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心理机制研究

　　[摘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的表征，反映了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接触与互动的方式、内容及动态过程。由生活性交往、地缘性交往及结构性交往等构成的民族交往层面，由语言交流信息交流及资源交流等构成的民族交流层面，以及由血缘交融、习俗交融、信仰交融及心理交融等构成的民族交融层面共同生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同层级。从心理学视角来看，交往交流交融是不同民族在文化接触、文化碰撞、文化选择、文化心理相融等心理过程中产生的同化、顺应和吸收等信息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多重回路且循环往复运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机制。

　　[关键词]民族;民族关系;交往交流交融;心理机制

　　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历史上经历过数千年曲折而复杂的进程。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的统一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保持，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的结果。为世界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为人类的发展走出了光辉道路。”[1]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真实写照、是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同时，亦是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作为构成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推动着民族团结与共、和谐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不同群体接触的发生逻辑，在接触范围内存在着递进关系，它反映了民族间接触与互动的不同层面，因此而产生了各民族共生场域与共融平台。可以认为，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只有达到“共生互补、共融相依”的关系，才能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2]。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关系和谐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除了要关注民族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外，在更大意义上各民族对他文化的尊重、认同与接纳，形成同质性文化构型的过程，更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对民族接触与互动进行深层研究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题除了需要从其外部效度进行研究外，更需要我们从内部效度入手进行深入研究。透过影响民族关系的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深层解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需要进行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要分级解析构成要素并探讨其大脑的信息加工系统。

　　一、历史的视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纵观世界民族发展历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意义。“印度人更是善于激励和加强与他们交往的各民族人民自身的精神力量。印度群岛，而且恰恰是爪哇岛，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引人注目的证明。在这些地方，当我们看到印度特色的时候，往往也可以看到当地的本土特色是如何把印度特色据为己有，并以此为基础继续进行自我建设”[3](P35)。世界各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不能忽略的一个要素就是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文明可以从一个民族内部产生出来，随后便成为那种不总是能够得到解释的精神升华的见证。反之，如果它从异邦被移植入一个民族的话，它可能会传播得更加迅速，并且也大概会更广泛地渗透进智慧状况的所有领域，但是，它对精神和性格所起的反作用的强烈程度却不会相同。”[3](P34)

　　(一)历史进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我国自华夏文化诞生起，就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地辐射、扩充，吸收新鲜血液，以控制更为广大的地域。先后以镐①和洛邑②为中心，东到大海、西至甘肃一带，其疆域的扩大以及涉及民族的众多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及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秦灭亡后，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前206-8)。

　　汉朝在中国多民族大国的缔造中，起过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1]汉朝积极向西、向北发展，将西域、漠北等地以及匈奴等民族纳入自己管辖范围。自汉以后，儒、释、道等文化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北方少数民族大批进入中原，出现了众多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遇，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在碰撞与冲突中走向互补与融合。

　　隋朝虽只存在了38年，但结束了中国近三百六十年的大分裂状态。唐朝是继两汉后的大一统时代，其恢复和巩固了对北部和西部疆域的管辖，加深了与西藏的联系。统治者提倡，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政治、经济氛围。宋辽夏金时期，中国又处于第二次大的分裂割据时期，各民族在分裂中锻造着各自的文化。元朝对中国的再一次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亦使各民族从分裂走向聚合。“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合为一体了”。[4](P4)

　　民族文化在多元中走向融合。至明清，尤其清朝是中国几次大统一的持续和完善，中华文化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高潮。纵观中国历史，各朝历代就没有停止过民族间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其中大的民族迁徙、流动与大融合时期有炎黄时期至夏朝、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国至辽宋金元，最后是明清时期。中国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也创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思想体系

　　由上述古代中国国家发展史可见，中国有过几次完整的大统一的历史，经历了分裂—统一—分裂的分合过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复不但没有使中国的历史、政治与文化和传统中断，更没有使中国的文明中断。经过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反而凝聚成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文化体系。

　　而在此体系中，不同民族在思想与文化上进行着交融却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如，纵观“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之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5](P79)，此为民族在接触与互动中，在文化层面上进行交流与交融，从而形成共性的文化，亦可称为同质性文化。“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相互交往中，形成了文化上的同质性和相似性。汉族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密切的历史交往中产生的文化上的同质性和相似性，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适应和认同汉文化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1]

　　在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文化的同质性与相似性是民族融合的基础和动力，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互补性与包容性是民族融合的前提和途径。可见，“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经历过数千年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国家的统一程度愈来愈加强，最终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下，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国家传统的传承不断线、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伟大国家。”[1]其间，各民族经历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

　　二、三个层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级解读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反映着民族关系的表征与进程。我们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以分解为民族关系的三个层级，即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该层级反映了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接触与互动的方式、内容及动态过程。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分级研究，从民族间接触的深度、广度及方式、内容及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该问题。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规律指示了民族关系的层级与进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在互动中的三个不同层面，是民族关系的具体表现。尽管在实际的民族互动过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常常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但为了研究方便，我们还是对其进行分解。下面分别就这三个层级进行分级解读。

　　(一)民族交往

　　“交往作为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间起着整合、沟通、协调和融合与促进发展的功能。”[6](P53)民族交往是从民族接触开始的，民族接触是民族交往的开端，而民族交往则是民族交流交融的前提和基础。民族交往不仅仅是维护和发展人们之间关系的纽带，亦是构成社会之基本途径。正是由于人们之间、民族之间不断的交往，才能使信息得以交流与传播、资源得以共享与分享、生产生活得以互补。

　　生活于相同或不同地区的民族因各种可能的原因产生接触、进行互动与交往，其交往是多向度的，涉及到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从我们在多民族地区的研究来看，民族交往的向度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生活性交往。生活性交往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接触，产生的交往。以我们在新疆的调研为例，一些比较重大的节庆以及其他诸如婚丧嫁娶等场合，维吾尔族和汉族会互相问候，并馈赠礼物。例如春节，村里的汉族就会邀请维吾尔族到他们家里做客，款待以瓜子、核桃之类的干果。同样，维吾尔族的诺鲁孜节、古尔邦节等，汉族村民也会受到邀请和热情的招待。

　　互相馈赠和共同的节庆，为双方的互相了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拉近了二者间的心理距离。“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然而，它又是最少引起人们的反思，最少吸引理性探究目光的领域。”[7](P7)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劳(PeterM.Blau)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交换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交换。[8]这种互动中的交换行为，可以为人们带来社会赞同、尊重。[9](P169)这种接触与互动中的交换实为交往的一种形式。

　　地缘性交往。地缘性交往是民族间发生交往的主要因素之一。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产生接触的可能性和频度要比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多。尤其在古代，民族之间的接触与往来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地域因素起到很大的作用。居住于同一地域或邻近地域的民族在交往上的频度要大，对地域的认同感也要强。如居住于新疆的各民族都有“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的共识，这是一种跨越民族的认同，更有地域性认同与交往的优势。陈寅恪先生在论及有关民族融合时说道：“血统、地区都在变化，而所谓某族人，往往不是依据血统，而是依据地区”[10](P97)。

　　可见，地缘性交往是民族交往的重要方面，是为“因近而来，因邻而往”。结构性交往。在哲学上，“结构”是要素在时间、空间上的排列方式，或排列程序、或组合方式。事物都有结构，这里主要指的是社会方面的结构。就结构性交往而言，交往语境的不同往往导致交往密度和深度的差异。如，我们在新疆调研时注意到，工作场所是各民族交往发生最多的地方，其次是贸易场所和学习场所，发生在居住场所和娱乐场所的交往相对较少，宗教领域的交往通常在信仰相同的民族间发生。“各民族间形成相互交结的、插花的、分散的聚居、杂居和散居状态”[11]即为空间性结构，民族地区的“互嵌式”居住格局亦为空间性交往的一种形式。

　　在南疆农村，维吾尔族和汉族与其他民族邻居的交往交流还是比较多的。以阿图什市园艺村为例，该村原为阿图什园艺场，是典型的维汉杂居社区，维吾尔族较多，其交错杂居格局已经持续了多年。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建设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实现民族间的结构性交往亦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民族交往是由民族接触开始的，“交往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与行为，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序列，与不同的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6](P53)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性行为(相互作用)却是以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它是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和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6](P57)民族交往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这里仅以生活性交往、地缘性交往和结构性交往等要素为视点，来解读民族交往互动。

　　(二)民族交流

　　民族交流始于民族交往，在民族接触、民族往来的同时进行文化选择，发生民族交流。“交流”即交往主客体之间将彼此的拥有与对方进行互动、互传与互换的过程。民族交流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包括语言交流、信息交流、资源交流等方面。

　　语言交流。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11](P166)作为交流的工具，语言交流在民族交流中有着重要意义。语言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是交际的功能、一个是历史传承的功能，这两个功能也决定了语言的长期性和稳定性。[12](P167)

　　实际上，恰当的语言就是一种战略资源，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语言是一种象征资本，得到恰当的语言训练的人们可以将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13](P102)。语言可交流可传承、是工具亦是资源，在不同民族进行交流时发挥着重要功能。信息交流。无论是古代还是在科技发展的现代，信息交流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传递信息、信息交流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通过信息交流，“交往的主客体将自己的文化、习俗、知识、经验等以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与沟通，进行相互理解，并力求达到影响交往对象的感知、思维和态度，从而达到调整或改变其行为的目的。”[6](P99)

　　信息交流发生于民族互动与往来的始终，就民族共同体而言，准确的信息能增进民族间的良性交流，从而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而相反的信息则会增加误解与交流障碍。资源交流。资源交流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包括了经济资源、能量资源、空间资源等的交流。“民族间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资源需要的结果。对外交往越主动、越频繁，对自己的发展就越有利，获取的包括信息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就越丰富”。[6](P100)

　　就拿经济交流来说，我国的辽阔地域与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游牧民族一般生活于广袤的草原，在苍茫草原上放牧着牛羊，以生产畜产品为主，畜群为其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相对单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生产生活资料比较多元，基本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同时农耕民族又有着对诸如牛羊肉、奶制品及皮毛等畜产品的进一步需求，而游牧民族又需要农耕民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这样双方就进行频繁的交易与交换，换取不同的生产生活资料以满足各自所需。即使在现代民族关系中，资源的交流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前文述及的在南疆维汉杂居村落中，两个民族种植的作物不尽相同。

　　汉族多种蔬菜，兼营少量玉米、葡萄等，维吾尔族则多种植各类瓜果，很少或不种蔬菜，因而在双方的交往中，互相馈赠农产品成为一项重要内容，汉族经常送维吾尔族一些新鲜蔬菜，维吾尔族也经常给汉族一些干果。可见，对民族发展而言，资源交流意义之广泛。民族交流发生于民族交往基础上，由于接触、交往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交流是在接触与互动基础上的选择性反应，亦即并非所有接触过的都能进入到交流层面，而是交往主客体根据各自的需要所进行的选择性反应。这些交流有语言交流、信息交流、资源交流等方面。

　　三、心理机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信息加工系统

　　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这是一个与民族心理活动相关的，从外部效度进入内部效度的心理过程。心理机制是人们在行为上对某种情境所表现出的习惯性的反应方式，即心理结构的内部结构和过程。认知心理学家把人脑看成一个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认为人的心理机制由信息的获取、存储、加工和输出或使用等阶段构成。我们认为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在互动中的信息加工过程，同时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心理机制。

　　四、结语

　　民族因为交往交流交融而产生了优势互补，互相借鉴，因为交往交流交融而产生的共生单元间互为依存、互补共赢。尽管这种共生单元间可能有竞争和冲突，但各民族只有在尊重他民族(包括历史、文化、习俗等)基础上，方可扩大共享领域的互补性、增进合作关系。透过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启发我们进一步认知人类不同种族、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共生行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经过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是各民族共生行为的基础与平台，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共生互补”是人类之间、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基于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对于改善与促进民族关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践行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主流意识及指导思想，我们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深入研究。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级分层入手，对民族关系进行分解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其结构与意义;再进一步从心理学原理及民族心理学理论出发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机制进行深层研究，梳理分析以接触→碰撞→选择→相融等为环节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从而分析刺激→同化→顺应→吸收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1]杨建新.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西欧大国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2]许宪隆.构建共生互补型多民族和谐社会的思考[J].学习月刊，2008，(10)下半月.

　　[3][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4]韩瑞林.元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李静.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相关刊物推荐：学习月刊创刊于1986年，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讲师团主管的综合性政治理论期刊，是中宣部重点关注、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理论期刊，是全国理论、教育期刊的知名品牌，连续被评为全国省级政治理论优秀期刊、湖北省优秀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