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以来大学叙事中的反讽修辞

　　摘要：反讽之所以能在1990年以来大学叙事中产生广泛影响，除了社会转型语境下文艺观转型带来的叙事策略调整需要外，还在于反讽的伦理倾向契合了知识分子“祛魅”化的现代性趋势‍‌‍‍‌‍‌‍‍‍‌‍‍‌‍‍‍‌‍‍‌‍‍‍‌‍‍‍‍‌‍‌‍‌‍‌‍‍‌‍‍‍‍‍‍‍‍‍‌‍‍‌‍‍‌‍‌‍‌‍。 反讽内涵的复杂性与外延的迁延性决定了其文本形态种类繁多，纷繁芜杂，较为常见的文本形态有言语反讽与情境反讽‍‌‍‍‌‍‌‍‍‍‌‍‍‌‍‍‍‌‍‍‌‍‍‍‌‍‍‍‍‌‍‌‍‌‍‌‍‍‌‍‍‍‍‍‍‍‍‍‌‍‍‌‍‍‌‍‌‍‌‍。 反讽以对话性的叙事结构使其伦理倾向显得暧昧不明，这种暧昧性决定了文本的多义性与丰富性，从而拉开了与非反讽小说的差距，显示出1990年以来大学叙事的创作实绩‍‌‍‍‌‍‌‍‍‍‌‍‍‌‍‍‍‌‍‍‌‍‍‍‌‍‍‍‍‌‍‌‍‌‍‌‍‍‌‍‍‍‍‍‍‍‍‍‌‍‍‌‍‍‌‍‌‍‌‍。

　　关键词：大学叙事; 知识分子; 反讽

　　随着小说中宏大叙事的逐渐消解，1990年以来的大学叙事，与1980年代相比，无论是叙事主题、取材倾向，还是叙述方式或修辞策略，都已发生重大变化。 曾经作为新启蒙时代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逐渐被对世俗欲望的批判替代，过去那种简约、明朗、单一的叙述风格再也涵括不了转型社会中那种多元复杂的文化镜像，反讽修辞以其意婉旨微且多义深刻的叙述特点成为表现大学知识分子的重要修辞策略。 因此，以反讽视角切入1990年以来的大学叙事研究，能更贴切地呈现出大学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症候。 同时，也能更深刻地把握大学叙事创作的演变及其问题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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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知识分子与反讽的生成语境

　　反讽(Irony)原指古希腊戏剧中一种角色类型的行为方式，这种角色通过采用“自贬式佯装”的策略让自以为是的对手陷入尴尬境地。 渐渐地，反讽由表示一种行为方式演变为一种善于运用掩饰性语言来表达思想的修辞格。 随着时代的演变，反讽内涵也在不断地增殖扩充，其迁延性与丰富性使反讽成为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 不过，在其历时性的演变中，反讽一直保留了两个最为基本的功用，一是“言此意反”的比喻，二是表现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的哲学立场。 同时，反讽也被赋予了一种现代性的内涵，成为文学现代性的标志。

　　1980年代中期，一度销声匿迹的反讽开始在小说中重新出现，到了1990年代更是弥漫开来。 究其缘由，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 但就反讽修辞在1990年以来大学叙事中广泛使用而言，其根本缘由是因为反讽的伦理倾向契合了知识分子“祛魅”化的现代性趋势。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观念多元化。 布鲁克斯曾对现代诗歌中普遍采用反讽修辞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共同承认的象征系统粉碎了; 对于普遍性，大家都有怀疑。 ”①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也与西方基于神学背景和理性传统的“共同承认的象征系统”一样，成为稳定社会文化结构的内在逻辑。 然而，当这种具有统摄性权威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整个社会开始矛盾丛生而喧哗不安，反讽情绪便在这喧嚣的社会中氤氲而出。 而知识分子相对社会大众而言，他们对社会价值转型具有天然的敏感性，他们的现实境遇与角色使命、公众期待形成各种难以调和的错位与悖论。 因此，以高校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的大学叙事对反讽修辞的应用表现得尤为突出。 1990年以来大学叙事中的反讽修辞正是对大学知识分子这种悖论性精神症候的集中呈现。

　　二是文学观念转型。 在1980、90年代的交替之际，社会转型促使文学观念进行了深度调整。 其调整与转换的压力不仅来自市场经济，更来自于文学该如何涵括转型社会所具有的那种纷繁芜杂的社会镜像。 曾经带给我们巨大情感震撼与道德启蒙的文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那种“全景式”的叙事经验再也不能贴切地描摹出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在这充满“后现代”社会镜像的文化语境中，叙事的统一性消失了。 小说也不再着力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各种碎片式、鸡毛蒜皮式的细节填充在文本中，似乎唯有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才能折射出我们的生命体验。 我们再也无法从曾经的“整体性”与“恒定性”中获取对生命意义的神圣感与庄严感。 “变化如此迅速，根本无法立起某种象征性结构，到处乱糟糟的。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写作必须有变化，必须出现一种新的形式，以此对变化中的生活做出回应，否则你的写作就是不真实的。 ”②李洱面对转型的文化语境，自知无法也无力建构起一种完整的生活，而意义含混的反讽修辞，恰恰符合他对知识分子复杂性的呈现。 因而，他以反讽作为其知识分子小说创作的重要修辞策略。

　　三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知识分子分裂的人格特征同样是大学叙事中反讽的生成之源。 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承续了“士”的思想与人格资源，具有天然的“士志于道”“修齐治平”的文化基因，这也就注定了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威与中心具有天然的依附性;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深具启蒙主义的理念品格与独立精神。 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既依附又独立的人格特征。 当社会因价值转换而发生结构调整时，知识分子面临着深刻的生存悖论：如果要获取世俗成功，知识分子就不得不屈从于世俗规则而背离其角色职能，但假设这样，知识分子存在的合法性又要遭受质疑; 如果坚守知识分子精神底线，他们又显得不合时宜，只有被迫从中心走向边缘。 面对这样一种生存悖论，众多知识分子臣服于各种世俗欲望，逐渐放弃对普遍性价值的追寻。 他们在“合法化”的欲望追逐中逐渐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同一性与连续性。 因而，他们也就无力在现实价值秩序中重塑“士志于道”的精神坐标。 然而，他们又深知公众对他们的角色期待，所以往往又会以伪装的方式维护自己惯有的道学权威。 王朔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 ”③王朔的文学意义，就在于他以无比决绝的反讽姿态消解了他们的精英意识，呈现出了知识分子悖论性的生存境遇，从而形成了对知识分子多重视镜的认知，并推动了反讽修辞在大学叙事中的广泛应用。

　　二 大学叙事中的反讽形态

　　反讽内涵的复杂性与外延的迁延性决定了其文本形态种类繁多、纷繁芜杂。 在1990年以来的大学叙事中，言语反讽、情境反讽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文本形态。

　　(一)言语反讽：言意相异的修辞方式

　　作为修辞方式的言语反讽，至今依然在广泛使用。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仍然将反讽定义为“作者用来指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 ”④言语反讽通过改变话语叙述成规，将不同话语系统或不同情感色彩的言语进行故意误置杂糅而构成语境压力，从而产生出新的语境意蕴，构成言意相异或相抵牾的反讽效果。

　　由于作家不同的知识背景、气质兴趣与价值取向，言语反讽在表现形式和叙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得极具个人性‍‌‍‍‌‍‌‍‍‍‌‍‍‌‍‍‍‌‍‍‌‍‍‍‌‍‍‍‍‌‍‌‍‌‍‌‍‍‌‍‍‍‍‍‍‍‍‍‌‍‍‌‍‍‌‍‌‍‌‍。 李洱小说的言语在大学叙事中极具反讽力度与知识性。 他经常在出其不意的冷静叙述中突然散发出一股刺骨的锋芒。 如在《从何说起呢》中，“他每年都要出本书，每本书都在四百页左右，厚如秦砖，卖废品的时候很压秤的”。 寥寥数语，却体现出李洱以层层推进的叙述方式描述出丁宁出书之多、之厚，最后以“压秤”一词直刺要害，让丁宁不顾学术伦理规范、投机学术的形象瞬间呈现。 同时，他又以不断延展的方式将各领域的知识安插在小说的细枝末节中，以致他的言语中到处隐匿着哲学、美学、历史、宗教等诸多领域的知识符号。 而且，他经常引用哲学圣贤的哲理性话语来隐喻当下知识分子尴尬的生存境遇，并以此形成反讽性对照。 《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就喜欢引经据典分析一些他生活中鸡零狗碎的问题，柏拉图的“爱情说”成了他们劝酒的助兴辞，“谎言是一门科学，真理是一个悖论”成了他现实婚姻状态的反讽注脚。 这些哲理性名言与知识分子现实境遇的背离，透露出一种精神背后的荒凉。 李洱文本中的这些哲学性话语，一方面表现出话语生活是知识分子确证自我的精神依据，他们唯有借助这种话语才能标榜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另一方面，呈现出李洱对知识分子在转型社会生存境遇的悲悯与反思。

　　劳罕的小说以一种调侃诙谐的言语表达出对知识分子灰色生存境遇的同情。 如他的《各奔前程》中，有的导师为了保留自己的研究生招生资格，又自忖名不孚众，也就“出现了学生拯救导师这一奇观”，被迫到本科生宿舍动员学生投到他的名下，而学生“颇有点慷慨赴难的悲壮”。 当碰到有学生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时，也有老师便赶紧“给几个爱提问的学生撒烟，边低声下气地说：‘这课嘛……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不过，学校经常要抽查，大家相互照顾吧……’”，于是“老师、同学都笑了，心照不宣……”，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裂变，造成师生难以抵制外界诱惑，以致老师不专心于教学，学生不安心于学业。 作者倾向于将这种大学风气的变化归结于转型的社会环境，因而文本中的诙谐言语不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审视意味，面对学生的“责难”与教师的“无奈”，劳罕的反讽言语更多体现的是对知识分子灰色生存境遇的包容与同情。

　　言语反讽之所以能备受创作主体的青睐。 一方面是因为言语反讽能以其价值立场的鲜明性与直接性，实现对知识分子历史与现实的有效祛魅;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各种调侃诙谐的反讽言语，呈现出普泛化的社会反讽情绪。 但言语反讽也容易让创作主体迷失在语言层的“狂欢化”叙述中，这既容易阻拒对人物内在深层的审视，也有滑向言语“炫技”的可能。 尤其是“当作者失去节制喋喋不休时，表面的‘虚伪’就侵入精神的肌理，成为表里如一的虚伪。 ”⑤因而，对言语反讽的运用也要适可而止。

　　(二)情境反讽：小说的结构原则

　　如果说言语反讽强调的是语词、句子或段落之间能指与所指的悖异，突出的是局部性，那么，情境反讽则是通过不同场景或情节的对照，显露出荒诞或悖谬性的结局，凸显的是人物命运、事件结局与愿望期待相悖的荒诞效果，显示出文本整体的谋篇布局与小说的结构原则。

　　李洱小说的反讽情境则显得隐匿而难以让人察觉，只有在深谙反讽要义时才能了然其潜藏在深层的反讽意蕴。 他通过一个个情境的营造完成他对人物建构与解构过程。 在《应物兄》中，乔木先生作为应物兄的恩师，在文本之初，给人的印象是德高望重。 然而他对应物兄婚姻的安排、程济世的学术偏见、儒学院人事安排的干预，以及缺少对前妻的思念等各种情境，逐步呈现出乔木道貌岸然的形象。 程济世的真实人格也是在诸多细小的叙事情境比照中得以呈现。 为此，有论者认为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患有“道德瑕疵症”，这显然是对李洱反讽修辞策略的误读。

　　史生荣的小说主要通过人物在不同情境中的反讽观照，呈现出权力对大学知识分子造成的人格异化。 《所谓大学》中的马长有与杜小春，他们原本是一对专注科研、安于清贫的年轻夫妇。 当杜小春因为现实功利的需要走向权力时，她的婚姻也开始危机重重。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马长有作为权力的受害者，竟抵御不住权力的诱惑，最后还是借助权力走向了“成功”，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也遭受扭曲异化。 另外，马长有的“平反”，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的“冤屈”，而是因为学校书记与校长权力制衡的需要。 史生荣通过极为客观平实的叙述姿态，将人物置放在前后不同的叙事情境中，形成对比性观照，从而显现出人性的蜕变过程。

　　“反讽的发展史也就是喜剧觉悟和悲剧觉悟的发展史”⑥，反讽情境虽然经常以喜剧的面貌示人，但真正的反讽情境应该将读者从情境外在的喜剧色彩引入情境深层的悲剧性反思当中，让读者在这双层悖逆中体悟到反讽意蕴，这才是情境反讽所应具有的美学效果。 一旦反讽情境缺少反思的内在肌理，反讽的喜剧情境就容易变为闹剧情境。

　　三 大学叙事与反讽的伦理倾向

　　诚如聂珍钊所言：“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 ”⑦不管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构世界中，叙述主体在表述过程中都会流露出其特定的情感态度与伦理倾向。 这种倾向性如果处理不当，又会给人以道德说教的意味。 反讽能比直接陈述表达出更为丰富的意蕴，因此它能规避那种简单化的道德说教性。

　　(一)道德化判断的悬置

　　中国文学传统向来讲究“文以载道”，主张文章通过善恶分明的伦理意蕴，达到文学教化的功能。 人物的外貌、性格描写或环境氛围往往都氤氲着作者鲜明的道德意识。 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大学叙事的创作特点。 这些作品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出的正面人物都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人格力量。 在其《蓝眼睛黑眼睛》中，开篇即通过鲁省三父亲“黎明即起，洒扫门庭”的教诲与“一叶尚知秋，况满目萧瑟矣，人生亦如秋，功业安在哉”的感慨，奠定了小说对鲁省三人物塑造的伦理指向。 《天眼》中的章鹤年“个儿比较高，身材不胖不瘦，鼻直口方，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寥寥数语，便流露出叙述者的情感态度。 然而，中国文学传统不仅讲究“显”，更讲究“隐”，主张“写景不宜隐，隐易流于晦; 写情不宜显，显易流于浅”⑧，如果仅仅以外在的描写就呈现出人物的人格精神与作者的伦理指向，往往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有意遮蔽，人物也因缺少内在变动而呈现出扁平化、理念化的特点。 读者对这种二元对立的道德化思维，也只能作出机械化的道德反应，形成一种概念化的审美判断，从而阻拒了读者对文本的多义性与深层性思考。 因此，克尔凯郭尔才总结道：“愿被理解但不愿被直截了当地理解”⑨。

　　李建军认为反讽是“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 ”⑩也就是说，反讽的价值指向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表达否定的修辞，但这种否定又是蕴藏在一种对立的平衡中，这就让否定的价值指向因被悬置而显得暧昧不明，这样才能超越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而表现出世界的复杂性。

　　1990年以来的大学叙事，正是像李洱、格非、葛红兵这样深得反讽真谛的作家，才能把握住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充满矛盾的复杂心态‍‌‍‍‌‍‌‍‍‍‌‍‍‌‍‍‍‌‍‍‌‍‍‍‌‍‍‍‍‌‍‌‍‌‍‌‍‍‌‍‍‍‍‍‍‍‍‍‌‍‍‌‍‍‌‍‌‍‌‍。 葛红兵的《沙床》以“自叙传”的限知叙述视角，对大学知识分子的病态人格进行了严峻审视。 诸葛教授对待性的随意，确实有违社会伦理，但仅此就将小说归为“狭邪小说”，则显然是对该小说的误读。 如果我们深入文本，就能体悟到诸葛教授荒谬的生活背后，其实是潜藏着一种陷入精神困境的深层焦虑，弥漫其中的是一种漫无边界的漂泊感、孤独感与虚无感。 他对大学知识分子既不作道德高位的审视，也不以消费主义为导向而夸大其欲望，而是执着于从人的现实境遇中透观人性命运的悖论。 因此他在文本中才能规避单向度的伦理指向，呈现出知识分子那种迷茫而不绝望的精神特征。 葛红兵在貌似颓废的生命叙写中，其实蕴含着他对生活、命运、生命的深沉哲思。 也正是在这种哲思中，他找到了某种叙事的平衡，既不使我们因看不到一点希望而过于悲观，也不使我们流于肤浅而盲目地乐观。 正是这种对立的平衡，葛红兵才呈现出了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时代情绪与人格特征。

　　相比葛红兵对知识分子复杂性的把握，老悟的“大学叙事”则显示出极端化与道德化的审视思维。 他笔下的大学一片乌烟瘴气，在《大学校长》中，各学院院长几乎都已沦陷为权色欲望的奴隶，都是道德沦丧的无耻之徒，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丑化。 中国文学传统讲究“主文而谲谏”，也就是说在讽谏的同时也必须“止乎礼义”。 老悟的大学叙事无疑疏离了叙事的“礼义”，流露出一种极端化的泄恨情绪。 他“把大学当成群魔乱舞的世界，将大学知识分子视为一群面目可憎的小丑; 而且笔触仅仅停留在大学乱象的表面，肆无忌惮地放大种种乱象……读者能感受到叙述主体不可思议的幸灾乐祸的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深处幽暗与隐秘的怨恨情绪。 ”11老悟这种以身居道德高位的叙述姿态调侃大学知识分子，缺少对知识分子严肃的内在审视，流露出的是一种简单的道德判断，其讽刺性叙事的背后，是创作主体对笔下人物的傲慢与不恭，这无疑是一种浅薄的叙事姿态。

　　反讽之所以能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矛盾的本相，关键就在于通过对立的内在结构建构起对话性的叙事空间，表达出多维度的可能性，从而规避了单向度的道德诉求。 同时，对立双方在本质上不是一方反对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而是双方“站在高一层去看，相反的往往适以相成，造成人生世相的伟大庄严”12，从而让反讽达到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性认识，这正是反讽修辞的意义所在。

　　(二)反思性的批判

　　如果说生活的本质就是反讽，那么反讽的本质则可以归结为反思。 因为反思规避趋同而导向怀疑。 布斯曾指责反讽的“言不由衷”会模糊价值指向上的明晰，这是因为他只强调反讽的“暧昧”而忽视了反讽潜在的伦理倾向。 反讽的价值指向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又不是简单的否定，因为“它是绝对的，因为它借助于一种更高的事物进行否定”。 13

　　格非《欲望的旗帜》，因对知识分子精神危机根源的深刻反思而显出截然不同的文学意义。 作为哲学教授的贾兰坡，在纺织女工的诱惑下竟然溃不成军，他一生所坚守的哲学信条与理性不能给予他任何抵御世俗欲望的力量，最终从自我沉沦走向了自我绝望。 贾兰坡的弟子子衿博士也同样如此，他一方面沉溺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中，寻找真实与理性; 另一方面又深陷在不可遏制的情欲中，这种对情欲的自我放逐使他迷失在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失序错乱中，最终走向了彻底的疯癫，从而构成了对自身的绝妙反讽。 然而，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以对话的诗学建构开启了反思的天窗。 贾兰坡的绝望与子衿博士的疯癫，无疑是其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所致。 但危机的最终根源却指向了统一性价值体系瓦解后的精神信仰危机：“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 作者避开了惯常的、伦理化的批判视角，以理性的笔触，穿透欲望的表象，直达欲望的潜层去审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内在根源，这种批判因其反思性显得与众不同而格外深刻。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义不仅在于创造，还在于批判。 以反讽著称的李洱，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 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关键在于其公共性，应站在客观独立的立场向“公众事务”发声。 所以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不仅是一种建构的立场，更是一种批判的立场。 在他的知识分子小说中，他始终以质疑与批判的叙事姿态致力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及其精神探询。 《应物兄》的文学意义，不是因为塑造了众多打着复兴儒学的旗号去谋取名利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不是因其名实相悖就作出道德审视从而给予否定性的批判，而是以反思的姿态追问知识分子精神迷失的人性因素与时代因素。 李洱一方面深刻细腻地呈现出他们荒诞的行径，另一方面又突出他们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不学无术的黄兴，由于对金钱具有强大的支配能力，而被程济世厚誉为“子贡”。 这无疑表征出，在一个物化时代，对知识分子成功的界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格修养及其学识涵养，而是财富。 一旦以金钱来衡量知识分子的成功，那么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与人格精神必将迷失在其物化的欲望中。 这就从根源上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

　　反讽所蕴含二律悖反的叙事指向为反思性批判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叙述结构，表现在叙事中就是对事物既不作简单的赞美，也不作简单的否定，而是以一种对话的姿态探寻“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的辩证性可能，表现出一种反思性的认知思维特征。 正因如此，反讽修辞才纠偏了以往极端化的知识分子书写，揭示出了当下大学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境遇，显示出1990年以来大学叙事的创作实绩。

　　结 语

　　赵毅衡在论述坎普的反讽性时认为：“没有坎普，就没有后现代风格; 不懂坎普，面对当代文化产业之中就有阻隔，无论我们目的在创造，还是意在理解。 ”14同样，没有反讽，我们就无法表征出社会普泛化的反讽情绪。 不懂反讽，也就无法理解当前社会的复杂性。 反讽修辞策略的运用，“相比于大学叙事中那种板直峻急的单一视镜，以及过分简单化、过强道德评判的创作趋向，无疑是一种纠偏。 ”15反讽正是以其丰富的意蕴而成为1990年以来大学叙事中重要的修辞策略。 然而，反讽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诗最忌轻薄，而谐则最易流于轻薄”16，当反讽通过诙谐调侃的叙述姿态完成对价值的批判与解构，反讽修辞也最容易滑向“油滑”浅薄的一端，从而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叙事倾向，甚至由于失去内在的价值支撑，还会助长“虚无主义”精神气候的形成。 这些都是反讽修辞所应力避的一些问题。

　　注释：

　　①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46页。

　　②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③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④[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⑤黄发有：《90年代小说的反讽修辞》，《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

　　⑥[英]D· 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⑧ 12 16朱光潜：《谈文学》(增订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页，第35页，第33页。

　　⑨ 13[丹麦]克尔凯郭尔：《论反讽的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第225页。

　　⑩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小说评论》2001年第4期。

　　11颜敏：《从“裸体问题”到“风雅颂”——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十部长篇小说读记》，《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14赵毅衡：《论坎普：艳俗的反讽性再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5马建珠、谢红：《认同与批判：阿袁“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策略》，《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作者：马建珠 颜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