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南京非遗绒花的传承困境

　　【摘要】作为城市历史文脉延续和地域特色文化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受到人们较多的重视和关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绒花是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的代表之一，同样面临着诸多困境。文章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绒花传承人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深度探究了南京非遗绒花现状及其困境的成因。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绒花,传承环境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的阐释

　　在西方语境下，与“环境”相当的“Environment”一词出现在19世纪，最早由日本引入亚洲。小林新兵卫于1872年在其主持编撰的英日词典《英日对译辞书(开拓使)》中最先收录此词，其中，“Environ”被译为动词“包围”，“Environment”被译为名词“包围”1。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在一定程度上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界定为“活态”的、生动的、过程性的、变异中的文化现象，并且明确指出了自然环境、历史条件、文化场所是与其密切关联的情境因素[1]。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应由于技艺种类和表演形式的不同或其所处社会性质和时代的不同而具多样的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一项传统技艺或传统习俗呈现。一般传统工艺定义为：“旨在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性生存问题的知识、技能、技艺和技巧。”

　　一种技艺在实现某种作品创作中所需要的材料、所使用的工具和富有一定技能实现该作品创作的创作者本身即作为一种原始的存在环境，而当该作品完成后呈现出的某种形态、作品形态间所蕴含的带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和富有时代发展信息的元素能够被普遍社会环境和广大人群所认同接受并开展使用，此时的社会和人群即作为另一种传承的存在环境而出现。费孝通提出我们不能把古镇当作一件古董进行保管。

　　社会生产急剧加速，传统技艺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土壤急速恶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日益严峻。在城市化不断发展，产业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升级，城乡差异逐步缩小的今天，人们有更多的权利争取现代化生活。在现代文明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已具有更多自主的文化选择意识，逐步摆脱被动接受旧有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影响。

　　因此，目前传统技艺在传承过程中多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综合考量社会实际文化求需。在一定量的转型和改变中，文化遗产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会面临现实意义上的冲击，因此文化遗产面临的传承环境亦更为复杂。

　　二、南京绒花的传承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其生产方式与当时的生产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具有一定的活态属性，即存在维持其“生命”的生存环境。据于富业研究归纳可以得出，其间不仅有自然生态环境，还有人文生态环境等[2]。传统绒花是将蚕丝煮熟后染色，用极细的铜丝为蕊制成不同规格的长绒条，再盘制成各种式样的花朵，供妇女和小孩佩戴的传统民间工艺品。

　　南京绒花色彩品种多样，谐音“荣华”颇为吉利，自唐至明清一直作为皇室贡品，民国之后传入民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有张义泰、德胜祥、马荣兴等40多家绒花作坊，主要分布在城门南、门东等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绒花生产实现了工厂化制作，当时的南京工艺制花厂以流水线制作绒花工艺品并一度外销，十分兴旺。

　　(一)绒花生产原料不足，制作成本较高

　　据南京非遗绒花传承人赵树宪本人口述，目前绒花在制作工艺上完全没有改变，制作材料和工具全都尽力保持原始。较早的绒花多采用云锦下脚料作为材料，但随着云锦产量降低，边角料很难找到，绒花业户所用的蚕丝材料则到城南钓鱼台膺府街丝行进货5。20世纪四十年代末，绒花、绢花行业日趋萧条。现如今南京绒花制作所使用的材料是专门去苏州购买苏绣用的蚕丝，成本较高[3];制作绒花花蕊的黄铜丝也是特制的，五金店一般不卖。

　　在非遗技艺传承中，技艺所使用的原材料和传统工具即作为一种自然环境存在。绒花制作中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工具虽较为简单，但依赖天然，尤其是蚕丝和特制的铜丝等，其对材料的生长环境和加工方式要求较为严苛，易被各种条件所影响改变，需要去专门的地区定制和采购，无疑增加了制作成本。一旦提供该材料的单一生长环境被破坏，原材料产量将会锐减甚至无法正常供应，绒花这样较为依赖原始材料的手工艺亦无法完成制作。

　　(二)绒花制作工艺复杂，难以发挥技艺优势

　　绒花的制作过程为三道工序：勾条、打尖、传花，工序不多但颇为繁杂，极其需要耐心和技巧。虽一直秉承纯手工制作还原，但在产品样式方面也会随着时代需求有所调整，调整方向主要为将传统样式与现代流行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若是以一种行为和表演技艺为主，与其相关的物质联系便会随着情境中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传承人需要在有效把握主体技艺的同时亦适时进行调整，擅于利用周遭环境作为主体技艺传习的有力补充。

　　如南京绒花艺人必须长期耳濡目染南京乡土艺术，长期处于传统文化的渲染氛围中，否则难以做到对艺术的完整理解和存录[4]。由于目前存在对绒花制作技艺保护的定位尚不明确，对绒花的固有特色重视度不够，对传统技艺掌握程度较高的传承人缺乏等问题，一味地依靠单个传承人和采用带有个人固有经验的手段方式很难在完整保存技艺基础上，将原有技艺所赋予作品的带有重要传统文化特点的部分加以整体再现，极易造成重视作品观感和销路，忽略复原技艺生命的局面。

　　(三)职业化传习人员少，传承难度大

　　非遗传承人赵树宪先生还担心绒花技艺“无人可传”的问题。可喜的是，在近日走访调查中，工作室中已经多了两位年轻的学徒。基于目前现状，收徒的选择几乎没有，“学的人不多，所谓要求的话，唯一条件就是职业化，只是业余爱好的不收。”6工作室对传习人员的参与持欢迎态度，然而用心学艺者却寥寥无几，年轻人更是较为缺乏，由兴趣所致而奉行“手艺职业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业余爱好者在学习时间上随意，学习技能怠慢，学习态度轻率，造成传承难度的增加。然而就职业化传习来说，由于人员选择的门槛几乎没有，人员前期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操作技能的训练良莠不齐，不同人对艺术的审美标准和个人实践经历无疑会反映于作品的创作中。这种现状必定会改变传统技艺传承中一直延续的单一、封闭的传授方式。传承人需要克服复杂传承环境的挑战，较大程度依赖徒弟的学习主动性和职业选择性。传承人本身的传承能力由于受到经济来源的压力，传授技艺的能动性和机动性明显不足。

　　(四)区域环境改变，原生状态被打破

　　于20世纪开遍南京城的绒花坊均是“前店后坊”结构，是一种铺面在前，住家在后的家庭小作坊形式，大量分布于南京城南地区。早在南唐时期，金陵城南地区，御街两侧外集中的手工业作坊专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之用，“花行”则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4]。现今南京城内三山街至长乐路一带，因曾是绒花、绢花、纸花的主要销售地，故曾有“花行街”的美誉7。南京工艺制花厂成立后就已是独立车间流水作业，作坊式加工制花逐渐减少。

　　2006年起，南部城区因为大面积拆迁曾引发了诸多关注。城南作为“南京缩影”，明时即为居民区中心部位，是南京居住文化、手工业、商业文化的集中典型，然而因区域危旧房改造和区划调整等多方因素，城南地区多方动迁，居民离开，房屋新建，原本保留在城南地区的作坊痕迹也再难找寻。南京工艺制花厂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中倒闭，大批工艺设计师和学徒也纷纷转业，离开了原本的行当。绒花因时代环境的冲击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冲击，失去了原本稳定的环境庇护，绒花不得不卷入市场洪流之中。

　　三、结语

　　面对传承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南京绒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应该简单地等级化和标签化，应该积极落实保护传承政策，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保障。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城市鲜活名片的自我更新，积极参与影视和文化作品，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绒花是南京城中的鲜活生命，它的存在承载了一份历史，代表了一种文化，带来了一方欢笑。绒花传承理应先“活起来”，再“传下去”，让绒花这一南京奇葩再次走入南京人的生活，延续南京特有的文化精髓。

　　[注释]

　　(1)早田宰：日本における用語「環境」の導入過程，早稲田社会科学総合研究，2003年第3巻第3号。

　　(2)李晓岑，朱霞：云南民间工艺技术，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1月。

　　(3)费孝通：江村故事，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

　　(4)俞允尧：秦淮古今大观，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300页。

　　(5)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南京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编：南京二轻工业史料：第一辑，南京：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1991年，第248页。

　　(6)南京民俗博物馆：赵树宪2016年11月19日采访记录。

　　(7)叶楚枪、柳治微：《首都志》，正中书局，1935年。花行街位于今三山街，中华路中段。

　　[参考文献]

　　[1]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0(5):67-72.

　　[2]于富业.我国传统制造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生态环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1):47-51.

　　[3]雷虎,阮传菊.绒花开不败[J].中华手工,2014(2):71.

　　[4]姚亦锋.南唐金陵城格局追溯[J].现代城市研究,2006,21(8):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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