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架起爬出“道德陷阱”的梯子

　　摘 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会因经济转型引发社会变迁，使社会滑落“道德陷阱”。在“道德陷阱”中，会同时出现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双败坏的恶劣状况，触碰或突破道德底线的恶劣行径并非鲜见。爬出“道德陷阱”需要政府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引领，更需要推动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道德重建运动。即使在有设计、方法和工具的条件下，社会道德建设也需要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多代人接力式的努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再工业化取得了巨大进展，社会变迁随之出现，社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道德陷阱”。不过，我国已经拥有社会治理功能强大、能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信用体系，将其作为一架“梯子”，可从信用和诚信道德建设角度切入道德重建，使我国快速且低代价地爬出“道德陷阱”。

　　关键词：“道德陷阱”;社会信用体系;社会变迁;社会道德重建;商业伦理重塑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遭遇的“道德陷阱”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但凡一国进入某个社会转型期，出现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变迁是必然的。社会变迁一般会引发一个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与此同步出现的是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双双崩坏。通常，这种全社会普遍性道德沦丧的恶劣状况会持续很多年，直到新的社会规则体系建立和运行为止。对于这种现象，政治学家郑永年教授得出的结论是：“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早期的欧洲和北美，还是后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1]

　　近代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都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社会道德滑坡时期，犹如坠落一个“道德陷阱”(trap of moral turpitude)，而且是无法躲避的。例如，英国和美国就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载，记录了当时它们的社会在肮脏的“道德陷阱”里滚爬的悲惨情形，而法国则对如何爬出“道德陷阱”的方式留有不少记录。

　　虽然这几个发达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文化不同，社会道德沦丧的表现形式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道德败坏程度有些差异。一个国家从农耕社会转型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容易沉沦于一种文明程度普遍降低和经济秩序混乱的黑暗期，其特征是社会道德沦丧、商业伦理崩坏和官员腐败情况并发，全社会坠落“道德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变迁使得社会关系变化超过了旧规制的阈值，旧制度丧失了功能，而新社会规则体系建设滞后于社会变迁。

　　至于一国需要多久才能爬出“道德陷阱”，取决于该国主流民族的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调整方式和力度，以及社会进步力量所采取的社会改造和救济行动的方式。理论上，“道德陷阱”现象不该是工业化时期独有的。在任何历史阶段，只要发生社会变迁，都在客观上具备了产生“道德陷阱”的条件，只不过发生在久远时代的历史事件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记载而已。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其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

　　英国从毛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开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应用为契机，开启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工业化阶段，英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迁。因此，近代最先遭遇“道德陷阱”的国家是英国。在英国工业化初期，社会上出现过所谓“羊吃人”的大规模“圈地运动”。残酷的圈地运动始于17世纪，当时英国贵族和大地主采用暴力手段，把农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①强行霸占，据为私有。进入18世纪后，他们依然操纵立法当局制定《公有地围圈法》，持续强行圈地。

　　据记载，仅在1700—1819年，英国议会就下达了460件圈地法令，被圈的土地达6 331 800英亩。圈地使大批农田的使用权被剥夺，而土地上的原住农民却未得到任何经济补偿。对所有原住农民来说，丧失土地即失去家园，丧失了基本生存保障。于是，数百万农民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拖家带口涌入各新兴工业城市，沦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产者，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存。以1821—1830年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记录为例，在这10年间，迁入城市的英国农民人数达到276万人。自此，由小农、乡绅、工匠、商人组成的英国前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瓦解，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幅降低，由1696年的75%大幅下降至1801年的35%[2]。

　　随着大批农民涌入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新兴工业城市寻找工作，这些城市出现了大面积的贫民窟。在贫民窟里，居民住房极其拥挤，环境脏乱差，公用设施极度匮乏。尽管各城市里的贫民窟面积不断扩大，仍常见农民们因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不少进城农民家庭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

　　涌入城市的农民在城里构筑出社会最底层。极度贫困的进城农民往往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有求生欲。“工人生活异常悲惨，其主食之一的土豆多半质差，干酪是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类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多半都已腐烂了。城市化早期英国各地‘食品骚乱’屡见不鲜。1764年，诺丁汉古斯市集发生过‘奶酪大骚乱’。1788年，该地发生了哄抢肉产品的骚乱。……英国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据统计，1819 年苏格兰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 89 件，1837 年已有 3176 件，1842 年增加到 4189 件。1850年，伦敦7个辖区中，贫民阶层集中的居住区犯罪率高得惊人。

　　诱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化早期，背井离乡的农民往往产生‘被连根拔起的失落感’，生存的压力使人堕落。贫民阶层靠打零工、盗窃、诈骗和卖淫维持最低生活水准。赤贫使人缺乏法制和道德观念，极易染上恶习。而受教育程度往往与犯罪率成反比。”[3]那时期，英国城市贫困阶层的居住情况严重恶化，住房拥挤，环境脏乱，相关配套设施极度匮乏，酗酒、赌博、吸毒等“违法乱纪”现象倍增，不讲卫生、粗口、无礼等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社会道德沦丧是普遍性的，城市居民随之滑入“道德陷阱”。

　　一些城市居民变成坑蒙拐骗的奸商，服务底层社会的商人败坏了商业伦理。城市居民欺负、剥削进城农民的行为习以为常，黑帮恶行也屡见不鲜。“经济价值尺度被当作衡量一切的手段，带来了一场‘弥达斯的灾难’②。在工业革命中心曼彻斯特，污水满河，浓烟滚滚，方圆几英里之内草木不生。热病到处蔓延，劳工平均寿命不到17岁，酗酒成了他们短暂生命中唯一的安慰，被称为‘逃离曼彻斯特最快的方法’。”[4]美国的工业化萌芽于 1814—1920 年。在这时期，美国也曾陷入“道德陷阱”。

　　例如，早在1860年南北战争前，美国就有大量关于南北棉花交易和股票市场欺诈的记载。20 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极其严重，黑心商人道德败坏，政府监管缺位，百姓怨声载道。利欲熏心的商人会把苯甲酸钠注入不新鲜的西红柿中，以防止西红柿继续腐烂;在蔬菜上泼洒硫酸铜，能使蔬菜看起来更鲜嫩;肉类加工企业用硼砂去除烂火腿发出的臭味;等等。食品制造领域的各种造假、欺诈和害人行为数不胜数。

　　1905 年，美国左翼记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时间。他看到的肉制品生产场景令他无比震惊。1906 年，他根据自己调查和体验，撰写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屠场》(The Jungle)，小说描写了立陶宛移民尤吉斯一家人美国梦破裂的悲惨遭遇，也描绘了当时美国肉食品加工厂的纪实场景。《屠场》中最著名的桥段是：“人们从来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剁进了香肠。

　　在欧洲，已经过了保质期的发霉、变色的香肠会被扔掉，而这里的屠场主们会把它们捡回来，经过硼砂和甘油处理后，倒进绞肉机的漏斗里，这样就重新做成香肠，在国内销售。有些肉就胡乱地堆在地上，地上满是泥土和锯屑，工人们就在这地面上踩踏，并把几百亿个肺结核细菌吐在上面。

　　有些肉一大堆一大堆地堆在库房里，库房的天棚漏水，脏水就滴落在肉堆上，上面有数千只老鼠在尽享美餐。……这绝不是在编造故事，也不是在开玩笑。工人们把库房里的肉铲到推车里，即使看到，工人们也没有心思去捡死老鼠——跟香肠里其他的东西比，死老鼠不算什么。……这些东西被一车一车地倒进漏斗里，和鲜肉一起被绞成肉馅儿，做成香肠，然后端到人们的餐桌上。”[5]

　　1906 年的一天早晨，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屠场》。猛然间，他大叫了一声：“我中毒了。”紧接着，他就把仅吃了一半的香肠统统扔出窗外。当年，他就任命哈维·威利(HarveyW. Wiley)组建新机构，并亲自督导了一场“食品安全问题”全国大检查运动。从社会效果看，正是《屠场》这部小说，催生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作者厄普顿·辛克莱后来感叹道：“我本想打动公众的心，却不料击中了他们的胃。”1898年美西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组织骑兵队奔赴古巴。结果战斗没能让军队减员多少，反而是后勤供应的国产变质肉罐头，让数千名美国士兵病倒。时任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迈尔斯将军(GeneralNelson Appleton Miles)就此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政府供应给陆军的牛肉罐头比敌人的子弹厉害，杀死了更多的美军士兵。法国的工业化大约出现在1760—1875期间，因为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动荡，所以其工业化时期在时间段上并不连续。

　　与英国相同，法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本质和最深刻的社会变迁是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在社会学家的笔下，城市化初期的法国，农民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在1840年代，一位游历了勃艮第(Burgundy)乡村的巴黎人感叹道：‘人们无需去美洲寻找野蛮人。’1851年，法国经济学者阿道夫布朗基在考察了法国许多村庄后，这样描述农民与城里人的差距：‘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两种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彼此视为外国人。’

　　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在 1840 年代中期政治上失意之时游历欧洲后，这样描写法国城乡人口的差距：‘他们之间没有交往，没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各自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星球上的居民。’巴尔扎克在其小说《农民》中对这时期的法国农民也有过生动的描写，当时法国农民的落后状况闻名于世。”[6]19 世纪中期，随着法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农民涌入首都巴黎，他们一改传统的进城打短工的习惯方式，举家搬进城市，使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个法国城市出现了贫民窟。

　　法国城市中的贫民窟也如英国，脏乱差、疾病蔓延、犯罪率高、治安差等问题不胜枚举。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国家，其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与英国大不相同，使其在“道德陷阱”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资本聚集，资产阶级也壮大了。法国资本家勾结官员，用钱腐蚀官员，出现了遍布全国的官商勾结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政府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而这却是英国未曾出现过的社会现象。

　　一些法国资本家甚至取代了原贵族，取得了对工人群体的合法伤害权，攫取到更大的经济利益。1849—1867 年，卡尔·马克思在伦敦撰写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面揭示了欧洲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本质，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坠入“道德陷阱”，遭遇到的道德沦丧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个人道德(含职业道德)、商业伦理、文明(公德)、违法违规、政务腐败失德等各类问题，而且具有社会普遍性。

　　给当时身处“道德陷阱”中人们的感觉是，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的道德水平快速下降，丧德违规的行为触目惊心，触碰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底线的案件层出不穷。200多年前那些投身英国社会百年道德重建运动的精英人士有这种感觉，而且著书立说记录下来。国际上，对英国百年道德重建运动进行研究的文献资料很多，却极少被介绍到我国。

　　在亚洲，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也在进入工业化时期遭遇“道德陷阱”，虽然没出现英美等国那种极度糟糕的社会道德沦丧局面，但其社会也出现过大幅道德滑坡状况。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为阻止社会道德水平下滑和重塑主流价值观，曾开展过很多年的道德教育运动。再如，二战后才建国的新加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也曾陷入过传统道德价值失落和社会道德明显下滑的道德危机状态。为此，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主导过一场持续多年、轰轰烈烈的社会道德重建运动。

　　二、各国应对“道德陷阱”的方式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滑落“道德陷阱”，但最终也都爬了出来。在 18 至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转型期，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1485—1603 年)建立的旧社会制度被摧毁了，而适应工业化社会的新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建设则严重滞后，致使英国社会沦陷于“道德陷阱”。

　　在英国社会坠落“道德陷阱”之后，面对当时极其糟糕的局面，英国若干股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了一场与工业革命同步进行的社会改良行动，包括作用于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百年道德重建运动。鉴于英国基督教会的卫斯理宗(Methodists)①是在同时期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因而这场运动被称为“福音运动”。英国的百年道德重建运动始于1787年。

　　那年，在英国国会议员威廉·韦伯福斯的鼓动下，国王乔治三世颁布了《鼓励虔诚与美德宣言》，这是该运动启动的标志性事件。其后长达百年的道德重建运动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共同建设，这与我国春秋时期管仲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同理。在文明建设方面，在这场运动中唱主角的是基督教会。基督教福音主义提出了返回本心，先拯救个体，再改造社会的路线;以精神觉醒、道德自律和社会服务为主要举措。在卫斯理宗信徒榜样作用和感召下，各界大批精英人士出钱出力，在社会上倡导福音主义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以个人献身精神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风尚变革。

　　那时，社会精英人士组建了不同界别的志愿者团体，深入下层社会，建立医院为下层社会民众提供免费或平价医疗服务;募集财物救济贫民;敦促政府解放奴隶;提倡禁酒禁赌;教育和挽救妓女和小偷……当时，大批贫困家庭的儿童进工厂做童工，使得英国的文盲人群迅速增加。1780年，福音派信徒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出资聘请教师，在每个星期日的教会礼拜和圣餐过后，将儿童留下学习读写算。

　　他在自己办的日报上呼吁推广这种教育方式，发起了主日学运动。他的倡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据《教育杂志》报导，到1840年，英国北方工业城镇已有2/3的儿童参加主日学活动。另外，公共图书馆在各城市出现，打破了阶级的界限，不分贫富，所有纳税人都能在同一个场所免费阅读，共享知识。19世纪，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曾得到数倍增长。在物质建设方面，英国政府有计划地拆除贫民窟，设法为所有居民提供住宅，并大规模推进公用事业设施建设。

　　1855 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了《首都管理法》和《消除污害法》，通过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卫生条件，达到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的目的。1875 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公共卫生法》，开展“健康革命”，根除霍乱等传染病的传播，规范民众的各种不讲卫生行为。为了使贫困的病人能得到医疗救助，英国政府于 1855 年颁布实施了《医疗救济法》，规定不能因为病人进入济贫医院就医而被视为接受救济者，也不能剥夺这些人的任何公民权。

　　三、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道德滑坡问题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各领域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1979年后，改革开放使我国出现了经济体制和社会人文的转型，大规模的城市化又在不断改变国人的生活方式。所谓“经济体制转型”，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过渡、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过渡。所谓“社会人文转型”，主要包括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过渡、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生活方式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人格形态从依附型向自主型过渡、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推进的工业化不算是初始工业化，仍然引发了社会变迁，也遭遇了“道德陷阱”。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领域的商业伦理败坏情况，李玉琴描述道：“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种种‘道德滑坡’或‘道德危机’现象。这种道德滑坡或道德危机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表现即为经济诚信的道德缺失。

　　经济诚信的道德缺失引发了经济领域中的诚信危机，诚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速度和效率，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妨碍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经济增长受损，而且还助长了各种虚伪假冒、投机取巧的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滋生猜忌、隔膜和不信任感，使社会风气恶化。

　　……商品市场以假乱真、坑蒙拐骗、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民谣概曰：‘除了飞机大炮，什么都敢假冒。’更有甚者漠视人民的生命安全生产注水肉、黑心棉、毒大米、毒瓜子、毒猪油，以兽药充人药。1999年对283家名优生产企业的调查表明，16类产品650种几乎全被假冒。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各级工商部门共查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违法案件 16.85 万件，案值 2960 亿元，罚没金额 49 亿元;共查处假冒伪劣物资总值1985 亿元，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12 931 个;查处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67万件，罚没金额7643万元。”[10]

　　四、社会信用体系

　　架设起快速且低代价爬出“道德陷阱”的梯子21世纪初，政府认识到我国社会道德滑坡和商业伦理崩坏的严重性，决定进行全面性和系统性应对，标志性事件出现在 2001 年。2001 年 4 月初，国务院成立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并指导、部署和协调各项专项整治行动①。

　　在组织保障方面，该领导小组在原国家经贸委②设立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整规办)，承担各项具体工作。鉴于政府的治理和监管力量有限，工作上存在大量的部门间协调，在整规方法上，全国整规办主要以整治重点领域问题的方式，即根据每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分别确定各阶段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再组织实施规模治理;在重点领域的选择和确定上，全国整规办采取抓突出问题方式，抓出直接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问题，再集中力量进行一个阶段的整治。

　　五、结语

　　自 1978 年底起，我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幅度巨大，触发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出现了大比例的市场经济成份，社会上人口流动的数量和速度空前，城市化比例倍增，人际交往形式和人文文化都产生了巨变。

　　4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对现代工业做了产业分类目录，中国是全球唯一完整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工业部门的国家。应该说，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启动了再工业化进程，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持续至今。

　　也就是说，中国仍然处在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还在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也呈多样化。与此同时，适应我国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的社会规则体系建设滞后，特别是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化上出现了相对滞后的时间差。

　　因此，应该承认我国也没能躲避过“道德陷阱”，前文描述的诸多道德滑坡现象可视为证明。工业化时期会出现特定形态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又必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果政府没有快速采取应对措施，新社会规则体系的建设必然滞后，出现道德迷失或滑落“道德陷阱”不足为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曾遭遇“道德陷阱”，但它们在爬出“道德陷阱”之后，能迎来经济繁荣。遭遇“道德陷阱”不可怕，重要的是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有必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采取科学且系统的应对之策。因此，我国政府需要：

　　(1)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重建社会道德”和“重塑商业伦理”的号召，不宜再采用各部门独自应对的方式，而应以社会系统工程支撑的道德重建方式应对;(2)作出完整的从物质文明建设到精神文明建设框架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社会信用体系这个已有的功能强大的工具，顺着信用和诚信道德建设切入的路径逐步扩大范围，并使全社会都能参与其中;(3)规划并逐步健全包括相应法律在内的社会规则体系，厘清不同层级规则，并使其“各司其职”;(4)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权威部门应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明确要收获怎样的主流价值观和适配的先进文化;(5)顶层设计时，应考虑国际因素，中国要参与和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应展示中国发展模式的榜样力量。

　　总之，对即将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的我国来说，欲使社会快速和低代价地跳出“道德陷阱”，既需要科学方法，也需要时间。我们应该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要使中华文明鹤立于世界先进文明之林，需要在科学且精准的设计方案指导的条件下付出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作为支持我国社会道德重建和商业伦理重塑的重要工具，需要在顶层设计中确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技术支撑的地位。当然，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远未建成，我们仍需要建立健全它的各项功能，并做好使它能够长期良好运行的规划。

　　参考文献：

　　[1]郑永年.重建中国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9-10.

　　[2]邹穗.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福音运动[J].世界历史，1998(3)：55-62.

　　[3]胡常萍.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的转型：以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伦敦贫民窟的空间改造为中心[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1：15-16.

　　[4]Richard D. Altick.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M]. NewYork：W. W. Norton & Company，Inc. ，1974：184-185.

　　[5]厄普顿·辛克莱.屠场[M].薄景山，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168-170.

　　[6]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2.

　　作者：林钧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