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下的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投资

　　摘 要 不同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差别, 对投资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 因此用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标来探究收入不平等和投资的关系很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建立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投资决策模型, 根据模型结论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人群并构建了两类人群内部各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低收入人群人口比例这三个变量, 研究了这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和消费等渠道对地区投资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 然后在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经验分析中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值来划分两类人群, 以 25 个省级区域在 2010-2016 年间的双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检验. 结果显示, 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划分下, 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总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都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也都显著为负; 低收入家庭比例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显著为负, 间接效应不显著, 总效应也为负只是显著性较差. 该回归结果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和不同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计算指标下都保持一致, 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表明降低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和低收入家庭比例是促进社会投资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收入不平等 社会投资 空间计量 信息不对称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迅速, 社会投资额持续增加,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 从 2000 年的 3721.34 元上升至 2019 年的 30732.85 元. 人们的消费更加多元化, 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之外, 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和健康上的支出也在增加, 这些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近年来都在 20%左右. 相应的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在提高, 就业人员中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 2010 年的 23.99%上升至 2017 年的 37.4%.

　　经济师职称论文范例：乡村振兴视角下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随着钱袋子逐渐鼓起来, 人们也开始参与各种金融活动, 金融市场的规模也在日益增大, 2019 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已达到 256735.1 亿元, 相比 2002 年上升了近 12 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金融市场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一直存在, 由于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问题, 许多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限制而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开展正现值的投资项目[1]. 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一直处于高位, 2003 至 2019 年全国基尼系数都在 0.46 以上, 远高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 . 在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之外,不同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显示了 2010、2012、2014 和 2016 年收入五等分组内部的基尼系数和整体的基尼系数, 可以看到中间三组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基尼系数很小, 而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内部的基尼系数非常接近, 都在 0.4 左右. 在考虑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后, 总体基尼系数明显增高. 收入五等份组的组内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度都在 30%以上, 而组间泰尔指数的贡献度都在 60%左右. 因此不同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较大差别, 但都是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

　　根据金融理论, 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会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而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那么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是否会通过金融市场不完善进一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阻碍投资和增长呢? 此外, 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 居民的总储蓄也有所提高.

　　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越高, 居民的储蓄率也越高. 那么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是否还会通过总储蓄影响投资资金供给进而影响总投资? 同时, 当社会总收入保持不变时, 储蓄的变动也意味着消费的变动. 那么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是否还会通过消费需求而对投资需求产生影响呢? 由于地区之间的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并不是完全分割的, 某地区的投资资金供给可能来源于其余地区的储蓄, 某地区的投资需求也可能会受其余地区消费需求的影响. 那么某地区收入不平等变动是否还会通过储蓄和消费变动而对区域投资具有一定的空间影响呢? 最后不同收入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各不相同.

　　那么不同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都会对整个社会投资产生影响呢?如果影响有所不同, 那么用整体收入不平等指标来探究收入不平等和投资的关系很可能就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 为了全面了解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 我们必须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调节收入平等和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首先建立了个人投资决策模型, 根据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人群, 并构造了和理论模型分析结论相对应的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低收入家庭比例,分析了这三个变量是如何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和消费而对地区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供给产生影响, 并最终对均衡投资额产生影响.

　　然后本文以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某个区域的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对该区域投资的直接效应以及对其余地区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并指出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构建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投资决策模型, 探讨了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和消费等渠道而对地区投资产生的直接影响和空间影响; 第四部分说明了变量与数据的处理过程, 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选择; 第五部分为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第六部分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七部分对本文进行了总结.

　　2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发现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政府税收、社会不稳定性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等渠道对社会投资产生影响 [9]. 当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时低收入群体会要求政府提高税率, 而这会扭曲资源配置, 降低社会投资[10,11]. 而 Li 和 Zou[12]却认为当收入分布更加平等时, 中等收入阶级会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支出并提高税率, 因此投资和增长将降低.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还将增加社会不满情绪, 提高社会不稳定性进而减少投资激励[13]. Alesina 和 Perotti[2]对71 个样本国家 1960 至 1985 年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上述结论成立.

　　而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渠道的研究中, Bernanke 和Gertler[14]较早考虑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个人收入情况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 由于投资者无法准确的观察到企业家的投资行为, 企业家可能会有偷懒或者携款潜逃等获取私利的动机, 从而损害投资项目的整体收益和投资者的回报. 因此, 投资者会要求企业家将足够的自有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中, 以减小企业家获取私利的动机. 那些自有资金不足的企业家往往就不能借到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

　　这里自有资金和抵押品的作用相类似, 能降低借贷行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15-16]. Holmstrom 和 Tirole[17]进一步指出即使考虑到金融中介的信用增强作用, 上述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现象依然存在.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可能会使更多低收入群体受到融资约束限制而无法进行充分的投资,因而总社会投资可能会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降低.

　　Galor和Zeira[18]和Aghion和Bolton[19]分别构建了理论模型, 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时, 较大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使更多人将受到融资约束的限制而无法开展充分的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 最终经济总投资额下降.Fishman 和 Simhon[20]则从专业化技能投资的角度出发, 认为金融市场不完善限制了低收入群体在专业化技能上的投资, 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的社会中劳动分工将越不明显, 总投资和产出也将越低.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知, 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 由于融资约束现象的存在, 一个给定的投资项目能否得以开展取决于企业家自身收入的高低. 然而不同个体成为企业家从而拥有投资项目的可能性是不同的, 社会总投资和社会中存在的投资项目的数量密切相关. 很多学者发现当存在借贷约束时, 收入越高的人群会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21], 成为发明家以及企业家的概率会更大[22,23].

　　Lochner 和 Monge-Naranjo[24]认为收入越高的家庭的子女有越大的可能性接受大学教育, 而政府的助学贷款项目以及私人借贷都会放宽低收入群体的融资约束, 促进大学教育参与率的提高. Samaniego 和 Sun[2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认为劳动收入的升高能够放宽借贷约束的限制从而使更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 并最终有更大的机会成为企业家. 由于不同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当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时, 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也会发生改变, 企业家的数量以及发明创造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改变, 这些都将对社会投资项目的数量进而社会投资额产生影响.

　　收入不平等还会影响总储蓄和总消费. 目前文献发现更富有人群的储蓄率也会更高[26,27], 原因可能在于富有人群有更强的遗产馈赠动机[28]以及财富的积累能给家庭带来如权利和社会地位等额外效用[29]. Chu 和 Wen[30]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Studies, CFPS)也发现储蓄率和家庭收入水平正相关, 社会收入差距越大, 总储蓄率越高. 个人会在储蓄和消费之间来分配收入. 在社会总收入保持不变时,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提高总储蓄, 同时也会降低总消费. 储蓄会通过投资资金供给影响投资, 而消费则会通过影响生产需求而影响投资需求.

　　因此收入不平等还将通过储蓄和消费对投资额产生影响.总体来看, 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将使更多低收入群体面临融资约束的限制而无法开展充分的物资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资. 当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随收入而增加时, 收入不平等还将影响社会总体发明创造的能力和企业家的数量而影响总投资此外, 收入不平等还会通过储蓄和消费分别对投资资金供给和投资需求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均衡投资.和以往文献不同的是,

　　第一, 本文建立了理论模型, 综合考虑了收入不平等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和消费对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供给, 进而对均衡投资额的影响, 因而本文研究更加全面详尽, 对以往相关文献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第二, 本文研究了三种细分的收入不平等变量对投资的不同影响. Gobbin 等[31] 指出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式多种多样, 在具体问题研究中, 为了确保估计的准确性, 研究者需要根据模型分析结论采用与模型相一致的收入不平等衡量方式. 因此本文根据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 将人群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并构造了和理论模型分析结论相对应的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低收入家庭占比、低收入家庭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以及高收入家庭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研究它们对地区投资的不同影响.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对投资的影响路径不尽相同, 如果采用整体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研究则很可能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 并且在整体收入不平等指标下也很难对每种细分收入不平等变量的影响效果进行检验.

　　第三, 本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 考虑到地区之间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某地区投资所需的资金可能来源于其余地区的储蓄, 因此其余地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通过储蓄对某地区的投资资金供给, 进而投资额产生影响. 同时地区之间产品市场也是流动的, 某地区生产的产品会服务于全国市场, 地区生产商也会根据其余地区的消费需求而决定本地区的生产需求, 进而投资需求. 因此其余地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通过消费而对某地区的投资需求, 进而投资额产生影响. 此外, 地区投资之间可能会由于产业互补而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 也可能由于产业竞争而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的研究问题比较符合空间计量模型的特征, 因此本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

　　3 理论推导

　　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 个人的投资决策往往会受到其初始收入水平的限制. 本文先来分析收入不平等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渠道对投资的影响机制.一般来说公司是投资行为的主要载体, 但是公司是由许多人组成的集合体, 企业家是公司的灵魂. 企业家首先产生可行的投资项目的想法, 然后进行融资、项目实施和最后的利润分配. 公司的净资产越多通常也意味着企业家的收入越高.

　　因此本文用企业家的投资决策行为来类比公司的投资行为, 这样就可以为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影响研究提供一定的微观基础. 由于社会中投资项目的种类、金额以及回报率等都具有较大的异质性, 因此和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相类似, 本文对投资项目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 假设每个企业家都拥有一单位相同的代表性投资项目, 该代表性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固定为 1.

　　本文先分析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 拥有投资项目的企业家是否会由于外界的融资约束或者内在的成本收益考量而被动或主动的放弃投资项目, 也即给定的投资项目能否得到执行. 然后本文考虑地区加总的投资需求. 由于不同收入个体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是不同的, 也即不同收入群体中企业家的数量是不同的, 该群体的人力资本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企业家从而有更多的投资项目. 因此地区加总的投资需求取决于该地区产生的投资项目的总量以及投资项目能否得到执行. 本文接下来对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企业家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

　　4 变量、数据与计量模型

　　4.1 变量与数据

　　4.1.1 收入不平等变量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来计算理论模型中的三个收入不平等变量. 由于基尼系数是计算群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常见指标, 因此本文用基尼系数来计算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CHFS 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对家庭的资产、负债以及收入支出等都进行了调查统计, 连续涵盖了 2010、2012、2014 和 2016 每年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11, 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因此本文的收入不平等变量最终包含了 4 年,25 个省级区域, 共 100 个观测值. 本文用可支配收入12来衡量家庭自有资金. 该收入是税后可支配收入, 因此本文的研究将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影响排除在外.

　　5结论

　　本文构建了信息不对称下个人投资决策模型, 根据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人群, 并构造了和模型分析结论相对应的三种细分收入不平等变量——低收入家庭人口占比、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和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 综合研究了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消费和储蓄而对地区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供给的影响.

　　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下, 低收入家庭将面临融资约束的限制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开展投资项目, 因此低收入家庭比例越高, 投资需求应该越低; 而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预期不会对投资需求产生影响; 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会通过影响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而影响总投资项目的数量进而影响投资需求.

　　如果高收入者增加一单位收入带来的投资项目可能性的增加少于低收入者减小一单位收入带来的投资项目可能性的减小, 那么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增大将降低投资需求. 此外, 由于储蓄率随收入递增, 因此当保持地区总收入不变时, 低收入家庭人口占比的增加以及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增加都将提高总储蓄额, 但同时也会降低消费. 储蓄的增加将提高投资资金供给进而促进投资, 而消费的降低则会降低生产需求从而降低投资需求. 最后考虑到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地区流动性, 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还将通过储蓄和消费对其余地区的投资资金供给和投资需求产生影响, 因而对其余地区投资可能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以 25 个省级区域在 2010-2016 年间的双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 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值来划分两类人群并据此计算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 通过空间计量回归来检验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对投资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结果显示, 除了个别倍数贫困标准回归之外, 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不显著, 在所有倍数贫困标准回归下, 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总效应都不显著.

　　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显著为负. 低收入家庭占比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都显著为负, 间接效应大多都不显著, 总效应也为负, 但显著性较差. 当更换空间权重矩阵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计算方法时, 上述回归结果也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回归结果具有很高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显示不同形式的收入不平等变量对地区投资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都不尽相同, 而以往相关的文献较少对此进行了区分. 用整体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研究很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在本文的研究结论下, 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为负, 因此降低高收入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促进社会投资具有积极意义. 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 该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对总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而该群体人口比例对投资的直接效应为负, 总效应也为负只是显著性较差. 因此相较于降低低收入群体内部收入不平等来说, 降低低收入群体人口比例能更有效的提升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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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洪飞 陈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