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疫病叙事:以《屋顶上的轻骑兵》中霍乱意象为例

　　【摘要】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际，疫病的阴云再次笼罩世界各地‍‌‍‍‌‍‌‍‍‍‌‍‍‌‍‍‍‌‍‍‌‍‍‍‌‍‍‍‍‌‍‌‍‌‍‌‍‍‌‍‍‍‍‍‍‍‍‍‌‍‍‌‍‍‌‍‌‍‌‍。 法国在历史上也数次遭受疫病的侵袭，法国文学作品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表现，常以鼠疫、霍乱等病菌展开疫病叙事，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文关怀‍‌‍‍‌‍‌‍‍‍‌‍‍‌‍‍‍‌‍‍‌‍‍‍‌‍‍‍‍‌‍‌‍‌‍‌‍‍‌‍‍‍‍‍‍‍‍‍‌‍‍‌‍‍‌‍‌‍‌‍。 20世纪法国生态文学作家吉奥诺继承法国文学中疫病叙事的传统，以查证详细的医学档案记录为基础，在《屋顶上的轻骑兵》中构建了“霍乱”这一微生物的符义形象，凸显了霍乱在表现人性、展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疫病叙事 霍乱 吉奥诺 屋顶上的轻骑兵

　　在当今新冠肺炎肆虐之际，世界各地再次被疫病的阴云所笼罩。 数千来以来，像霍乱、鼠疫这样的疫病一直对人类的生存持续不断地构成威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疫病都被认为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 皮埃尔 · 米格尔(Pierre Miquel)比较了从古至今的大型传染病所造成的恐慌，包括当今社会肆虐横行的艾滋病。 他发现12世纪的恐慌是麻风病，鼠疫则在数个世纪之中都会周期性出现，让人们觉得这是“天谴”，18世纪甚至之后都一直有鼠疫出现。 人们在面对传染病时之所以会出现恐慌反应，实际上与当时社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密不可分。

　　早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在自己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述过公元430年初夏时节发生在希腊雅典的一场鼠疫。 对于离我们相对较近的有关鼠疫的描写，则见于丹尼尔 · 笛福出版的以1665年伦敦大瘟疫为内容的《大疫年纪事》，因为1722年法国马赛发生瘟疫，笛福出版此书恰当其时，迎合了当时市民的关注，具有较强的文献参考价值，颇受当时市民阶层的欢迎。 1665年袭击伦敦的鼠疫在一年内共造成7万人死亡：“整个伦敦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法国在历史上也数次经历瘟疫的侵袭，所以法国文学中也自然会有所反映。 比如17世纪著名的寓言诗人拉封丹创作的《患瘟疫的野兽》，作家维克多·阿兰古尔创作的《高利贷者或篡夺和瘟疫》，罗曼·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中的主人公历经磨难，在瘟疫中死里逃生。 加缪的代表作《鼠疫》更是描绘瘟疫的名篇。 疫病虽然不是文学作品的主要主题，但它的出现往往会呈现出“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它会打破社会/社团的平衡”。

　　霍乱病菌称得上是文学上最著名的微生物，这种在人类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可怕瘟疫，吉奥诺却视之为创作的最佳题材之一。 他创作后期的著名代表作《屋顶上的轻骑兵》便以描绘霍乱这一瘟疫性质的微生物而获得嘉誉。 作者花费多年时间收集大量医学档案，这些具有医学知识的历史学家或档案学家们的字里行间遍布丰富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疫病发生的机制具有极强的科学价值。 这些材料中有关临床症状的记录支撑起他的《屋顶上的轻骑兵》的创作，准确到位的细节描写也赋予这部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基质和维度。

　　一、霍乱的文学指称

　　1951年《屋顶上的轻骑兵》一经问世，法国文学评论界就对它不吝溢美之辞，并且积极地将这部作品与加缪1947年出版的《鼠疫》进行比较分析，因为这两位法国作家的小说都以疫病作为故事主要背景，并且在当时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加缪的小说出版更早，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处理此类主题的作家，在他之前有卢克莱修和迪福。 疫病主题并不容易处理，它可能是“小说文学中最棘手的主题之一”。

　　人类迈入21世纪，瘟疫大流行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鼠疫和霍乱几乎成为了遥远的回忆，但是它们还是会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因为人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细腻，会构思出其它的死亡方法，因此在“过往危险的阴影”之下，在“现实冲突的面具”之中，每个人要面对的正是自己的危险，无论如何恐惧，都要试着去克服危险、驯服恐惧。

　　加缪的《鼠疫》和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看似在讲述一则疫病故事，实际上是想借此表现人类如何直面战争这样的当代集体恐惧症的主题。 而把两位作家的疫病主题小说进行褒贬不一的评论分析，成为当时法国文学评论界一道有趣的风景。 对此，法国评论家莫里斯 · 雷纳尔(Maurice Reinhard)比较中肯的指出“疫病”在两位作家笔下的不同形象：“这里(指《鼠疫》)，是鼠疫和一群老鼠; 那里(指《屋顶上的轻骑兵》)，是霍乱和一大群阴森恐怖的苍蝇和乌鸦。 在这两个不同的形象之上，是人物处理手法的不同：加缪作品中研究的是社会悲剧，而吉奥诺更关注个人的反应”。

　　在《屋顶上的轻骑兵》中，对疫病的展现伴随着对鼠疫所造成的末日景象的描写，这实际上继承自欧比涅的代表作《悲歌集》的传统。 法国学者甚至认为吉奥诺是“第一个将疫病主题进行如此无情表现的作家”。 作品对圣经中的词汇时有模仿，从而重现圣经营造的氛围，绘制出一幅巴洛克式的人间悲喜剧。 如同洛朗 · 福柯(Laurent Fourcaut)所言：“吉奥诺的天地是个极其庞大的杂糅，其中各种力量在永恒的爆发中摧毁了所有障碍。 力量存在于宇宙元素中，也存在于过度的发酵形成激情的人之中”。

　　从词源学上的角度来看，吉奥诺对“灾难”有着某种偏好。 “灾难”意味着“神的启示”，“灾难”一词本身就是《圣经.新约》的末卷《启示录》的标题，并且具有“世界末日”的引申义。 洛朗 · 福柯认为“灾难”可能是吉奥诺最为喜欢的创作源泉。 神话浸润着他所有的作品，并在作品中表现为多种形式：灾难，洪水，火灾，战争，鼠疫……总之，是破坏力量和黑色力量的迸发。 吉奥诺作品中“灾难”的中心思想显然是“世界末日”的思想，但是它也映射其词源上的意义，并且呼应它“启示录”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来源于大自然隐秘的深处，时常奔向这可怕的世界。

　　在《屋顶上的轻骑兵》这部小说中，霍乱几乎是个完整的人物，至少在作者的想像中是如此。 吉奥诺曾经在他的手稿中指定霍乱的人物功能。 他把“霍乱”一词大写，且不加冠词(CHORéLA)，仿佛在书写人名，说明作者要指定它的人物功能。 这个“人物”类似于吉奥诺早期小说中的自然灾害(火灾、泉水干涸、冰川崩塌等)，它很早就在作者的脑海中萦绕，远早于作者对昂热洛这个人物的构思。

　　在他的脑海中，霍乱是暴虐的、残酷的、可怕的却又令人着迷的人物。 正如蒂博(Maurice Thiébaut)所说：“《屋顶上的轻骑兵》是部霍乱的史诗。 霍乱是这部作品中的伟大人物”。 吉奥诺对自己出生于皮埃蒙特的祖父很崇拜，他祖父曾经在阿尔及利亚经历过传染病的爆发，这对吉奥诺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同时他母亲对他讲述1884年发生在普罗旺斯的霍乱疫情，也让他印象颇深，所有这些长辈口中的轶事都成为吉奥诺构思的源泉。

　　二、霍乱的医学症状与文本表现

　　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来看，《屋顶上的轻骑兵》这部小说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对于霍乱临床症状的描写十分丰富和到位。 在所有“意象”的表现之中，无论是人物的，自然的，主要的，次要的，只有对霍乱的表现最能体现小说中现实主义的作用和界限。 他参考过迪克罗(Ducros)撰写的有关霍乱的医学手册，以及洛吉耶(Laugier)和奥利弗(Olive)合著的《1865年马赛霍乱的研究》，他还参阅过他祖父在阿尔及利亚经历过一次游行病时记录的本子‍‌‍‍‌‍‌‍‍‍‌‍‍‌‍‍‍‌‍‍‌‍‍‍‌‍‍‍‍‌‍‌‍‌‍‌‍‍‌‍‍‍‍‍‍‍‍‍‌‍‍‌‍‍‌‍‌‍‌‍。

　　他能够非常准确地描绘霍乱每个阶段的症状：呕吐、腹泻、皮肤青紫、霍乱症面容等，他甚至逐字逐句地记录某些医学观察，但是他悄悄地把疾病的不同阶段突出表现为典型症状：霍乱病人死后的神经松弛，病人会喷出牛奶大米粥状的东西等。 吉奥诺选择以悲剧的形式来表现霍乱：这种疾病可以加快临终的挣扎，加重对生命的蹂躏，扩大死亡的数量甚至达到一种大屠杀的场景，比起致使的黑死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参阅详尽的医学档案是吉奥诺创作“霍乱”这个“人物”的基石。 比起医学档案的科学记录，吉奥诺的描述更具有丰富的视角，生动地再现了霍乱对生命的咆哮和对人类的攻击。 对于传染病原因的推测，吉奥诺将其放置于一个对病菌知之甚少的时代背景之下，采用“对巴斯德理论的考古学漫画手法”去表现这一传染病：即传染是由一种“小苍蝇”引起的。 为了准确地描绘霍乱的临床症状，他借鉴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和左拉的做法，并且参阅了大量医学书籍，但是他并不封闭在这些书籍之中。 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他笔下的“霍乱”形象具有鲜明的“吉奥诺”特征，即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首先，吉奥诺提高了霍乱的死亡率。

　　昂热洛经过的被霍乱感染的村庄都是尸横遍野，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 而霍乱病人的实际死亡率为25%—50%。 同时作者加快了霍乱传播的速度：“死亡犹如一颗子弹击中了躯体。 他们(霍乱病人)的血在血管里迅速分解，正如太阳落山时，阳光在天空中迅速分解一样”。 其次，吉奥诺还创造了霍乱的某些症状，如糊状的呕吐物，而事实上霍乱病人是排泄物是糊状的，现实中呕吐物是糊状的是非常少见的。 作者的描写试图把霍乱的症状戏剧化，让被霍乱侵袭的人体呈现出超越悲伤的奇特景象：

　　“他四肢的肌肉和骨头继续向四方乱动，好像在造反似的，想冲出皮肤，犹如老鼠想钻出口袋。 ”(87页)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有着发青乳房，死后一小时，尸体依然温热，踢蹬着，颤抖着，必须像裹包鳗鱼一样把她裹包起来。 ”

　　霍乱原本只是存在于医学文档上的枯燥说明，但吉奥诺通过挪移、转换、夸张等文学手法，把枯燥的医学说明变成了神奇奢华的浮世侩画卷，让骑士昂热洛既充当末日场景的导演，又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 作者借助反复阵痛式的方式来表现霍乱景象，强化了霍乱在这部小说中的符号特质和象征功能。 这种戏剧化证明了吉奥诺对“残酷”的品位，他在评论自己的这部作品时，曾这样强调自己的品位：“我的创作是残酷的，吸引我的正是残酷。 ……这里，我看到了对夏天的残酷描写”。

　　此外，吉奥诺并不只是通过迷信的形象化把霍乱拟人化，他还用那充满幻想的风格把霍乱表现为猛兽，似乎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凶猛的而富有破坏力的前行：

　　“霍乱就像头狮子，在各个城市和树林里漫步。 ”

　　“他(昂热洛)想起了干霍乱在偏僻的村子里突然袭击那位骑兵上尉，使他落马而死。 ”(343页)

　　“您(昂热洛)看见它(霍乱)在这地区蔓延。 ”(402页)

　　吉奥诺在整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描写霍乱，显然不是为了记录疫病的可怕，也不是炫耀自己的描写天赋。 借助霍乱症状的表现形式，霍乱真正的作用就是在于“揭示”和“谴责”，揭示人类的境遇，谴责人群的懦弱，凸显少数人的英雄主义。 在小说第七章中，如果说嬷嬷是“古老智慧的化身”(160页)，那么马诺斯克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深陷恐惧的“畜生”。 在恐惧的效应下，社会网络被撕裂，家庭关系变得松散甚至断裂。

　　如同《圣经》中那些被诅咒的城市，霍乱下的马诺斯克注定要被破坏贻尽，这个城市“彻底陷入惊慌，最卑鄙的行径也被视做正常”(164页)，它像“垂死者那样在挣扎”，在“临终时的自私自利中挣扎”(168页)。 亲人之间的举动也变得像冷漠异常，急于把得病而死的家人像扔垃圾一般扔掉：“黑夜为大家的利已主义提供了方便。 人们把尸体弄到街上，扔在人行道上。 他们急于把尸体甩掉。 有人甚至把他们扔到别人的家门口。 只要能摆脱他们，怎么干都行。 对大家而言，最要紧的是尽快和尽量彻底地把他们从家里赶走，然后赶快回来躲在家里”(163页)。

　　在大多数的字里行间，昂热洛是蔑视这群人的懦弱和冷漠，但他也理解他们面对死亡威胁时的这种非常举动，因为他知道“瘟疫初始”，有些人选择“围着病人，尽心尽力”，他也知道有些人选择“躲起来”，而出来时却“精神饱满”。 在霍乱造成的混乱之中便产生了一种高级逻辑：选择是在别处做的。 霍乱的蹂躏让每个人都迫使自己做出新的选择，昂热洛也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和嬷嬷一起完成“毫无用处，但需要高度勇气的工作”，整个城市也只有他们在做。 他对自己有着清楚的评定：喜欢超凡脱俗，讨厌矫揉造作。 但他没有只是为了这种评定而去挺身而出。 对他来说，霍乱也是考验良心的机会，这种考验贯穿着整部小说。 嬷嬷平凡而令人钦佩的行为，让昂热洛也有了思考自己行为的原由，思考自己在革命事业中应该具有的担当。 尽管很“孤独”，尽管社会在“死亡”，但这反而让喜欢独孤渴望正义的人有了更多的事去思索，去行动。

　　三、霍乱的文本符义

　　虽然这部小说中的“霍乱”不似加缪的“鼠疫”那般具有明显的哲学价值的外衣，但在对霍乱的阐释中，我们显然也看到了前者的哲学意义。 小说中对霍乱的阐释从人体的展现出发，驱动着人们从最高尚的行为：“我给您制造了奥古斯都的宽容，以至于不再知道用胃液来做什么了”(406页)跨越到最卑鄙的行为：“我杀死了菲阿尔代和保罗—路易· 库里埃。 我贩卖黑人，我解放他们，我把他们做成肉糜或旗子，送给协商会议”(404页)。

　　性格的沉淀足够通过最细微的举动来确定人，人体小宇宙可以映照出没有医生只有航海家的大宇宙：哥伦布、麦哲伦、马可波罗，没有人体解剖，只有人类地理：“肝脏如同一个非凡的海洋”(403页)。 毫无疑问，这里招待昂热洛和波利娜的医生实际上是吉奥诺的代言人，对作者而言，人体的海洋映照海洋的深渊，映照超验的寻觅，在这种超验的寻觅中，捕杀鲸鱼已经成为《莫比 · 迪克》中的隐喻。

　　至此，霍乱不再是折磨肉体的生理疾病，而是煎熬心灵的精神疾病，如同吉奥诺在他另一部小说《一个欲欲寡欢的国王》中所表现的主题：忧郁、谵妄和虚无。 吉奥诺借医生之口道出了这三种性格特质对人类的危害甚于霍乱：“忧郁尽管不如霍乱富有戏剧性，却比霍乱造成的受害者更多，……忧郁使某个社会变成一群活死人，一个地上公墓，……甚至使阳光熄灭，……此外，使人产生一种所谓无用的谵妄，……驱使患忧郁症的人变得过分的虚无，会使整整一个国家散发臭气，无所事事，从而走向毁灭。 ”霍乱患者没有快乐而言，他们的注意力只是被一具具尸体堆成的死亡所吸引：“忧郁症患者最终几乎总要致力伟大的事业，即把全体民众拖入不比瘟疫或霍乱更讨人喜欢的大屠杀中”(398页)。

　　总的来说，吉奥诺笔下的灾难有种符号价值，但如果认为这种价值仅仅是单义的，那就反而误解了它‍‌‍‍‌‍‌‍‍‍‌‍‍‌‍‍‍‌‍‍‌‍‍‍‌‍‍‍‍‌‍‌‍‌‍‌‍‍‌‍‍‍‍‍‍‍‍‍‌‍‍‌‍‍‌‍‌‍‌‍。 法国众多文学评论家在霍乱中看到了战争的再现，在《屋顶上的轻骑兵》出版的年代有这样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吉奥诺当时的思想状况也是认同这样的解释，这甚至解释了《屋顶上的轻骑兵》与加缪1947年出版《鼠疫》的巧合。 其他的评论家认为吉奥诺的作品是对世界末日的重新书写，或是对《圣经》中被毁灭的所多玛与蛾摩拉城的重新书写，因为吉奥诺明显使用了宗教上的指称。 但是这些观点不能排斥其它阐释。

　　我们注意到吉奥诺自己对霍乱进行了发散性的符号解释：霍乱如何能够既是“恐惧的瘟疫”又是“骄傲的惊跳”(406页)? 说它是“恐惧的瘟疫”，是因为它使人退回到动物状态，甚至是丑陋得难以形容的更低的状态; 说它是“骄傲的惊跳”，是因为它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 正如让 · 隆巴尔(Jean Lombard)所认为那样，像霍乱这样的传染病不是疾病，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有其自身的规则和自身的演化，与它传播的疾病明显不同。 它试图成为独立的生物，成为整体的真实性，超越它所有的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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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乱甚至是一种残酷的臆造，且作用很大，它是一种大家都会为之扭打在一起的力量。 在吉奥诺看来，霍乱还是一种“试剂”，可以衡量所有的生灵，可以“突然组织新的生活”。 因此在小说中作者借人物之口道出了看似非常矛盾、甚至是非常让人震惊的观点：“他(昂热洛)对霍乱有了好的看法”(162页); “惟有霍乱是真的”(344页); “总而言之，霍乱万岁! ”(250页)

　　福柯曾经说过，世上存在一种“关于鼠疫的文学”，看似平常的“文学梦”，深层里是想叙说“政治梦”(48页)。 对吉奥诺而言，霍乱这种病菌象征着战争，甚至是广泛意义上的“恶”，即人们在面对霍乱时所表现出的自私、恐惧和贪婪。 这是不可否定的客观存在，是人性在自然天地间不自觉的表现。 正如我国著名法国文学专家吴岳添指出的那样，“瘟疫一次次降临和消失，但是在人们的心灵和文学作品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作者：陆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