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背景下辜鸿铭的三重文化使命

　　辜鸿铭是一个"内中外洋"的文化混血儿。 在文化危机深重的社会环境下，他采用西方话语承担起作为一个文人的责任与使命。纵观其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动，他始终在这样的一条文化道路上进行抗辩:追寻个体身份认同，重塑民族文化自信，探索人类文明走向。 尽管他将建立社会文化秩序的期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到儒家道德文明之上带有乌托邦色彩，但置于整体历史语境下可以从他独特的话语形式中看到其思想的超越性。

　　关键词：辜鸿铭,文化使命,西方话语,现代意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欧洲文化风暴的侵袭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同时，政治上的节节失利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近代知识分子在探寻民族自新之路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将目光纷纷投向西方社会，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文化危机。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较量造成了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各种声音充斥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辜鸿铭以一个文人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感，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文化使命，尝试从文化层面重建已经失序的社会范式。

　　一、辜鸿铭的三重文化使命

　　辜鸿铭生于南洋，学于欧洲，入张之洞幕，任教于北大，与托尔斯泰、泰戈尔、毛姆、芥川龙之介等西方名流保持交往，是清末民初兼通中西文化的中国第一人。比起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他一生的文化事业更值得世人称道。辜氏终其一生笔耕不辍，着述颇丰，不仅用英文进行，还积极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将中国经典文本翻译到西方，促使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进而尊重中国文化，又将西方现代性观念引入中国传统文化血液之中，从"他者"的文化角度打开对"自我"认知的新视野。然而辜鸿铭却面临着这样三方面的文化危机:之于他个体而言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于民族而言的民族文化危机;之于人类而言的人类文明危机。因此，从主观意图来说，他一生的文化活动无疑围绕着这样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对个体文化身份的追索是辜鸿铭之于其个体的文化使命。华侨世家的渊源、混血的身份、以及早年留学欧洲的经历使辜鸿铭不可避免的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然而回国之后他亦被同胞视为"非我族类"。辜鸿铭第一次拜见张之洞时，就被劈头质问"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并让他"赶紧脱掉西装，留辫子、学官话、做个像样的中国人"[1]32。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辜鸿铭始终被看作是文化的"局外人"，正如艾恺所说，辜鸿铭"既非西方亦非东方的"，"乃一没有安全感的'外人'"[1]357。

　　因此，他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一个地道的、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到文化实践上，他一方面蓄辫易服，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甚至有些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其予以偏袒，正是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极端肯定来获得自我认同;另一方面，通过中西文明比较，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激烈地批评与谴责来加强这种认同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我们不能在孤立状态下炮制文化认同"，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2]。

　　清末民初，时代激荡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和轻视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甚至形成文化自卑心理，一时间"西学东渐"蔚然成风。在这股热潮中辜鸿铭犹如一个时代的逆子，极力赞扬中国传统文明及道德价值，向西方弘扬中国文化，批判西方现代文明。为拯救民族文化危机，他做了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大力阐释儒家道德文明价值。他认为儒学中存在像宗教那样能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虽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而孔子的君子之道"是一种精纯有序的、比哲学家和伦理家的道德法更为深刻、更为高级的法则"[3]260。

　　其次向西方译介儒家经典，经黄兴涛先生考证，辜鸿铭向西方完整译介的儒家经典有《论语》《中庸》《大学》。并在儒经西译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3]37。再次，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他认为欧洲近代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一等的机械文明，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建筑在金钱之上，"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3]357等。

　　尽管辜鸿铭的思想不乏偏颇之处，但这一系列文化活动在当时"充满了弱小民族反抗文化歧视的民族正气"[1]60-61，纠正了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及汉学家对中国人、中国文明的误解，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对传统民族文化自信的重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从文化层面对民族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辜鸿铭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要挽救的并非中国，而是整个道德文明"[4]。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彼时的西方正处在"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入发展，使欧洲社会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等工业文明的弊端不断暴露，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崩溃。一战的爆发更促使西方陷入深重的文化和信仰危机。整个欧洲弥漫着悲观的情绪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忧虑与反思。

　　面对日益严重的价值失落，当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东方寻求治疗之道时，辜鸿铭已经尝试从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找可能。他表示研究中国文明"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3]228。对于人类文明的走向，辜鸿铭作出了这样的预测，他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这是所有有教养人们的义务。而他的奋斗目标正是促使"东西方文化的长出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畛域"[3]403。

　　由此可见辜鸿铭的文化观充满了对人类整体文明的关怀。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社会环境下，当中国学者还囿于"中西取舍"问题时，辜鸿铭在文化发展观上超越这一思路[5]。值得注意的是辜鸿铭多番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并不是为了一较高低，而是为了在这种对照中寻找各自文明的弊病，从而构建一种普世的道德文明，挽救东西方现代文明危机，这是他对整体人类文化命运所承担的文化使命。

　　二、文化使命的话语表达

　　辜鸿铭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主要来自西方。十三岁时辜鸿铭就被英国人布朗夫妇带往英国留学，在西方呆了十一年，并游学于欧洲多国。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辜鸿铭已经形成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因此，在个人表达上他显示出这样的鲜明特色:以"他者"的目光来观照"自我"，即采取西方的话语形式来认识并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从这种话语形式的差异中寻找不同文明的弊病与可能的出路，从而更好地承担起文化使命。

　　辜鸿铭一生主要以英文，其主要思想活动和文化诉求也主要来自于这些英文作品，如《尊王篇》《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民的精神》《呐喊》《中国学》以及一些讲演集和论集等，而当前国内出版的多为中译版。因而这里出现了几次奇妙地语言折射现象。首先是以英文译述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第一次语言折射，如他在翻译《论语》时所说的，他是以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翻译的，为了尽可能地消除由语言文化带来的陌生和古怪，他尽量都去掉那些中国专有名称。其次，中国人在接受辜鸿铭的这些思想时，无论是在翻译或阅读中，又按照东方的话语形式接受这些英文表达，这是第二次语言折射。最终的结果是，呈现在外国人面前的是较为纯正的东方思想文化，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则是带有现代性的西方话语。

　　根据黄兴涛从"理性"的角度对现代性的把握，他认为"现代思维理性"或者叫"思想现代性"包括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基本概念两个方面的内容[6]128。辜鸿铭在表达文化使命中就体现了这种思想现代性。辜鸿铭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现代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大多重视严密的定义，而排斥"妙不可言"之类带有玄妙意味的表达，并且凝聚了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例如，在辜鸿铭看来典型的中国人是温良或文雅(gentle)的，并明确地指出这种温 良 文 雅" 乃 是 同 情 (sympathy) 与 智 能(intelligence)这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3]237;"君子之道"是人的名分意识和荣誉感;"恬静如沐天恩的神圣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等。由此可见，辜鸿铭每抛出一个概念时都会给出准确的定义，在其划定的界限进行详阐，而不是围绕概念进行一些外围的非确定的表达。像"温文尔雅""赤子之心""道"等表达则往往给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另外像"理性""社会秩序""权利""无政府主义""群氓崇拜"等具有现代性核心价值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更是俯拾即是。

　　辜鸿铭的思想现代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现代思维方式上。从小接受的西式教育已经将西方现代思维中的思辨性和批判意识渗透到辜氏的血液之中。以《中国人的精神》为例，辜鸿铭就巧妙地运用了归纳与演绎的思维方法，他通过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语言、记忆力、讲礼貌、不精确等方面的例子得出一个假设: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由于这种生活形成了淳朴的个性，进而发现中国文明中调和人的心灵与理智之间关系的机制---儒教，再深入阐释其如何承担宗教的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的阐释再回到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状态。在辜鸿铭那里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经过了严密的论证，每一步的论证前后都环环相扣，一步步演进，而不是思维的任意弥漫。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本身就排除了感性的随意性，而具有理性色彩，因此思辨性和批判意识更强。

　　从具体的研究手法上看，辜鸿铭采用的不是考据训诂，或寻章摘句，而是宏观性的比较研究，将对象放置在与他者的对照中观照。他将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比较，将中西义利观进行比较，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将东西方人的人生态度进行比较，将东西方的个人生活、教育、社会、政治、文明等方方面面进行比较。这种互为参照下所获得的认知往往更加全面、清晰、客观。例如辜鸿铭在阐释中国人深沉、博大、淳朴、灵敏的性格和文明特征时，是通过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比较来阐释的，在这种比较中不仅能清晰地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还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人的文明特性。

　　三、历史语境下的重估

　　从话语形式的角度对辜鸿铭的文化使命进行解读，可以发现，虽然辜鸿铭一些具体的文化观和思想主张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将其置入到人类整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重估，从他独特的话语表达形式中，我们却能发现辜鸿铭个人思想的超越性。从辜鸿铭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动来看，他把人生中三个层次的文化使命都寄托在儒家传统道德价值上:从儒家文化中获得身份认同，以弘儒来反抗来自西方的文化蔑视，在儒文化中寻找拯救现代文明痼疾的良方，探寻人类文化未来命运与走向。从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来看，传统文明的危机不仅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传统文明本身的一些弊病。对此，辜鸿铭不加选择地偏袒认同，这与当时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社会主流思想显然是不相适宜的。

　　因此，他的个人诉求在当时是很难获得周围人认同的。另外，为了反击西方对中国人的偏见与误解，辜鸿铭常常采用极端的方式诡辩，这种口舌之辨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的态度。最后他在人类文明出路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误区，狭隘地理解文明的内涵:抛开物质文明，过分鼓吹精神文明和道德价值。辜氏深受英国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情感、精神以及心灵，单纯期盼从道德层面以精神力来重整东西方社会秩序，这种想法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从主观上来说，辜鸿铭和当时所有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承担起了时代所赋予的文化使命，但他因为思想中的种种不合时宜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挞责与嘲弄。

　　辜鸿铭因"保王尊孔宣儒"的文化立场一直深受诟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想中没有可取之处。笔者以为，从他的话语形式中可以发现他思想中具有超越性的一面，而这正与他的文化使命相一致。在现代话语之下，辜鸿铭在这些层面的表现出超越性:世界视野、主体意识、现代批判精神。辜鸿铭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与阐释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放在人类整体文明中去观照。这种世界视野在当时来说是少见的，而对当下我们在中西文化关系认识方面仍具有启发性。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而主体性则表现为个体主义和批判的权利[7]。

　　无论是他对个人文化身份的追求还是强烈地维护民族尊严的意识都是个体主义的体现。另外这里批判不是批评指责，而是批判地辩证地去认知世界。在总体文化观上，辜鸿铭呈现出"挞西扬中"的态度，但他否定的只是荒废了古希腊文化修养的现代欧洲近代文明，辩证地看待欧洲文明中的不同层面，"我所说的欧洲文明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欧洲文明，不是这种不健康的文明，而是真正的欧罗巴文明"[3]397。对他所推崇的儒家文明，也没有全盘肯定，盲目崇拜，他直指重知不重心的"乱道之儒"对中国文明的毁灭。因此，他思想中的超越性使他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国粹派、东方文化派、新儒学是不同的。

　　从社会转型的层面来说，辜鸿铭的文化诉求和话语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思想现代性'的引入往往成为其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推动机"[6]129。辜鸿铭的文化理想从本质上来说是要解决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化转型中的混乱无序状态，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不过是他选择的一条道路，最终目的还是实现现代化。

　　在风诡云谲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辜鸿铭像一个文化的"混血儿"游刃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扮演着东西文化电镀匠的角色，无愧于他作为一名有知文人应担负的时代使命。他在文化领域的探索给我们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面貌的独特一隅，同时为我们在新时期如何进行传统文化建设以及如何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等都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

　　[1]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08-109。

　　[3] 黄兴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辜鸿铭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 唐慧丽。优雅的文明-辜鸿铭的人文理想新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9。

　　[5] 徐海燕，钱宏。辜鸿铭及其文化建设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08(11):233。

　　[6] 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J]。天津社会科学，2005(4)。

　　[7]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9-20。

　　相关阅读：大学生哲学文章在哪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