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年11月27日 分类:教育论文 次数:
摘要:综合评价将教学改革的关口提前到招生环节,迎来高考改革的“2?0时代”。作为高考统招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综合评价打破高考“大统一”的局面,建立多维评价体系,有利于高校精准选才,弥补高考统招模式的诸多不足。然而,科学性、公平性和成本与效率问题成为制约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
如何科学制订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提高自身的招生能力成为试点高校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公众对综合评价录取结果公平性的质疑和高昂的招录成本成为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发展的重重阻力。因此,试点高校应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提升招生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以确保综合评价的科学性;建立和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以确保综合评价的公平性;推行远程面试和校友面试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关键词:综合评价;高考统招;评价指标;面试;科学;公平;成本
高考与面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录取机制的基本模式为:申请参加综合评价的考生,在统一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一本线后,可报名参加由学校组织的面试考核,由统一高考成绩和面试成绩共同决定录取结果,从而将教学改革的关口提前到招生环节。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1]2013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2]。综合评价已由书面文字变成一项切实惠及部分考生的制度红利。
2007年,中南大学率先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综合评价录取”名称进行试点招生,迈出标志性的一步[3],把综合评价录取从体育、军事、公安和艺术等特殊类型院校与专业,扩大到普通文理科院校与专业。2011年,继中南大学试点改革之后,浙江省启动“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2012年,东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高校和广东省开始综合评价试点;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面向全国试行综合评价;201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加入综合评价录取改革;2016年,同济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启动结合评价招生试点,此时,综合评价试点高校已达88所。[4]
据统计,截至2017年,实施综合评价招生的院校数量较2011年增长25倍,招生计划数量增长32倍。[5]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在高考成绩方面,综合评价录取的学生普遍低于普通高考统招的学生,但其后续发展并不落后甚至还领先于普通高考招录的学生。[6]自此,综合评价录取改革步入快车道,以综合评价录取等为标志的新一轮招生制度改革,迎来高考改革的“2?0时代”[7]。
一、综合评价是高考统招录取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
高考统招录取模式与其他招录形式相比,在效率、公平和规范性方面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尽管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其所具有的科学性、规范性、公平性和规模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从中国现状看,高考分数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运用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它仍不失为一种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其他考试制度无法替代的。假若取消统一高考,对于弱势家庭考生来说,他们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力将更是无从谈起的。[8]29但是,高考的“大一统”局面,也确实造成较多负面影响。
譬如:“一考定终身”“智育至上”,导致应试教育成风,忽略素质教育的发展;学业负担重,高分低能,知识和能力结构畸形,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成“材”教育的过度追求,与教育的成“人”目的背道相驰;等等。导致这些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大统一”的高考制度长期以来占据着霸主地位,几乎成为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9]3。
在长期以高考文化成绩作为普通高校最主要甚至唯一录取依据的大环境下,推进素质教育沦为一句口号。如何推进素质教育,走出“应试圈”,就必须配套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打破高考“唯分数论”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以统一高考和高考分数作为确保公平公正选才的根基,看高考分数而不唯高考分数,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实现多元选才。
综合评价是打破高校招生录取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是对国家考试招生制度的一种改革[10]。综合评价强调的是评价要素的组合方式,在统一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强化高校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察,以期实现高校与考生之间的“精准匹配”[11]。广义的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模式是指以高考为基础、融入其他评价方式和内容,并以此作为招生录取依据的招生模式的统称。
广义的综合评价录取既包括公安、体育、艺术类等特殊类型院校在高考基础上对体能素质、思想政治、心理健康素质、体育素养、技能、艺术等的加试,又包括目前普通高校开展的自主招生、综合评价、“三位一体”等招生录取形式。狭义的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模式是以高考为基础,辅以多种评价方式和评价内容,侧重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并以高考成绩和多种评价结果为录取依据的招生录取模式。
狭义的综合评价录取,如中南大学的“综合评价录取”、浙江“三位一体”招生录取等,是与保送录取、自主招生等并列的一种招生录取形式,与后者的区别在于:保送生是高校单独考核,且不以高考成绩为录取依据;自主招生的选拔定位不是强调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是侧重于考察学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一)综合评价录取模式的优势
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模式,从选拔形式来看,考生获得参评资格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高考成绩,只有超过规定分数线的考生才有资格申请参加高校的综合素质评价。试点高校一般依据计划招录人数及报考人数的比例,按统一高考成绩从高到低的原则确定考核名单。从录取方式来看,试点高校以考生的高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考核成绩进行权重加总后的总成绩作为最终录取依据。
整个录取过程既体现高考的权威性又维护社会的公信力。从资格的获得到最终录取的结果,统一高考成绩成为重要参考,但是,与此同时,综合评价还兼顾对高考分数以外的“综合素质”的考查,为试点高校精准选才、科学选才提供有益途径。高校综合评价与高考统招形式相比,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高校综合评价以“统考+”作为选拔模式,打破高考“大统一”的局面,建立多维评价体系。尽管高考成绩在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的结果上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是,对于获得评价资格的考生而言,高考成绩不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标准。
对于一部分在统一高考中发挥欠佳的考生来说,可以通过综合评价凭借自身较好的综合素养取得较好的考核成绩,从而改变自己的不利状况,获得更大的发力空间。以上海市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为例,高考文化成绩占60%,高校综合素质考核成绩占30%,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10%,为考生提供更多的选择路径[12]58。综合评价录取模式,通过笔试、面试多个环节对考生进行系统考查,避免“唯分数论”,能有效消除“一考定终身”及“偶然因素”的消极影响[13],推动高考招生录取从“选分”到“选人”,是推进高考改革的有效举措。
其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有利于高校“精准选才”。参与综合评价试点的高校,可以通过面试更加直观而全面地评估考生,从而选拔出更切合自身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学生,获得更为优秀的生源。在高考统招模式中,高校仅能通过分数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等进行粗略判断,无法对考生个性特点、人际沟通能力、兴趣爱好和责任意识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考查,容易招收到“高分低能”的学生。
在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中,分数等智力因素不再是唯一标准,高校可根据自身专业特色及对生源需求,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对考生进行多方面考查,能更多地关注考生在人文素养、科学思维、问题解决、人际交往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潜质,其针对性、适切性更强。此外,综合评价能充分考虑考生的禀赋差异、环境差异,对考生是否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综合素养进行全方位的判断,帮助考生找到自己最为擅长的专业领域,提升高校招生的精准性。
(二)多元化的录取方式可以弥补高考统招录取模式的不足
高考在测量考生的智力水平、认识水平方面的有效性早已得到证明,但是,高考统招制度最明显的缺点是统考分数决定论。而在分数决定论下,对于考试标准答案的过分追求导致更为重要的教育元素及创新能力被忽略。[14]此外,统一高考无法有效地测量考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方法和品格的综合素养,以至于“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存在。谈及高考的功能,最多的负面消息是“高考指挥棒”导致应试教育。
然而,“高考指挥棒”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只要优等的教育资源仍然稀缺并存在竞争,只要社会还需要用客观公正的考试方式来甄别和选拔人才,那么“高考指挥棒”现象就不可避免,并成为一种常态和客观存在。如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同样存在“高考指挥棒”现象。[9]8客观地说,统一高考也存在许多正面功能,这种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为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和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做出重要贡献。对待统一高考,我们不是要将其“一棍子打死”,更不是将其“请进坟墓”[15],而应提升招考的科学性,以科学推进公平,从而发挥选拔英才、服务教育的本质功效。
单一手段选拔学生易于偏颇,造成学生恶性竞争与片面发展,综合评价恰好可以与高考统招录取模式形成互补关系,通过“笔试+综合面试”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16]20。既看考生的统一高考文化成绩,也看考生的平时成绩;既看考生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看考生的综合素养。高校组织的综合测评通过面试全面考察学生的交流、沟通、表达、领导等能力,从而弥补标准化考试的不足。从近年出台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不难看出,“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学生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评价已普遍受到欧美发达国家高校招生人员的青睐。[9]5
综合评价可以作为高考统招录取模式的有益补充。首先,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消除“见分不见人”“以分数论高低”的弊端,突破分数的桎梏,从而引领和推动基础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综合评价录取树立分数与素质并重的招生理念,引领考生在关注高考科目知识积累的同时,更加关注自身能力素养的提升,以期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次,综合评价拓展招生录取的维度,有利于高校精准选拔出“最适合生源”,在提高生源质量的同时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所谓术业有专攻,高校也一样,各高校都有着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办学目标、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这就必然会有对人才选拔的特殊要求。高校综合评价,可以通过制定符合自身办学目标和专业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为考生提供更加清晰的发展方向,使考生明确进入某些特定专业领域所需具备的知识素养和能力素养,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有目的”地进行学习,使个性发展成为可能[12]60。而这些,又恰好是高考统招模式难以克服的短板。统一高考可以考察学生的基本素养,而综合评价则能更直观、全面地考察学生的特质,刚好可以与统一高考互为补充,从而弥补高考统招模式的不足。
二、高校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考试招生制度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在这场改革的历程中,科学选才和公平选才是贯穿始终的两条主线[17]。综合评价录取模式试点十余年来,取得一系列的实践成效和理论成果,已经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但是这种招生制度本身还存在着不完善之处,因此备受争议,面临的问题亦不容忽视。
(一)科学性问题:如何科学选才成为综合评价录取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
高校自主测试的科学性是综合评价录取改革的基本保障,缺乏科学性的考试招生制度无论其多么公平都是低效乃至无效的。要做到科学选才,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专业的招生队伍缺一不可。然而,在评价指标体系和招生能力方面,综合评价试点高校却面临着诸多问题。
首先,高校制订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受到质疑。高校自主测评是综合评价的必备要素,测什么?怎么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高校自主测评的时间和内容来看,一次短时间的面试能否真实反映出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差别?尤其是那些难以在面试中直观呈现的隐性才能和创新潜质。还有,面试考官的个人偏好和学科背景是否会影响考生的评分?如何保证不同考评小组的评价标准能大体一致?这些都是人们所质疑的问题[18]。
因此,为保证综合评价录取的信度和效度,确保招生结果的公平性,建立一个科学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变得至关重要。然而,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又是一项艰难而又复杂的工作,对招生能力已严重退化的中国大学来说更是一个挑战[19]21,这成为实施综合评价录取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
其次,高校的自主招生能力有待提高。综合评价招生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各学科领域专家、教育学专家和心理评估专家等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但是,目前多数综合评价试点高校没有专业的招生队伍,在招生人员数量和专业能力上不能担负起综合评价的面试工作[16]20。自主招生能力的不足已成为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改革和发展的制约因素。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工作,要求高校明确人才选拔的目标和定位,自行设定选拔标准,设计考核内容,同时还要保证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效度和信度,以高校现有招生队伍的数量和专业背景来说难以达到要求。
因为高校的自主招生能力已经严重退化,目前中国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的顶尖大学,在自主招生能力方面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没有积累起足够的鉴别和选拔人才的经验。[19]21此外,从全国综合评价试点高校的招生简章也不难看出,其招生能力不足突出表现为招生选拔的标准太笼统,定位不清晰,缺乏相应的维度与具体指标。
“目前的高校招生章程大多关注专业级差、总分相同时优先录取、招生志愿不足如何处理等‘行政性’问题”[20],因招生能力不足,导致能体现专业特色与素养要求的招生录取标准过于笼统、无法言明。而且,各个学校对选拔标准的设定大同小异,“科学思维”“学科特长”“人文素养”“人际交往”等成为各校招生简章中的高频词汇和基本条件。这些概念抽象的评价考核标准,让考生在选择报考学校及专业时只能跟着感觉走,无法做出清晰的定位。
(二)公平性问题:能否公平选才成为制约综合评价录取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综合评价录取的快速发展,吸引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发对公平性的巨大质疑。
首先,弹性评价指标的介入影响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以“笔试+综合面试”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不可避免地,包含面试教师主观因素的弹性指标会介入其中。在当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稀缺且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综合评价难免会被赋予高利害的属性[21]。高利害的招生过程很难避免不良社会因素的干扰,会出现各种程度的舞弊腐败权钱交易。[8]30如果考试由于其设计等方面的不合理造成不同人群的考试成绩有不同的意义时,这个考试就欠缺公平性。[22]在全面考核人的知识能力与品行素养方面,综合评价虽然比标准化考试更有效,但是,在可信度方面却很不稳定,这主要源于综合评价所包含的弹性评价指标。
其次,由于制度与监管的缺失,加剧公众对综合评价录取结果公平性的担忧。有综合评价试点资格的高校基本上是重点大学和部属高校,遍布全国各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招生机构对它们往往没有管理职能和权限,而教育部仅通过年度管理办法的颁布、入选名单公示等措施进行宏观管理,形成管理上的空白地带。[23]78高校在整个综合测试环节具有完全的自由权,缺少政府部门的监管,完全依靠综合评价试点高校的自律,容易导致双刃剑效应。
如果试点高校自律意识不到位从而产生思想偏差,再加上监管上的缺失,就容易出现人情干扰、暗箱操作及营私舞弊的情况,损害教育公平。2013年个别高校和地区出现的招生腐败和丑闻事例,就迫使决策层不得不收紧综合评价录取的招生政策,以应对外部巨大的社会压力。
此外,在一些高校,自主招生权变成“线下招生费”,即学校招生办拟定好该校“分数线下”招收的学生名单,然后明码标价,以钱换分[24]。因此,面对公众对于综合评价公平性的种种质疑,其改革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会有逆流和险滩,有需要面对的重重困难。
其次,城乡学生录取比例明显失调,加剧公众对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公平性的担忧。以江苏省某高校为例,该校2016年通过综合评价录取考生145人,其中城镇考生125人,农村考生20人,农村考生在录取总数中的比例远低于城镇考生。[25]15综合评价录取作为高考统招模式的一种补充,在录取上常常要求综合素质名列前茅,或者在艺术、体育或者文学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经济因素影响学生获得大学信息的数量、质量[26]。
一是综合评价测评一般在招考高校所在城市或指定城市举行,农村考生因为处在信息和交通闭塞的环境,往往被隔绝在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之外。农村考生因为经济条件一般,限制他们选择大学时的流动意愿[27]104,而高昂的报名费、交通费、资料费、住宿费,更是让许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农村考生望而却步。考试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农村考生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8]
二是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中“文化资本”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相对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已经处于劣势[27]109。城镇考生多属于优势阶层,其父母大多是公务员、教师、医生等,经济状况普遍较好,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父辈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教育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多,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种竞赛,有更多的获奖经历。农村考生的“文化资本”相对匮乏[29],大多数农村考生在教育投入方面相对较低,发展特长和创新能力的机会相对较少,在教育资源和发展平台上与城市考生存在一定差距,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三是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就考试内容来说偏向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主要通过面试的方式进行,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城市化色彩。教育资源更为丰富的城市考生在面试环节中更容易脱颖而出,在举止风范、言语谈吐、人文素养和应变能力等方面,受过长期熏陶的城市考生更容易得到较高的评分。农村考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条件有限,在面试的过程中更容易落选。
(三)成本与效益问题:面试成本成为发展和推广综合评价录取模式的制约因素
综合评价录取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组织招生的高校来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高成本问题。在高考统招模式下,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命题、考试和录取等一系列工作,招生高校在考试录取方面的成本较低,一次招收数千学生,生均成本很小。
但是,在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中,从材料的初选、命题和笔试,到组织面试、考试和评卷等等都由高校自行负责,再加上为获得优质生源而投入的广告宣传费用等,招生成本成倍增加。整个综合评价录取过程,从资格审核到组织考核,高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剧招生高校的财政负担。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强度非常大,很多高校收到上千份申请材料,但最终录取人数很少,为了招收几十个、几百个学生,要投入几十万元,生均成本很高[23]77。
综合评价录取形式招收学生的人均成本是高考统招形式生均录取成本的数倍乃至数十倍[30]。某些高校综合评价计划招收人数仅二三百人,但是,递交申请材料的上万人,每所高校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保证考试“公平公正”地顺利进行[31]。例如,2015年浙江大学的综合评价招生考试计划招录350名学生,参加考试的学生达到4001名,加上陪考的家长,8000多人在同一时间涌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学校为了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出动100名保安维护秩序,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32]
第二,重复报考降低综合评价的效率。有些考生报名参加多所高校的考核,挤占其他考生获得资格的机会。以2016年为例,根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示的数据,有3692人报考至少2所学校的综合评价考试,其中131人报考5所高校以上;经高校考核,有494人至少取得2所学校的入选资格。重复报考的考生,挤占其他考生获得综合评价的资格,从而降低综合评价的录取率。第三,获得入选资格的考生“另攀高枝”[33]。
高校为综合评价录取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仍然有很多考生因为高考成绩好,放弃已经取得的入选资格。[34]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学校,其他高校都面临这样的尴尬,高校的综合评价录取沦为成绩优秀考生的“备胎”。[25]15
此外,对于考生家庭来说,存在“多元入学=多钱入学”现象。首先,申请综合评价招生的考生可以参加多个学校的考核,为增加被录取概率,往往会报考多所高校。为应对每所学校的综合测评,考生需制作多种申报材料,花费较多。有的考生甚至委托专业公司对其申报材料进行包装,一套材料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这成为多钱入学的形象注解。
其次,参加一个学校的综合测评,最少要花费三天时间,期间的路费、住宿费和餐费对于经济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在事实上已经限制农村低收入家庭考生的申报,从而影响公平性。因经济条件的制约,高校的自主招生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也只能是遥不可及。[35]
三、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改革的优化路径
综合评价作为高考统招录取模式的有益补充,是对“多元录取”选拔制度的积极探索。如何让“高考成绩+”模式的综合评价在高校人才选拔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还需在考试技术和制度设计层面来共同推动[36]。
(一)完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保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科学性
应以科学性与权威性为标准完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作为一种考试,考核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其社会、文化、教育、公平等功能发挥的决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的试点高校意识到,通过综合评价应该招收的是适合自己且有发展潜能的学生,而非分数最高的学生。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是“适合”的,什么样的学生是不“适合”的,这涉及一个对人评判的过程。
对人的判断,尤其是对他们未来发展的判断,往往是世界上最为复杂和专业的教育决策过程,需要通过一套科学严谨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跟着感觉走,更不能是哪个校领导拍脑袋的结果,需群策群力,由真正懂得大学和教育的专业人士共同探讨制定。专业的制订主体方能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权威性。
此外,评价指标体系应当由一套可以量化和不能量化的指标组成,是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的有机结合;既不能认为综合评价是非量化的主观评价,也不能过度依赖量化指标。综合评价招生录取过程必须依赖一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其结论中包含较多的主观因素,因此,设计评价指标时,应尽量发挥其优点避免其缺点。
在拓展学生评价维度和创新评价技术方法时,不妨借鉴美国顶尖大学的一些做法,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专业知识取代经验,以此作为录取决策的重要依据。综合评价归根结底还是一项教育测量工作,其最基础的理论是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这也是保证考核科学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支撑。进行综合评价试点的高校应加强对教育测量和评价的研究,引进国际先进的理念与技术以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指导综合评价“测什么”“怎么测”以及“考试结果如何用”等关键问题,从而形成适合本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专业化招生队伍是科学招生的重要保障。招生能力的核心是鉴别生源、选拔生源的能力。[37]13鉴别和选拔生源的复杂性决定综合评价应当交由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和在其中工作的专业人士来执行[38]493。招生工作需要融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背景,应由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来完成。
招生人员应具备教育学、心理学和测量评价等方面的知识,在从事招生工作之前,要么本身就是该领域内的专家接受过长期而系统的专业训练,要么就必须接受集中的培训,能熟练地操作评价指标体系,具备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心目中对于“专业工作”的定义和认知。[38]493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招生队伍,即使有一套科学的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其效率和结果也会大打折扣[19]21。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针对考核内容和录取比例等方面的问题,应充分考虑存在的城乡差别,合理分配农村生源占总招生指标的比例,设置更为灵活及有针对性的考核内容,以确保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学生的考试利益不受侵犯[39]。
(二)建立和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确保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公平性
如何确保综合评价招生工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是高校招生机构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40]:
高校可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巡视学校测试、录取现场等方式,对招生工作实施第三方监督;建立招生问责制,2015年起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对录取结果负责。
这是对高校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等问题提出的明确要求。[37]13-14因此,在综合评价招生录取过程中,除强化高校的自律作用、利用声誉机制来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内外部的监督制约。
首先,教育部等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外部监管。一是实行巡视组全方位全覆盖的巡视监督。高校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当地的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抽调人员组建巡视小组,对综合测试阶段进行全过程监督。如浙江的综合评价招生工作,实现管理工作的零投诉,建立从招生考试机构到学校的监管制度,与试点高校签订目标责任书,测试期间派出巡视组巡视督查,进行全过程监管。[23]78二是外部监督还可以引入家长观摩机制,加强社会参与的监督体系建设[41],使综合评价招生录取过程更加公开、公正、透明。
其次,各试点学校建立健全招考环节的内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包括对人、对事和对权的全方位监督。对人的监督,包括对组织工作人员、专家、项目负责人、考生的监督等。可以采取“相互监督”“考生监督”“来源监督”“现场监督”等多种形式。
譬如,中南大学在招录过程中对专家采取的“来源监督”:由学校建立人数众多的专家库,使专家来源广泛、不确定性增加;由纪检部门采取临时抽取和临时分组的方法增加不确性和隐蔽性,在考核的前一天确定专家,并连夜通知专家,使专家身份的隐蔽性增强。对事的监督,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督。比如,事前监督,即高校对综合评价录取从方案的制定、考生入校面试考核到最后的录取,制定一套严密、规范的操作规程。对权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决策权的监督上,在考核方式、考核内容、录取方案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必须由招生委员会集体决策。
(三)建立现场面试、远程面试和校友面试相结合的多元机制,确保综合评价的高效性
学生赶考、现场面试是现阶段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一个必经环节,但其居高不下的招生成本和考试成本亦成为影响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推广和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采取远程面试和校友面试等形式。《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第三条提出:“对偏远、贫困地区考生,试点高校要积极探索选派专家到当地开展考核、实行网络远程视频面试等方式。”[42]
相对于远程面试而言,到校现场面试可以确保面试质量和面试过程的规范性,同时还能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远程面试则能充分借助现代通信技术,让异地考生免于奔波,节约考试时间、减轻考试负担,解决贫困和偏远地区考生的经济问题。远程视频面试还可以保证面试专家的一致性,做到统一评判标准。校友面试亦是一些世界一流大学比较常见的面试方式。
例如,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MIT)、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和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等5所私立大学的面试环节通常是由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校友进行面试,时长一般为30分钟至2小时,到校现场面试所占比例很少且录取名额不多。从2013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及英国等地提供可选择的校友面试环节,哈佛大学的招生委员会招生成员中,有15%到20%是哈佛校友。[43]
目前,我国有资格进行综合评价招生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高水平大学,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作为高考统一模式的一个有益补充,也只是一部分高水平大学需要做的事情。从世界范围看,英国只有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ofCambridge)才在统一录取的基础上安排面试,其他所有大学,包括罗素联盟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依据统考成绩和申报材料进行招生录取;美国也只有一些顶尖大学进行校选面试,其他大学都是依据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AssessmentTest,SAT)或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CollegeTesting,ACT)成绩、推荐信和自述材料进行招生录取。[44]因此,当前我国综合评价录取模式的推广和发展,并不提倡每所大学都各自去组织测评、通过面试选拔人才,而只是部分高水平大学、精英教育或特殊教育需要考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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