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龟次郎的留学生教育观及其历史价值

　　摘要:松本龟次郎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献身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40年。预备教育是中国留日学生必经的教育阶段。在中日关系风谲云诡之际，他通过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来直接教育留学生，并以出版日语学习教材的方式间接指导留学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日友好及为邻邦培养栋梁之才的教育目标。松本龟次郎以自身微薄之力，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日友好交流奠定了一定基础。

　　关键词:松本龟次郎，中国留日学生，留学生预备教育

　　松本龟次郎(1866—1945)在近代中国留日教育的篇章中具有不可泯灭的历史地位。他生活的时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松本龟次郎却毅然放弃稳定职业，积极投身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事业。在日本国内反华洪流渐盛之时，他却能够坚守正义，逆风前行，守护着中国留日学生，为他们指明了人生道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其在«解译日语肯綮大全»的序言中所写:“自问对于中华学生之教育，视为无上之至乐，终身之天职，功名富贵，淡如浮云。兀兀穷年，以迄今日，而不知老之将至矣。”[1]

　　一、松本龟次郎的留学生教育观

　　松本龟次郎在其40年留学生预备教育生涯中，始终站在中国留学生的立场上思考教育问题，通过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出版日语学习教材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身体力行着“不求任何形式的报酬，以至纯的精神，施以坦荡荡无以名状的大自然的淳化教育，使留学生归国后能令自己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文化大国之林”[2]的教育理念。

　　1.留学生教育目标观:为邻邦培养建国人才

　　教育目标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性，深受时代及社会需求的影响。生活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代的松本龟次郎，对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目标具有清晰的认识，他认为，“今贵国正值复兴之际，余所望于此后之留学生者，除此(中日亲善)而外，更希望能切实努力，以便他日复兴与建国之重任”[3]108，留学生教育应以为邻邦培育建国之才为根本目标。

　　20世纪初，日本社会流行的“清国保全论”蔓延至教育界。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开创者、“清国保全论”的支持者嘉纳治五郎曾表示，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日本与清国如唇齿辅车之相依，一旦有事，必投于战乱之中，其祸害及于我国者甚大，不可不防也􀆺􀆺夫日本与清国仅隔一水，往古尝输入其制度文物，以成我昔日之文明。今日我国为东洋先进之国，彼此关系甚切，决非欧美诸国可比，然则我国之对清国，只有尽力扶掖之。”[4]

　　对于本就仰慕中国传统文化的松本而言，他对中国的崇敬之情，并未随着日本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而消失，反而坚定了要为中国复兴培养人才的决心。在日本全国掀起一股“清国热”的浪潮之时，他毅然接受了嘉纳治五郎请其担任宏文学院(原为“亦乐书院”)日语教师的邀请，此为其从事留学生教育事业之嚆矢。民国初期，“革命党人，以建国方成，需材孔亟，因而派遣大批学生士赴日以求深造”[3]105，日本当下从事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学校供不应求。松本龟次郎先是通过租借教室来教育留学生，“但新学生之来东者为数无限，仅仅借了三四个教室，实有不能收容之势”[5]，经反复思量，他决定倾其私产创办学校，最终在1914年和友人创办了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日语教育的学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松本龟次郎践行“为邻邦培养建国人才”教育观的重要载体，无论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学制及编班方式的规定方面，均以培养当时中国发展所需人才为目标。在办学之初，松本龟次郎即表示“只要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校门也要开，决不停办”[6]127。在课程设置上，为了使留学生不致因课程不衔接而难以进入日本专业大学学习，该校除日语外，还教授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和绘图等普通学科，由各专业教师分别担任教学工作，这也是该校的办学特色之一。

　　在学制上，该校采用更加灵活、有弹性的讲座制，各科目上课时间固定。各科目每日授课2小时或3小时，采取“上下午轮流到校上课”的“两班倒”排课方法，以2—4月为一段落。学校准许兼修其他学科，新到的留学生入学时还可以随时增加组别，因为得地利之宜，留日学生集于此地的甚多，约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2/3[7]80-90。

　　2.留学生教育价值观:

　　使留学生深入了解日本并促进和平自甲午海战以降，中国学子纷纷负笈东渡，希望“师夷长技”以强国兴邦。对于学子们的这一出发点，松本龟次郎十分赞同，他认为，应使中国留学生深入了解日本，以培养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人才。当时，除少数日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外，大多数留学生到达日本后首先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预备教育，待通过日本正规学校的招生考试后，才能去相应的学校接受正式教育。由于留学生在国内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思维定势，因此，正式教育对留学生个人的改变与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并未如意料中的深远。而预备教育则是中国留日学生所受教育中最令人瞩目的一环:它不仅授以文字语言上之知识，而且亦给予其对日本之印象，增加其对日本之理解，而改变其过去在国内所养成之习性，更改其对日本之观念、见解，而影响其以后所受之教育，其回国以后对日本之感情[8]。

　　可见，预备教育对留学生世界观，特别是日本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譬如，松本龟次郎根据中国人日语学习的习惯，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编写日语教材来间接教育留学生，加深了其对日本历史文化的理解。他编写的日语学习著作以实事求是为导向，将日语的语法、会话、课文紧密结合，让学生学习日语的同时，一并学习日本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中日关系的发展等，是学生学习日语、了解日本国情的良心著作，因此经久不衰。

　　如«华译日语会话教典»，松本以中日对照和会话形式写出中日文化的关系，使其不仅是一本会话教材，还是一部论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堪称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中最为理想的书籍。中日友好是松本龟次郎的毕生追求，他认为，留学生教育能使学生深入了解日本与中日之间的关系，可以促进交流和理解，避免战争。对此，他指出:“予本此(中日友好)信念，在过去数十年中，孜孜于贵邦留学生之教育者，无他，概中日既同文同种而为兄弟之邦，自应亲善，予之教育邻邦留学生者，使其明瞭中日间之关联，而协力于和平也。”[3]107但由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中国留日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当时维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留日预备学校，抗战时期外务省明显加强了对该校的管理和经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委托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举办所谓的“宣抚人员训练班”，培养助其侵略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以松本为代表的一批正直教育家认为，这种行径与创办学校的初衷大相径庭，不利于中日间友好交流，强烈抵制“宣抚人员训练班”的开办。3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加强了对国内政治的控制。在军国主义的高压统治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是逆水行舟，他们经历过挫折与妥协，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以隐晦和婉转的方式进行了抗争[9]。松本龟次郎盼望和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他在中国考察游历时，目睹了日本侵华政策所造成的惨状后，撰写了«中华五十日游记􀅰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来批判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表达了其对中国的友好情感与中日友好交流的祈望。

　　3.留学生教育实践观:

　　以学生为本，一视同仁松本龟次郎对于日本学校教育及社会中歧视中国的现象加以批评，对因受军国主义蒙蔽而对中国留学生冷嘲热讽的日本人，松本用极其恳切的口吻进行劝说:“日本国民中，至今尚有借甲午、日俄两役战胜之余威，动辄对中国人加以蔑视轻侮之言行者􀆺􀆺余有厚望于我国民者，宜慎于此，而行国民间之交际，尽所可能，开放家庭，给予留学生以欢谈机会。留学生诸君，均出自良家子弟，日后归国，均为彼国之有力人物，故我国民均应对待以相当之敬意。”[6]154对于留学生教育，松本认为，在实践中应以学生为本，做到一视同仁。以学生利益为主的松本龟次郎，在实践中处处为学生考虑。

　　1923年，关东大地震令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付之一炬，松本因回乡探望母亲而幸免于难。他在故乡得知此消息，心系学生安危，夜不能寐。想方设法回到东京后，看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校舍及住宅，全部变为白灰，玻璃已熔成胶样，铁柱也弯曲如橡皮管而歪倒着，留学生的宿所、衣服、书物等之被烧毁，大部分学生已陷入非受衣食补助，即一天也不能过活的窘境”[10]，心中十分悲痛。为了让学生尽快复学，松本与同事利用簸箕亲手清理废墟，并在校舍周围树立界碑，搭建临时校舍，使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成为震后东京地区最早复课的学校。

　　1925年，为满足学生需要，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学制方面做了调整，改设预科、本科和专修科三种①。此外，为了便于中国留学生顺利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又设立了特别预科，所设课程，完全根据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需要设置，所以有些课程是一般预科中没有的，如步兵操典、法制常识等[6]138。并且，为了适应中国南北学制②与学生程度的差异，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从1928年开始，本科设甲(供旧制中学四、二制毕业生入学)、乙(供新制中学三、三制毕业生入学)两班分别教授。

　　他曾在«中国留学生教育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批评日本大学对留学生教育漠不关心的态度，提出:“第一，我国大学中，除容纳本国学生之外，尽有容纳外国学生之余地者，则应尽纳之，第二，对留学生，邻邦人教育者保障应与确立也，第三，国家对于兴亚教育之上，应有相当之预算。”[11]松本龟次郎在实践中一视同仁，始终坚持以留学生教育观为指导，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二、松本龟次郎的留学生教育观形成因素

　　松本龟次郎出生于土方村(现大东町)，自幼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其幼年同窗好友、日本女子医学教育的创始人吉田弥生曾描写村中贫困生活:“在那个时代，这个村子里的人，永远过着同样的生活。”[6]12但贫穷艰苦的生活并未阻碍松本求知的渴望，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勤奋外，深谙孔孟之道的授业恩师、“授业生”③的“工作”经历④以及当时“兴亚思想”的传播，在松本笃实温厚性格的基础上，推动了其教育观的初步形成。

　　1.外在因素:社会生活环境与授业恩师的影响

　　土方村位于静冈县，群山环绕，虽然自然条件艰苦，然而好学之风浓厚，为文化、教育领域培育了众多人才，如书法大师川村骥山、农村教育家鹫山恭平、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创办人吉冈弥生等。虽然1868年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的浪潮席卷日本各大城市，但土方村因地理位置偏僻，受外界影响较小，人们仍然过着与江户时代并无二致的生活。明治维新后，旧幕府时期的武士、医生被迫迁移至乡村，为了谋生，其中很多人开始开办私塾授课。这些武士和医生大多经过系统的汉学学习，因此，在培养学生时也是以传统的汉学著作———“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经典史集等为主要教学内容，为汉学的持续传播提供了师资保障。

　　此外，松本龟次郎的家庭虽然生活条件贫苦，但其祖、父均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且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家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松本教育观念的形成。松本的授业恩师，如樋口逸苗、松下发三郎、常盘健等人，无一不具备深厚的汉学功底。启蒙恩师樋口逸苗方丈以教授中国传统汉学著作为主，启发了松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因明治维新后日本举国上下实行学制改革，他转入岭向小学就读。

　　学习期间，11岁的松本在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授业生”的选拔考试，并在复习时直接受教于当地精通孔孟之道、著名的汉学家松下发三郎。汉学基础扎实的松本在“授业生”考试中脱颖而出，收到了松下发三郎请其做教学助手的邀请。而同时，岭向小学校长考虑到学校师资不足的现状，要求松本担任本校的授业生。于是，经过再三考虑后，松本决定留在岭向小学，并用汉文给松下发三郎写了一封道歉信表达内心的愧疚之情:“严寒之际，敬候师座康乐安详。生承师座惠恩，得参加应试，现已蒙本校录用为教员。按生本意，极愿仍追随吾师领受教诲。然事已决定，今后当在岭向学校教员任内继续聆训深造。再者，生本拟亲自造访面报，惟以校务繁忙，不克抽身，谨先陈，恳请见谅。”[6]341882年，由于同龄或后辈友人接续前往东京或静冈读书，因此松本亦萌生了外地求学的念头。

　　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在征求双亲意见后，他最终选择进入横须贺①的旧藩儒医常盘健的汉学塾读书。无论在寺子屋、岭向学校、常盘健汉学塾，松本在学业和品德上都深受同学的尊敬与教师的信任。在求学过程中，松本常受教于汉学名师，在“以四书五经为经，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纬，务使熟记，以求有成”[6]37之明治中叶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各有所长的授业恩师为松本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使松本对汉学萌生了深挚的仰慕之情。另外，担任授业生的“工作”经历，也直接影响了松本愿终身从教的志愿，养成了对教师职业的崇高敬意。

　　2.内在驱动:坚忍不拔与不畏强权的性格品行

　　松本龟次郎在求学过程中勤苦好学、百折不挠的性格品质成为其日后从事教育事业的内在动力。明治时期(1868—1912年)，教师人数较少，社会地位较高。师范学校对于地方来说算得上是最高学府，“除伙食费外，一切公费”的办学政策令家境贫寒的有志少年十分向往。但地方师范学校的录取比例也相当低，如静冈师范学校。松本立志考入静冈师范学校，并以最终获得小学训导员的资格证书为目标，但他前两次报考均以失败告终。不过松本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的品质使他愈挫愈勇，凭借顽强的毅力，克服天气恶劣，每天徒步11公里上学，最终通过了静冈师范学校的特别插班考试。

　　进入静冈师范学校后，松本一方面继续刻苦学习文化课，另一方面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各位任课教师的影响。该校的授课教师均为当时日本社会新教育领域的开拓者，如原田砂平是静冈县音乐教育的创始人，江原素六与城谷谦是静冈县最早的现代小学校长，沟部惟幾等人为静冈县英语教学的创始人等，他们秉承的是建立在“融合日本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新的教育理念，这为松本日后致力于中日教育交流事业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松本还是一位不畏强权、敢于同不合理势力作斗争的人。

　　他在静冈师范学校读书时，勇于和同学创作长歌(是日本诗歌中的一种形式)表达对英国轮船诺曼顿号触礁沉没事件②的抗议，在学校安排长达17个小时的急行军负重训练，次日仍需照常上课的消息传开后敢于组织全校7成的学生参与罢课，进行反抗，“九一八事变”前夕，他出版并适当传播批判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华政策的相关著作，义无反顾地站在中日友好的立场上为中国发声。

　　此外，松本龟次郎求学时期，日本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由学习中国转为全面学习欧美，对中国的态度由崇拜转为蔑视。尤其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知识分子及民众蔑视中国的情绪逐渐高涨。但松本龟次郎因从小受汉学熏陶，因此并未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他非常仰慕儒学，后在“兴亚主义”思想的号召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留学生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地教授中国留日学生，另一方面，他从内心深处同情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出于对留学生的感同身受，以及回报中国对日本的“文化传授”之恩，松本希望中日两国能友好交流，故此他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三、松本龟次郎留学生教育观的历史价值

　　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是促进中日文化友好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松本龟次郎毕生的教育理想，他通过直接教学和编写日语教材、著作等间接方式，将其留学生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众多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领域的人才，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松本龟次郎的教育观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大力扭曲中国传统文化及轻蔑留学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1.缓和了中国学生对日本的仇视态度

　　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许多留日学生归国后纷纷成为“排日反日”运动的中坚力量。松本龟次郎在其留学生教育事业中，并未受军国主义或民族观念的影响，始终秉承着以学生为本，“为邻邦培养建国人才、使学生深入了解日本进而促进和平”的教育理念，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替留学生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利用自身在中日两国社会的影响，著述刊文，积极为中国发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留日学生对日本的仇视。中国留学生通过接受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教育，学习松本编写的学习教材，感受到以松本为代表的日本正直教育家们的真诚。此外，松本还积极为留学生奔走，努力改善学习环境。

　　1918年以降，留日学生的教育问题成为日本国会议题，松本等人为改善留学生的教育环境，开始向国会请愿，直至1922年，他们提交的«关于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建议书»通过审批。该建议书提出:“关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政府开办相当之设施，实为必要。据一般之意见，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之教育费应列入预算之中，且应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之教育设施，予以改善。”[7]100这在客观上促使日本为中国留学生建构良好的学习环境。再次，在视察中国教育后，松本撰写并向社会知名人士寄送«中华五十日游记􀅰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一书以扩大社会影响，批判日本的侵华政策。另外，松本的中日友好教育目标也得到了留学生的认可。

　　1930年，松本一行考察中国教育时在沈阳遇到他的学生，在临时宴会上，学生吐露:“我们都主张中日亲善􀆺􀆺千方百计的努力，想排除一切障碍，以达到亲善的目的􀆺􀆺”[12]340留学生因从内心深处理解并赞同松本的教育观，于是归国后不遗余力地推动中日友好交流事业的发展。

　　2.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民国时期，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遣国，同时也是受留学生影响最大的国家。松本龟次郎在留学生预备教育上颇有建树，留日学生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地蒙受过他的教诲。汪向荣指出，“单就他直接教导过的留学生人数，总也在一万以上”[12]2，其中比较著名的学生有周恩来、鲁迅、秋瑾等人，而经由学习松本编写的日语学习教材，间接地接受其教育的学生人数，则因“民国以后，留日学生几乎都用松本龟次郎的著作为教科书”[7]109而无法估计。其中，再版次数高达40次的«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由于采用日语口语与书面语对照的撰写方式，获得了中日两国众多学校的肯定。

　　松本在该书订正增补第23版新序中这样写道:“一一与汉文比较而求其译字适当，尤属于草创之事，绝无先哲典型可参考。然侥幸得日清大雅之同情，凡清国驻东留学界并其本国各省诸学校之教材或参考书，均得采用之荣，诚出于余之望外也。”[13]110同时，留学生们也对该书评价甚高，一位名为崔谨的留学生曾言:“先生能汉文，既经口授，复做成此书，汉文和对照，以饷国学者。窃思吾华志士，果能潜心研究此书，不三四月可以尽通，内地各日人所教授，吾恐无此便捷也。”[13]

　　111可见，松本的教育理念与设校著书的教育实践获得了留学生群体的广泛认可。预备教育几乎是所有留日学生必经的教育阶段，以为留学生之后的学习奠定语言和文化基础。松本龟次郎在教育留学生的过程中，将教育观与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使留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为近代中国发展培养了需要的人才。

　　3.为中日友好交流奠定基础

　　松本龟次郎通过对留学生进行日语教育，终身致力于培养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人才。在日本军国上下轻蔑中国之时，他毅然决然从事留日学生的预备教育工作，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际，他不畏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公开批判日本的对华政策，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篇章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末新政至1922年新学制颁布之前，日本一直是我国学制改革效仿的对象。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对日本的学制体系较为熟悉，是新思想、新技术传入我国的重要媒介，也成为中日教育文化友好交流的桥梁。

　　松本著书设校，以自身之力，从事留学生预备教育40年，为实现中日友好之根本信念尽心尽力。松本对于中日友好事业，曾言:“中日亲善之道，决非空言可致。政治家之努力，虽可见效于一时，而百年大计，则仍有待于中日合作之巩固，中日合作之中，文化之合作尤为重要。”[3]

　　107“今日中日两国，以兄弟之邦而不幸交衅，自属不幸􀆺􀆺盖战争自古以来不能解决问题，深信两个有识之士必会有鉴于此，而致力于长远合作。”[14]而对于中国“屡禁不止”的“排日反日”运动，松本认为是日本错误的对华政策所致:“向来中国人民之亲日或排日，都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反应。若我国对华政策能顺应国际形势，则何有排日之事?”[15]他秉承这一信念，孜孜不倦地教育着中国留学生，期望学生能明确中日之间“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的关系，为中日和平友好贡献自身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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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田正平.中国留日学生的良师松本龟次郎[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4):25.

　　[3]汪向荣.松本龟次郎访问记[J].日本评论，1941，2(2).

　　[4]嘉纳治五郎.学界国际策[J].经世文潮，1903(1):22.

　　[5]松本龟次郎.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的沿革:续[J].韩逋仙，译.留东学报，1935(1):138.

　　[6]杨正光，平野日出雄.松本龟次郎传[M].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留学生论文范文：基于任务的来华留学生汉语实践课研究

　　[摘要]汉语实践课是以“在做中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体验为主题，以任务型教学法为基本教学法，以语言运用和文化感知为主要教学目的，在交际中完成“理解的输入”和“可理解性输出”。根据实践主题的不同，汉语实践课分中国传统文化实践课、中国历史文化实践课、中国当代国情实践课、中国山水风光实践课。汉语实践课的任务分为交际功能类、文化体验类、知识竞赛类、综合类4种类型，每种类型的任务都可用微观评估法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