日之前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时提出来的”。 [10]

　　第二种观点认为，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到天津考察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史称“天津讲话”)，“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刘少奇最先在天津提出的，具体时间是在1949年4月11日。

　　黄小同认为，刘少奇于1949年4月10日晚到达天津，4月11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黄克诚等人的工作汇报后连夜撰写了《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在这份调查提纲中第一次提出“四面八方”思想，毛泽东对此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完整概括。 黄小同在《“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思想源于刘少奇》一文中提出，“翻阅毛泽东1949年4月15日以前的全部文稿及书信，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阐述‘四面八方’思想的痕迹”，而刘少奇在《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中明确写道：“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必须切实组织对外贸易”，“必须切实迅速通畅城乡关系，物畅其流”，“必须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 [11]黄小同认为，“如果结合薄一波、陶鲁笳等人的回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1949年4月11日，刘少奇到天津听取黄克诚、黄敬等人的汇报后，根据自己长期的思考和当时接管城市的实际情况，写下了《天津工作问题》，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 [11]

　　黄小同在《“四面八方”政策与建国前后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一文中再次提出，《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其中凝聚了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所具有的勇气，体现了刘少奇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思考问题的缜密和解决问题的果断”，“4月中旬，毛泽东把刘少奇讲的‘四面八方’思想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2]黄小同认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概括极为重视，“作出指示要求今后就照毛泽东的概括阐述和宣传”，这是“为什么至今人们都认为是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思想的原因所在”。 [12]李文芳在《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刘少奇‘天津讲话’发挥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他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概括为‘四面八方’”，“‘四面八方’政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 刘少奇为这一方针的确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13]

　　第三种观点认为，“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提出的，刘少奇在《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中提出了处理好“四面八方”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则在“四面八方”关系基础上将其完整地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字方针，形成了“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

　　韩勤英在《“四面八方”政策形成的台前幕后》一文中提出，著名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毛泽东统观全局的战略思考和刘少奇细致入微的城市调研之间擦出的思想火花，是党向全国人民交上的一份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答卷’”。 [14]韩勤英认为“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提出过程由两个步骤构成。 第一个步骤是刘少奇于1949年4月10日晚到达天津，11日考察几家工厂并听取天津市领导工作汇报后，“熬夜写下《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鲜明地指出：‘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14]第二个步骤是薄一波在4月中旬将刘少奇讲“四面八方”关系的情况转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给予肯定，认为讲得很好，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完整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个字”，在天津调研的刘少奇获悉毛泽东的“十六字”概括后。

　　“按照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表述口径，两次与李烛尘、宋斐卿等华北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谈，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在态度上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14]萧冬连也将“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提出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他在《国步艰难：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一书中提出，1949年4月、5月刘少奇天津之行是“受毛泽东之托”。 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 “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原文顺序如此——笔者注)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 ”[15]18

　　二、理清“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形成过程的三条逻辑线索

　　如何看待理论界的这一分歧? 我们应该将各个历史片段在宏观历史背景下拼接起来，以形成更丰满的历史图景。 具体而言，围绕“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提出，有三条逻辑线索应予充分考察。

　　第一条逻辑线索，是解放战争整体形势发展变化的实践线索，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实践与认识的互动。 “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针对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提出来的，是对实践形成的新理论需求的及时回应。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 石家庄是解放战争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 因为没有接管大城市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与以往根据地建设完全不同的新问题：民族工商业家不了解党的工商业政策，普遍有生产恐慌，工人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加之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石家庄的城市经济下滑严重，危及新生政权。 继石家庄解放之后，1948年4月洛阳解放，9月济南解放，11月沈阳解放，1949年1月天津解放，石家庄出现的问题在这些大城市中也相继出现，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 特别是天津在当时的工业地位仅次于上海，天津解放后城市能否正常运行，为国内外普遍高度关注，成为人们判断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进而是否具有国家治理能力、能否长期执政的典型例证。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作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 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必须是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做不好这项工作，“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16]1427,1428

　　从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到1949年4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前往天津，时间长达一年半，其间中共中央一直在就解决新问题和各个城市一些相对有效的经验做法作深入讨论，为推进城市工作作理论准备。 因此，刘少奇天津之行的目的之重点并不是去发现问题，而是有备而去。 城市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早已出现并充分暴露，相应的经验也有所总结，如果是为发现问题而去，那就应该带着问题回来，集体讨论解决问题的政策方针，而不是在天津连续发表讲话。 进一步来看，“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属于全局性、战略性的政策方针，刘少奇不可能在未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作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就将其作为政策重点对外公开发布。 另外，当时正值渡江战役前后，中共中央的工作节奏极其紧张，中央书记处作为全党中枢更为繁忙。 王光美回忆，“在香山那段时间中央的工作确实繁忙。

　　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 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 少奇开完会回来大多已过半夜”。 [17]64-65另据薛暮桥回忆，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前后，中共中央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上海解放时他在上海的大女儿“已经14岁了，从她懂事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孩子日夜想念父母，部队进城时孩子“在大街上站了半天，总希望在队伍中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但“我们连去上海接女儿探望老母的时间也没有”。 [18]199在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中，如果不是对推进城市工作已经有了相对充分的理论准备，刘少奇很难在天津停留将近一个月之久。

　　第二条逻辑线索，就是刘少奇在天津发表系列讲话的文本线索。 “四面八方”是毛泽东提出的，还是刘少奇提出的，是“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相关学术争议的关键点，我们必须关注刘少奇在天津发表的系列讲话的文本本身。

　　194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 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 [19]54月20日，刘少奇同天津市对内对外贸易负责干部座谈并发表讲话时强调，“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对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方面都照顾到了，就叫做到了全面照顾。 如有哪一方面没有照顾到，就要犯路线的错误”。

　　[19]13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再次指出，“毛泽东主席要我们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 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17在这篇讲话中，刘少奇还强调指出，“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是毛主席要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照顾的四面八方的关系，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 [19]185月5日，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就是说要搞好城乡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 这‘四面八方’统一观点，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顾不到，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19]70

　　从具体文本看，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每次提到“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时都会强调，毛主席说过要照顾“四面八方”，毛主席要求我们“照顾四面八方”，或者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 综合上述两条逻辑线索分析，刘少奇天津之行启程之前，“四面八方”的政策方针已经形成，刘少奇此行之主要目的是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导天津方面在既定方针下更充分地做好工作，为在更大范围内做好城市工作打基础。

　　刘少奇在到达天津之后熬夜写下《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并非思考如何提出新思路，而是在思考如何结合天津情况准确、全面地传达、贯彻和落实党的政策方针。 因此，刘少奇在天津反复强调毛主席要求我们“照顾四面八方”，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 同时，也正是因为天津之行是有备而去，刘少奇才能够在天津停留近一个月，将“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深入、透彻地传达给各个方面。

　　第三条逻辑线索，即历史进程中其他参与者的相关线索。 除了前文提到的有关回忆和文献，黄炎培日记的记载，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关于黄炎培在双清别墅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流的回忆，以及王光美对刘少奇天津之行前后日程的回忆，对我们理清“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提出过程有很大帮助。

　　据《黄炎培年谱》记载，黄炎培于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启程北上，3月25日到达北平，当天下午，与陈叔通、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皆会见”。 [20]223会见后，毛泽东于当晚宴请民主人士，黄炎培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夜，毛主席招餐郊外，被邀者二十多人，餐毕谈和战问题，毛表示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决不轻易渡江，亦决不停战‍‌‍‍‌‍‌‍‍‍‌‍‍‌‍‍‍‌‍‍‌‍‍‍‌‍‍‍‍‌‍‌‍‌‍‌‍‍‌‍‍‍‍‍‍‍‍‍‌‍‍‌‍‍‌‍‌‍‌‍。

　　谈至一时半始归。 ”[21]189第二天，即3月26日晚上，毛泽东又在香山双清别墅单独宴请黄炎培。 而黄炎培在3月26日凌晨赶回北平城内，当天下午还出席了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会议并作报告。 会后，黄炎培又赶往香山赴宴。 对此，黄炎培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 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后始归。 ”[21]189

　　3月25日当晚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时，黄炎培也在座。 3月26日晚毛泽东又单独宴请黄炎培，而黄炎培26日凌晨才从西郊赶回北平城内，下午会后又赶往香山赴宴，说明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要事相商。 在宴请过程中，毛泽东和黄炎培交流了什么，使得黄炎培“畅述所见”并“获得具体结果三点”? 黄炎培为何“分别发电”，电报发与何人? 这些历史细节值得关注。 对此，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在《黄炎培与毛泽东》一文中有如下回忆：“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 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 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 黄早年与南通张謇、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藕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孚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

　　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 ”[22]其中，关于“建国方略”和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的具体内容，黄方毅在《毛泽东重托黄炎培的一件事》一文中作了进一步解释：“主席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父亲做将建立的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主席再三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共产党将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 ‘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 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他再三强调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他希望父亲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父亲当场接受了主席的重托”。 [23]根据黄炎培在日记中的记载，黄炎培接受毛泽东的重托之后，草拟了发给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的电报并于3月28日交李维汉代发：“写成电稿五通，面交李维汉(根据与毛主席谈)。 (1)电上海王艮仲等：1，请御秋来，2，艮仲偕来，3，吴呈禧等来。 (2)电香港李一平，复两点，促早来。 (3)电香港寿墨卿及江、高、李、王，工商考察团事。 (4)电陈嘉庚，促早来。 (5)电陈仲闳，报告抵平。 ”[21]190

　　如上所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26日晚单独宴请黄炎培，深入阐述并委托黄炎培向工商界表达“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精神。 如此重要的战略性决策，一定要经过中共中央或者中央书记处的充分讨论才可能对外界发布。 由此可以判断，中共中央在1949年3月26日的晚宴之前已经就“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完成了顶层设计。 据王光美回忆，1949年3月26日，“少奇出席中央的会议，回来同我谈了‘城市工作提纲’，我作了记录”。 [17]65笔者认为，正是在1949年3月26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并明确了“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具体表达。

　　会后，毛泽东当即邀请在北平参加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黄炎培于当晚再赶往香山，共商大计。 结合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反复强调毛主席要求我们“照顾四面八方”和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的情况，并结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语言表达风格，可以得出结论：“四面八方”不论是作为政策思路还是经济政策都不是刘少奇在《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中最早提出的，而是毛泽东于1949年3月26日在北平香山中共中央驻地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

　　在毛泽东委托黄炎培向工商界表达“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精神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前往天津。 据王光美回忆，1949年4月3日，“晚上少奇去毛主席处开会，可能就在这天决定要少奇去天津”。 [17]66刘少奇在天津近一个月的工作，是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推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实践活动。 天津不是提出“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地方，而是“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试点地区，是桥头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要通过天津的实践来验证“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公认的城市问题工作专家，是承担这一战略任务的最合适人选。 所以，刘少奇到达天津伊始，就按照“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框架来设计撰写了《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 正如王光美所说，“少奇同志是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肩负着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17]72“少奇同志在天津除了视察工厂，开得最多的还是各级干部会议，内容都是围绕怎样结合天津情况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17]83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和“天津讲话”有力推动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天津落地生根并形成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天津作为“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桥头堡的作用，为全国其他大城市运用“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作了积极示范。 对此，邓小平指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 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24]205

　　三、“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思想原像

　　“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提出时是问题导向的，针对性很强，但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互动的历史空间中，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方面作为经济建设领域乃至整体工作领域内的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中早有讨论。 这些讨论不仅表明“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有清晰的思想原像，更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史线索。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中强调的重点。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16]1256194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上的批语中强调，“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

　　[25]46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曾经提出，“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 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 [26]159抗日战争当中，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

　　[27]766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 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28]894-895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28]10821945年12月15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16]1173

　　城乡关系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和政策长期强调的重点。 在整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时期，自始至终强调从城市中来的同志要了解农村、适应农村。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

　　[28]1015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战略上思考了城市工作和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28]946,947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在1945年11月强调指出，“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 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

　　[16]1173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城市工作成为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的急所、要务。 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16]1347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发给东北野战军林罗谭①和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中强调，“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 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

　　[25]2471949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回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提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 并提出具体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 [16]1405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决策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农村，而是强调城乡关系的协调。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16]1427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回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也指出过要城乡兼顾、城乡协调，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的同时还要“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16]1405

　　关于内外关系，中国共产党也有比较理智而坚定的看法。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16]1434 “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6]1435由此可见，内外交流已经是成熟的政策理念。

　　共产党论文范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及启示问题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围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有一个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工作长期实践探索、理论总结的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原有理论储备基础上的思想组合、政策集成和理论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全党智慧的理论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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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