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

　　摘要：在治理现代化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呈现了新的意蕴，即从管理走向治理、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单一走向去中心化传播‍‌‍‍‌‍‌‍‍‍‌‍‍‌‍‍‍‌‍‍‌‍‍‍‌‍‍‍‍‌‍‌‍‌‍‌‍‍‌‍‍‍‍‍‍‍‍‍‌‍‍‌‍‍‌‍‌‍‌‍。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要遵循平等性、参与性和意识形态性等原则，以体验式教育消解话语霸权，牢固意识形态话语主阵地，坚守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舆论”，为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提供话语力量。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参与式生成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 当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如何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话题。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下五花八门的谣言(特别是网络谣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和恐慌情绪，要将理性赋予大众，引导社会舆论正向传播，让权威观点和专业建议把正“信息战”的航向，需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思想教育论文范例：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治理的实践表达，是参与社会治理中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 直面社会治理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设需聚焦治理现代化视域，立足中国实境，激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社会建构的巨大潜能。 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转化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公民的社会治理行动，对于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以“中国之智”丰富“中国之治”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治理现代化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实观照

　　福柯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不仅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与社会治理同样形影相连。 话语生成权力，权力决定话语，话语即权力。 福柯的话语研究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研究话语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社会治理的理论表达，在治理现代化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呈现了新的意蕴，即从管理走向治理、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单一走向去中心化传播。

　　(一)从管理走向治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映射了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构特征

　　伯恩斯坦认为，话语是一种超出简单句意结合的、使用中有文化规则的语言，能彰显言说者的话语形式与所在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一种语言。 因此,他认为语言也是一种社会事实[2]。 话语是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社会活动而逐渐累积生成的，它大多是经由特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条件下的社会主体的组创而呈现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权力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政治权力中心生产出社会的“元话语”，控制着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与秩序。 在这样的权威框架下,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客体地位是极度不平等的，受教育者话语权有限或者没有话语权，无法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可以说，传统权威的话语结构解构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的土壤。 特定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决定了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和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现象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扩大，新的社会矛盾产生，由此催生了表达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话语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的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客观反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由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阶段，实现了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跨越式飞跃。 国家治理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国家主导力量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发挥社会各方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实现良性高效的治理。 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能继续固化原有线性的权力结构，不能让预设和控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典型特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迫切需要从管理走向治理。 除政治角色和载体角色以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还需承担起社会治理角色，不断拓展内涵，增强话语的解释力和延展性。

　　新时代，公民思想开放、个性鲜明，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点，其精神、信仰、情感、价值观等共同体的建立须通过实际的沟通交往习得。 共享化、参与式的获得可以弱化公民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管理”走向“治理”，要适应新时代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通过参与式生成，实践现代化治理。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实践中成长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二)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反映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意义联系

　　巴赫金话语理论的视点是“话语—意义—主体间”。 他站在哲学高度来理解和阐释话语，揭示了话语作为人和人之间社会性、政治性精神交往的有效方式，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意义联系。 巴赫金更为关注主体间的(对话)活的言语是如何生成意义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他强调了“对话原则”:“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 ”[3]区别于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的主体性原则，主体间性坚持平等对话和交往的交互性，主体间性主要研究一个完整的主体是怎样与另外一个完整的主体相互作用的。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交流的媒介，交往对话是主体之间进行理解沟通的有效方式，显然应走向主体间性。

　　社会交往的本质是互动的，而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影响的。 生成认知理论认为，社会性的理解本质是在人与人实时互动中产生的，这种实时的互动包括了主体与他人之间的情绪感染、情感共鸣以及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等方面的协调[4]。 这样的过程也被称之为“参与式的意义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应该是在社会治理中，互为主体的双方间双向的对话。 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凸显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中“参与”的重要意义。

　　主体间实时的交互是主体间性的基础，信任关系的构建是有效互动的前提。 现代性社会多样性、易变化、不确定性解构了以往相对稳定的对话局面，特别是理论与现实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使对话双方的信任关系岌岌可危，这势必影响思想政治话语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以信任为前提的说理行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交往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应在“参与中”牢固信任关系，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从而具有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三)从单一走向去中心化传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散发性契合了互联网特点

　　新时代，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深入发展，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场域的变迁改变了传统的话语传播方式，话语传播从单一走向了去中心化。 话语表达方式多元化、话语载体多样化，网络信息技术给公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话语中主题、利益诉求及情感表达更加鲜明和集中，极大激发了公民通过话语权来实现利益诉求的主体意识。

　　例如，目前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医院是第一战场，社会舆情则是第二战场，媒体围绕疫情的事件追踪、实时报道，围绕疾病及其传播的知识普及、预防等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专家们的声音、权威媒体的解读、普通民众的积极支持都是抵御疫情的战斗力量，各方声音汇集成一张紧密的社会治理网络。

　　不容忽视的是，复杂的网络话语互动语境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 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去中心化属性，话语以裂变的方式在网络中瞬间传播，每个人兼具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在相对自由的网络空间，匿名性与虚拟性可能会让部分人不断放大权利，而忽视了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各种即时通讯工具、各大虚拟交流平台加大了话语传播的多维发散，形成了教育者、受教育者、媒体、大众等多向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话语传播在打破传统壁垒的同时，现实中存在散发性传播造成的传播者身份模糊问题，受技术手段、教育者网络信息处理能力等诸多限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社会治理的难度大大增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直面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公共事件舆情应对，其参与式生成刻不容缓。 互联网时代绝不能通过“谣言止于智者”来“不证自明”，而应积极正面发挥话语的力量，及时发声，主动出击，以专业的态度平息谣言，赢得公众信任，维护社会稳定。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原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再一次彰显了共建共享共治的参与式社会治理理念，“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5]。 “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各个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治理中要共同参与、共同治理，集体为社会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与式治理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本质上是多方合作、互动的过程，是通过建立协商、伙伴的关系，向着共同目标处理事务的过程。 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的作用, 语言还具有实施政治行为、建构政治权力的功能”[6]。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要遵循平等性、参与性和意识形态性等原则，积极充当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平等性

　　所谓平等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参与式生成中要坚持双方平等的主体地位，保证充分的互动和真实意思的表达。 社会治理概念之所以不同于社会管理, 根本在于正视社会行动主体的多元化趋势, 强调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转变为尊重社会多元行动主体的自主性, 以协商、沟通的方式, 而非命令和执行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秩序维护的政治目标[7]。

　　参与式治理也被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除了“参与”，“赋权”也是其核心，通过赋予权利，确立公民的参与主体资格。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应当是一种对话式教育，是一种建构主义教育，是在社会治理的互动中确认价值观、形成价值观的过程。 伴随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也要转变权威的话语结构，进行参与式生成，化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性危机，有效参与到现代社会治理中。

　　平等性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的首要原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应特别重视发挥公民的主体性作用。 治理主体之间应该是扁平化互动式的平等协作关系，通过话语赋权，改变话语结构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使公民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格与权利，为公民提供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为民发声变为让民发声，让公民的声音进入到社会治理的领域。 可以说,公民声音进入社会治理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体现了治理现代化的程度。

　　(二)参与性

　　所谓参与性是指要为公民创造机会、提供平台、拓展途径，使其能以主体的身份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巴赫金注意到话语的生活交际领域，“一方面，它直接与生产过程相连，另一方面，它联系着不同的固定的和专门化的意识形态范围”[8]。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也是在使用中、交往中才会生成语言的意义，实现社会治理的作用。 参与式治理更加突出参与，公民的有效参与是参与性治理的实质。 有效参与可以体现为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直接参与、积极参与，或是意见建议在参与过程中得到听取、采纳等，即有效参与在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中都可以得到体现。 参与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的重要原则，通过互动参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践品格”。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的社会治理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的实践动力。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设应扎根于现实的生活实践，其参与式生成应紧扣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聚焦社会问题，在制定解决方案的时候应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将其纳入到社会治理主体的范畴中。

　　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才能走出语义学上的概念演绎，深刻认识并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上真正着力。 参与式话语进入到社会治理中，在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才具有生命力，从而形成社会共识，累积国家的信任资源，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三)意识形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属性是意识形态性，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识形态性[9]。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性活动，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先决条件。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于话语主体的主观意识中，在教育实践中倡导明确的价值立场，以话语的特有方式左右人们的思想与言行，实现对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引导和代际传递。

　　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作为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 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同样需要遵循语言使用的规则和规律，并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教育双方间的互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完成受教育者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生成。

　　特定话语的生成建构于特定时代的传播方式和社会成员的理性化水平。 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式互联网平台成为了信息分享与交流的集散地，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进行舆论掌控，通过“信息植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西方所谓的价值理念、鼓吹其先进的治理方式，不断扩张本国的文化，制造激发社会矛盾。 同时，现代社会，网络缓慢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

　　受教育者信息获取焦点分散，关注内容娱乐化、快餐化现象尤为突出，呈现出浅层化话语接收和丧失深度理解能力等诸多问题，这些都给了外部敌对势力可乘之机，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现实挑战，就要具备回应社会诉求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能力。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积极扮演好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实践者的角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要坚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动摇，更有效地发挥话语优势，牢牢掌握话语权，推进社会治理。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路径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动，必然引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格局的变化。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新媒体的发展、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要明晰当下社会治理环境中话语的传播和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体系，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新时代“生”下来、“活”起来，成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话语力量。

　　(一)明晰角色定位，以体验式教育消解话语霸权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应正视主客体条件的变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深入，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关系进一步优化整合，借助信息技术优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愈发强大的社会建构功能，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诉求与观念构建。

　　与此同时，公民具有更为广泛的话语表达空间，以话语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公民角色由被管理者转变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公众正在逐渐适应并主动尝试这样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应因时因势而为，与主客体的变化同频共振。

　　以体验式教育消解话语霸权是一种积极且有效的尝试，将传统的“刚性话语”转变成“隐性话语”。 维特根斯坦讨论语言时回忆起他在小学当老师的一个场景，他发现一个小孩从来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当这个小孩参与游戏后，就很快领会游戏的规则，虽然别人没有明确用精确语言解释这个游戏规则，但是这个小孩可以通过实践游戏理解规则。 很明显，精确化的技术知识通过这种“游戏”被解构了。 可见，在参与过程中，话语被参与者领会和传播。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语言应该精确客观，不能出现误解。

　　每个词背后都有一个精确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理想化的语言。 语言的意义是在使用当中形成的，就像游戏一样‍‌‍‍‌‍‌‍‍‍‌‍‍‌‍‍‍‌‍‍‌‍‍‍‌‍‍‍‍‌‍‌‍‌‍‌‍‍‌‍‍‍‍‍‍‍‍‍‌‍‍‌‍‍‌‍‌‍‌‍。 运动员不需要看裁判写出精确的比赛规程，只要参与到活动之中就会明白规则。 于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亦可尝试以体验式教育来逐步打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的框架，形成“主体—主体”主体间性模式。 消解话语霸权，建立生态、互动的话语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展现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二)构建信任关系，在互动中牢固意识形态话语主阵地

　　在并喻文化这一场域中，存在着前辈、后辈、同辈等不同身份组成的各种话语权力之间的较量，话语的传播也是进行知识、能力、理性的一场较量。 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身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关系网络中体现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存在，因此不能“生硬地”争夺话语权。 如同去医院看病，医生或护士的接待态度，都会影响我们对这家医院的信任，进而影响诊疗效果。

　　可以说,最早的信任是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因母亲的照料而形成一种信赖，一种期待。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式生成也是如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鲜活的人，有个性有情感有认知，唯有以“人”本身的视野进行审视，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影响力与说服力。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来说，把研究目标设定为给出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和有效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有主体性的，不能把他们的记忆进行裁剪，或是硬给他们设定一个理想化的观念意识和生活实践形态，指导他们如何采取行动。 这启示我们，当我们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参与社会治理的时候，一定要进入研究对象，只有真正了解实际状况，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度交往，话语才更有针对性和感染力，社会治理效果才会迅速见效和最大化。

　　同时，要以浸润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来建立信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参与式生成要遏制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只有扎根于现实世界中，方能彰显时代性和生动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与现实世界建立意义联系并相互作用，更多地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性发展。 进一步加强文本研究，包括国情国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材、重大会议文件等，准确贴切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并进一步推进话语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从日常生活的话语素材中提炼，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提炼，使话语能贴近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引发共鸣。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走出文本，走进生活; 走出精英，贴近大众; 走出传统，走向现代。 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还要不断丰富自身内涵，积极向虚拟世界渗透，以生动活泼的话语形式提升话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确保有效传播，坚守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舆论”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传播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交往，不断建构着社会关系。 有效传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应对当前话语适应局限性的积极举措。 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过程中要将学术话语转化成生活话语(或称为传播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进行思维和表达，形成自身的话语风格;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过程中要认知世界，有自己的话语视点，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形成自身的话语理论;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要有内在的文化底蕴，有涵养、有品质，形成自身的话语气质。 这三者是层层递进的，从形、体、意三方面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有效性。

　　同时，要畅通和搭建信息获取、交换、辩论、达成共识的语意场景。 话语传播的散发性意味着我们要充分把握互联网的特性，一方面要顺应发展趋势，以疏导、交流、共识、引导的方式维护传播的自由度和机会的均等性; 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公民自身的道德判断能力。 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公民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还是信息的有效掌控者，更是高质量信息的生产者。 公民可以甄别有害信息，对其进行自觉抵制，进而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维护者。 因此，应重视公民道德能力建设，关注其道德内化过程。 公民的道德判断力要扎根于心灵深处，并且要在外部世界生根发芽开花，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最终由内而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传播，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7-10-28(01).

　　[2]赵杰，刘永兵.语言·话语·社会——论伯恩斯坦的社会文化语言观[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50.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252.

　　[4]何静.生成的主体间性：一种参与式的意义建构进路[J].哲学动态，2017(2)∶88.

　　[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9-10/31/c_1125178024 htm.

　　[6]雷大川.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建构[J].文史哲,2009 (2)∶162.

　　作者：宋伶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