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杨柳青年画舞蹈研究以“大头娃娃”形象为例

　　【摘要】天津杨柳青镇的木版年画是中国北方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广大劳动人民将长久以来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以及在农耕和码头文化中形成的审美意识赋予其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年画题材‍‌‍‍‌‍‌‍‍‍‌‍‍‌‍‍‍‌‍‍‌‍‍‍‌‍‍‍‍‌‍‌‍‌‍‌‍‍‌‍‍‍‍‍‍‍‍‍‌‍‍‌‍‍‌‍‌‍‌‍。 在形式上则运用流畅有力的线条、饱满艳丽的色彩‍‌‍‍‌‍‌‍‍‍‌‍‍‌‍‍‍‌‍‍‌‍‍‍‌‍‍‍‍‌‍‌‍‌‍‌‍‍‌‍‍‍‍‍‍‍‍‍‌‍‍‌‍‍‌‍‌‍‌‍。 在当代，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意识的增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文化传播与交融，杨柳青年画已逐步走出乡土视野，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 例如Nike公司“Foamposite”系列的一款鞋就将年画“连年有余”整幅印在了鞋面上，被圈内称为“天津喷”。 一时间，这幅怀抱鲤鱼的娃娃画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喜爱，炙手可热。 同为民间艺术的民俗舞蹈自然也挖掘了这一形式的艺术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以该年画题材为主编创了很多舞蹈，鲜明生动的形象使其成为天津杨柳青又一典型民间文化。

　　【关键词】杨柳青年画; “大头娃娃”; 韧劲; 哏劲; 动态化

　　1.杨柳青年画的形态文化特征

　　天津杨柳青年画舞蹈是以年画的形象和氛围为蓝本进行动态化呈现的，因此，探讨年画舞蹈的特征和意味，首先要从分析静态的年画形象入手，进而才能评价与研究年画舞蹈的创作。

　　杨柳青年画属于典型的民俗绘画、雕刻类的造型艺术，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盛于清代; 追溯其前身，应是更早东汉时期百姓贴的“门神”画，进而与地域民俗相结合而形成的。 天津的历史文化相对复杂多元，“在岁月的长河中，因不断受移民、军旅、漕运、商埠的因素影响，使其成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之地，与此相应的是多地的民间艺术也被带到天津”。 杨柳青处于天津西北方向，直接与河北的地秧歌文化有明显的接壤; 而天津的地域环境最为著名的还不止农耕特色，而是被称为“九河七十二沽”的码头文化、渔猎文化和妈祖文化的交汇。 因此，天津的民间艺术也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风貌，而杨柳青年画中的形象也自然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样貌。

　　年画的题材众多，囊括了门神灶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仕女娃娃、花鸟鱼兽等，代表了福寿三多、富贵满堂、四季平安、金榜题名、五谷丰登、春风得意等多种百姓民众对生活所寄寓的质朴含义。 “大头娃娃”的形象是其中的典型，也是比重较大的一个年画形象，该形象逐渐成为杨柳青年画的标签名片：娃娃怀抱金麟鲤鱼、身旁置碧叶荷花、有莲有鱼，而年是丰收之意，即谐音为“连年有余”。 莲花的形象也呈现了天津海河漕运的“水文化”特色，硕大的娃娃头勾勒出一幅轻松谐趣、充满童真幻想的形象，而鲤鱼和莲花则与娃娃相映成趣，呈现出愉快活泼的丰收之乐图景。

　　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的生活习俗、环境人文的综合体现，从文化的角度看，杨柳青年画具有较强的草根性质与乡土气息，这从清代民俗活动“走会”中可以窥见。 “清代灯节或迎神赛会的时候，常把许多民间艺术组合在一起表演，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表演队伍，称为‘走会’。 ”走会的形式自古有之，只是历代叫法不同，如宋代称之为“舞队”，即指包括若干种民间艺术形式组织为长队游行的样式，各有其看家绝技，同时也少不了即兴成分与自娱性，与民同乐。 在清代“走会”的记载中，就包括大量的天津本地传承至今的民间技艺，如技巧高超的“杠箱”“舞中幡”等，也有北方自娱性极强的“秧歌”(清代有儿童扮演渔樵耕读戏“秧歌”的年画，画中形象与“大头娃娃”极为相似); 同时还有舞蹈“大头和尚”，舞蹈中艺人头戴光秃的假大头、着袈裟而舞。 新中国成立后舞蹈工作者曾按此形式创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族舞剧《宝莲灯》中的一段儿童群舞，可以说清代“走会”中的“大头和尚”与杨柳青年画中的“大头娃娃”以及此后创作的年画舞蹈在文化上是同根同源的。

　　因此，杨柳青年画中呈现了天津本地特有的水陆交织的文化，其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韵味的艺术形式及其包含的草根与乡土文化，也是杨柳青年画得以流传的根本保证，至今仍是当地颇为自豪的文化名片。

　　2.年画舞蹈作品中的形式特征

　　杨柳青年画舞蹈一方面是根据年画上富有动势的形象使之动态化，并把多样丰富的年画形象留存在舞蹈之中; 另一方面则是继承了华北传统的舞蹈形态并加以发展创新的结果。 由于年画中“大头娃娃”独特的形态特征，如佛颜、童身、戏姿、武架，并怀抱鲤鱼、身倚莲花，其本身的静态形象就流露出极为动感的势头，且能够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因此，将这一民间传统技艺化作动态的舞蹈形象作为当地文化品牌的延伸，是当地舞蹈工作者极力突破的课题。

　　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创作空间自由的潮流下，天津市西郊区文化馆李明禄、徐乃华于20世纪80年代陆续创作了《连年有余》《嬉莲图》《采莲段》、双人舞《春风得意》等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域色彩，深得民众喜爱，带来极好的反响。 此后，该题材的舞蹈创作也在不断发展和延续。 2019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在南丰举办的首届面具舞蹈节中，牛刚编创的“大头娃娃”的形象再次代表天津独特的舞蹈文化让观众一睹其活泼灵动的艺术形象。 纵观这些以天津杨柳青年画“大头娃娃”主题为蓝本创作的舞蹈，它们之间有许多共性，凸显了当地民间舞蹈文化的丰富性。

　　从服装和道具上看，杨柳青年画突出了汉族秧歌艳丽的装扮色彩。 “大头娃娃”一般上衣为湖蓝色或绿色，下装为红色或紫色，腰口系红带，衣领、裤脚皆绣花边，里层套金色纹饰肚兜，足蹬红鞋。 最有特色的道具即大头面罩上，左右分两缕头发，一边为鬏、一边为辫，中有短刘海。 其五官慈眉笑眼、厚唇垂耳，有“佛颜”的特征。 而鲤鱼则是用竹片做架纸扎而成，鱼身一般为黑色头部、红或金色身、橙色尾部。 此外，还会手持碧叶红莲或绿色柳枝作道具。 其颜色艳丽、异彩纷呈，北方人喜欢穿戴大红大绿、浓艳耀眼的服饰，以之与单调的环境色形成一种色调互补。 因此，杨柳青年画舞蹈整体透露出北方汉族民间的性格。 音乐则多用传统的“八扇面”“天津时调”“运河号子”“法鼓”等本地音乐。 在之后的创作中，不断加以变化出新，出现了一些灵动跳跃的MIDI编配曲。

　　舞蹈动作本身的编排与设计则是动态化关键。 从《连年有余》《杨柳青大头娃娃》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主要动律是借鉴了河北秧歌中的“十字步”“手中花”“挽花甩腕”等，年画舞蹈中的“十字步”是上步颤膝三步一退的方式，同时结合手上的莲叶荷花上下翻举，呈现“颠”的韵律：先开后合，勾脚出胯扭摆，似拉弓踩簧，外柔内刚，形成“抻劲”和“韧劲”的风格。 而“韧劲”“哏劲”则是天津地区民俗艺术的共性，例如本地的相声中同样习惯利用自嘲、犟嘴等方式表现这种“哏”，是为了增强趣味性。 而这种“哏劲”在年画舞蹈中是通过弹起、缓行、韧落的韵律体现的，创作者在舞蹈设计中提出“微差”的概念，其实就是动作与音乐之间并无绝对的节奏对应，而是打破音乐、稍加拖延以取得动势相连的效果。

　　在“扭、拧、俏、含、韧”的北方秧歌的基础上，舞蹈在具体的动作上还设计了“金蛇翻身”“彩云追月”“推手展望”“跷足独立”“双翅水花”“分掌转腰”等动作，形成上步掀胯、小腿后踢、提腋耸肩、压腕摆头、三步跷足等规范化的年画舞蹈的动作语言，将年画娃娃的多样动态造型通过动作顺势连接起来，既保留了具有童真童趣的舞蹈形象，也区别于一般的儿童舞蹈动作，做到了典型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在艺术性创造方面，这些年画舞蹈也结合不同的年画题材恰当地使用诸多舞台化的方式。 例如《连年有余》中的经典一段“五子夺莲”，本是年画中独具特色的一幅主题，描绘的是五个娃娃嬉闹着争抢莲花、推搡打闹的情景，妙趣横生。 编导在处理这一段时就运用了电影中的“慢镜头”手法，将娃娃们哄抢莲花时踢脚拉辫的动态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放大了娃娃们童趣可爱的性格特征。 在作品《杨柳青大头娃娃》中，怀抱鲤鱼的舞者则用了摆腿跳等技巧来凸显鱼的灵活跃动与抓鱼者的活泼。

　　3.杨柳青年画“化静为动”的舞蹈创作路径

　　从年画舞蹈的创作属性来看，它是以民间历史文化与静态造型艺术为基础进行复现和综合创造的，而作品接连的涌现与所获得的声誉使该题材的舞蹈创作仍会不断出现。 因此，对于天津年画舞蹈的创作路径探索，是本地舞蹈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方向。

　　从静态到动态的复现与创造在当代中国已有先例，敦煌舞派的形成则是由戴爱莲、刘少雄、高金荣、史敏等几代舞蹈家从敦煌石窟壁画的形象中抽离出典型的舞姿，以及代表性的服饰、道具等媒介符号进行典型舞姿的提炼，并以历史为考据创造出符合文化意蕴的动律与舞姿之间的连接动作，进而做到文化和历史的真实可信。 孙颖先生所创立的“汉唐古典舞”、刘凤学重建复现的“新古典主义”舞蹈，无一不遵从着这一铁律‍‌‍‍‌‍‌‍‍‍‌‍‍‌‍‍‍‌‍‍‌‍‍‍‌‍‍‍‍‌‍‌‍‌‍‌‍‍‌‍‍‍‍‍‍‍‍‍‌‍‍‌‍‍‌‍‌‍‌‍。 “这些充满了‘中国味’的动作与体态，不是凭空‘编’出来的，不是单单从编创者的头脑里飞迸出来的，而是借助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而获得的具有坚实学术支撑的扎扎实实的舞蹈动态实体。 ”

　　于此，天津年画舞蹈的创作严格尊重传统与图像学的文化含义：草根文化中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丰衣足食的愿望都通过风趣的“大头娃娃”形象一一表露，而以河北秧歌为基础创造“韧性”“哏劲”的做法也是既符合民间文化生态的表征，同时体现出天津百姓的性格在“大头娃娃”身上的寄寓。 相对于敦煌壁画的形象，年画娃娃的动作可舞性并不强，舞蹈编导应利用北方汉族的“以拙取胜、拙中取巧”的审美意识透露出年画舞蹈中的古拙美，做到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突出其中的苍劲和洒脱。

　　另外，随着“大头娃娃”形象舞蹈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在创作中拓展与年画娃娃有关的其他题材，如“富贵寿考”“金玉满堂”“福善吉庆”“琴棋书画”“四季花开”“金蟾富贵”等，这些都是以“大头娃娃”为主要形象的年画题材，其中不乏较多可舞性的元素，这些题材和主题都强烈地透露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期盼和愿望，是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内容。 再者，年画中也出现琴棋书画、金蟾、铜钱、风筝、鱼缸、瓷器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道具。 李泽厚先生在评述图腾符号意味时说：“凝冻在、聚集在这种种图像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恰恰使这种图像形式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 ”而在舞蹈创作中，此类符号则会增强舞动方式的可能性和多元性。

　　4.结语

　　天津杨柳青年画是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技艺之一，老一辈舞蹈工作者能够敏锐地从中发现动态化的可行性，着实是本地民间舞蹈的一大幸事，并着力营造了画中有舞、舞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民俗意境。 当下的舞蹈工作者要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传统的火炬，薪火相传。 当下，岭南舞派等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舞蹈流派一一兴起、林立，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民间舞蹈事业添砖加瓦。 天津地区的民间舞蹈更多的是在原生场域中自律性发展，而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天津的传统舞蹈也势必进入主流视野，而年画舞蹈恰恰是一个切入口，承接着此后众多天津民俗艺术舞蹈化的发掘与整合的重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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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江东.刘凤学“唐乐舞”辨析[J].艺术百家,2016,32(02):63-68.

　　(作者：张雅芳;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