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声乐发展延续对文化事业有何启发

　　传统民歌作为中国民族声乐文化的重要组成，传统民歌反应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从民众中兴起，与民众文化密不可分。在传统民歌中也留存这民族生存的灵魂，这些民族灵魂形成了本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并且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进而实现中国民族声乐文化的经久不衰。

　　关键词： 民族声乐,民族文化,精神文明

　　从继承与发展文化传统的视角，审视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历程，当下流行于社会的所谓"新民歌类型"的创新意识，具体地表现在与传统民族声乐文化的激烈碰撞，这种在商品化大潮的诱惑下所造成的过分浓郁的商业化气息、大众心态、文化倾向以及庸俗化的表演样态和发展趋势，受到了业内人士及声乐爱好者的种种疑问:浓厚的商业气息及讨好观众的心态是否符合中国民族声乐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

　　此外，所谓"创新派"和"传统派"在为"话语权"而激烈争论了近一个世纪的双方，是否应该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国民族声乐文化的伟大复兴，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共同努力?这正是要讨论的问题。

　　一、民族声乐领域的文化思潮

　　当"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的口号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样式应当所持的态度时，我们对于20世纪不断涌现的民族声乐各种表演样态以及相应的新的思潮，就要从文化意义上进行历史层面的审视和解读。"全球化"这一词汇引起了人们在情感上各不相同的反响。有的人认为它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国际的文明社会将会到来，有助于出现一个和平与民主化的新时代。另有一些人却认为它意味着一种威胁，即美国将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其文化后果将是世界被同化得像一个移位的迪士尼乐园(一位法国政府官员更生动地将它形容为"文化的切尔诺贝利")。

　　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动荡的现象，很难加以控制。当然，有的国家政府想要控制它。最重要的例子是政府的做法。文化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大的承诺，也不是-种简单的巨大的威胁。它还表明，全球化实质上是现代化这一持久挑战的继续，虽然是一种强化和加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继续。在文化的层面上，这就是多元化的挑战;原先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传统如今陷于瓦解，而在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出现多种选择。[1]

　　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民族声乐文化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作曲家层出不穷，许多优秀的歌曲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一些歌剧的咏叹调和剧中人物的动人故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主要话题，可以说，民族声乐文化成为当时公众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由此所形成的审美模式也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听惯了王昆、郭兰英等歌唱家演唱的人们，觉得民族声乐就是应该像他们一样的风格特点，他们才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中国民族声乐文化的鲜明特色。的确，在对这样的风格充分肯定的正面呼声中，一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民族声乐发展的道路，几乎被国家意识定为一尊。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追求改革创新的音乐家们通过实践和探索，促成了一个又一个音乐思潮的发生。这就是前面曾经提到的，中国民族声乐关于对"土洋关系"---即关于科学与落后、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的认识与把握。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商品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以及大众音乐传媒的出现，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使得民族声乐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20世纪末音乐领域的实践者们又开始了关于民族声乐文化单一与多元、艺术与商品、内容与形式以及传统与流行等方面的探索。

　　我们从发展的眼光看待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民族声乐文化，就演唱技巧、歌唱功能而言是进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承认的)但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的音乐实践者、改革者们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是否与其他领域实践者们一样，把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归咎为科学技术领域的落后，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原本优秀传统的所谓"旧文化"的一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比如中国传统民歌中的某些文化习惯、文化定势等等，理所当然地划为被改革、被抛弃的内容系列。

　　近些年来，"日益清醒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从理学层面意识到20世纪盲目发生的许多荒唐举措，并非都源于文化的考量，一味求新以推动实现生活改变的思想，是否符合一代文化传人应负的历史责任?仓促求新的改革乃至革命行为，是否把音乐艺术当作传递传统文化的因子而认真检讨?……与此同理，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干预，已经深入到所有的文化细节之中、包括中国所固有器物的改造。[2]"由此而涉及两个问题或者是两个方面的矛盾，其一，民族声乐的"原生态"与"学院派"的矛盾;其二，传统声乐学派与改革创新派的矛盾。

　　二、"原生态"与"学院派"之争引发的文化思考

　　我们在来自全国许多乡镇具有的"原生态"文化表演样式中，不难从其传承者的声音和形体表演，发现未经城市学院派专业驯化的艺术上的质朴和纯真，他们的歌声、表演，他们的审美追求，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学院派，这正是今天不断感动着现代都市观众的地方，而这些文化样态正是我们二十年前认为必须加以改革的"土得掉渣"的东西。不用说，现代的都市观众，已经大大不同于二十年前了，看惯了矫揉造作的流行歌手和专业训练的学院派演唱表演后，人们突然遭遇到了以自身的生命来表达艺术价值的民间歌手和民间艺人，这种文化回归的反思，让人们重新品赏到了音乐原本的文化含义。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高科技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中西文化交融全方位开放，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艺术审美观念的转变。大众对艺术的要求不仅愈来愈苛刻，而且往往伴随着批评、挑剔的目光。人们的艺术审美由以前的单一、单纯转化为带有强烈的主体选择性和参与性。他们在尽情享受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所带来的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渴望着中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那原汁原味儿、味儿浓味儿厚、乡音乡情、意犹未尽的回归。

　　"音乐和音乐的学术追问仍然只能是人类怀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本真活动"。[3]与此同时，音乐理论界也开始用十分严肃的态度审视着当代民族声乐艺术，并且提醒人们应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声乐艺术土洋结合的发展模式以及专业民族声乐人才培养模式展开冷静的思考和积极的讨论，也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如何在土洋结合的前提下，突出地表现自己传统的鲜明的风格特色等方面提出诸多疑问。

　　"20世纪中西音乐文化的第一次大撞击，导致了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在这个进程的最初阶段完成了中国音乐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战略转型与重构，确立了用西方18至19世纪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创作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基本思路"[4]。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从40年代开始对土洋关系进行研究、认识与探索，逐步走向成熟。

　　在后来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正是沿着这个基本思路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基本思路似乎一开始就隐伏着一个较复杂的矛盾，即:洋唱法是以意大利语言为母语而生成的唱法，其美学价值是华声之情，美学理想是唯美。它用一种均匀、华丽、统一、完美的声音效果达到审美效应;"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更多受到语言语音影响，由此形成其形式上的若干自身特色。如音乐自身逻辑受到干扰，不得不采用最适应语言声调不定性变化的逻辑方式，但在咬字收音、清晰传达词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其美学价值是达意之情，美学理想是韵味，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音乐与开放的广场、简洁的舞美、伴奏以及生活化的氛围共同构成审美效应。由此，鲜明地体现其独异的民族特色和审美品貌"。

　　相比之下，洋唱法则因远离语言语音的限制，故能更多地展开音乐形式运动的自身逻辑，达成纯音乐之美，但在语音的乐音化、音乐的乡土化以及表达乡音俚语的精微上，其思维及表现手段显得单纯和贫乏。再如，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效应具有较大的弹性，一首由地道的农民演唱的青海"花儿"或者陕北民歌信天游，更多的不是单纯地体现在外在的音乐形式，而是体现在那诉说不尽的牵连意味，诸如乡情方言甚至里巷风情。

　　40年代的"改洋从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旷日持久的"土洋之争"，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土洋关系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个矛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时至今日，中国几代歌唱家、教育家、理论家为了更好地解决这道难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实践和探索，并在创立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歌唱体系的进程中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但要使这道难题得到圆满解决或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人们不断变化的审美情趣，似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由此观之，让众口难调的亿万人只吃"土洋结合"的套餐，其口味，其营养一定是过于单一，长期习惯了"满汉全席"的中国观众一定会百般挑剔;更何况用某种歌唱体系兼容中国56个民族具有复杂、丰富语言特色的民歌。就现状来看，除汉族和个别少数民族民歌以外，其他大部分少数民族民歌还有待挖掘、整理和研究。因此，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土洋关系，笔者认为，其发展态势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已取得的艺术成果基础上，从根本上跳出西方声乐艺术的"磁场"，从而最终实现民族声乐艺术的独立地以及现代和传统特色完美结合中的完全自由;从对民族声乐艺术的音质、音色以及音域、力度等外在形式上的着力追求，转向对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独特的规律、审美心理、表现形式、内在神韵等深层美学理论的实践探索和研究，这一点正是笔者"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论点的核心所在。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也好，合也好，都是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不分不能深刻，不合不能发展。分也进步，合也进步。没有分，就没有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丰富多彩;没有合，就没有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新的活力。分是百家争鸣，百家经过争鸣，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得到发展，为合打下基础;合是博采众家之长，经过吸收、融合，创造新的歌唱体系。土洋分流多元化发展后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基本走向将是向着健康、鲜活的方面发展成长。

　　正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即便其间出现头痛脑热也不足为怪。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任何艺术成果都是相对的，都不是终极真理。真理需要实践来检验，这种检验不只是一两次，而是一直要检验下去。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从土洋之争到土洋结合，再到土洋分流(原生态与学院派各走一边)、多元化发展，不正验证了辩证法关于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最基本的法则么!

　　着名音乐评论家金兆钧在《关于"原生态"和"学院派"之争的观察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在双方的争论中，我们会发现，除了个别极端的音乐家，他们中的部分参与争论的学者或音乐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即学院派会表示:我们当然欣赏原生态音乐，我们当然知道声乐艺术必须有个性，但我们还是需要有科学化的训练，否则不能提高。而原生态方会表示:我们不是说音乐艺术不需要提高，不是不承认现代科学训练的方法，但这方法不止一种……"在我看来，争论的双方与其是站在学术层面上，不如说是在争夺关于中国民族声乐发展方向的话语权，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在原生态与艺术生态的关系上，古往今来大量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应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争论的双方除去一些极端化的观点，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挖掘、抢救、保护、传承乃至继承、发展、创造等等一些基本美学范畴的看法倒未必有多么的冲突，真正的冲突乃是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对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和未来的话语权冲突。这样的冲突固然具有学术上的深层问题，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界和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层变化和内在冲突的结果。事实上，在更深层面上，对于原生态和学院派之争，它还是历史上"土洋之争"即"中西关系"之争的现代延续，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方略上"西化"和"民粹"两大文化观念在音乐界的具体反映。

　　[参考文献]

　　[1]塞缪尔·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4。

　　[2]张建国，张飞龙。新民乐思潮的文化解读[J]。中国音乐学，2004(03):76。

　　[3]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事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2。

　　[4]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29。

　　[5]郭建民，赵世兰。中西歌剧演唱艺术迥然相异的美学品格[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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