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摘要]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山西堪称集体化的典型和缩影，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逻辑和历史特征。多年的研究经验显示，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首先需要进行一场资料革命，在掌握和解读基层农村档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视角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野应是我们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立场;从方法来说，“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我们进行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基本主张。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下，未来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山西;基层农村档案

　　农村论文范文：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有关问题的探讨

　　摘要：本文结合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有关规定和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征收权界定的不严谨、征地补偿标准和范围的不尽好合理、征收程序等几方面提出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需要完善的几点看法;同时就上述几点问题及征地补偿、土地收益分配、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几点意见。

　　作为中国历史20世纪的重要篇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更有大为发展之势。何谓“集体化时代”?陋见所知，或曰“合作化时代”，或曰“公社化时代”，对其上限的界定更有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诸多说法。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沉睡千年的广大农村未曾经历过的燃烧岁月，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特殊时代。之所以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的互助组作为开端，是因为互助组的目标就是集体化，毛泽东于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认为要“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①。没有互助组，就没有后来环环相扣、叠浪逐高的合作社，这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逻辑的存在。

　　引人注意的是，山西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早在1940年代初，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西沟李顺达互助组即在晋冀鲁豫边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李顺达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著名的劳动模范②;及至1950年代，山西省委在上党革命老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引领和示范效应，在中共党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上影响至深;自19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作为一项运动迅疾遍布全国，前后延续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人民公社时期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可以说，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山西都称得上引领风骚，“敢为天下先”，也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典型和缩影。我们以为，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实践逻辑和特质，进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提供地方经验和历史借鉴。自2003年岁末我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第一次意外发现并搜集到第一批基层农村档案起，到现在已有15个年头。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档案的搜集、整理到初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风起青萍，势成难转，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活跃，当代基层农村档案已不再是往昔备受冷落的“灰姑娘”，而是渐成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新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本文将根据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来的学术经历和体悟，就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思考与实践进行阶段性反思和总结。无甚高论，借以求教。

　　一、资料革命：“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乔志强先生(1928—1998)的指导下，历来重视历史文献，尤其是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业师乔志强先生的体认中，“历史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①，先生最早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1957)及后来问世的《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1980)、《退想斋日记》(1990)等重要史料和著述，无一不是他实地走访，劳力摸索，潜心搜集所得。及至我等下一辈，顺应区域社会史学术潮流的兴起，继承了先生的学术传统，明确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主张，成为我们从事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共同取向。目前中心年轻一代学者大都是我最初培养的博士，也都贯彻着这一理念，在研究中利用了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

　　正是中心三代学人积年累月的传承和坚守，催生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关注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既是反思“革命-现代化叙事”的学术实践，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海内外学者围绕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相关议题展开了长期探讨，涌现出许多成果。尽管汗牛充栋的著述关怀有别、角度各异，但总体上陷于革命史与现代化的两极叙事窠臼而难以超拔，并衍生出不一而足的解释困境和实践难题。从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作为“革命史叙事”的范本，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以下简称《翻身》)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

　　韩丁亲身参与了太行区潞城县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在地式”观察视角，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的历史实践。在韩丁眼里，土改翻天覆地，影响至深且巨，一如他对“翻身”的解释：“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了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写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②在韩丁笔下，翻身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翻身不仅成为北方土改的代名词，也成为中国乡村革命的符号象征与政治隐喻。虽然与《翻身》的时代背景大体一致，彼此甚至有许多雷同的生活场景，但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以下简称《乡村》)却循着“现代化叙事”展现了土改背离官方表述、导致社会失范的一面。

　　《乡村》以华北平原的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五公村头面人物耿长锁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五公村的土改展开叙述，呈现了一个与革命史叙事截然相反的土改叙述：土改没有必要在华北乡村进行，土改在华北乡村是多余的、残酷的和血腥的，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破坏了在抗战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乡村秩序③。

　　就《翻身》与《乡村》比较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不同，也就是“革命”和“现代化”两种叙事话语的不同：革命叙事把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生动而富有诗意地展现出来，说明土改的必然性及其在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意义;而现代化叙事则将土改放置在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中来审视，认为土改不但没有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诚然，历史研究的进步需要论争和分歧，但两种叙事话语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书写已非狭义的学术研究所能承载。两种叙事对集体化时代非此即彼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实则是不同社会价值尺度的张扬，抑或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的冲突，正如柯文所言：“研究中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主要仍然是由史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④

　　对史家而言，回应历史的问题需要历史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则有赖于历史的资料，尤其是一手的材料，回归集体化时代事实本身的基础和前提，便是从搜集基层农村的档案入手。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我们带着诸多疑惑多次走进《翻身》描述的那个普通村庄——张庄。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发现了张庄自土改到人民公社解体时期保存相对完整的档案资料。通过反复的文本阅读、资料分析以及田野考察，我们发现，“乡村社会有其自身运行的机制，当这种机制与国家选择的路径不同时，或者可以说当国家的权力意志及政治策略与乡村生活的情境不同时，普通村民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个体应当如何协调外来的文化与乡土规范的冲突，这样一种逻辑衍化的过程，单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理论结构入手是无法理解的”①，同样也是“革命-现代化”叙事不能完全解释的。

　　二、自下而上：书写完整的集体化历史

　　检讨多年来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国共产党党史模式。这一模式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释，骨架虽有但血肉缺乏。这种宏观性的研究很少让我们看到基层民众在集体化时代所展现出的复杂的实践、鲜活的人物和动态的过程，普通民众的身影似乎淡出了历史。二是海外学者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如韩丁的《翻身》、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弗里曼等人的《乡村》等，由于观察立场和价值预设不同，这些著作中蕴含了不同的叙事取向，他们对集体化时代的刻画有着极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评判，他们的研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历史的真实，又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同情的理解”?这都需要进一步深思和商榷。三是国内学者的多学科解读，如张乐天从社会学视角写就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阎云翔在人类学视域下完成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孙立平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搜集与研究计划”系列成果等，他们试图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揭示集体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侧重的是国家向社会的渗透。

　　三、优先与人类学对话：走向田野与社会

　　毋庸讳言，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主题，波浪壮阔的集体化进程完全是在特定的区域社会里发生和展开的，而任何一个区域都有其特色迥异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政治生态及社会结构。正是这些差异极大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宏观的集体化实践必然会在微观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历史景观，也就是说，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更多面临的是“地方性”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集体化研究时必须走向“在地化”。研究历史首先需要“同情的了解”历史，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由于地理空间感的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使得我们今天在构建历史场景时面临很多困难。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贴近那段历史，获得丰沛的时空感和现场感呢?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摸索和体会，“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目前相对切实有效的选择和取向。这是我们多年来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感受，是搜集、整理和研究集体化农村基层档案过程中的一种体悟。

　　四、结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陈代谢过程中一个难以忘却的时段，集体化时代因其“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实践而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中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段历时四十年的时段中，中国共产党人旨在以土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随着1980年代国家政策的改弦易辙，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宣告了集体化道路的终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并不能因为集体化时代的曲折而漠视或者否认集体化时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回望集体化时代的历史经验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尊重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还原历史，从基层农村档案入手，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我们开展集体化时代研究的可取路径。

　　诚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史理念下，集体化时代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集体化时代虽然肇端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但它毕竟与传统社会尤其是民国时代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从长时段来说，集体化时代中有哪些变与不变的历史要素?孕育集体化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是什么?作为整个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合作化等运动显然并非中国所特有，在与西欧、苏联、印度、台湾等不同区域的比较中，中国的集体化究竟有哪些结构特质?又如集体化时代的运作逻辑是如何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今天的现代化历程?如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