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跨学科联合调查的实验与求解

　　摘要：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对知识的关联性提出很高要求，因此具有以跨学科形式开展研究的必要与合理性。 但由于学科间“不可通约性”的存在，各学科会在各自研究范式内推进工作，难以跨学科交融形成合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的具 有跨学科性质的乡村文化遗产联合工作坊案例显示，公共空间可以成为各学科开展研究的具体问题交集，由此可知：在具体的文化遗产跨 学科研究中，应当协调多学科间的合作模式，以问题牵引方法求得交集;同时，应注重学科方法在时间维度上、在全局和个体尺度上的延 伸交融，求得并集。

　　关键词：文化遗产;跨学科;乡村遗产;公共空间;遗产教育

　　一、“合”的必要：作为跨学科研究的 文化遗产保护

　　回溯人类知识体系，对知识进行划分并建构体系在 西方古典时期已出现。基于存在的世界，人类以各不相 同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描述的 “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 ways)”的自然观来观 察解释，也因此诞生不同学科[1]。

　　自古希腊哲学家起，便开始尝试对知识分类，如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哲 学、实践哲学、创造哲学三类。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牛 津大学、巴黎大学等古老学府设置文学、法学、神学、 医学等课程，传授较此后更为综合的知识[2]。 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认知与生产力均有 巨大提升，在古典知识基础上建立了成百上千的门类科 学。19世纪上半叶，随着学科分化，现代学科逐步成 型，知识体系愈加精细专门化。

　　此时，培根(Francis Bacon)、孔德(Auguste Comte)、杜威(Melvil Dewey)等对学科从不同切入点进行分类，如杜威创造 十进分类法(DC法)，将知识分为10大类，各大类下进 行二级划分，对现代图书馆管理影响深远[3]。不断细致的 学科划分符合彼时资本主义的转型：从粗放型资本积累 转向密集型资本积累，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不断的劳动 分工与再分工，对事物不断切分细化，集中表现于20世 纪30—5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福特主义，之后扩散至全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4]。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一 段描述强烈展现出彼时学科中的分工特征：“科学已经 进入一个先前所不知道的专业化阶段……个人只有在他 是一位严谨的专家的场合，才能在科学领域获得某种关 于真正完满的东西的确定意识”[5]。 但20世纪末以降，正如1970年代福特主义由于内 在缺陷与外部条件变化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一般，走向 极度不可通约的学科分化与未来网络社会全球化、丰 富化的联接转换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指出“流动性”成为网络社会最大 特征①，流动突破相对静止的状态和与之适应的观念及评价原则，这股强大的力量对原有状态提出多方面的严 峻挑战。

　　人们不得不寻求交融之路，“跨学科”一词也 逐步出现在学术研究中。各类跨学科研究的涌现展示出 其时代的必要性，表现于二战后西方不断出现的新兴研 究领域，如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 卡斯特同时指出，网络社会的到来会唤起社会成员 自主建构一种集体认同，一种对全球化趋同的抵抗性认 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 的对立趋势所塑造”，“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 特殊性，为了保卫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 而对全球和世界主义提出了挑战”[6]。 对趋同的抵抗、对集体认同的建构，生发出现代的 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可见，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未来为应对更广泛且相互关联性问题，具有跨学科研究 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特别地，以网络社会、全球化、城 市化带来的抵抗性集体认同又强化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 在未来的重要性;乡村遗产本身的系统性以及构成特征 使其在跨学科研究上更具必要性。国内的乡村遗产研究 和实践经过近20年的发展，对跨学科研究必要性的认识 逐渐清晰。

　　截至2019年6月，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已陆续公布了 五批共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学 术界以及各相关实践领域在20年间经过对文物保护单 位、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村、美丽乡村建设、中 国传统村落等与乡村相关的不同系列的探索与积累，已 经在调查、规划、建设、登录管理等层面形成了相对稳 定、各有侧重的工作方法和研究范式。

　　例如：以孙华 (2015)的一系列文章[7-9]为代表，反映了其团队基于 西南民族村落调查与保护研究的十年积累，实际上已经 对传统村落采取了一定的跨学科方法，形成了认知理 论;在管理与实践领域，相应的一套标准流程经由《传 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10]、《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11]、国家标准《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征求意见稿)》②等文件，形成了 一套可资参照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其中已经开始吸 收社会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评价方面的内容。

　　罗 德胤(2017)[12]、杜晓帆团队(2018、2019)[13-15]等 近年的村落保护研究和实践体现了建筑学、社会学、文 化遗产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行动;地理学者的研究 则从系统论出发，构建了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将乡 村保护与发展相关的各个学科均纳入其中[16];文化遗产 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从政府机构改革层面到理论与实践均 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热点之一，两领域学者通过联合工作 坊、笔谈等形式进行对话和讨论[17-19]。

　　然而，虽然在学术层面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于传统村 落的保护与发展形成了多学科融合的观念，但在实践领 域，即便要求开展社会调查、“非遗”登记等工作，传 统村落保护规划仍然更多地按照工程项目来管理，沿用 着规划、设计工程的话语体系和执行标准;相应地，遗 产保护教育层面虽然已开始探索，但与教学体系上形成 公认可行的乡村遗产调查研究多学科融合或交叉的教学 方法尚有较大距离。

　　那么，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究竟如何以跨学科的方式 来研究并实践?在“不可通约性”尚存的状况下，各学 科如何关联并协调? 有鉴于此，2019年“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 北京大学暑期课程组建了集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建 筑、旅游、社会学、规划、景观、艺术、传媒等多学科 师生组成的联合团队，前往山西省平遥县的东戈山村和 西戈山村进行调研③。这是一次文化遗产多学科联合调 查与教学的探索，以调查报告、发展建议、艺术创作、 展览呈现为成果，尝试了对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展跨学 科联合调查的研究与教学实验④。

　　二、求交集：以共同问题牵引方法 平遥县处于太原盆地的西南，整体地形东南方倚太岳山北麓，山势由东南向西北顺势而下，西北部成为汾 河河谷，其地形地貌可划分为平原区、台地区、山地 区三个部分。东戈山、西戈山村位于平遥县东南，距离平遥县城直线距离约11.5千米，乘车抵达约 需50分钟。两村紧邻，通过乡道与东泉镇连接。东、 西戈山村处于沟壑交错的台地区，全村占地面积分别约 3225亩与3083亩，东西两侧被自然冲沟所夹，与周边 农田一道形成自然质朴的黄土丘陵乡村景观。

　　东、西戈山村紧邻河谷而建，所邻河谷过去可能曾 经是汇入惠济河的支流，如今已经干涸。村庄依地形 分布，内有防御性的古堡，有堡墙、堡门等防御性设施遗存，村内建筑布局较为规整。从1968年美 国拍摄的卫星地图上还能看到明清遗留的村落 格局。与今日的卫星地图对比，可以 看到东、西戈山村旧村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格局 特征，在西戈山村以东和东戈山村以北及以南 部分地区建设了新村。

　　两村在历史上 都是典型的农业村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较为 薄弱。东戈山居民以王姓为主，西戈山以裴姓 为主，两个家族历史上均从事过商业与医药行 业，诞生过在晋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两村建筑肌理规整，传统的木构、土墙、 土窑、锢窑、土堡组成了建筑语言的基底，村 中保存有少量风貌较好的古建筑、民居大院， 例如东戈山的宝禅寺、王治臣宅院，西戈山的 三官庙、裴氏祠堂、敬业庵等，虽然不乏明清 时期原构和精美雕刻，但以文物建筑的眼光来 看，其年代、结构、形制、成片规模方面并无 稀缺性。村中夹杂着荒颓、破败的民居古寺， 老村边缘以及新老村交接地带填充着新建的砖房。

　　这样的景观在华北地区的传统村落 中比比皆是，具有比较普遍的代表性，却绝非 “突出”⑤。研究目标在于对两个村进行初步的 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为未来制定一个初 步的保护发展建议。 工作坊分为古建筑、规划、旅游、社会、艺术五个 组开展调查研究。初步任务以学科内常规工作为主，如 访谈调查、村落空间描绘、典型历史建筑测绘、旅游资 源评估、重要节点设计、艺术采风等，分别取得了一定 的基础性成果。但关于五组的成果如何跨学科交融形成 合力，起初并未找到方法，成为影响工作推进的急迫 问题。

　　三、求并集：历史与未来、全局与个体

　　为历史研究加入社会的视角、为社会研究加入时间 的维度，亦是一种跨学科方法的联合。 赵世瑜关于“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区域社会史 研究范式[23]，李军关于“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扩 散的遗产化过程论述[24]，均提示我们应当反复以不同尺 度来关注村落——一个村落既是中国社会某一区域的细 胞，又是一群人基于地缘、亲缘结成的社区。是人们在 土地上的日常生活，造就出今天所见的乡村遗产。

　　从区域的层面，关于华北乡村常见的关键词常包 括：人口流动、城乡联系、商业发展、水案纠纷、祈雨 仪式等，具体到平遥乡村，还集中呈现出在清末具有代 表性意义的“代管村落”现象⑥，反映了社会史家关注 的“国家的在场”“基层治理”等相关问题。将上述历 史上的村际活动置于地域系统中考察，有助于理解乡村社会活动给历史上的城乡体系、村落空间留 下的诸多建成遗产印记的形成过程，并获得 全局性的认知。

　　时间维度的加入使我们对于村落过去与 现在的结构性关系有了认识的可能。社会史 家已指出195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集体化、 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变化反映出的对于 水利公共资源使用的问题和应对， 其实在历史上就有镜鉴[25]。水作为公共资 源，历史上产权一直不清晰，围绕其产生过 各种斗争、制度和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有些 可资当今的乡村社会治理借鉴、预判，有些则至少能帮助我们理解在地社区集体和个体的价值趋向与认知结构的源流。

　　如果说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在时间轴上 向过去看可以成为区域的社会史研究或村落 与集体的记忆研究，成为我们理解当下的基 础;那么向未来看，则为我们规划和传续传 统村落遗产提供了方法和反思的途径—— “情景规划”的运用，是本次工作坊在未来 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尝试。 情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以描述 性的语言，带入典型化的个人角色，通过对 文化遗产保护地未来极端情况下的状态进行 猜想，发现其潜在的影响大且不可预测的问 题，从而提前提出解决对策，规避风险⑦。

　　它既要求掌控全局的意识，从而合理设置出 极化场景，又落实在个人化的表述形式上。 虽然是以模型形式作出极化假设和情景设 想，但其创造性、细节性、社区性的特点， 实则建立了规划制定者与当地社区的共情联系，增强了 代入感。与社会科学的定量与质性研究的气质平行，它 的想象力和共情性显示出人文关怀。工作坊成员基于情 景规划，反推出村落社会保护与发展的威胁，例如学校 搬迁、人口外流的负向循环机制，旅游业对村落影响的不确定性等。

　　由上可见，如果将“全局—个体”“过去—未来” 视为两轴来建立坐标系，可以获得关于个体的历史、全局的历史、个体的未来、全局的未来四个象限，涉及的 学科至少包括社会史(历史)、社会学及规划学。跨学 科方法在这两个维度延展以获得的并集，对于更大范围 引起共情具有有效作用。

　　四、结语

　　当城市被全球化带来的大量同质化符号及去地方化 建设充斥时，乡村更成为承载地方文化传统与多样性的 物质空间。藉由一次跨学科的实验研究，可以看出， 在网络社会带来日益全球化、同质化的社会形态中，文 化遗产保护是自发性集体认同的一种表现，因此它不仅 仅是针对某一地区的本土化问题，更是广泛性的世界问 题，本身对知识的关联性就提出极高的要求。

　　正如孙华所言：“传统村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保护传统村落并使村落保持发展的活力，自然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研究传统村落更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跨学科需要补充通识，扩大公约数，才能让各学科的成 员们有贯通对话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以问题牵引求交集，从历史与未来、全局与个体两个维度求并集，以求得关联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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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整体知识从分化走向整合，但这种整合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否认已有的学科分类、让人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英雄”，而是站在人类已有生产力提升、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应对未来广泛问题的一次关联整合。在具体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中，基本问题在于如何将与其相关的多种学科有效协同，真正意义上突破多学科协同时的不可通约性。

　　参考文献：

　　[1][2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金吾伦.跨学科研究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41–46.

　　[3] 刘仲林.现代交叉学科[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1–54.

　　[4] 谢富胜，黄蕾.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兼论当 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J].教学与研究，2005(8).

　　[5](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

　　作者：张剑葳、杜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