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进步驱动区域消费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摘要：以 2006—2020 年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三大区域的消费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从金融地理与金融科技融合的空间视角，基于通信系统从 4G 到 5G 迭代升级的时间维度，实证分析数字技术进步与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 1) 整体而言，数字技术进步是三大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动能，其能级的提升与区域金融生态体系的协同发展密切相关; ( 2) 在空间分布上，从数字技术的赋能强度来看，长三角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在效率提升方面最为明显，京津冀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在规模扩张方面最为受益，而三大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在结构优化方面受到的赋能强度较为均衡; ( 3) 从 4G 升级到 5G，数字技术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金融市场小幅提升、京津冀区域大致持平，而长三角区域则是提速进步。究其原因，长三角区域基于电子商务应用方面的快速成长，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京津冀区域拉开差距。

　　关键词 数字技术 消费金融市场 金融地理 高质量发展

　　引言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在经济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十四五”规划指出“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此目标下，消费金融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生力军，如何在新时代以创新驱动市场发展，如何以高质量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当前亟待研究的前沿课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呈现出科技引领以及区域分化两大特征: 一方面，站在金融科技的视角，数字技术驱动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以5G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可以让更多人群，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从而分享到更多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

　　消费金融论文：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反思与监管建议

　　另一方面，基于金融地理的视角，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呈现区域结构不平衡的特征，主要数字科技资源集聚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三大区域，并且在科技要素市场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助推下，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愈加显现。鉴于此，本文以 2006—2020 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空间布局和时间演进的双重角度研究数字技术进步对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效果，以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科技创新驱动消费金融市场发展探寻理论依据。

　　文献述评

　　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有关技术进步驱动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前正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阶段。我国学者对该项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考虑到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包括金融市场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以及效率提升;[1]因此，数字技术进步能否成为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动能，关键看数字技术能否与具体的地域环境相融合，形成对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结构、规模以及效率三个方面的积极赋能。

　　( 一) 数字技术影响区域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作用机理数字科技赋能消费金融市场的普惠发展是大势所趋。[2]在海外市场方面，Bruhn 等以墨西哥阿兹特卡银行( Banco Azteca) 开展“自然实验”，该银行分支机构在特定的区域( 原有的 Elektra 商店) 开业，发现金融科技准入对于低收入个人和银行渗透较低地区的个人客户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从而有助于区域个人信贷规模的扩张。[3]

　　在国内市场方面，黄益平等以大科技公司提供信贷服务为研究对象，发现科技信贷能够有效降低缺乏信用历史的借款人的融资门槛，提高金融普惠规模。[4]杜兴洋等基于 2007—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创造了新的金融产品，拓展了金融机构的受众面，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新契机。[5]从地理空间上看，张芷若等指出我国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由此形成规模差异。[6]

　　结合上述文献梳理，本文提出数字技术影响区域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作用机理如下: 金融机构借助数字技术创新金融产品，根据消费者偏好以及使用习惯精准提供触达目标用户的营销方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由此拓展服务半径，扩张消费金融市场的普惠规模。基于以上观点，提出研究假设 1。假设 1: 数字技术进步是区域消费金融市场规模扩张的新动能。

　　( 二) 数字技术影响区域

　　消费金融市场结构的作用机理信息和电信技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以此改变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7]在海外市场方面，Consoli从长期角度( 19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 将零售金融服务的演变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作比较，结果发现英国零售银行业的演进是信息技术开发商、服务供应商和客户参与的行业结构变迁过程。[8]在国内市场方面，田杰等研究发现: 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征信体系的建设水平，降低信贷服务成本，由此助力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信贷资金投放，减少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失衡所引起的资金外流。[9]

　　颜建军等基于 2000—2018 年中国 31 个省( 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进而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10]从地理分布的角度，田霖等指出科技改变金融生活，除北京、上海外，全国金融包容性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 东部地区金融包容性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域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11]

　　结合上述文献梳理，本文提出数字技术影响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结构的作用机理如下: 数字技术进步有助于征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消费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城乡之间消费金融服务均衡化，从而优化消费占 GDP 的比例结构。基于以上观点，提出研究假设 2。假设 2: 数字技术进步是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新动能。

　　( 三) 数字技术影响区域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机理在金融市场效率层面，Repkine 认为信息通信技术( ICT) 能够方便人们获取信息并且共享信息，从而有效减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形成外溢效应和正外部性，由此提高金融市场整体效率。[12]在海外市场方面，Tavneet 等发现: 肯尼亚移动货币信息系统 M-PESA 的使用提高了人均消费水平;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该系统提高了消费效率。[13]

　　在国内市场方面，张俊英等研究指出，数字技术在消费金融市场的全流程应用和赋能可以有效打破传统模式中“消费者黑箱”的束缚，从而提高消费信贷的效率和准确率。[14]章杨清认为互联网数字技术已经深入渗透到消费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有效提升了消费金融市场的服务效率。[15]张呈磊等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提升了融资效率。[16]基于空间分布的视角，王仁祥等研究发现，我国科技与金融的耦合效率有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效率的提升具有政府依赖特征，金融市场机制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17]

　　结合上述文献梳理，本文提出数字技术影响区域消费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机理如下: 数字技术的运用有效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通过构建差异化服务策略、动态化管理方式以及智能化运营决策，全面提升消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基于以上观点，提出研究假设 3。假设 3: 数字技术进步是区域消费金融市场效率提升的新动能。综上，国内外关于数字技术赋能消费金融市场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 1) 在研究视角层面，缺乏从金融科技与金融地理的交叉视角，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进步对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效果，探讨复杂勾稽关系下的作用机理; ( 2) 在事件研究层面，基于通信系统从 4G 到 5G 迭代升级的时间维度，数字技术的重大突破对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的影响尚未得到学界剖析; ( 3) 在研究对象层面，鉴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过往研究多以珠三角消费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需从空间维度对港澳消费金融市场进行整合，弥补该方面的研究不足。针对以上三个问题，笔者构建本文的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本文以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① 三大区域的消费金融市场作为研究对象。由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公开披露较为全面和丰富的互联网指标数据自 2006 年起，因此本文以 2006 年为研究基期，截至 2020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年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PS 数据库以及 Wind 数据库。

　　( 二)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根据上文归纳的作用机理，笔者从消费金融市场规模、效率以及结构三个维度分析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被解释变量分别用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人均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个人消费贷款余额 /GDP 表示。

　　2.解释变量: 为全面评估区域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本文借鉴李礼等的研究成果，[18]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作为信息数字设施的代理变量、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作为网络普及程度的代理变量、快递数作为电子商务应用的代理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网络发展环境的代理变量，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一个综合得分，即数字技术发展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解释变量。

　　场的其他因素，借鉴李礼等[18]、韩先峰等[19]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区域经济背景、区域财政背景、区域社会背景以及区域教育背景四个维度入手，分别用地区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支出总额、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区域高等教育人数比例表示。

　　计量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一) 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 2006-2020 年三大区域的面板数据，通过豪斯曼检验发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此外，由于本文选取的是省级( 或特别行政区) 数据，三大区域之间可能存在“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因此笔者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并结合white-period 稳健方法，以减少时期异方差以及省级异方差产生的不良影响。

　　根据计量结果显示，数字技术进步是助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消费金融市场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以及效率提升的新动能，假设 1、假设2 和假设 3 均得到验证。但是，在数字技术的赋能强度上，三大区域的正向反馈出现一定差异:1.数字技术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金融市场的正向效应相对弱于京津冀区域以及长三角区域。

　　究其原因，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当前也面临相当大的挑战，三种货币存在显著差异的金融基础制度以及金融运行特点。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虽然是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动能，但却不是万能，其赋能功效的提升亟须与区域消费金融生态体系有机融合、协同发展。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技术赋能消费金融市场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 1) 在移动支付层面，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仍然存在一定障碍。首先，从支付习惯来看，区别于内地的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港澳地区的移动支付具有一定普及率，但是实际使用率依然偏低。以香港为例，目前香港市民最常用的支付渠道为现金，其次为八达通，而手机移动支付占比仅约 20%。其次，从支付工具来看，以内地普遍使用的微信支付为例，虽然香港居民可以通过微信在两地进行支付，但其使用的是微信“香港钱包”，与内地居民使用的微信“钱包”之间无法实现资金划转，且“香港钱包”必须绑定在香港开立的银行账户，而不能绑定在内地开立的账户。此外，澳门居民目前无法使用微信进行支付。

　　( 2) 在个人信用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征信数据跨境流动较难实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征信合作尚存在征信法律法规差异、监管差异、征信发展路径和发展程度差异、征信技术标准不统一、信用信息共享的利益诉求不一致等诸多现实障碍( 亚洲金融智库) ，[21]而京津冀区域以及长三角区域的征信数据合作完全不受上述问题的困扰。由于消费信贷与传统的抵押贷款不同，债务人无需以实物作为担保，而是以个人信用为保证; 因此，消费金融市场的持续发展以及消费金融业务的高效运营需要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及互联、互通、互查机制支持。[22]鉴于此，在目前征信数据跨境流动存在障碍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金融市场的功效自然出现折扣。

　　( 3) 在跨境汇款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实行额度管理并且手续复杂。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长期定居广东，日常消费中的大额汇款需求日益增长，如医疗、装修等。然而，目前政策对港澳居民汇款仍有严格的额度管理。具体而言，境内换汇每年有 5 万美元限制，跨境汇款每日超过 5 万美元需要准备资料; 香港对境内汇入有每人每日 8 万元人民币限制; 澳门对境内汇入也是每人每日 8 万元人民币限制。[20]另一方面，港资银行、澳资银行与内地银行互设营业网点数量较少，跨境汇款常常面临开户手续复杂、账户利用率低等诸多问题，影响了在广东定居的港澳人员消费活动便利性，进而制约了数字技术赋能大湾区消费金融市场的效果。

　　2.数字技术进步对长三角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的效率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与长三角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就消费金融市场而言，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率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的存贷业务效率、资产管理效率以及普惠服务效率等方面综合配套，得以有效延展。

　　( 1) 基于存贷业务效率的视角，通常情况下三大区域的金融机构贷存比表现为长三角最高，粤港澳次之，京津冀最低。在此背景下，长三角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的数字技术赋能效率通过金融机构存贷业务效率的传导而得以有效放大。特别是 2015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正式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超 75%的监管“红线”，此后三大区域的存贷比差距逐渐拉开。这意味着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在线上营销、智能催收等消费金融场景中，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更高的存贷业务拓展效率，从而维系较高的存贷比。

　　( 2) 基于资产管理效率的视角，在 2010 至 2020年间，通过横向比较消费金融行业的人均资产规模、机构平均资产规模等指标，长三角地区显著高于京津冀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由此表明长三角地区的消费金融机构管理经验更为丰富，能够用较少的人力和机构管理金融资产，这其中数字技术的赋能功不可没。具体而言，在长三角地区涌现出陆金所、恒生电子等数字技术实力雄厚的科技公司，赋能区域消费金融机构通过优化经营战略和架构，摒弃依靠传统网点的“人海战术”，不断精细化运营，有力地提升了资产管理效率。

　　( 3) 基于普惠服务效率的视角，三大区域的金融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京津冀表现为主次型单一结构，北京位于绝对优势; 长三角则是以上海为龙头的多中心均衡结构; 珠三角为穗深双核结构，深圳的上升趋势明显。[23]如此的区域金融结构最终表现为，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最高，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均衡，区域内部虹吸效应不像京津冀区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一样明显。金融结构上的均衡分布，有助于数字技术与消费金融行业的融合发展，从而提升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普惠效率，因此长三角更具优势。

　　3.数字技术赋能京津冀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效果更为明显。这与全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的构成比例密切相关，即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及互联网机构为补充。具体而言，截至 2020 年年末，商业银行个人消费性贷款约48 万亿元，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贷款余额 4927.8 亿元，头部互联网融资平台 360 和乐信的贷款余额分别为 921 亿元和 760 亿元，[24][25]在营 P2P 网贷平台全部停业。[26]

　　( 1) 基于商业银行的主体视角。首先，总部位于京津冀区域的商业银行规模体量占据绝对优势，特别是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大型金融机构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所在地，金融资产规模总量占全国一半。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在资金流动总量、区域内部资金流动规模、地区间资金流动规模等方面，北京一直稳居全国首位，这些金融资源禀赋是其他区域所无法企及的。

　　其次，京津冀区域的商业银行数字技术投入力度大。众多商业银行在京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如中国银行设立中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光大银行成立光大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商业银行在内部与外部重构金融科技架构，如中国工商银行的组织架构不断做出优化调整，构建“一部、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的金融科技布局。

　　( 2) 基于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及互联网机构的补充视角。在持牌机构方面，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分别设立了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及河北幸福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布局完整，规模业内靠前。在互联网机构方面，小米、百度、京东等国内顶尖互联网企业，纷纷在金融科技方面加大投入，基本形成了涵盖各个消费场景的全业务版图。在产业生态方面，京津冀依托中关村强大的数字技术研发实力，在移动支付、个人征信、监管科技、互联网保险等应用领域涌现出了一批领军企业。以上因素为数字技术赋能京津冀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 2006—2020 年间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三大区域的消费金融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和 white-period 方法，从金融地理与金融科技融合的空间视角，基于通信系统从 4G 到 5G 迭代升级的时间维度，实证研究数字技术进步与三大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 1) 整体而言，数字技术进步是三大区域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动能，其能级的提升需与区域金融生态体系有机融合、协同发展。

　　( 2) 从数字技术的赋能强度来看，在效率方面，数字技术的赋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存贷业务效率、资产管理效率、普惠服务效率等方面综合配套，得以有效延展，长三角区域消费金融市场获得的数字技术赋能效率最佳。在结构方面，数字技术进步对三大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较为均衡。在规模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京津冀区域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效果更为明显。

　　( 3) 通信系统从 4G 升级到5G，数字技术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金融市场小幅提升、京津冀区域大致持平，而长三角区域则是提速进步。究其原因，长三角区域主要是在电子商务应用方面的快速成长，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区域拉开差距。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弥补数字技术发展短板，缩小数字鸿沟。数字技术赋能消费金融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须在数字基础设施、网络普及程度、电子商务应用以及网络发展环境等方面齐头并进。相关政府部门亟须通过横向比较，发现不同区域在数字技术发展上存在的短板，由此开展整体性规划，有的放矢地促进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创新，不断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从而高效赋能消费金融行业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第二，健全消费金融生态体系，致力融合发展。数字技术与消费金融的融合程度直接决定了科技创新要素以及金融资源的流向，是区域软硬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建议从地方基本情况出发，建立健全适宜数字技术与消费金融有机融合的生态体系，在政府引导下，达到金融资源、信息科技要素、市场中介以及消费群体之间的协同共生，由此持续助力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以及效率提升。

　　第三，加强规则机制顶层设计，实现互联互通。科学谋划广东与香港、澳门在消费金融领域共同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规则协调，发展相应的合作机制，建立有关的合作机构，打通该领域互联互通的堵点、痛点和难点，从而更加便利港澳居民在移动支付、跨境汇款等生活和工作所需服务。

　　第四，加大区域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双层监管模式，既要在消费金融科技创新领域打造区域性优势，又要遵循“全国一盘棋”的原则，防范客户群体的过度下沉、过度授信衍生的金融风险。通过建设全国性的数字化消费金融监管平台，加大监管力度，增强消费金融市场风险的态势感知、分析评估和预警处置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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