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鸟类生存制约因子及保护对策综述

　　研究表明，农田鸟类种群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某些物种在1970年到1990年间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减少了80%以上，其多样性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制约农田鸟类生存的主要因子有:农业活动的加强、栖息地质量下降、气候变化、市场贸易、环境污染、生物入侵、其他人为活动的干扰等。本文针对这些制约因子提出了农田鸟类的保护对策:加强对农田鸟类的专项研究和对野生鸟类的监测，重视对野生鸟类贸易及市场的调查研究;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完善补贴制度;调动市场调节机制，鼓励人工繁育野生农田鸟类，加强市场监管;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在提高公众防范生物入侵、拒绝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的意识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宣传工作。

　　农田鸟类论文范文：探究电线路杆鸟类筑巢原因及防控措施

　　近几年，鸟类在输电线路杆塔上筑巢情况日渐增多，发生因鸟害导致线路放电跳闸事故时有发生。因此本文为了防止线路因鸟害放电跳闸，对于鸟类筑巢原因展开分析、也介绍 了筑巢位置和区段、筑巢时间季节等，根据分析结果划分防鸟害重点区段杆塔，防鸟害重点时间季节;并制定防鸟害工作计划和编制防鸟害工作方案;同时探索合理的防护措施，以确保线路安稳运行。

　　农业对鸟类(Aves)种群的影响历史悠久。近70年来，全球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田作为鸟类的栖息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田鸟类广义上是指在农业地区繁殖或定期觅食的所有鸟类，狭义上是指主要以农田为栖息地的鸟类[1]。在全世界约10000种鸟类中，约3600种被视为农田鸟类，是仅次于森林和灌木丛鸟类的第二大“群体”，欧洲约有330种农田鸟类，亚洲约有1300种[2]。

　　然而，许多研究表明，随着农业活动的加强和作物多样性的减少，农田鸟类的种群数量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呈现下降趋势[3]。在欧洲地区，农田鸟类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迅速、大规模且普遍存在，某些物种在1970年到1990年间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减少了80%以上[1]。1980年欧洲引入了农田鸟类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该指标显示，自1980年以来，欧洲的鸟类种群数量下降了52%，在过去30年里，农田鸟类减少了3亿多只。国际鸟盟(BirdLifeInternational)的资料显示，在亚洲地区，受威胁鸟类有324种，约占亚洲鸟种数的12%，印尼的受威胁鸟类种数量最多(117种)，其次是中国(82种)、印度(73种)和菲律宾(70种)[3]，其中涉及很多农田鸟类。直至今日，农田鸟类的种群数量仍呈下降趋势[4]。

　　作为鸟类中的第二大“群体”，农田鸟类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欧洲关于农田鸟类种群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多，而我国关于农田鸟类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区域性资源分布[5]、数量调查[6]、群落结构[7]、活动节律[8]、生态习性[9]、人为干扰对鸟类群落的影响[10]等方面，多数关于种群数量变化趋势及生存制约因子的研究也是以鸟类整体为对象，针对农田鸟类的专项研究相对较少。基于以上情况，本文旨在分析制约农田鸟类生存的因子并提出建议，为农田鸟类保护提供参考。

　　1农田鸟类生存制约因子

　　农田鸟类多样性与农林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稳定性及完整性存在密切关系，但伴随着农林业的发展，尤其是种植结构的单一化，农田鸟类多样性越来越低。

　　在农耕过程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不仅导致病虫害的抗药性增强，还影响天敌种群数量，破坏了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形成的物种多样性及其种间联系。农业景观的变化和农业活动的加强影响了鸟类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地质量。除此之外，市场贸易、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入侵、其他人为活动的干扰等也是农田鸟类生存的制约因子。

　　1.1农业活动的加强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其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同时反过来作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仍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带来农业增产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问题[11]。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机、农药及化肥等的广泛应用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农田鸟类丰度下降。农药的过量施用对环境的危害很大。据统计，目前我国是最大的农药施用国，在水稻生产中施用超量40%，在棉花生产中超量50%[12]。

　　有机氯类农药如氯丹、滴滴涕，有机磷类如毒死蜱、敌敌畏、敌百虫，有机氮类如克百威、茵草敌等都会在自然界中不同程度地残留，对鸟类的生命造成威胁，其中克百威是引发鸟类死亡的最主要的农药品种[13]。农田鸟类采食有农药残留的种子、果实或昆虫，久而久之，健康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繁殖成功率及孵化率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种群数量下降。

　　化肥的过度施用也是导致农田鸟类种群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普遍存在过量施肥的情况。有学者指出，我国耕地不到世界的10%，但使用了世界30%的氮肥，每年我国使用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左右，然而使用效率却比国际低一半左右，只有33%左右被作物吸收，其他约超过1500t都排放到土壤、水体和大气中，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水藻生长过盛，水体缺氧，水生生物死亡[14]。大量氮肥还以N2O气体的形式散失到空气里，而N2O是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温室气体之一。

　　过量的氮肥形成了“从地下到空中”的立体污染[12]。此外，农业机械集中区域大量使用，导致了油料污染，也是制约农田鸟类生存的因子之一。主要表现为农业机械耗油漏油问题较为严重以及废油处理欠佳，废油排到自然中，黏附在土地、牧草等植物表面、渗入到土地或混入水体中，会致使作物枯萎甚至死亡，污染土壤、水体[14]，对农田鸟类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1.2气候变化

　　气候因素对农田鸟类种群数量的变化存在重要影响。如气温、气压、湿度、日照时长、水位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鸟类的生存。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农田鸟类分布区域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区移动，并且多数分布范围缩小，物候期发生复杂变化，种群数量下降明显[15]。

　　Lemoine等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成为近几十年间中欧洲鸟类种群变化的主要因子;Thomas和John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鸣禽进行超过22年的研究显示，其丰富度下降与气候变暖引起的降雪量减少有关;Gasne等通过模型对中美洲鸟类在未来气候情景下种群变化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几乎一半的物种种群在下个世纪会减少，少数物种趋向灭绝;Both等发现在过去的20年里，气候变化使得一些鸟类在迁徙过程中种群数量减少了90%[16]。

　　由于气候变化而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疾病传播事件等也是导致农田鸟类种群变化的因素[17]。气候变化导致的突发事件对鸟类的迁徙造成直接影响，如晚春风暴可能杀死迁徙鸟类，气候变异及极端事件的增加导致鸟类在迁徙过程中死亡率超过80%[18]。气温上升可降低鸟类栖息地的质量，导致鸟类繁殖能力降低，种群数量下降[19]。而气候变化致使病原体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广泛传播，Ricklefs等研究发现，距今大概九百万年前的一种病原体追原虫随鸟类的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发生变异[20];Garamszegi表示气候变化使得鸟类的疟疾发病率增加，导致种群数量下降[21]。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水位下降明显，湖水、湿地等面积急剧减少，水鸟种类和数量下降明显[22]。此外，气候变暖可使昆虫的发生提前，由于农田鸟类的繁殖节律受光周期的限制不能相应提前，导致其育雏高峰与昆虫发生高峰不匹配，进而导致繁殖成功率下降[16]。

　　1.3市场贸易

　　市场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不少农田鸟类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些种类甚至濒临灭绝[23]。宠物鸟类的市场需求极大，滋生和助长了野生鸟类的捕捉和贸易现象。例如在天津地区，由于鸟类贸易利润丰厚，天津的鸟市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偷猎鸟类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走私鸟类的活动更是甚嚣尘上。天津鸟市上交易的鸟类中，绝大多数是捕自野外的。据日本野鸟协会提供的资料，天津是进入日本市场的走私鸟类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所以尽管鸟市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和历史原因，但它们的存在已经给鸟类的生存及当地的鸟类多样性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需要重新评估鸟市存在的价值[24]。

　　市场激励下的野外猎捕一直是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保护工作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为了满足食用、贸易、笼鸟饲养等用途，大量鸟类长期遭受野外捕捉。部分地区食用野生鸟类和鸟蛋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威胁鸟类的生存[25]。

　　观赏鸟的巨大市场需求导致画眉(Garrulaxcanorus)等鸟类资源下降严重，在一些地区几乎枯竭;非法猎捕导致黄胸鹀(Emberizaaureola)等鸟类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猎隼(Falcocherrug)等猛禽的买卖现象尽管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压，但非法走私现象依然十分猖獗[26]。野外猎捕野生动物进行宠物贸易是亚洲34种鸟类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27]，其中就有很多是农田鸟类，如黄胸鹀、燕雀(Fringillamontifringilla)、金翅雀(Carduelissinica)等。

　　1.4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也是制约农田鸟类生存的重要因子。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滋生了许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着农田鸟类的生存。环境中的污染物主要分为4类，即工业污染(三废)、农药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噪声污染。人类生产生活中产生或排放的重金属对大气、水体、土壤、生物圈等造成的污染称为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威胁鸟类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28]。

　　例如汞在鸟类体内蓄积于肝脏和肾脏，导致卵重下降、卵畸形、孵化率降低、生长率以及雏鸟成活率降低。对湿地鸟类而言，严重的水质污染会破坏水生生物资源，影响以鱼、虾、贝、沙蚕等为食的水禽的生存[29]，使鸟类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条件，从而影响鸟类多样性。鸟类是监测生态环境的敏感指标[30]，被广泛应用于核污染、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等的生物监测[31]。

　　1972年，美国确定鸟类是环境变化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指示物种，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开始应用鸟类监测环境重金属污染及其他污染[32]。鸟类属于高等脊椎动物，是食物链中的高级消费者，其体温高，新陈代谢旺盛，因此从环境中获取物质相对更多、更快，受到环境中污染物质的影响十分显著[33]。农田鸟类生活在受到污染的环境中，取食受到污染的食物，不仅健康受到了损害，某些有害物质还会在其体内不断积累，导致其中毒甚至死亡[28]。

　　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的栖息地质量下降也是制约农田鸟类生存的重要因子。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田灌丛区面积逐步缩减，生境趋于单一化，农田鸟类栖息地质量受到威胁，导致多种常见农田鸟类的数量明显下降[34]。栖息地质量与鸟类多样性的正相关性已在较多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35]。栖息地质量直接影响到鸟类分布、种群密度、繁殖成功率及成鸟存活率[36]。

　　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自然栖息地的破碎化。栖息地破碎化对鸟类的群落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栖息地质量下降、微栖息地改变、可利用资源部分丧失[37]以及种间、种内竞争机制的变化[38]。另外，栖息地中食物资源与鸟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及鸟类多度的关系也值得关注，鸟类物种多样性与植被垂直结构多样性呈正相关，并随着植被垂直层次复杂性增加而增加[37]，栖息地破碎化直接导致了农田鸟类食物资源的减少。栖息地破碎化导致适宜农田鸟类生存的斑块减少、斑块面积缩小、斑块质量下降，对农田鸟类的生存造成不利影响[39]。

　　除此之外，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生物入侵也严重威胁到了农田鸟类的生存[40-41]。初步调查表明，入侵生物对我国各种类型生态系统都已经造成了影响，并对本地农田鸟类及其栖息地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42-43]。外来生物入侵不仅会直接影响农田鸟类的生存，其对本地鸟类之外的生物类群产生的影响也会随食物链传递，从而间接作用于本地农田鸟类[44]。

　　2我国农田鸟类的保护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资源过度利用、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市场贸易、生物入侵等问题，农田鸟类种群数量普遍呈现下降趋势，全球农田鸟类多样性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就这些制约农田鸟类生存的主要因子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建议，为农田鸟类种群恢复提供参考。

　　2.1加强农田鸟类的研究

　　目前，我国专门针对农田鸟类的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地区缺乏长期的鸟类环志数据，对农田鸟类种群数量的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准确。高质量的环志方法可以基本掌握农田鸟类迁徙路线、停歇地、速度及候鸟寿命等信息。同时要重视新方法的应用，比如分析候鸟迁徙的DNA遗传状态等[45]。加强对野生农田鸟类的监测便于对鸟类意外伤病和不明原因死亡的现象及时开展调查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另外，针对野生农田鸟类贸易的调查研究也必不可少。当前，鸟类贸易的国际性保护已经引起广泛重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制定有力地保护了许多野生鸟类。然而，对于鸟类贸易的区域性调查和保护研究却被忽视[46]。在我国，至今只有小部分城市或地区开展过野鸟贸易的调查研究[47]。因此，各地应重视对野生农田鸟类贸易的调查研究，为今后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性数据。

　　系统地整理农田鸟类的各项资料、加强对农田鸟类的专项研究尤为重要，特别是对性别的识别和对性比的研究。性比变化在物种的进化预测和保护地位评价上有重要的指示意义，能够揭示种群的发展趋势[48]。性比变化研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哺乳类(Mammalia)[49]、爬行类(Reptilia)[50]和鱼类(Pisces)[51]等物种的受威胁和保护地位评价中。

　　IUCN所列出的全球受威胁或接近受威胁的鸟类比非受威胁鸟类具有更为显著的偏雄性比或者更加偏离平衡性比;物种的濒危等级越高，雄性占比越大[52]。因此，需要对雌鸟特别保护。开展鸟类的性比研究有助于评价物种的保护优先性，并为鸟类资源的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需要加大农田鸟类的性别识别研究，特别需要针对一些两性同形的鸟类，以降低野生种群中雌鸟由于被捕捉而导致的死亡率，从而保证种群的持续生存[23]。

　　2.2推进环境友好型农业及补贴制度

　　针对农业活动造成物种丰度下降等问题，作为世界农业大国，我国要与时俱进地加速建设环境友好型农业[53]。环境友好型农业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持续承受能力相适应为指导思想，在不危及后代需求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农业发展途径，是污染治理技术、生物防治技术、无机肥料技术、食品安全生产技术、平衡施肥技术、生物能源技术、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监测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综合[5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切实强化技术支撑，全面推广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以及加速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不但可以控制农业污染，还能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对农田鸟类的保护也有积极意义。有研究表明，示范户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信息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充分发挥其对其他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推广[55]。

　　通过办讲座、发放手册等方法加强宣传，积极引导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加大对过度施用农药和化肥的危害，以及合理施用的益处的宣传力度，使农户充分认识到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在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土地肥力和农产品品质的重要作用[56]。

　　同时要完善补贴制度，避免农民在经济上遭受损失。从各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来看，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补贴不仅是狭义的货币形式补贴，还包括成本分摊、产品价格补贴、教育与技术指导和金融支持等多种形式的广义补贴措施[57]。实施绿色生产者优惠补贴政策，使绿色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得到正外部性的补偿，对其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起到激励作用[54]，加大农技补贴力度，可以提高农户改善环境的积极性[57]。对于绿色农产品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可以采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措施规范绿色农产品市场，创造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通过绿色产业和绿色农产品市场的成长带动环境友好型技术需求市场的形成和巩固[54]。

　　2.3市场监管及经济激励

　　利用市场调节机制规范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利用活动是濒危物种保护的主要措施之一。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有效配置资源，能够有效解决环境保护问题[58]。鸟类市场的野生鸟类交易违规现象严重，原则上应该取缔。但考虑到鸟市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宜硬性取缔。

　　建议从以下措施入手:首先工商、林业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对经营者登记注册，严格实行凭工商营业执照和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来进行经营活动的制度;同时市场管理人员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贩鸟者了解和熟悉必要的法律法规，对贩卖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人员给予批评、教育和恰当的处理。为了提高市场管理的水平，需要对野生动物管理人员及市场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为了对鸟类市场进行长期而有效的监督，应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等;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应加强合作，严厉打击走私鸟类的非法活动[24]。

　　尽管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带来环境破坏，但只要我们的政策技巧得当，人类完全可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由于市场机制能够给人们带来经济激励，或许是环境保护的最佳方式。高效的动物保护措施不仅需要考虑野生动物的保护需求，还需要满足当地人民的生活物质需求。人工繁育作为一种较好地保护野生动物的方法[59]，已经被用于林业(木材、非木材林产品)[60]、渔业[61]等多个产业，特别是兰花(Orchidaceae)[62]，药用植物[63]和水族鱼类[64]。同样，我们可以在评估最适饲养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田鸟类人工繁育业，既满足市场需求，又可减少野外猎捕量，从而达到恢复农田鸟类野外种群的目的。

　　3结语

　　农田鸟类作为鸟类的第二大“群体”，其生存所面临的威胁应引起高度重视。面对农田鸟类种群数量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下降的事实，我们应尽快采取相关措施以求扭转这一趋势，如加强对农田鸟类的研究和对野生鸟类的监测、重视对野鸟贸易的调查研究、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鼓励人工繁育野生鸟类、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等。

　　此外，针对生物入侵等问题，立法机构应健全防止外来物种入侵法和入侵物种管理相关法律。检疫部门应严把国门，拒疫情于国门之外，阻截各类有害生物的入侵，加大对走私动植物和逃避检疫事件的打击力度。在提高公众防范生物入侵、加强生态安全的意识及随意放生野生动物对生态造成的危害等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宣传工作。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关注和持续努力下，我国农田鸟类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会越来越小，其种群数量变化趋势定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