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成就、挑战与深化路径

　　〔提要〕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目标在于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国际话语权在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制度创设力上取得重要成就‍‌‍‍‌‍‌‍‍‍‌‍‍‌‍‍‍‌‍‍‌‍‍‍‌‍‍‍‍‌‍‌‍‌‍‌‍‍‌‍‍‍‍‍‍‍‍‍‌‍‍‌‍‍‌‍‌‍‌‍。 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西方霸权话语、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以及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等方面的挑战，需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复合型多元人才队伍建设。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话语权、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叶淑兰

　　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准确把握当前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目标任务与面临挑战，探索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对于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建设目标

　　习近平强调，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王毅外长曾指出，“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我们需要合理的发展空间，也需要获得相应的国际话语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话语困境”为“话语契机”，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施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好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 一国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指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指其话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其包含的要素主要有话语的内容和质量、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和传播力、话语包含的事实和实践、话语的认同和反馈四个方面。

　　中国的国际话语是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为表达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是“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 但是，国际话语并不必然产生话语权，只有当其对现实产生影响力时，才能产生话语权。 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 话语要转化为影响力，需要满足话语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以及被实践的前提条件。 话语具有构建社会现实的功能与作用，话语是否被实践是其转化为话语权的最终环节。 因此，中国国际话语能够产生多大的国际影响力，取决于是否为他者所使用，是否起到议程设置作用，是否被认同以及是否在外交实践中得到运用，并影响外交实践的进程。

　　中国国际话语权在国际政治权力网络与跨文化语境中生成，包含话语构建、话语翻译、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话语实践五大环节，是话语主体与客体通过作用与反馈机制形成的互动与开放的进程。 国际话语权建设受到国际权力结构分布、跨文化语境、软硬实力支撑、核心价值观建设、对外媒体的发展、对外合作机制的构建、话语质量、话语翻译以及话语传播能力等因素影响。 国际话语权的实现既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身份、国际话语与实践本身的特性紧密相连，也与国际受众的利益、文化、价值观以及对华认知等因素密切相关。

　　国际话语权具体体现为国际话语的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制度创设力等方面。 议题设置力体现为国际话语进入国际社会议题，为国外受众所听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以及反议题设置的能力。 传播辐射力体现为国际媒体品牌化发展水平，分众化、精准化、在地化传播的能力以及协同发声辐射国际社会的能力。 理念引领力体现为外交原则理念被国际社会响应、认同并写入国际文件中所产生的引领能力。 形象影响力体现为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认同度与亲近度的能力。 方案贡献力体现为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倡议与实施中国方案的能力，而制度创设力则体现为中国创设相关国际机制与规则的能力。 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涉及国际话语是否被听闻，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涉及到话语是否被认同，而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则涉及到话语是否被实践的问题。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展现中国风范与中国担当，有利于消解国际社会对华负面声音，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习近平指出，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话语传播、国家认同与外交实践三方面的目标任务。

　　在话语传播层面上，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升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 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 提升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确保中国话语传得开、听得见、听得清，是实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新闻传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规律”，“信息发布得越早、越快、越多、越准确，就越能抢占舆论制高点，越能赢得信任”。

　　在国家认同层面，建设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提升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 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加强外交活动的策划设计，力求取得最大效果”。 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涉及中国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所认同，能否入脑、入心的问题，是实现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环节。 这需要加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与国家形象影响力。 习近平还提出打造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四个“大国形象”的概念， 提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以及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任务。

　　在外交实践层面上，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国际方案贡献力与国际制度创设力。 国际话语权的实现建立在推进以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进程中。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代表中国国际话语在实践层面的运用，是实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指出，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做出更大贡献”，“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

　　二、取得的成就

　　经过中国外交的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被国际社会影响”到“影响国际社会”，再到“塑造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 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成就，体现在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六大方面的提升上。

　　(一)议题设置力的提升

　　在国际议题设置上，中国正从“参与讨论者”转向“主动设置者”‍‌‍‍‌‍‌‍‍‍‌‍‍‌‍‍‍‌‍‍‌‍‍‍‌‍‍‍‍‌‍‌‍‌‍‌‍‍‌‍‍‍‍‍‍‍‍‍‌‍‍‌‍‍‌‍‌‍‌‍。 中国通过领导人出访、高峰论坛、主场外交、在国外发表署名文章、例行记者会、媒体吹风会、外交部网站群、“外交小灵通”、“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等“外交微群”新媒体矩阵，中外智库媒体论坛等渠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积极为国际社会设置议题。 据统计，2019年国家领导人在外国主流媒体发表文章10篇，专场会见中外记者1次，接受外国媒体专访2次，同外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活动15次。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会议、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国际机制成为中国阐述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新全球治理观等理念及进行国际议题设置的重要场所。 2020年，习近平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概念。 中国进行一系列主场外交，“有助于中国把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更好地使中国利益社会化、使中国方案变成国际方案”。

　　中国国际议题设置能力的提升还体现在对西方“反议题设置”上，集中表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支持。 2019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期间，俄罗斯等51个国家联名或单独致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高专，积极评价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 2020年10月第75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议人权问题时，巴基斯坦代表55国就涉港问题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古巴代表45国就涉疆问题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科威特代表3个海湾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

　　(二)传播辐射力的提升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国际传播海外布局初具规模，内容到达范围明显拓展，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主流媒体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打造新型媒体品牌，加强协同发声与矩阵效应。 通过对外媒体改革与重组，形成了从通讯社(以新华社为代表)到广播电视(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并结合报纸(以《中国日报》为代表)和书刊(以中国外文局为代表)的全方位对外传播矩阵。 主流媒体开始在国外社交媒体开通账号，发表文章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转载。 中国学者、企业界人士也走向国际社会，积极发声，逐渐形成多元主体传播的新格局。

　　传播辐射力的提升有赖于传播手段与传播技巧的改进。 当前，中国对外媒体在分众传播、精准传播、在地传播的传播方式以及全媒体与融媒体等传播手段上均取得良好成效。 对外传播方式更加多样，不仅有面向全世界的传播，也有“一国一策”的精准传播，传播手段加快从单一传统媒体转向多种媒体融合。 在新时代对外传播中，中国更加重视协同并进，在多元主体参与、及时发声，讲事实、讲道理、讲情感、讲故事，民心沟通、融通中外上均取得重要成效。

　　(三)理念引领力的提升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全球治理观等新理念逐渐上升为国际共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话语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与认可。

　　中国提出的系列外交理念为国际社会所响应，并被写入相关国际文件中。 习近平提出的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被写入《2016年核安全峰会公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 在习近平有关全球治理、推动二十国集团合作等主张中，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多处被写入2019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公报》。 中国提倡的“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被纳入2020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强化多边主义应对疫情的74/270号决议。 “一带一路”精神被写入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和地区机制成果文件。 在中国与柬埔寨签署的自贸协定中，“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独立成章。 中国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消除数字鸿沟、实现共同发展的主张作为G20共识首次写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并在《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形象影响力的提升

　　近年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公众对中国形象的好感度呈现连续上升趋势。 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来自22国的11000个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6.3分(满分为10分)，较2013年5.1分提升了1.2分。 其中，海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较高，达7.2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海外民众认为中国未来应该优先塑造“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形象。

　　中国形象影响力的提升，突出体现为经济影响力与经济贡献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同。 中国外文局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影响力也赢得国际社会更大程度的认同。 2020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示，有48%的受访者表示更愿意称中国是世界经济领导者，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 2019年，盖洛普对133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2008年处于第三位(仅次于美德)，到2017年则超过美国位居第二，仅次于德国。 “亚洲晴雨表”第4波(2014—2016)调查显示，42.9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亚洲最具影响力，高于美国(24.08%)与日本(10.44%)，其中高达66%的韩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亚洲影响力最大。

　　(五)方案贡献力的提升

　　中国方案贡献力体现为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倡议与实施中国方案的能力。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金砖国家峰会中提出“金砖+”新型合作模式，推动建立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多次提出加强全球气候应对的中国方案，倡议并与其他国家共提首份有关维和人员安全问题的第2518号决议，获得联合国一致通过; 中国还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指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建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提出的关于开展联防联控、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等一系列倡议与方案，更是成为方案贡献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为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发挥中国独特的积极作用。 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提出“三个坚持”方案、“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思路。 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推动多边斡旋外交，为打破僵局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阿富汗问题上，2012年以来中国主持中阿巴三方对话，开创三方合作新模式。 对于缅甸若开邦问题，中国提出解决罗兴亚危机的停火、鼓励缅孟双方沟通、探讨治本之策“三阶段”方案，获得缅孟双方支持。

　　(六)制度创设力的提升

　　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竞争”。 中国通过创设国际组织和机构，改革和转变现有国际机制，努力为国际组织输送高级人才，增加制度性话语权。 王毅外长曾指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力得到显著提升‍‌‍‍‌‍‌‍‍‍‌‍‍‌‍‍‍‌‍‍‌‍‍‍‌‍‍‍‍‌‍‌‍‌‍‌‍‍‌‍‍‍‍‍‍‍‍‍‌‍‍‌‍‍‌‍‌‍‌‍。 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上升到第三位，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还成为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员，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综合评估已达到第二位”。

　　中国制度创设力的提高，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功创立和运营可见一斑。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设立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以适合亚洲的模式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五年来，成员数量从最初的57个发展到分布六大洲的103个，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 中国制度创设力的提高还表现在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应对上。 中国倡议建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率先成立中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设立5000万美元的第3期中国粮农组织南南信托基金，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还在中欧环境气候和数据领域新建两个高层对话机制。

　　三、面临的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着西方霸权话语、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等外部挑战，也面临着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足等内部挑战。 这些挑战不但影响话语传播层面的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还影响着国家认同层面的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并进一步影响外交实践层面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

　　(一)西方霸权话语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守成超级大国”焦虑感和戒备心增强，对可能挑战其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加大防范力度。 英国崛起曾被法国人指责为“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威胁”，苏联崛起曾被视作“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 中国的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还存在偏见与误解。

　　西方国家通过对国际媒体及信源的垄断，控制了国际舆论走向。 西方舆论对中国有着对抗式的“二元对立”解读。 2021年2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将中国描述为世界大国，对美国发展构成“严重威胁”，88%的共和党领袖和64%的共和党公众认为美国应努力限制中国实力增长。 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也显示，发达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的评分由2016—2017年的5.6分，降至2018年的5.4分和2019年的5.3分。 西方霸权话语下“西强中弱”的舆论格局，制约了中国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的提升。

　　(二)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

　　中国话语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西跨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冲突，其对话语权建设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中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重在宏大的目标蓝图，美国则强调解决具体问题的路线图，不愿“落入”中方设置的议题。 在“抗疫”进程中，中美关于封城、隔离等措施有着不同看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双方的文化差异及价值观分歧。 拜登在其就职演说中12次提到“民主”，声称“美国保障了国内的自由，并将再次成为世界的灯塔”。 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纽带，拉拢欧洲及亚太盟友，加大对华全面防范与打压。

　　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还集中体现在中国国际话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上。 西方对于一些中国外交话语的经常存在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将“大国”翻译为Major-Country，美国媒体却翻译为Great-Power，突出权力竞争色彩; 中国把“一带一路”定义为“倡议”“国际合作平台”，但国际社会却经常视其为中国的“strategy”“scheme”等。

　　(三)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滞后

　　理念引领力与形象影响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外交理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制约。 美国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通常在进攻现实主义、文明冲突论等理论背书下以学术面貌出现，这给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当前，中国仍面临着外交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学术理论缺乏体系性和创新性。 中国在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传统文化思想现代化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方面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现实需求。

　　中国外交理念、原则与政策通常由领导人提出，学者进而进行政策阐释与理论论证，在构建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的核心概念与外交理论上尤显不足。 如何更好地在融通中外基础上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获得国际社会认同，是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议题。 当前，国际话语研究中存在的单一环节、单一学科所带来的孤立研究现象仍然相当突出，在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等关键环节存在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国际话语体系一体化、系统性和跨学科建设仍有很大的不足。

　　(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足

　　中国在议题设置力、传播影响力和公信力方面存在不足，“声量跟不上体量”。 习近平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中国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媒体，在打造对外媒体旗舰队时仍存在业务重合、业务竞争等内部整合不足的问题。 主流媒体在“走出去”过程中，海外落地率和到达率还不足。 社交媒体“走出去”以及运用脸书、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的努力又反复受到美国打压。 中国在顺应媒体数字化、网络化与移动化转型中，仍面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融合模式创新不足的问题，尤其体现在面向国际受众的社会融合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融合方面。

　　国际话语权建设离不开话语传播技巧与艺术的提升。 当前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达存在较为严肃生硬、语言相对单一、同质重复现象明显，以及话语的生动性、故事性与艺术性不足等问题。 国际传播人才不足，在借助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学者，尤其是外国公众来讲述中国故事方面，还面临较大的短板。

　　四、深化路径

　　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积极回应各种挑战，探索深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

　　面对西方霸权话语以及价值观冲突等一系列挑战，需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优化外交决策的战略协调机制，加强外交顶层设计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 通过建立开放与包容的全球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 充分发挥包括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公共外交、智库外交、媒体外交在内的多轨外交与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环境外交在内的多元外交的作用。

　　提升中国方案贡献力，首先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继续提出新型地区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倡议与新方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全球化、反恐、防扩散、抗击疫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等领域，主动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在伊朗、阿富汗、朝核、缅甸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努力寻求国际合作最大公约数，在穿梭外交、调停外交、斡旋外交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形象。

　　在制度创设力方面，需要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合作机制的创新。 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等机构中，加强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机制与规则建设的制度影响力与创设力。 在全球气候治理、环境治理规则以及国际数据与技术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中国的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的提升，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国内治理体系与良好的治理能力基础上。 只有构建和谐、包容、机会均等的国内社会，中国方案在国际上才能更具说服力、感召力。

　　(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提升理念引领力与形象亲和力

　　面对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以及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加强话语表达的学理性、逻辑性与系统性，进一步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与国家形象亲和力。 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基于融通中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道义”“信”“和”等概念思想，为中国国际话语构建提供理论源泉。 理论创新还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平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理论。 为此，需要加强跨学科、融学科研究，加强话语文本、翻译与传播三大环节的“一体化”建设。

　　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尤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使中国在“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发挥更强的价值引领作用。 在创造性发展“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和谐万邦”传统文化基础上，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创新。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当前，中国形象影响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经济影响力与全球领导力方面，中国形象亲和力在西方国家仍面临较大挑战。 形象亲和力的提升涉及心理认同层面，离不开核心价值观以及理论创新的建设。 此外，还需要更多考虑当前话语传播中存在的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问题，采用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制度故事，讲好老百姓故事，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通过言语的穿透力、观念的渗透力、事实的说服力，争取受众的理解、尊重、认同。

　　(三)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升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

　　面对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的挑战，需要从战略高度对国际传播进行设计与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 构建战略传播体系需要建立战略传播协调领导小组，以统筹政府、学界、媒体、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多层次参与主体，并更有效发挥智库的角色作用，使之成为链接多元主体的中转站，实现多方联动，形成话语合力。

　　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 讲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加强“造船出海”“借船出海”“借筒传声”意识，鼓励中外媒体与记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记者“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自己讲”与“别人讲”相结合。 团结知华友华力量，积极借助国际组织、国际学者、国外公众来讲述中国故事，扩大舆论“朋友圈”。

　　加强国际传播辐射力，需要进一步深化媒体机制改革，推动媒体内部业务深度整合，推动对外媒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 继续深化融媒体建设，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基础上，加强与国际受众的社会融合以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之上的人机融合，打造更多轻量化、可视化产品。 通过加强对国外媒体和公众的调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有效提升中国媒体的海外落地率和到达率。 进一步推动媒体本土化、分众化、精准化传播。 不断提升话语传播的技巧与艺术，推动话语主体多元化、内容丰富化、形式多样化、表达生动化。 重视民心民意的沟通，积极开展多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增强话语传播的针对性、时效性、感染力和亲和力。

　　(四)加强复合型多元人才队伍建设，为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话语权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 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纪律严的外交队伍”，“外交人员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 除了外交人才与国际组织人才外，习近平还提出“建设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等要求。

　　人才培养论文范例：培育壮大数字经济背景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研究

　　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一大批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与业务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需要加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整合重点高校国际政治、国际传播、外国语等跨学科资源，积极探索“专才”与“通才”、理论性人才与实践性人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 顺应当前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加强对文理兼通的复合创意型人才培养。 在推动多元化人才培养方面，加强外交、翻译以及国际传播人才的性别、民族、地域、语言、文化等多元化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