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年02月18日 分类:教育论文 次数:
摘要:乡村教师形象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动态名片,对于乡村教育师资的引进与保留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对当前乡村教师形象发展进行审视,发现当前乡村教师形象呈现出“神圣化”与“污名化”对立、“坚守”与“逃离”反差、“荣誉”与“落后”悖逆等形象症结,整体形象不佳。分析缘由,教师本体性价值的迷失、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失谐、网络媒介叙事惯习的偏误是问题形成的诱因。据此,研究提出应以归正乡村教师形象建构的价值取向为逻辑起点,基于生态发展观协调构建乡村教育体系为解决动力,以规制媒介叙事偏好为条件保障,以期建立具有真实稳固、积极正向、和谐统一特征的新时代乡村教师形象。
关键词:乡村教师;教师形象;形象建构;乡村教育
形象是人类社会交往互动的应用介质之一,正向良好的形象是“人”自我持存的一种内在精神需求,也是“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乡村教师形象作为乡村教师群体在道德、修养、行为等综合展现给社会公众的整体印象,影响着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与职业幸福感。对于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吸纳更多的人才投入乡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提出要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当前,乡村教师队伍仍然面临着结构性缺员较为突出、职业吸引力不强等问题,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面对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问题,乡村教师形象建设则是一个重要视角。
2019年2月15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召开针对《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要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振新时代师道尊严,塑造新时代教师形象。”[1]显然,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际,立足乡村振兴背景要求塑造良好的乡村教师形象则是大势所趋。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与乡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窘态辖制下,叩问乡村教师形象现实,发现当前乡村教师形象呈异化之态,因此,探索乡村教师形象异态缘由,解蔽沉疴痼疾,重建乡村教师形象,是当下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乡村教师形象的价值意蕴
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教师形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承载着时代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反映了特定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2]乡村教师形象作为社会大众对乡村教师群体的一种整体认知与印象建构,是乡村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职业角色与人格肖像的一种“他者”描述,影响着乡村教师队伍的发展与乡村教育建设。
(一)乡村教师形象影响教师的职业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乡村教师形象在不同层面影响乡村教师的职业自我认同。良好的职业形象能够提升职业人的自我效能感与成就感,让人获得倍受尊重的情感体验与自我肯定的积极心态,形成笃定的职业自我认同,即明晰的职业认知、坚实的职业情感承诺与积极的职业价值评判。首先,积极的乡村教师形象有助于教师建立积极的职业认知。乡村教师的职业认知是指教师对职业本身的自我觉知、自我归纳与自我概括。
乡村教师整体形象的优劣会对个人职业认知的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积极的乡村教师形象能够提升教师的职业期待,激励教师以积极、正向的心态正视自身的职业。其次,正向的乡村教师形象利于乡村教师的职业情感承诺,情感承诺指个体对认同对象的情感卷入、依恋和承诺。[3]
例如,乡村教师对其职业形象认可,甚至引以为傲,则会对其职业角色生发出依恋感与归属感,对职业产生更多的热情与期望。反之,则有可能产生职业信念犹疑,难以建立真正的职业情感卷入,会进一步抑制乡村教师教育情怀的萌发。最后,乡村教师形象影响乡村教师的价值评判,即职业形象的高低会影响教师对工作角色、所属范畴及工作价值的判断。积极的价值评判意味着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对自己工作内容的价值肯定,对自己工作范畴的积极确认。
乡村教师形象同时关乎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同。形象影响着教师社会交往的“前台信息”,职业形象是职业个体或群体与社会互动的“前台”之一,通过前台信息,互动个体会潜在性地或有意识地选择一种相应的行动方式;同时,这种根据前台信息选择的行动方式会影响着社会交往互动的效果。用古斯塔夫·伊克海泽的话来说就是,“个体将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有意无意地表达自己,反过来其他人又会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接受他所造成的印象”[4]。良好的乡村教师形象是乡村教师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一种有效的身份信息,有助于乡村教师获得社会大众的职业认可与职业信赖。
(二)乡村教师形象涵摄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与职业竞争力
一方面,乡村教师形象影响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牵动着乡村教师师资的引进。正向良好的职业形象会使得大众对乡村教师职业赋予美好的职业期望与职业想象。正向赋值越高,职业吸引力越强,从而能够吸纳更多的人才投身于乡村教师行列。另外,在职业选择的他人影响中,个人的社会交往网络及重要他人对乡村教师职业的评价、信息传递也往往会影响着个人的职业选择,而这很大部分又会受到乡村教师形象的影响。因此,乡村教师形象也影响着教师职业的隐性推动力,影响到个体的职业选择。同时,乡村教师形象隐性影响乡村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的成员竞争。当个体在各种可选的行业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候,各职业之间很大程度上就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竞争。
一个职业要招收新成员,必须拥有一定的“招聘资源”,既要有一定的吸引因子(例如薪酬福利、权利),又要有一定的促进因子(例如声望、社会地位等)[5],乡村教师形象关系着乡村教师职业的促进因子,影响着职业竞争力。良好的职业形象能够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在成员竞争中的优势同时带来一系列的正向效应。一方面,在最初的职业选择时能吸纳人才,让乡村教师“下得去”;另一方面,在职业发展中,自身的职业竞争力足够强也能有效抑制乡村教师流失,让乡村教师“留得住”。
(三)乡村教师形象濡染乡村教育自信与乡村社会活力
乡村教师形象影响着整个乡村教育系统的话语生态,是乡村教育形象展现的动态名片,影响着乡村教育发展的自信与乡村社会活力。乡村教育自信具体是指乡村教育场域中实践主体对乡村教育的理性认知并能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深入乡村教育实践。它是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情感支持。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实践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良好的职业形象与较高的职业尊严能够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公信力,从而提升乡村教育发展的自信心,使得乡村教育发展能够坚定自我,扎实地依靠乡村教师的自我力量发挥其优势,坚定依托乡村的独特文化资源积极作为。
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形象的优劣也影响着公众对乡村教育发展的期望与信心。当社会公众对乡村教育保持信心与期望时,则会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愿意投入到乡村教育事业的建设中,因此,能有效地提振乡村教育发展的自我信心。其次,乡村教师形象建构是激发乡村社会活力的有力契机。
随着时代发展,进城务工逐渐成为乡村潮流,“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现象比比皆是。乡村社会成为一个由“弱势群体”占比的社会,低沉、衰颓的精神样貌严重滞碍乡村社会发展活力的生发。而乡村教师的形象构建则能有效激发乡村社会发展活力。乡村教育活力为乡村社会活力生发“输血”,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的坚实分子,“热情饱满、积极有为的乡村教师形象”可以改变乡村学校办学活力的低迷之态,并且刺激社会活力生发。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良好的形象有助于社会公众破除对乡村的陈旧印象,积极正向的乡村建设者的符号信息也有助于改善乡村社会的风貌,助力构建乡土社会朝气诗意的生活栖息图景。
二、乡村教师形象发展的问题审视
乡村教师形象建构是乡村教师自我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进行的一种符号化生产,符号在社会生活中传递着一定的信息,同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又不断地变化形构衍生出新的符号。审视当前乡村教师形象,发现其符号镜像呈现出刻板、标签、消极化倾向,整体形象不佳,主要表现为摇摆不定、抵牾反差、模糊悖逆等异态特征。
(一)“神圣化”与“污名化”的两极对立
受到传统教师形象的影响,乡村教师也继承了以往教师的一般传统形象,通过对于教师的隐喻可见一斑。教师常被比作“春蚕”“红烛”“孺子牛”“人梯”等等,这些隐喻传递出奉献、大爱、无我等歌颂意味,超拔的精神特质给予了教师形象的圣洁性,乡村教师当前形象也刻印着过去传统教师形象拔萃出来的投影,使得乡村教师极富“神圣化”的形象意味。同时受到古代文人“士”的形象影响,精神境界烘托了乡村教师的“圣人化”形象底蕴。但对教师过分严苛“无欲无求”“尽可牺牲”“淡泊明志”的圣人作为,忽视乡村教师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心理与情感需求,则会使得乡村教师蒙受“过度”的精神负累,使乡村教师形象被迫架空。
另外,由于乡村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空间的密切性与稳定性使得“文字”需求小,也造成乡土社会在知识文化累积方面“天然”不足。[6]历史的沉淀下,乡村教师一直是乡土社会中重要的“知识分子”,占有绝对的文化资本优势,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地位较高,备受乡民的尊崇。这也使“尊师重道”的传统社会风气在乡土社会更为浓厚,乡民对乡村教师寄予了深厚的信任与更高的期望,从而加剧了将乡村教师抽象为完美人格的“超人”“圣人”的形象。
另一方面,在传播媒介中,乡村教师“失德”“失范”的报道频出,乡村教师形象“污名化”愈演愈烈。有报道“江苏某偏远乡村的小学教师吴良(化名)利用批改作业之机,两次对班上一名8岁女童实施猥亵”[7]“四川56岁乡村教师奸淫小女生”,刻意突出“56岁”的年龄特征,有意突出“乡村教师”这一身份,强化了民众对中年乡村教师猥亵性侵的印象特点。[8]
乡村教师师德不端、行为失范,让民众本来就怒不可遏,加之网络舆情的推波助澜,一时使得“乡村教师”成为众矢之的,为人师表的形象折落为“道德败类”。个案化的例子在媒体的曝光下持续发酵,使得乡村教师形象受损,“颜面”尽失。总之,无论是“神圣化”抑或“污名化”都是对乡村教师形象的过分描摹与夸大虚化,都不能客观、真实地呈现乡村教师的本真样貌,因此也造成乡村教师的内在认同矛盾。
(二)“悲情坚守”与“无奈逃离”的矛盾反差
网络媒体的发达,让大众对社会百态多了一个可视的窗口。透过网络媒介窥视乡村教师,发现乡村教师“悲情坚守”的形象常见闻于网络与大众荧幕,“清贫苦寒”“悲情奉献”“无怨无悔”是大众传媒乐于选用描述乡村教师“坚守”乡村故事的标签词汇,也因此加重社会对乡村教师悲情化的形象认识。
“山村教师张宝华:三尺讲台甘守清贫,无怨无悔”[9]“2020‘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张圣霞:扎根山区,无怨无悔”[10]“乡村教师张瑞红强忍病痛十多年坚守三尺讲台”[11]等等。从新闻媒体标题中可以窥见乡村教师“悲情坚守”的形象。有学者通过对2011至2014年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节目进行统计发现,投身于大山、高原的占55.8%,重疾、残废以及因公殉职者占32.6%,新闻媒体播布下的最美乡村教师形象存在悲情化的特征。[12]将乡村教师的形象描摹为悲苦凄凉、催人泪下似乎才合理。
乡村教师“悲情坚守”的形象一方面让人感叹乡村教师的伟大,另一方面不免让人生发出从教乡村必然是牺牲,必然是艰苦的不良印象。我国有300万名乡村教师,遍布祖国各地。近几年,随着各项政策的提出,在福利待遇、生活环境等有一定的改善提高。仍然刻意描绘乡村教师的悲苦形象以颂扬牺牲奉献精神是否得当,是当下值得反思的问题。其次,乡村教师“无奈逃离”的形象日渐引人注目。乡村教师“离岗”“流失”等问题已经不是什么隐晦的秘密。
一些乡村教师在乡村任教过程中,面对亲人长期分离、乡村生活单调乏味、薪资微薄等等压力倍感无奈,从而产生逃离的想法。在教师流动意愿调查中数据显示,在有流动及流失意愿的教师中,56.1%的教师表示想调动,20.8%的教师表示想改行。
可见,乡村教师逃离乡村教师岗位的意愿较为强烈。并且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乡村教师流动及流失的意愿有一定的“向城性”倾向。[13]这也说明,乡村教师对其“乡村”的地域性限制存在否定、排斥,因为乡村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与城市存在一定差距而存在身份焦虑,从而让处于一定群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产生逃离的思想。乡村教师“悲情坚守”与“无奈逃离”的形象反差表明了乡村教师群体的复杂性,内部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乡村教师群体形成矛盾的现实形象样态。
(三)“荣誉褒奖”与“失意底层”的伦理悖逆
反观乡村教师的社会形象,“无限光荣”与“失意底层”的伦理悖逆隐现其中。一方面,乡村教师是光荣伟大的职业形象认知渐入人心。近几年,国家注重教师精神奖励,制定教师荣誉制度,为驻守乡村一定年限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很大地提升了乡村教师的职业尊严感。在人大代表行列中,乡村教师的身影也逐渐增多,乡村教师政治参与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乡村教师的形象地位。社会公益的支持也帮助乡村教师建立起了“受褒奖”“受重视”的职业形象。社会大众随着国家政策及社会公益对乡村教师的关注支持,对于以往“黯淡”的乡村教师形象有了一定改观。另一方面,乡村教师职业形象又粘附“落后底层” 的刻板认知。
古有“落地秀才坐蒙馆”之说,意指担任教职者多为落地秀才或官场失意者,因此从教乡村也往往被社会大众揣测为是执教者在社会竞争中“失意”“落败”而不得已之选择,层次低成为乡村教师的隐晦形象标签。另外,乡村教师社会地位仍然不高,“底层”形象难破。据调查,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职业声望已经从20世纪末的第29位降落至21世纪初的第40位,虽然在2015年的报告中有所回升,但仅位列保姆、建筑工人和农民三类职业之前。[14]这些数据无疑表明了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声望不高的事实,乡村教师更是如此。乡村教师专业能力受到质疑,专业与素质被不断诟病。
2018年6月,安徽省出台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政策——招聘2500名中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330分的学生,进行5年专业培养后送往各乡村中小学上岗。[15]引起广大网民热议,“学渣”当乡村教师的教育尴尬现状不得不引人深思乡村教师专业水平。无独有偶,违纪教师“调往乡村”又加持了乡村教师质量不佳的形象认知。江西对违规补课的3名教师的处理方式是调往农村。[16]将师德沦丧、师风不良的教师调往乡村,这样的处理方式无形中伤害了乡村教育及乡村教师的“尊严”,“污化”了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乡村教师形象异化的原因厘析
(一)“人的遮蔽”:本体性价值的迷失
通过乡村教师“神圣化”与“污名化”的两极形象反差,可以看到,无论是对“神”的顶礼膜拜还是对“魔”的义愤填膺,始终没有看到对“人”存在的关注与承认,“作为一个‘教师’的人”替代了“作为一个‘人’的教师”[17]。乡村教师被强烈的外部规约性裹挟,过度社会本位评价逻辑滞碍乡村教师职业形象构建。乡村教师更是乡村振兴中教育振兴的行动者,因此职业的社会功能被重点关注,然而对乡村教师要发挥作用的期待与想象、国家对乡村教育的要求和期待过分强烈,过度社会本位的形象建构逻辑则会压制乡村教师自我的价值呈现,导致“师者”的本体性被遮蔽。
另外,伴随着科技、工业、生产的繁荣,物质与金钱成为人们的直接追求,工具理性走向极端,手段成为目的,成了套在人身上铁的牢笼。[18]在工具理性下,教育成为一 种“产业”,教师成为“工具”,师者个人的人生意义与生存信仰皆被漠视,遂对教师群体缺乏客观认知,将对个体的斥责转为对群体的攻讦,“圣者”在事件的发酵中反转为众人唾弃的“妖魔”。可以看到,在乡村教师外在建构过程中,“工具价值”压制“本体性价值”,使得教师自身身份角色模糊。其次,教师内在“自我”的缺席是导致乡村教师形象缺乏稳定根基的又一诱因。
“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19]萨特用“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理路强调“人的存在”的必然前提。然而乡村教师形象却被“本质为先”所桎梏,先入为主的他者定义弱化教师自我的理想、情感、需求,极力框定教师的外在形象,必然致使本体性价值消弭,真实的“人”“自我”隐匿,外强内虚的虚假性与内外背离的冲突性使得“神圣化”与“污名化”的感性面具在大众面前任意“变脸”。
(二)“生态的失谐”:乡村教育系统质序繁芜
乡村教师在乡村教育生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乡村教育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乡村教师影响着乡村教育生态系统中多方因素的发展建设,同时乡村教师也受到乡村教育生态系统的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乡村教师的形象建构亦同样受到乡村教育生态系统中诸多矛盾等耦合因素共同影响。
一方面,乡村教育外部生态多重乏力,乡村教师形象矛盾丛生。首先,乡村文化生态萎靡,突出表现为“乡愁”“乡情”的失忆。乡土文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消隐为“边缘文化”“亚文化”,经济发展的冲击使得乡土人的“乡愁”“乡情”越发寡淡。乡村文化的式微带来乡土社会凝聚力的瓦解,乡村教师的“坚守信心”“尊严”“荣誉感”被“离农”文化冲击,乡村教师陷入尴尬的出走与坚守的“两难”境地。其次,乡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较为迟缓。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计划等各项文件的出台,乡村社会经济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提升进展。对于一些特殊地区来说,“脱贫”已经实现,但是“致富”仍是持久战,完善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还未完成。因此,“落后”的乡村印象仍然难解,严重滞碍了乡村教师形象的建立。最后,乡村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优势未有效开发。乡土社会优美宜人的 自然环境与淳真质朴的人文环境未得到有效的开发与保护,乡村“落后”“脏乱”等标签印象依然存在,因此对于乡村教师形象也造成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乡村教育内部生态的失衡,乡村教师形象陷落。师资结构的非“常态”化,乡村教师形象受影响。调查发现,乡村教师队伍结构严重失衡,乡村专职教师老龄化现象明显,年轻教师流失严重,年龄结构上“断层”突出。师资结构失衡影响了乡村教师的队伍活力,使乡村教师“暗淡衰颓”“活力涣散”的形象板结化。另外,师资引进上“重量轻质”,也使得乡村教师水平低、层次浅的形象难化解。
当前乡村教师师资数量仍然短缺,使得部分乡村地区在师资引进上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对于专业及学历层次要求较为宽泛,使得乡村教师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良莠不齐。为“量”轻“质”可以解决师资短缺的燃眉之急,但是却会带来一系列的“负向效应”,“低质量的、不足的学校教育导致贫困家庭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妨碍他们将来获取较好的工作,不利于他们摆脱贫困,从而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而贫困的代际传递又进一步加深了城乡差异”[20]。
四、乡村教师形象重构的路径
乡村教师形象建构受到自我建构与他者规训的双重影响,作为乡村教育的建设者与乡村教师的自我言说者,乡村教师的形象并非是固定一面的,而可是千面的、个性的、丰富的,但是真实、稳固、和谐、正面应该是新时代乡村教师形象建构的基本特征,能够发挥出积极影响、正向效应应是新时代乡村教师形象建构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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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雪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