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空间之维基于福建土楼修缮的案例

　　摘要乡村振兴绕不开空间维度.通过福建土楼修缮的个案分析,展现了物理空间的修复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参与和乡村再组织化,在解决地方问题的同时,赋予了空间新的文化活力.土楼修缮引起的连锁反应改变了乡村面貌,呈现了在空间形塑、主体实践、文化势能机制下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凸显了地方性、社会参与和文化活化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空间;土楼修缮;乡村文化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规划中所强调的乡村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部分原因恰恰是城市对乡村的不断侵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一直处在“非农化”演化进程中[1].在城市化影响下,农村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居住空间、教育空间、生产空间、养老空间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各类空间不断衰退和破败,使村居环境丧失了生态活力[2].

　　乡土社会结构不断瓦解,村落共同体日渐衰落,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村庄的终结”[3].在“城市导向”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以城市为尺度丈量乡村,乡村成为落后的象征,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导致了乡村社会的病理化[4].在这种观点下,乡村要向城市看齐,致力于成为城市的翻版.然而,乡村社会承载着乡土建筑、聚落文化、宗法秩序等社会文化资本,乡村生活方式中也蕴含着平衡城市生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魅力,是承载着乡情和乡愁的精神故园[5],具有一种人居保育、文化维系、生命教育的家园价值[6].

　　因此,乡村的归宿并不必然是城市化、工业化,乡村振兴也不应该是对城市的模仿,复制城市的生活[7],而是找回乡村社会,探索与城市不同的乡村发展路径.随着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振兴不能忽视空间维度,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如果不同时改变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和“改变社会”都是空话[8].

　　可见,空间与社会密切相关.在传统观点中,学者们对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存在两种不同取向.一种取向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一般反映,是人的主观性在空间上的投射.在这种认识下,空间是被动的、被决定的,是社会的附属物和派生物.例如,涂尔干曾指出,空间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构造物[9].芒福德也曾将城市空间看作是社会活动的剧场[10].另一种取向恰恰相反,认为不是社会决定空间,而是空间决定社会.在苏贾看来,空间具有构建和转换的规则,独立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11],他过分夸大了空间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因此被称为空间决定论者.无论是社会决定空间,还是空间决定社会,都只是强调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双向建构和双向生成[12G13].

　　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的动态所塑造的,社会参与了空间生产,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然而,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也不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而是社会能动的表现,空间演化与社会重构是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质言之,空间与社会具有一致性[14],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虽然社会与空间相互建构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但社会与空间依然呈现出主客分立,这就使如何连接两者以破除二者之间的对立成为亟需破解的难题.哈维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认为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实现,他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阐明空间建构的复杂过程并寻求改善当代社会的可能性[15].卡斯特也提出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空间[16].

　　空间不是僵滞的、刻板的、直接的固定空间,而是具有生成性的、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17].空间的实践性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积极的社会建构.通过社会实践,人们得以参与到空间建构中,改造人们生活和感知的空间.上述空间与社会双向建构的观点为从空间改造入手重构乡村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视角出发,乡村振兴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乡村文明空间重构的过程[18],乡村公共空间应该作为乡土共同体生活重构与振兴的出发点[19].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空间改造对于乡村重构的重要意义,但对于如何通过空间改造以实现乡村社会的改变与振兴仍然缺乏充分的探讨,这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起点.

　　作为空间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列斐伏尔在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20],形成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三元分析框架.Halfacree则将空间理论运用到乡村研究,并提出了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与乡村生活所构成的乡村空间的分析框架[21].此外,李红波等提出从“物质空间G社会空间G文化空间”认识乡村空间系统[22].龙花楼、屠爽爽则提出从空间、经济、社会三重维度进行空间重构[23].既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其一,空间理论批判性有余,建设性不足.例如,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对空间的改造以及因此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异化[24].福柯以全景式监狱的隐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凝视”对个体的规训[25],深刻分析了空间对社会的影响.列斐伏尔和福柯共同开启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对后续的研究者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二人的空间分析以批判为主,缺少与当下社会的连接,对空间改造的指导性不足.如何通过空间改造影响社会,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是亟待研究的议题.其二,关于空间的分析框架,大多是结构性的、静态的,而非过程性的、动态的;即多是分析空间的不同维度或构成部分,缺乏对于空间改造过程以及空间和社会互动过程的关注.

　　其三,既有研究中对行动者的主体性关注不足.由于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人类行为对空间同样有着塑造与再塑造的作用.作为在空间内生活的人,其主体性对于空间的形塑作用是巨大的.以往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权力、资本权力对空间的影响,对于民间力量的关注则相对不足.可见,如何从空间入手改变乡村这一问题还未得到满意的回答,尚待进一步探究.土楼是福建乡村地区的特色建筑,但随着时代变迁呈现颓败之势.2015年起,福建云霄县内龙村的“好厝边”项目通过土楼修缮致力于促进乡村改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本文通过对此案例长时间的跟踪考察,展现空间改造促进乡土社会改变的动态过程,凸显其中民间力量的主体性,并尝试探索从空间入手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案例:福建土楼的命运与衰败的内龙村

　　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土楼被称为“民居中的活化石”“中国最特别的民居”[26].据历史考证,汉唐以来,大量北方的人口迁入福建,使福建形成了移民社会的特征.在迁移过程中,北方移民经常遭到闽越土著的顽强反抗,北方移民之间也经常为争夺生存空间发生冲突[27].

　　想要在竞争残酷的环境中获得优势,以宗族势力作为后盾是必要的.为了团结族人、防御外敌,土楼逐渐形成了“对外封闭,向内聚合”的空间特征.“对外封闭”是指土楼一般为封闭的环形结构(或方形结构),外部用生土夯筑厚且高的外墙,具有防御功能,外敌很难攻入.“向内聚合”是指环内住房都朝向圆心的祖庙和水井,具有明显的向心性.物理空间对社会文化具有形塑作用,诚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空间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型构阶层、性别和分工[28].

　　福建土楼的空间结构历经千百年,改变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土楼文化.可以说,土楼既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外在景观,又是其文化内涵的外在条件[29].土楼文化丰富多彩,其精髓是以耕读传家为核心的家族宗法秩序和理念[30],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土楼的防御功能早已消失,其居住功能也逐渐弱化.部分土楼成为旅游景区,获得了更好的保护.没有成为旅游景点的土楼则由于风雨侵蚀,年久失修,开始逐渐走向破败.本文所关注的陶淑楼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土楼,位于福建省云霄县下河乡内龙村.陶淑楼位于村庄的中央,呈圆环形,高三层,错落有致,总建筑面积约为9420平方米.陶淑楼极具古韵民风,据传南宋末代皇帝宋昺帝赵昺曾客居于此并题名“陶淑楼”.在鼎盛时期,陶淑楼居住了三百余人,容纳了村庄近半数的人口.土楼特有的环形结构,使得土楼环内空间天然成为村民们的聚集地.

　　在茶余饭后,村民们聚集在土楼内的空地上,小孩们游戏玩闹,大人们洗衣服、喝茶、打牌、闲话家常.逢年过节,土楼更是热闹.陶淑楼承载了村庄的集体记忆和乡土文化,在村民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陶淑楼逐渐走向破败.据文献记载,陶淑楼最近的一次大修是在1924年,此后仅有住户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风吹雨淋使屋顶和墙体受损严重,木质梁柱因蛀虫而坍塌,土质结构也开始连片倒塌.虽然土楼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在福建地区土楼数量众多,陶淑楼未被列入保护单位,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条件的人家陆续搬离陶淑楼,住上了新盖的楼房.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村民也不断外流.2016年,内龙村户籍人口有2000人左右,但实际上常住在村子里的只有两三百人.在土楼修缮前只剩三十余户村民聚居于内,且以老年人为主.无人居住的土楼很快衰落,很多房间已经破败不堪,导致陶淑楼的状况每况愈下,实际上已经成为危房.居住在土楼内的老年村民常常担心土楼倒塌,但苦于没有其他住处,只能继续住在里面.

　　二、土楼修缮与“好厝边”项目

　　1.新乡贤带动下的“好厝边”项目

　　2015年,从外地回乡的林先生看到家乡的现状非常心痛,下决心要改变家乡的面貌.林先生本是内龙村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毕业,先后创办了三家公益机构,致力于社区营造与社会创新,曾入选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伙伴计划,获得共青团中央“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英国大使馆社会企业奖等奖项.林先生有知识和资源,是新乡贤的典型代表.面对家乡的现状,林先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始筹措“好厝边”计划.“厝”在闽台地区指的是屋子,“好厝边”在当地方言中大致相当于好邻居的意思,体现了项目改造社区、造福邻里的愿景.“好厝边”计划的首要切入点就是陶淑楼的修缮.林先生说:“我的童年是在陶淑楼度过的,对于我们这样旅居外地多年的人来说,陶淑楼就是我们对故土的精神寄托.土楼名气大,有吸引力,适合作为一个起点.”

　　三、一个动态框架:通过空间改造重构乡村的路径模式

　　乡村振兴必然需要改造乡村空间,政府和市场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行政管理和政策引导对乡村的物理空间进行规范,但相关研究指出,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由于缺乏村民的参与,最终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悬浮”于乡土社会[35].市场力量对乡村空间的形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典型的做法是将乡村打造成为旅游景区,但可能导致乡村的商业功能挤压其生活功能,乡村性剥离,乡村空间异化[36].

　　概而言之,政府和市场更强调乡村的物理空间,对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虽然也有所关注,却容易由于缺乏村民参与而导致悬浮和异化.可见,物理空间的改造并不必然能实现乡村振兴.土楼修缮案例提醒我们,在物理空间之外还需要实现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改变,而后两者对于乡村发展也许更为重要.

　　关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划分,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土楼修缮案例,尝试做出如下界定:首先,物理空间即传统观点对空间的理解,是一切人类活动得以展开的介质和场所,如地理环境和建筑物.物理空间是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基础和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理空间如果损毁,附着于其上的社会记忆和社会秩序也将岌岌可危.物理空间在本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土楼等物质的空间.

　　其次,社会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物理空间进行的集体建构[28].社会空间强调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空间由社会所生产[37],同时空间也在生产着社会关系[38].社会空间也是一个实践空间,实践主体一方面具有被动性,受到物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具有主动性,行动者通过实践参与空间建构,实现空间生产.空间中的被支配方、被主宰方,惟有通过社会运动和自主改革的实践,才能参与亲历(lived)空间的型构[17].

　　在本研究中,社会空间既表现为围绕土楼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空间,也蕴含着空间建构的实践力量.再次,文化空间建立在人类话语体系、表象活动、秩序观念之上,是符号化和概念化的空间,凝聚着人类的记忆与文化,表征了历史层积的人与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39].

　　空间形塑、主体实践与文化势能三者相互作用,重构了乡村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由于多重空间存在相互建构关系,某一维度空间的改变能够触发动态的连锁反应,实现多重空间的连续互动.不过,多重空间的互动引发的后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乡村传统空间的破败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凋敝和乡村文化的衰落,体现的就是负向的互动关系.

　　乡村振兴论文范例：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治理进路理论向度与实践路径

　　土楼修缮的案例关注地方性,重视村民参与,强调文化活化,通过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正向互动实现乡村面貌的改变、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和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为我们从空间入手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路径参考.在乡村振兴中,以蕴含地方特色的物理空间为抓手,能够快速调动多方资源,改变乡村面貌,凝聚居民关切.在物理空间之外,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村民参与是社会空间活力的来源,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新是文化空间活化的必然路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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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杰1,洪佩2*,朱志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