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年03月01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硬木需求大于供给,从国际进口木材产品是重要的渠道。2010年后美国成为中国硬木进口第一大来源国,中国对美国硬木的进口依赖性渐增。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双方加征关税清单涉及大量硬木,对中国硬木进口市场产生显著影响。文章基于海关HS六位数编码月度数据,以关税效应为理论基础,采用稳健时间断点回归(RDiT)模型实证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硬木进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对美国硬木加征进口关税的贸易破坏效应显著,2018-2020年对美国硬木进口量月均减少10.41万m3,占2018年对美国平均进口量的34.86%;对美国硬木进口单位值月均提高52.04美元/m3,占2018年对美国平均进口单位值的8.92%。(2)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没有引起中国硬木进口发生转移,贸易转移行为具有时滞性,且不同国家的时滞长短不同。对世界其他国家总体的硬木进口转移发生在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的7个月后,月均增加54.89万m3,占2018年对世界其他国家平均进口量的25.1%;对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和老挝的进口转移时间分别在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的7个月、12个月、3个月和8个月后,分别增加19.09万m3、6.74万m3、6.48万m3和3.75万m3,占2018年对各国平均进口量的51.59%、23.05%、19.58%和14.91%;贸易转移效应的进口单位值变化不显著。政策启示:第一,正确审视中美木材贸易关系,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强化木材贸易合作,推动进口市场多元化;第三,建立木材贸易预警机制,警惕不确定事件的负面冲击。
摘要:中美贸易摩擦;硬木进口;贸易转移;断点回归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奇迹,对木材等林产品需求呈现出急剧上升态势。2014年以来中国木材进口对外依存度连年超过50%,在2019年高达58.78%(宋经纬等,2021)。2020年中国木材产量约1亿m3,而木材消耗量近5亿m3(国家统计局,2021),木材市场需求缺口巨大。2020年中国木材进口量为10801.77万m3,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木材进口国。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和木材采伐限额等林业保护政策的深入推进,导致国内木材供给减少,进一步增大了木材供需缺口。
中国木材资源供需总量缺口和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将会一直存在(刘璨等,2015),尤其是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消费者对中高档木材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对木质中高档家具和地板的需求渐增。国际贸易成为满足此类木材需求重要的备选渠道(Constanceetal.,2018),从硬木资源丰富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已签订自贸区协议等条件便利的国家进口木材是有效的途径。美国是世界上硬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阔叶硬木产量约占世界阔叶硬木总产量的25%,位居前列。美国也是世界木材出口大国,北美材材质优良、供给稳定,且在合法性方面非议较少,在加工产品(如木家具、地板等)的出口环节风险较低,故倍受企业青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硬木占中国硬木进口第三位,而中国自2010年后连续多年稳占美国硬木出口市场首位,双方硬木贸易来往密切。2018年,美国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挑起贸易争端,先后对来自中国共5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于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对从美国进口的共1850亿美元的商品调整关税以维护自身权益。但事实上,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实施报复性关税相当于“自相残杀”(Breuss,2004)。
随着双方关税战范围的扩大,大部分种类的硬木也被征收5%〜25%不等的高额额外关税。美国硬木出口委员会数据显示,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美国对中国的原木和锯材出口分别下降了1.79亿美元和6.15亿美元。中美互为木材贸易的重要伙伴国,硬木在中国建筑工程和家具加工等市场需求旺盛。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硬木的进口,中国市场该如何应对,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从中国硬木进口情况和中美贸易摩擦事实出发,对中国进口美国硬木加征关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硬木进口量、进口价格和进口结构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启示。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研究对象上,美国是中国名贵硬木进口不可替代的重要来源国,通过区分美国主要硬木产品,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硬木进口的影响更具有针对性。第二,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多利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模拟预测,本文基于海关HS六位数编码的硬木数据,采用最接近于随机试验的断点回归设计,检验中美贸易摩擦的实际影响,实证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2文献回顾与评述
国际贸易摩擦形式多种多样,从严格意义的贸易摩擦来看,最早的类型应该是围绕关税进行的(尹翔硕等,2007)。Harry(1951)指出,政府间的贸易政策相互依存,当一国谋求关税效应最大化时,对方也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产生了实际的贸易摩擦,其结果是双方都受损。Drazen(1988)、Elms(2004)、Christian(2014)的研究都佐证了这一结论。
聚焦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战,学者们普遍认同贸易摩擦对双边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如马文军等(2019)基于价格和福利损失分担的量化测度认为,美国对中国施加的惩罚性关税对美国自身的冲击要远大于对中国的冲击;鲍勤等(2020)认为,美国加征关税的政策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出口产生较大的负向冲击,但总体可控;谢建国等(2021)研究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进口具有持续的负向效应,对美国的出口呈现“倒U型”趋势。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的实证考量方法多样。
其中,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设置情景假设进行模拟分析被广泛使用,如郭晴(2019)、孙乾坤等(2020)、Liuetal.(2020)、鲍勤等(2020)等将贸易战中的商品关税冲击引入CGE模型,均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严重损害了双方的经济产出和进出口贸易。李昕(2012)、黄鹏等(2018)、周政宁等(2019)、马永健等(2020)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GTAP)也得出相似的负面影响结论。
另外,一般均衡模型方法还发现世界其他国家会从中美贸易摩擦中受益。马永健等(2020)、张大海等(2021)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贸易活动均将产生不利影响。林产品贸易受关税贸易摩擦的影响也日益严重。美加木材争端曾引起广泛热议,Jamesetal.(1985)模拟分析美国对加拿大纸浆征收从价税将大幅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并转向西欧市场;Cornelisetal.(2014)研究发现俄罗斯原木出口税的自由化扩大了原木出口,俄罗斯福利增加了23亿美元;Craigetal.(2017)模拟美国向加拿大软木征收双反税,结果是减少了加拿大在美国的木材市场份额。
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后,学者普遍判断双方的贸易往来将会降低,且认为中国的木材等林产品受影响更大。如陈勇等(2019)从短期和长期的利弊分析了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的影响,认为以价格优势为主的微利型木材加工企业和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将面临成本增加的风险;张为付等(2019)通过GTAP模型模拟分析也认为中国林木产业的受损程度将更高;Muhammadetal.(2021)以模型证明中国对美国木材和原木价格高度敏感,解释了美国对华出口在实施报复性关税时的显著下降。
此外,关于硬木贸易的研究较少,Jeffrey(2015)估算了2008年雷斯法案使美国的热带木材和硬木胶合板进口数量和价格出现两位数的百分比下降和上升;沈强(2015)对中美硬木板材贸易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性分析,认为北美硬木板材在中国既有优势又有阻碍;Zhangetal.(2020)评估了中国对美国硬木原木、锯材和单板征收进口关税导致美国供应商遭受重大损失,但国内原木和锯材的消费者福利会增加。断点回归方法已在贸易政策和冲击的效应评估领域应用,如蔡伟毅(2018)验证中国进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的断点式结构性变动,王瑞峰等(2018)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断点回归方法在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上效果良好。周清杰等(2019)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减少有显著的因果效应。张小宇等(2019)发现中国的出口对产出的拉动效果在2010年断点处有明显下降,但中美贸易摩擦仍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杨成平等(2020)通过断点回归实证发现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放缓,且引发中国出口贸易转移。刘建和等(2021)发现碳市场价格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后出现了断层现象。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就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大部分结论具有较高一致性(王晓燕等,2021),林产品贸易也在贸易摩擦中受损,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三点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对象均为木材大类或林业行业,缺少对硬木的针对性研究;二是关于贸易摩擦对进口的影响多从主观判断出发,认为贸易摩擦会降低商品贸易量并提高贸易价格,缺乏深层经济学解释;三是实证研究方法上多采用CGE、GTFP等模型,以假设的关税水平进行模拟预测分析,缺少对实际影响效果的探究。对此,本文在三方面进行了拓展研究:
第一,根据中国海关HS六位数编码筛选硬木原木和锯材,以详细的进口数据为基础,针对性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硬木进口贸易的影响,弥补贸易摩擦和硬木贸易领域的研究欠缺。第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关税战,从国际贸易关税效用理论出发,分析提高关税产生的贸易破坏和贸易转移效应,有利于深层次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硬木进口的影响机制。第三,鉴于模拟预测方法不足,本文基于真实历史数据,采用最接近于随机实验的断点回归分析方法,有效利用现实约束条件对二者因果关系进行事后分析,使研究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
3中国硬木进口贸易的特征事实
目前关于木材的研究文献中,多对阔叶材和针叶材的讨论(宋维明,2002;程宝栋等,2010),而尚无软木和硬木的明确区分。一般来说,硬木是指质地细致坚硬的木材,多取自落叶性细叶林木,如橡木、桃心木和桦木等,通常价格较高,但品质相较软木优良。结合中国海关HS编码系统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对木质林产品的分类,选取原木和锯材项中的阔叶树材作为硬木,具体包括HS440312、HS440341、HS440349、HS440391〜HS440399和HS440721〜HS440729、HS440791〜HS440799。
3.1中国硬木进口贸易分析
硬木是木制品和装修工程的重要材料,在2003-2019年期间,除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使进口额有所下降外,中国硬木进口规模稳步扩大。
进口总额从2003年的24.83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的103.3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3.94%。其中,中国对美国硬木进口从2003年的2.22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21.0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1.6%,美国硬木对中国进口贡献不断提速。根据表1数据,2010年美国上升为中国第一大硬木进口来源国,美国硬木进口占比从2003年的8.94%上升至2018年的20.38%。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硬木贸易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林产品经贸合作全面且互补,在木材生产加工和贸易全产业链条上高度融合并相互依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在全球林产品贸易体系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硬木进口额出现明显下降。
3.2中美硬木贸易加征关税及对美国硬木进口变化
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硬木进口来源国,其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进口硬木的走势。贸易强度指数(TII)常用以衡量国家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是分析两国贸易相互依存度的重要指标(Drysdaleetal.,1982)。计算中国进口角度的硬木贸易强度指数,有助于掌握中国对美国硬木的进口依赖程度,了解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战略地位。
中国对美国硬木贸易强度指数逐年上升,稳中有进。2012年后TII指数突破1,表明中美硬木贸易关系愈发紧密,合作空间和增长潜力较大。美国硬木占据中国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中国对美国硬木的依赖程度加深,将使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更易处于被动地位。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截至2019年底,双方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三轮贸易战。
(1)2018年7月,第一轮贸易战中,美国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额外关税,中国同样对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予以还击。此时美国主要针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双方加征关税清单不包含林产品,林业行业尚未受到直接影响。
(2)2018年9月,第二轮贸易战中,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2019年5月上调至25%),征税规模显著扩大,涉及中国出口美国除印刷品外的所有木质林产品。其中对“木及木制品”类征税额共计35.3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该类总出口额的88.6%,涉及的硬木产品有HS440341、HS440349、HS440391、HS440392、HS440399和HS440721、HS440722、HS440725〜HS440729、HS440791〜HS440795、HS440799共18类。
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和10%%两种关税,2019年6月因美方提高税率升级贸易摩擦,中方将加征税率提高至5%、10%、20%、25%四种,其中涉及的硬木产品有HS440312、HS440391、HS440395、HS440397〜HS440399和HS440729、HS440791〜HS440799共16类。双方加征关税清单涉及中美贸易绝大部分硬木原木和锯材种类。
(3)2019年9月,第三轮贸易战中,双方加征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美方清单未涉及硬木,中方清单计划对较多类硬木加征5%关税,包括HS440341、HS440349、HS440393、HS440394、HS440396、HS440399和HS440721、HS440722、HS440725〜HS440729、HS440799共14类,大致是对第二轮贸易战中的加征关税的美国硬木种类的补充,但最终未实施①。
中美贸易战是动态博弈的过程。经过三轮大规模加征关税后,双方进行了多次经贸磋商,形成若干关税排除清单,力求在制裁对方的同时降低自身损失。以硬木为例,中国历次排除清单包含六类硬木原木和锯材(HS440391、HS440399和HS440791、HS440794、HS440795、HS440799),而美国的排除清单未涉及硬木。这与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原木和锯材等资源密集型产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人造板和木家具等木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结构相关。
制定排除清单首先考虑的是寻求进口商品的替代品是否困难。对于中国进口的硬木,不同的树种来源地不同,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橡木。美国橡木质优价高产量大,供需稳定,欧洲虽也有供给但短期内无法满足中国需求,因此中方在排除清单中首先排除橡木和樱桃木等美国特有硬木种类。而对于其他硬木树种至今仍然实行高税率,势必导致中国对美国硬木进口的减少。实际情况是,近年来中国硬木进口总额稳步增长,2017年达到99.64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由于“进出口抢跑”和避险效应,有关企业担心贸易战升级导致相关产品进口受限,在短期内加大了进口力度,使2018年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硬木进口额均创新高。
但随着加征关税范围涉及硬木后,2018年下半年中国对美国硬木进口额明显下降。2019年6月,在对美国进口硬木实行四种税率后,更呈现出加速下降趋势。2019年中国对美国硬木进口额腰斩至10亿美元,同比下降27.8%,进口美国硬木占比由21%下降至14%。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范围木材减产,贸易量进一步收缩,寻求木材进口替代来源压力倍增。
4理论分析框架
当中国对美国进口硬木加征高额关税,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维持正常关税,形成的关税落差将产生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4.1贸易破坏效应
征收关税会导致出口国产品出口贸易额和贸易份额的减少,即存在贸易破坏效应(杨仕辉等,2012)。2018年中国硬木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47.2%,作为国际市场的头号买主,是名副其实的硬木“贸易大国”。作为进口大国,对本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4.2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对某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引起对其他国家相似产品进口增长的效应。假设将国际市场分为乙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初始从乙国进口商品X的价格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价格同为P0,当甲国对乙国商品加征关税后,由于贸易破坏效应导致乙国进口市场萎缩,形成的需求缺口将由世界其他国家填补,国内需求曲线DH右移至D'H,此时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数量为S1,价格上升至P1,诱使其增加供给。此外,国际市场一些潜在出口国会抓住机遇主动提高相似商品的出口以扩大市场份额,因此供给曲线So右移至S'o,进口数量增加至S2,价格下降至P1,商品X的最终进口价格由乙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共同影响。
贸易战会产生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在缓解中国受到的负面冲击方面有重要作用(崔连标等,2018)。在提高从美国进口木材关税后,林产企业不得不承担损失,并转移部分成本到终端市场,不少木材商重新拓展木材进口渠道和方向,选用其他国家同类木材,如用俄罗斯橡木代替美国橡木等,积极寻求美国木材替代产品进行生产,木材进口贸易转移加快。据此,提出假设H1和H2。H1: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贸易破坏效应使对美国的硬木进口量减少,进口价格上升。H2: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硬木进口量增加,进口价格不确定。
5研究方法
分析林产品贸易政策影响的常用模型有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全球林产品模型(GFPM)和引力模型等。GTAP模型将森林产品分为林业、木材和木制品以及纸浆、纸张等,分类过于粗糙(Panetal.,2021)。GFPM模型中,林产品被划分为工业原木和锯材等大类,无法单独分析硬木的变化。同时,考虑到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采用GTAP或者GFPM模型对关税扩大的假设和模拟的实际意义不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偏重于测算贸易效率,对贸易政策的揭示力度有限。可见,常用的林产品贸易实证模型并不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断点回归分析方法被认为最接近于随机试验,能够有效利用现实约束条件分析变量因果关系(Leeetal.,2010),在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中运用较多,可以将政策与其他影响因素分离以检验其跳跃效应。如Leeetal.(2010)在前人基础上详细介绍了断点回归设计背后的基本理论;曹静等(2014)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发现限行政策对北京空气质量的影响甚微;Noeliaetal.(2017)研究发现对秘鲁的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有利于促进他们的就医意识和医疗支出;杨成平等(2020)分析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出口贸易的明显转移。
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属于偶然的特殊政策,适合运用断点回归设计研究。断点回归的基本思想是,存在一个分组变量T,当该变量超过某一分界值时样本接受处理,若未超过则不处理,该分界值即为断点。根据样本是否完全由分组变量T超过断点所决定,模型可分为精确断点回归和模糊断点回归。本文以时间作为分组变量,以中国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的时间点作为断点,在断点之前中国硬木进口贸易不会受到影响,断点之后则会受到影响,所以选择精确断点回归。
6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硬木进口月度数据。
(1)硬木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在线查询系统,根据HS六位数编码汇总而得。为寻找可能的进口贸易转移来源,将中美贸易战前5年(2014-2018年)中国硬木进口额加总降序排列,除美国外选取前五位,分别是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所罗门群岛和老挝。对前六国硬木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55%,分析贸易转移效应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硬木数据包括中国对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对贸易转移五国的进口量和进口单位值①。
(2)协变量GDP和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卓越标准(IFS)数据库。利用Eviews软件根据二次插值法将季度GDP转换为月度GDP,汇率采用美元兑本国货币的当月期末汇率表示。汇总至年度的进口量和进口单位值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7经验性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模型构建和变量数据的选择,运用Stata15软件对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假设分别加以验证,进一步识别进口贸易转移的时滞性,并对模型结果作必要的稳健性检验。
7.1回归散点图
Leeetal.(2010)指出,标准的断点回归设计应该有一个简单的图形来展示“分配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优点在于增强研究设计的透明度。因此,为直观体现核心变量在断点处的跳跃性,在运行断点回归之前,首先通过散点图初步判断变量是否存在断点和断点可能发生的位置。
本文以2018年9月中国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为时间断点,绘制中国对美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硬木进口量的断点回归散点图。中国对美国硬木进口量在断点“0”点处存在明显的向下跳跃,可初步判断存在断点效应。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量在断点处也存在向下的趋势,与预期不符。但断点后可见一个小幅的向上跳跃,可能的原因是对其他国家的进口转移需要时间调整,贸易转移效应具有时滞性。图形上的跳跃是否形成断点,仍需要通过断点回归结果来确认。
7.2贸易效应分析
在断点处,分别回归中国对美国和代表性国家的硬木进口量和单位值以验证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并根据初步结果作进一步的贸易转移时滞分析。(1)贸易破坏效应。由于断点回归在操作上有不同选择,首先使用软件默认的三角核估计方法和最优带宽进行精确断点回归。
7.3稳健性检验
断点回归的分析需要经受多方面假设检验,一般同时检验以下各种情况以保证稳健性:分别汇报使用不同带宽的结果、包含协变量与不包含协变量的情形、三角核和矩形核的局部线性回归结果、进行模型设定检验,包括检验分组变量与协变量的条件密度是否在断点处连续。前文已汇报有协变量的结果,现进行带宽、矩形核和模型设定检验。
7.3.1带宽和矩形核检验
理想情况下,设定不同带宽所得到的定性结论是一致的,前文默认使用最优带宽(100%)回归。
7.3.2模型设定检验
由于本文的驱动变量为时间,而政策是无法被人为操纵的,因此不需要检验分组变量的连续性,只进行协变量的检验。在最优带宽下对协变量进行连续性验证。中国GDP在对各个国家进口量的回归断点处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该变量存在断点,说明中国进口各国的硬木变化还受到中国GDP的影响。出口国GDP和汇率估计结果均不显著,不存在断点,通过了连续性检验,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8研究结论、讨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中美贸易摩擦事实出发,围绕加征关税产生贸易破坏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理论分析,基于详细的硬木贸易数据,通过断点设计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硬木进口贸易的影响。综合上述内容,归纳本文研究结论,进行讨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8.1研究结论
断点回归结果表明:
(1)中国对美国硬木加征进口关税的贸易破坏效应显著,2018年9月后对美国硬木进口量月均减少104126.9m3,占2018年对美国月平均进口量的34.86%;对美国硬木进口单位值月均提高52.04美元/m3,占2018年对美国月平均进口单位值的8.92%。
(2)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没有引起中国硬木进口转移的发生,贸易转移行为具有时滞性,不同国家的时滞长短不同。对世界其他国家总体的进口转移发生在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的7个月后,平均每月增加548937.4m3,占2018年对世界其他国家月平均进口量的25.1%;对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和老挝的进口转移分别发生在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的7个月、12个月、3个月、8个月后,分别增加19.09万m3、6.74万m3、6.48万m3和3.75万m3,占2018年对各国平均进口量的51.59%、23.05%、19.58%和14.91%;贸易转移效应的进口单位值变化不显著。
8.2讨论
从贸易破坏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硬木加征进口关税使中国对美国硬木进口量减少,进口价格上升,这与相关文献(孙乾坤等,2020;Liuetal.,2020)中提高关税会损害双方进出口贸易的结论一致。但已有研究多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木材大类贸易(Muhammadetal.,2021)或林业产业、部门(陈勇等,2019)的影响,对于硬木研究较少,仅Zhangetal.(2020)重点分析了硬木原木、锯材和单板对美国木材供应商的福利影响,本文聚焦中国硬木进口贸易,丰富了林业领域受贸易摩擦影响的研究。从贸易转移角度看,已有相关文献谈及世界其他国家会从中美贸易摩擦中受益,通过CGE等模型显示中美的进出口贸易将会转向日本等国家(孙乾坤等,2020),这间接验证了贸易转移的发生及其时滞性,但已有文献未深入探讨其中原因。
本文以中国硬木进口贸易转移时滞为例:美国的红橡木和樱桃木等都是中国重要的优质进口木材,而木材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性商品,中国政府部门一直实行进口鼓励政策,所以在木材进口税率上一般采取优惠政策。对美国进口硬木实行零关税的最惠国待遇有利于弥补国内木材供需缺口。对美国硬木加征关税虽在林业领域有效反制了贸易打压,但这一举措仍属于“自断手臂”。中国进口美国硬木平均价格上涨,加之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走低,势必引起木材进口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
作为全球生产链的前端工序,原料价格上涨最终会转嫁到中国木材加工企业向美国输送的人造板、木家具等商品,有损双方生产商和消费者福利。为降低贸易战成本,中国在国际市场寻求原木、锯材进口替代国,美国寻求人造板、木家具等出口替代国,但由于国际木材出口形势紧张,短期内无法消化中国增加的木材需求,因此中国向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和老挝等市场的硬木进口转移具有时滞。
本文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仅研究了硬木初级产品,未涉及单板等次级产品。另外,中国通过制定关税排除清单恢复了一些美国特有的优质材种如黑胡桃木的贸易战前的关税,这对中美硬木贸易恢复有何影响,也是之后需要拓展之处。
8.3政策启示
研究结论说明中美贸易摩擦破坏了两国硬木贸易合作,对美国硬木进口的依赖使中国不能迅速在美国市场脱身,寻找新的进口来源也需要一定时间,中国硬木贸易安全无法保障。对此,提出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正确审视中美木材贸易关系,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应提高木材进口企业风险意识,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和林业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对美国进口木材种类和经营方向;强化木材进口企业间联合,增强凝聚力和话语权以共同抵抗和化解风险。
第二,强化木材贸易合作,推动进口市场多元化。降低木材进口集中度,提高木材贸易安全,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如建设“一带一路”、签订RCEP协议和建设自由贸易区等,充分利用国际平台多方施策打好组合拳,强化与贸易伙伴在林业领域的合作力度,发掘贸易潜力并提升贸易效率。
第三,建立木材贸易预警机制,警惕不确定事件的负面冲击,提高行业应对能力。当前林业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应以国内木材市场循环为主体,基于国内木材供给,加强木材安全预警的监测和防范,强化木材协会等非政府组织(NGO)信息提供能力,警惕国际木材市场异常举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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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飞1侯方淼1宿海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