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他者话语化用的反思与构建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自我书写、历史重述及身份认同等重要问题的实践中，存在着对地方性知识、后殖民主义理论、生态批评等他者话语化用的内在逻辑，但也因主体性问题意识的悬置，存在着理论化用的片面性、问题域的混同以及理论产生背景的忽略等问题，从而陷入“游离”“迷失”“焦虑”等“他者化”困境。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制的价值追求，构成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的基本范式。研究者在批评实践中要立足该范式，注重观念层面、策略层面以及实践层面的守正创新，树立集“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视野，为世界多民族文学发展繁荣提供中国智慧，进而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资源。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学科建制来看，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以及多民族文化文学共同繁荣，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精神资源为根本任务。可以说，这种“特质”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七十余年建设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多民族的文学共同体的建设，指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①。但是，部分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这种特殊性重视不够，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批评主体性建构的游离，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因西方他者话语理论化用的泛化，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一度陷入“言必及西方”的“批评窘境”，②造成了“主体性”问题的悬置，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批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当前，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他者话语化用反思，探究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重构的可能路径，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资源，可以说必要而迫切。文章围绕“自我书写”“历史重述”“身份认同”等几个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以地方性知识、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影响较大的他者话语理论为例，立足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探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化用他者话语的内在逻辑、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建立集“民族-中华-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视野的可能路径。文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在化用他者话语时，一方面因自我与他者问题的共通性，存在彼此之间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构成化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因化用中自我主体问题意识的悬置，陷入了“他者化”困境。

　　文章提出，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化用他者话语时，要坚守学科建制的初心使命，明确自身主体性问题意识，即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他国文化成果的兼容并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一、自我书写的游离：“地方性知识”化用的反思少数民族作家如何书写各自民族的独特性，促进多元交流与一体的巩固，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键问题。“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提出以来，确立了民族身份、民族题材及民族语言等三个主要划分标准。不同学者虽然在三者的平衡上有所偏重，但“民族身份”作为划分标准成为共识。

　　历史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a。具体来说，这种“自在自觉”的“实体性”既包括“一体”中的“多元”实体性，也包括“多元”共融的“一体”实体性。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如何实现自我书写变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自我书写”的问题，由于创作及批评者主体性问题意识的悬置，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不断进行“自我确认”的游离状态。这种“游离”或囿于主流文学批评逻辑，或陷于他者话语“套路”。地方性知识理论话语的引入，表面上缓解了少数民族文学如何书写自我的困境，实际上却因化用理论的片面性以及自身主体性问题的模糊性，导致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实现自我书写问题上游离不定。具体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地方性知识话语的化用呈现出自主选取的片面性，表现为主要聚焦在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忽略了以劳斯为代表的科学实践哲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

　　如果说，吉尔兹主要是通过非西方的“特殊性 / 地方性”，解构以西方为中心的认知的普遍性，挖掘的是非主流的差异性、特殊性、地方性“知识”的重大意义。那么，劳斯则站在知识生成过程，还原普遍性科学知识本质上的地方性，解决的是“全球性 / 普遍性”与“地方性 / 特殊性”之间在知识形成过程的冲突与分裂问题，提出“普遍性知识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转移的结果”b。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性知识话语的引入，从对地方文化的 挖掘方面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视野。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话语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家因作为“内部眼光”的拥有者而具备了地方性知识阐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他们通过对自身民族独有“风情”的描述，解构了他者话语视域下固有的印象，实现了自身民族文化的彰显与民族身份的构建。

　　由此，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内部，“长期被视作边疆的知识体系的少数民族知识也摆脱了简单的‘文化戍边’的意义，正在不断被挖掘出内在的个性魅力”c。但必须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话语化用的片面性选择，也导致了实践中偏重“地方性阐释”的“多元”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普遍性生成”的“一体”融合。既有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到这种偏差，但多是站在“中国遭遇西方理论”的中西二元对立的观念上进行批判，忽视了主体片面性选择化用的内在原因，以及本土经验与他者话语之间相互融通的问题。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地方性知识话语的化用，动力主要来自少数民族文学解决书写自我问题的内在需求。

　　历史上，少数民族多处在自然地理以及政治文化等空间的边地，因长期作为“华夏边缘”，逐渐形成了固化的、刻板的认知误读。正如王明珂所言，“在中原之人的一种特殊观看、观察与描述角度下”的认知，往往“呈现的是人们对于‘边疆’不足、错误且有偏见的理解”。d 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华夏边缘”的存在，相关叙事与研究呈现出猎奇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历史上“华夏-夷狄”的二元叙事区隔。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话语的学科建制，被赋予了“加强民族团结”“提高人民政治觉悟与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及“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等任务。

　　a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民族身份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划分的主要标准，使得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内部眼光”拥有者的合法性得到确立。各民族地方文化民俗，也因此经由各少数民族作家自我书写得到大范围呈现，如玛拉沁夫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1)中的草原独特风貌、袁仁琮小说《打姑爷》(1962)中的侗寨民俗“打姑爷”等。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潮流的影响，以及消费主义等的冲击，但其自我书写诉求始终延续着。其中，“民族特质”在 1986 年被提出，论者认为民族特质“既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存在的条件，又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辨识的胎记”b，这将少数民族文学自我书写实践推上新高潮。表面上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少数民族作家由“十七年”中对自身民族“落后”观念的批判者、独特民族风情的呈现者、社会主义建设的讴歌者，转变为多元地方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实质上，以上现象整体上来看是少数民族作家作为“文化持有者”，通过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张扬，突破固化的知识认知体系，表达多元一体格局中共通的价值情感与理想夙愿，进而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的精神资源。其中，民族性的张扬在地方性知识强调的“内部眼光”“深描”与反普遍主义的地方性中得到了理论支撑。

　　地方性知识话语一方面为解构固化的民族形象认知提供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为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弘扬各自民族文化提供学理依据。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所处区域独特的自然风光、历史传统以及民间文化，以一种文学题材的形态，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实现自我书写内在诉求，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化用地方性知识话语的内在合法性依据。但遗憾的是，由于理论化用的片面性选择，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化用地方性知识理论时，重民族性张扬，而轻共同体夙愿。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叙事，既是传承个体民族历史文化、丰富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同时更作为一种公共性话语，担负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乃至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正是基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意在推动民族团结共荣的考量，文艺界在大力弘扬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也提出了“批判地吸收和传播其(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好的东西”的主张。c具体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地方性知识话语的化用，有助于推进对文学创作实际的批评实践，但需要进行“批判性诊断”的审视。d 否则，研究者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只会片面地追求“多元”而忽略“一体”、追求一厢情愿的异质性而忽略共通性特质，或者进行隔靴搔痒的个人化想象性构建，e 以及陷入对既有理论话语的普适性操演，甚至地方主义的窠臼。由此，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容易一方面形成对少数民族文学自我表达问题的片面化观照，另一方面造成批评视野窄化与批评问题意识的偏差，从而陷入理论化用的他者化困境。

　　这不仅影响批评者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客观评价，而且不利于发挥文学批评引导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因此，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化用地方性知识等他者话语中，要处理好“多民族个性”与“中华民族共性”的多元一体关系，从地方视野上升到国家视野。研究者一方面要明晰少数民族文学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在题材、审美趣味等地方性特质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所呈现的地方性“也是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形态统属之下的各种分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形象的呈现”a。因此，在理论化用上，研究者要注重对吉尔兹与劳斯地方性知识概念的融合吸收，进而推进多元与一体的融合共建，促使各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自我书写展示，转化为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享资源。在批评实践中，研究者要注重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理论批评的引导与建构，还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多民族之间、多元与一体、地方与中央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进而从中凝练出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二、历史重述的迷失：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化用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如何通过历史重述，展现多元与一体，以及一体内部多元之间的历史关系，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面临的重要问题。刘大先曾这样评价，“对于历史的每一次重新叙述，都是在对过去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重构了历史的脉络、谱系和一整套的认知结构，重新塑造了关于历史的一系列的知识和情感态度，进而作用于现实”。b 例如，“十七年”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重述，放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等宏大历史叙事中，由此形成的话语张力既隐喻了少数民族自身从奴隶到主人的革新，也阐释了建立共和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与走向多民族繁荣富强的现实必然性。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的历史重述问题带来挑战。目前，既有的研究已有不少反思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化用问题，但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化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反思方面，主要偏重于探讨理论本身的普适性，很少立足少数民族文学内部，从学科史角度探究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是否存在化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研究者只有找到批评话语与批评对象的内在关联，才能准确地理解把握“化用”的限度问题。

　　概要来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化用的内在逻辑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对历史重述问题的思考。刘大先从民族文化学角度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书写，作为记忆整理过程对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记忆把族群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之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血脉相连和休戚与共。族群文化记忆的断裂，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自我意识乃至主体的丧失。因为记忆本身带有强烈的主观回溯与虚构色彩，不可能恢复到原初的真实，这使得对于记忆的叙述——‘历史’带有诸多的想象和建构”c。刘俐俐站在理论化用的有效性视角提出，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重新审视“东-西”历史经验的后学话语，可激活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塑造”“本土经验再现”“人民性与民族性”等问题的新思考 d。

　　可以说，如何重述历史，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关联的逻辑起点，也是二者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事实上，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思考“历史重述”的问题时，部分研究者在强调“民族特质”的基础上，走向完全他者化或者用排他性来塑造“自我”的迷失境地。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兼具“反思”“批判”，以及“解构传统、消解权威和中心”的“后学”理论 e，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本土学界言说中国问题的关键词”，同时也以“诸如民族性、他者、文化身份、民族认同、话语权力等变相话语”，“规约着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言说范式、价值取向、话语指涉及批评思维”。f 导致部分批评研究片面地放大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民族性和差异性。必须清楚的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表现出“孤岛式的描写”，主要是受到“个人化”“寻根式”以及“反思性”等历史叙事观的影响，由原来注重宏大历史的叙事转向聚焦个体民族历史的挖掘。这种背景下的历史叙事虽然多表现为对单个民族历史或文化的聚焦，但必须明确的前提是，这种偏重多元历史的挖掘，整体上是中华民族一体视域下的多元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书写。

　　因此，直接以他者理论话语为遵循的“强制阐释”，既不符合原作者的本意，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思考历史叙事问题上有内在关联性，但不能掩盖二者在问题域上的本质区别。前者立足的是东西方侵略与被侵略的殖民关系，主要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通过对殖民“历史叙事”的解构，来缓解殖民者(西)-被殖民(东)的二元对立关系，寻找新的对话可能性。后者立足的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通过共同历史经验的叙事，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a。

　　部分研究者在化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时，忽略了所用理论与批评对象在问题域方面的本质区别，以他者话语的问题代替批评对象本身的问题，完全套用他者话语逻辑，直接把研究对象作为既有理论普适性的验证，从而悬置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特质，只看到了少数民族作家历史重述的异质性叙事，而没有看到他们构建多民族国家共同历史经验的努力，以及建构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思考。部分研究者在此基础上，甚至陷入族裔民族主义的歧路，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同比于拉美文学、非洲文学以及美国族裔文学。这种将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作为既定理论话语逻辑进行解剖的做法，悬置了历史经验的重大差异，导致研究观点脱离了中国实际。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呈现逐渐融合是大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平等作为根本性政策载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得到实施，标志着“几千年来的民族不平等关系”在法律上与实践层面的根本结束。“十七年”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回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伤，鼓舞各民族群众共建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时期以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多元之间以及多元与一体之间，如何在现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实现团结奋进，成为新的历史任务与挑战。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建设方面的举措有：成立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设立骏马奖等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创办国家级文学期刊杂志《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组织民族文学相关会议，以及建设民族高校、民族语言专业课程等。总的来看，从反帝反封，反压迫反剥削，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事实来看，中华民族不断融合是主流。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各民族团结共进是基础。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作为这一历史事实的阐释者，通过多元与一体的融合叙事，塑造多民族国家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直是其文学表达的核心观念。

　　因此，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化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等他者话语时，既要看到理论本身具有的意义，更要立足本土经验，辨析理论背后问题域的区别，构建切合自身实际的理论话语。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处理历史叙述的问题，研究者要立足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特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挖掘少数民族文学中“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 的共同经验，b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重述构建，还原“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c，认识到各民族的命运汇集成的轨迹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伟大实践和所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历史蓬勃发展中“永不断裂的链条”d，通过批评实践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夯实基础。

　　三、身份认同的焦虑：

　　“生态批评”化用的反思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如何表征作家个体、族群的身份认同，以此来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要问题。身份认同作为个体对所处社会文化的归属感体现，多出现在族群内部裂变与个体流动之际，不仅关系着“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主体性存在质问，而且也夹杂着不同族群、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权力政治话语的角逐。伴随着全球化及数字化的发展，跨域流动交往空前密切，在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多变性、不彻底性、未完成性、开放性、可能性、多元选择性和差异性”的流动中，a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愈加复杂。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主要受到女性批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他者话语的影响。生态批评作为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批评方法，从表面看似乎与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认同问题内在逻辑关联不太密切。但实际上，少数民族作家基于环境破坏引起的家园流失之痛，以及独有的原生态生活体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生态写作文本。而在批评实践中，这些文本却常沦为生态批评理论普适性的操练场，表现出一种通过高扬民族独特生态经验反思现代化进程的批判倾向。由此，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及研究者也将民族生态写作视为建构族群身份的重要标识，表现为一种生态书写 /批评的差异性艺术与异质性特征。

　　概要来看，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认同问题与生态批评话语的结合，受到生态批评自身发展逻辑的影响，存在着一个从身份标识到文化阵痛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一方面受到文学批评界对生态批评化用的影响，表现为站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二元论立场，注重挖掘边缘群体生态智慧，并将“边缘-原始-生态”作为少数族群的身份标签。生态批评最早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生态批评家约瑟夫•W.米克的《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的出版为标志。米克首倡“文学生态学”的概念，主张借用生态学知识“审视与挖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b。

　　1996 年，彻丽尔 • 格罗蒂菲尔蒂提出生态批评就是一门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并指出了生态批评主要关注生态危机、环境灾难的问题与检验导致这种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机制。中国生态批评借鉴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话语，也偏重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的二元论立场，进行古代生态智慧的挖掘转换、生态文学的评论实践、本土当代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以及关于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等方面的研究。

　　c 在此视域下，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态经验成为少数民族群体独特身份的表征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通过与后期生态批评的直接对话，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引起的文化创伤与身份阵痛。理论演进上，随着对女性主义批评、环境正义、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借鉴，生态批评逐渐从关注自然写作的“荒野”研究，转向关注同一环境下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研究。在此视域下，白人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男性中心主义受到批判，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环境正义问题得到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生态书写与批评也由此呈现出新的趋势，“不仅是揭示了一种生态问题，而是在传达一种文化消失后的哀痛心态，一种身份迷失后的彷徨心态”d。

　　事实上，少数民族长期所处的边疆地区的高原、草原、沙漠、森林、大山等自然因素，不仅提供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与生活空间，同时也在人与自然长期的互动中，形构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身份认知与精神空间。而当现代化进程将固有的形态打破时，个体流动性加强，族群文化受到挑战，身份认同出现危机，这些潜在的物理元素以及由此所形构的精神空间，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外在形象认知与实现民族身份内在认同的重要标识。这为少数民族生态书写与批评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化用生态批评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这种多向联动的驱使下，生态批评话语成为国内引入西方批评话语中颇具广泛认可性的批评理论;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写作体现的生态智慧，不仅作为对抗现代化环境危机的重要话语资源，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有强化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倾向。必须注意的是，生态批评话语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生态写作文本的结合，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合理性，但不加反思地引用也存在问题隐患。特别是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研究者仅仅将少数民族文学生态书写视为族群身份标识与民族文化阵痛的做法，不仅会加深少数民族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双重变迁下身份认同的焦虑，而且会遮蔽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写作作为中国生态话语重要组成部分的整体视野，以及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资源的独特价值。

　　首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表征的生态问题，因边缘群体的精神文化空间变迁与族群身份认同等问题的介入，生态与族群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独特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普遍性。伴随着社会经济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各民族原本依赖的固态的生存环境，被不断流动的新生活方式逐渐替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各民族之间的流动性更加频繁，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惑更加凸显。少数民族群体原本拥有与自然亲密联系的族群记忆，促使他们的生态写作显现出一种独特生存经验的复述与追忆特质，通过“生态记忆”“最后一个”以及老人形象塑造等方式，来表征身份认同的焦虑。而事实上，这种身份流动的悬浮与回望故土原乡所构成的精神情感焦虑，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群体正在经历的生活方式变革，同时也是全人类都正在面临的现代化转型的问题。

　　其次，中西生态问题都有现代化危机的相同背景，却也存在因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差异所致的特殊国情。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生态问题的发生原因、应对理念以及治理目标上存在本质区别。从发生原因来说，西方国家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生产体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中国除了受到现代工业污染的影响之外，主要受到了人口基数大、整体教育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历史因素和现实国情的制约。从应对理念及治理目标来看，西方主要沿用了帝国主义思维，以西方中心主义与种族主义为驱使，采取环境污染转移策略 a，形成将污染转嫁给第三国家或少数族裔生存地区的片面的、策略性的处理理念，旨在谋求自我的发展。中国则在民族平等、共同富裕的理念下，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的是实现整个中华民族以及世界人民及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

　　因此，研究者在化用生态批评等他者话语时，不能简单地沿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话语阐释中国经验，更不能陷入强化差异性异质性的窠臼，而需要回到创作的实际，回到历史现场，从国情的特殊性以及少数民族文学自身规律出发，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书写不仅仅呈现出独特的生态智慧与独特的身份意识，同时还作为中华民族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越了西方批评话语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论预设、环境正义的对抗性姿态，彰显了中华民族 “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与生态实践。

　　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创作与批评实践，一方面凝聚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经验，缓解不同民族由于生存环境改变带来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与审美表达的焦虑，同时也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等公共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四、完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可能路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他者理论话语的化用，是中国文学研究近现代以来与西方文明成果碰撞交流的缩影。通过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例证探究化用的内在逻辑、存在问题可见，简单套用他者话语已很难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和价值意义做出准确判断。从当前世界形势来看，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b 在此意义上，文学批评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向内协调各民族“我之特性”(自我书写)、“我之历史”(历史重述)与“我之何从”(身份认同)的自我认知，增强“多元一体”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外提炼中国经验，化用他者话语而构建中国话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中国智慧的现实需要。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只有在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任务基础上，通过处理好多元之间、多元与一体、本土经验与他者话语的交流融合，辨析他者话语适用的限度以及自身问题域的特殊性，才能树立一种集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视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可以从观念层面、策略层面以及实践层面进行探索。

　　首先，观念层面上研究者要立足中国实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体问题。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化用他者话语的问题，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区域多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具有共通性与类似性，同时存在着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研究者悬置自身的主体意识，完全套用他者话语，不利于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事实证明，他者话语化用的泛化，既违背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制的初心，也脱离了中国实际状况，更不利于构建少数民族文学自身批评理论话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同样面对纷繁的各种“主义”(理论话语)，胡适与李大钊有过关于“主义”与“问题”的经典讨论。他们对于“主义”的功用虽然表露出不一样的看法，但是都强调了“主义”要立足于推进“问题”解决。a 即对于“主义”的选择，必须在明确主体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基于现实需求推进自身“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主义”的浪潮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证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意识就是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通过实现多民族文化文学的共同繁荣，凝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共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特质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实践深化民族团结的历史任务，而且明确了基本实践路径，即强调多元一体的交融共进，通过书写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今天，研究者只有在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体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厘清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才能在探究各民族“自我书写”“历史重述”与“身份认同”等具体问题之际，有效化用他者理论话语，不脱离问题本身陷入他者化困境。

　　同时，研究者只有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视域，批评实践中自身的问题域才不会被悬空，如此也才能有效汲取他者话语资源，构建自身话语体系。其次，策略层面上研究者要破除封闭固化的学科壁垒，狭隘片面的民族主义以及单纯的学术视野等观念的束缚，重视批评视域的跨越性、现实性与超越性。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化用他者话语的弊端，不能成为全盘否定他者话语的说辞，不能从完全他者化转向完全拒绝他者的另一个极端，更不能忽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制的特殊现实意义，从而阻断历时与共时层面不同话语之间的多元对话。

　　最后，实践层面上研究者要确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为中国经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的全球视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通共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为中国话语的一部分，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不仅要具备对内与各民族建构认同相通、对外与人类命运相通的话语属性 b，而且作为一种中国经验要发挥联通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实践功能。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再次表明面对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作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世界提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经验，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稳定持续发展提供和平安全的外在环境”c。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为不同国家民族共存共荣提供价值观基础，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共治和共同发展提供基本依据”d。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依据的“民族平等交流、团结共进、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学共和”格局，以及具备的求同存异、共建共赢共享的共同体精神，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成功经验，势必有助于其他国家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也有助于现代化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进而为人类建设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共同家园”e提供中国智慧。

　　五、结 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他者话语化用反思与自身建构研究，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之所以陷入游离、迷失、焦虑等他者化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偏离了自身的主体问题意识，即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设置始终以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以及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凝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为根本任务。通过对地方性知识、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他者话语理论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的运用考察可见，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他者话语的化用既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也存在着理论化用的片面性、问题域的混同以及理论产生背景的忽略等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要明确自身的主体问题意识，在化用他者话语时，注意理论化用的全面性以及对相关问题域与理论产生背景的辨析，避免批评实践脱离创作实际，脱离论说的问题场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还要突破二元对立思维，看到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规律与他者话语之间存在的共性，以及对他者话语辩证吸收、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特质有内在延续性，是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的根本路径。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超越了血缘关联与文化纽带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国内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建构的实践”，对内起到了“团结各民族为一心，凝聚全体国民为一体”的实践效果，对外实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互联共通”。a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树立一种集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视野，担当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以具有跨越性的开阔视野兼容并蓄，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繁荣，进而实现“‘民族文学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有效建构共同体美学”b，让新时代的多民族文学，在尊重差异性的同时，进一步彼此促进、互动融合，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构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力量，不仅要致力于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发展，也要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作者：杨建军　张　涛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