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研究热点分析与展望

　　摘 要 近十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在国家的工作部署与政策引导下取得了可观成绩。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如何在前期的发展基础上推进数字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显得格外重要。据此，本研究以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数字出版相关文献为数据源，利用关键词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2011—2020年间我国数字出版的研究热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出版的发展提出合理展望。

　　关键词 数字出版;CSSCSI来源期刊;共词分析法;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十二五”与“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与决胜阶段，也是我国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向数字出版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政府持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提出了数字出版的发展目标、发展任务与发展路径，为数字出版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1]，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取得了可观成绩，产值由2011年的1377.88亿元飚升至2019年的9881.43亿元，成长幅度超过717%。在“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产业也将继续受到重视并向纵深推进。

　　在此背景下，认真分析与总结上一个十年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情况就显得格外重要。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针对当下问题提出前沿看法并引导人们向前迈进，其中核心期刊更是公认的专业与权威[2]，在反映学科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因此，本研究以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收录的数字出版相关文献为数据源，利用关键词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2011—2020年间我国数字出版的研究热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出版的发展提出合理展望。

　　1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有直接影响。CSSCI是我国人文社科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据此，本研究以CSSCI来源期刊作为数据来源，以确保文献的新颖性与权威性;研究方法则采用“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两种经常用来判断与描述学科热点的研究方法，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1.1 数据获取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的学术期刊论文库为数据来源，在“高级检索”功能下，将检索字段设为“篇名+关键词+摘要=数字出版”，文献发表时间范围限定为“2011—2020年”，文献来源类别勾选为“CSSCI”，以此条件进行检索，总共得到相关文献856篇。在此文献基础上，首先进行初步的数据清洗，通过人工识别方式，剔除掉一些不属于CSSCI来源期刊的文献，以及一些会议通知、人物访谈、业界讯息等，最后剩余655篇文献，共计2546个关键词，本研究即以此655篇文献为样本进行后续的计量分析。

　　1.2 研究方法

　　“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是人文社科领域两种较为经典的研究方法，前者主要是对能够表达某一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专业术语(通常是关键词)进行分析，通过统计专业术语在同一篇文献中共现的频次，以此判断专业术语所表达的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之间的关联，进而展现该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研究结构和价值位阶。[3]

　　“社会网络分析法”则主要用来对网络中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4]，其主要反映在“点度中心性”(主要测定某一节点在其网络中掌握权力的大小)、“中间中心性”(主要测定某一节点在其网络中控制资源能力的大小)与“接近中心性”(主要测定某一节点在其网络中不被其他节点影响的程度大小)。[5]由于本研究主要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研究热点分析，故将以“点度中心性”作为后续分析的切入点。综上，通过对“数字出版”领域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与描述数字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

　　2 数字出版文献的计量统计

　　本研究对前述检索所得的655篇文献以及2546个关键词，分别进行发文数量、发文单位与刊物、关键词共词频次与社会网络派系统计，其详细内容阐述如下：

　　2.1 发文数量统计

　　将2011—2020年间CSSCI期刊上的数字出版文献按照发文量年度排布，可知近十年来：(1)数字出版文献的发文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数量层级(≥30篇/年);(2)发文量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多达108篇;2019年则跌至最低点，只有30篇;(3)从发文量的年度变化趋势来看，2011—2013年发文量一直呈上升趋势，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直到2017年再次上升，2018、2019年又呈下降趋势，2020年则再次回升。

　　经过调研发现，以上计量分析结果与我国2011—2019年数字出版总产值及其增长率变化保持一致：(1)2011—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连年持续增长，但增长率趋于缓和，因此虽然数字出版研究热度回落，但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热度;(2)数字出版产值增长率在2012年达到最高，必然会激励来年研究热度的增长，反映在发文量上就是2013年发文量最多;相对地，产值增长率2018年最低，2019年的发文量也落到最低;(3)2011到2012年数字出版产值增长率提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相关研究自然越来越热;但2013年的增长率又下跌10个百分点左右，直到2108年一直呈下降趋势，映射到学术研究热度上，就是从2014年发文量一路下降(其间2016年发文量小幅回升未体现在增长率曲线上，考虑是“十三五”规划的政策引导与带动作用);直到2019年，数字出版产值增长率再次回升，反映在下一年度的研究热度上，就是2020年发文量又开始回升。[6]

　　2.2 发文单位与刊物统计

　　对CSSCI期刊上发表数字出版相关文献的单位进行统计，得到该领域近十年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单位，可知：(1)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单位分别是北京印刷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其中北京印刷学院发文量多达50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文量紧随其后(41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文量则与前两者拉开了一定差距(20篇);其他单位的发文量则大概都在10篇左右。(2)在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单位中，虽然既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印刷学院等)，也有出版机构(地质出版社)，但前者占比远远高于后者(9∶1)。

　　2.3 关键词共词频次与社会网络派系统计接着研究针对前述655篇文献2546个关键词的共词频次进行统计，然后提取出共词频数排名前10的词组(共1191组)作为关键词高频词组。

　　3 2011—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热点分析本研究综合上文的关键词“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提出5个研究热点，以下进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3.1 以盈利为中心的产业价值链是核心关切

　　“盈利模式—数字出版”和“产业价值链—数字出版”分别是排名第1和第4的关键词高频词组;派系分析图谱又清晰显示“盈利模式”“数字出版”和“产业价值链”三个关键词共同组成了一个派系。这反映出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成为该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何以如此?21世纪以来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的热点，吸引了国家、出版社、新媒体等机构纷纷投入，但经过一阶段的探索，数字出版的发展一度走入了死胡同：主要就是数字出版的盈利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一方面，传统上以B2B(主要是传统出版社作为内容提供方与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合作)等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走到极限，再难创造可观的收益;另一方面，新盈利模式的探索尚未完成，导致不仅前期的大量投入没有收回，新创造的收益也远远达不到预期，人们发展数字出版的热情走低。[7]于是，探索能够盈利的新商业模式就成为数字出版求发展的重要关切所在。

　　而盈利模式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关系到对整个数字出版产业价值链的构建，需要以积极态度去拥抱新技术、适应新形势，过去十年间数字化阅读终端的改进与普及、非线性的数字出版流程[8]，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大数据、区块链、AR、知识付费等新技术、新风潮，要求数字出版在每一阶段都能建立起适应当下形势的盈利模式与产业价值链。[9]

　　3.2 全面深化的数字化转型是主要任务

　　“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分别是排名第5和第6的高频关键词组;“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和“数字化转型”三个关键词也共同结成了一个派系。这反映出，不断促进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是近十年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重要任务，其中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受到格外的关注。

　　何以如此?在过去十年中，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移动阅读终端等的迅速发展，数字出版成为国家、出版业界、学术界等各层面的关注热点，整个社会都在大力推动数字出版的发展，再加上近十年来，随着“融合发展”、“互联网+”“知识付费”等成为潮流，正好为其依托自身已有的内容、平台等优势深化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0]而在这场整体深化的转型潮流中，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学术期刊、科技期刊等传统出版模块之所以引起特殊关注，因其一方面具有开展数字出版的独特优势，即专业而优质的内容资源、相对集中的目标读者，其数字出版也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另一方面，与那些数字化起步较早的大型出版社相比，其整体数字化水平还有待提升，表现为积累少、底子薄，出版形式单一，尚未构建起成熟的运作模式等。[11]

　　4 对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展望

　　经过对2011—2020年数字出版研究热点的阐释与分析，我国数字出版在过去十年间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发展的突出特点及一些方兴未艾的热点，都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据此可预见其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若干发展重点、趋势及发展进程中需要格外注重的事项，对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做出合理展望。

　　图书馆论文范例：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用户借阅记录数据集

　　5 结语

　　本研究以2011—2020年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数字出版相关文献为数据源，利用关键词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指出近十年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存在以下5个热点：①以盈利为中心的产业价值链是核心关切;②全面深化的数字化转型是主要任务;③藉助大数据开展知识服务是新的增长点;④数字版权保护仍然至关重要;⑤培养新型数字出版人才是当务之急。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4点展望：①不断优化以盈利为核心的产业链，为数字出版提供强劲动力;②继续深化数字转型，推进我国数字出版的全面升级;③密切关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风潮，为数字出版创造新机遇;④始终重视人才培养与版权保护，为数字出版提供基础保障。希望通过以上研究，能为“十四五时期”的数字出版发展指明方向，有效推助我国从出版大国转为出版强国。

　　参考文献

　　[1] 卫敏.构建“三体系五工程”，全面推进出版融合发展：以时代出版传媒的数字出版为例[J].出版广角，2021(8)：15-17.

　　[2] 隋鑫，王念祖.2008-2012年我国台湾地区图书馆学一级期刊论文分析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4，34(6)：126-132.

　　[3] QinHe.“KnowledgediscoverythroughCo-wordanalysis”，LibraryTrends，1999(1)：133-159.

　　[4]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作者：王 萍1)  王念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