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游戏艺术

　　摘要：米歇尔·德·塞托等学者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一种创造，它是大众规避技术、秩序控制的生活艺术，这些创造日常生活的匿名者鲜为人知，在技术话语中没有一席之地，然而我们可以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行走、交往、饮食中发现这些隐微的创造。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善待大众文化，那些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小动作，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关键词：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米歇尔·德·塞托,游戏艺术

　　与法兰克福学派等学派及学者将大众日常生活视为逆来顺受、毫无创建的对象不同，米歇尔·德·塞托等法国学者认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带有艺术色彩的创造。塞托等法国学者在日常生活的碎片中寻找被遮蔽的真相，他们思考的是社会中构成文化的因素。

　　塞托关注的重点是文化产品的运作，“文化本身并不是信息，而是根据目标和社会关系制定的一系列活动的处理方式。”[1]335它不是“学者的文化”——塞托认为这是一种被荣耀的光圈所遮蔽了的真相，也不是“大众文化”——这是“御用文人从外部赋予的名称”[2]7。

　　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与规则化、标准化模式下生存的大众文化不同，“日常文化则一再以自己为表面对象，掩饰住了该文化中多种基础的情境、特性和背景。”[1]336塞托等人关注的是一种匿名作者的创造，这是被边缘化了的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它逃离了权力规则的束缚，在被权力的触须未曾触及的细微空间中，塞托发现了那些巧妙的创造策略与战术。塞托认为在日常文化中，“秩序被艺术玩弄”[2]12。

　　一、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创造的群体

　　塞托研究的对象不是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体，而是社会群体，他肯定了大众在文化消费中的创造性，而不是萧规曹随与其它社会文化学者那样将他们限定在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位置上。大众在文化生产系统中没有立足之地，“生产系统……不再为‘消费者’留有任何空间。”[2]33

　　然而在消费中，存在着一种具有计谋的、四处分散着的另一种生产方式，这些运作的形式多样，它们与细节和机遇相关，渗入生产机构中，在经济秩序强加的产品的使用方式中来显现出自己的创造性。与文化产品的消费与社会背景和力量密切相关，这使不同背景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操作空间。

　　大众消费者的创造实践“轨迹”超出了既定的社会陈述语言规则，他们在生产体系之外“勾勒出了有着其他兴趣和愿望的计谋”[2]38，这种实践“轨迹”是一种改写，它是在“他者”的领域中作为自己创造的场所。由于消费者的创造“战术”缺乏属于自己专有的领地，因此他们的创造只能以碎片式的方式渗透到“他者”的领域中去，空间的缺乏，使消费者更依赖于时间，他们需要“捕捉”时机。

　　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需要运用战术才能克敌制胜，战胜生产体系，获得自己的价值。匿名沉默的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在具有特权的技术与哲学话语中找不到位置，在这些话语模式中日常生活实践的意义被遮蔽了。

　　科学话语是“社会—经济”秩序的话语，将社会地位与技术话语混淆起来，它的知识无法用来解释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那些计谋与花招。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的研究从而使日常生活实践中那些无法言说(sagen)却表现(zeigen)出来的发明被揭示出来，“语言的真相确定了历史的真实性，超越了我们并将我们包裹在日常的模式之中。”[2]

　　62维特根斯坦使技术话语操纵的专属地点被普遍性决定，它也是对日常语言的顺应。塞托在阐释“信教者”从仿效伏都教的圣迹故事中创造出另一个叙述空间时指出，“讲述这门既得语言的方式将它变成了抵制的歌曲”[2]73，“信教者”没有改变圣迹故事本身的清晰性与真实性，而是隐藏在既定秩序中对圣迹故事进行了改编与创造。这些普通的大众本身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展现，他们的创造是通过文本展现出来的。

　　对文化产品的使用方式形成了对其生产体系的抵制作用，在这种抵制过程中显现出大众花样繁多的“智慧”，它们具有挫败他者——也就是约束大众的体系、规则的——建构的空间的力量。故事、传说、游戏中提供了大众能够创造的话语空间，“这些故事赋予了伪装/隐瞒以特权。……确保出生卑微的人在神奇、虚幻的空间中取得胜利。这个空间保护了弱者的武器，使它们免于既定秩序的真相。”[2]80那些用以抵制秩序原本被科学理性所消除的计谋、变动在“花招”的作用下被运用到日常语言中，并在文学领域中得以实践。

　　塞托认为，大众日常文化模式不局限于过去、农村、原始人身上，它存在于当代经济中心。大众在既定秩序中如鱼得水般运用计谋来进行着创造，他们改变着事物的有效秩序。大众日常文化并非外在于既定秩序外的实体，它就存在于既定秩序中，是对既定秩序的“艺术玩弄”。

　　二、都市行走：空间创造

　　都市行走者摆脱了既定秩序的监管与排斥，在日常生活中诸如都市行走等微观实践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并将这些创造性活动渗透到社会监管的网络之中。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米歇尔·福柯对于监狱及学校等领域的研究。福柯从细节中论述了权力的运作机制。这个研究思路无疑也启发了塞托等人的研究，他们也遵循了从细节处来研究都市行走者对秩序的巧妙回避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林林总总的技巧方式，“脚步游戏是对空间的加工”[2]174。

　　这种步行的游戏无法被记录，它的时间性也没有得到体现，唯一表现出来的是作为固定下来的路线。换言之，其创造性无法被记录捕捉。都市空间是行走者活动的产物，充满互相冲突的程序，它是被实践的地点。代表着权力与规则的地点被人们的实践转换成了空间，空间缺少地点那样的“专属”与稳定性，它是变化着的。梅洛—庞蒂将都市行走者实践的空间与“几何”空间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者与存在经验联系在一起。

　　“地点”与实践“空间”之间的区分是，前者缺乏时间性，它只是一些冷冰冰的物，后者具有时间性，它表现为使物具有历史性。都市行走者的行走实践构建着一种现时性的关系，它使其他人的活动也能参与进来。“地点”与实践“空间”二者之间可以转换，即缺乏时间性的地点可以在实践的作用下变成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让没有生命的物品……复活，……属于它们自己的空间”[2]201。

　　走路行为对城市体系而言，如同陈述行为(speechact)对应于语言或者被陈述之物[2]174。走路行为包含着适应地形体系、对地点的空间适应过程、位置关系等“陈述”功能。步行者的“陈述”改变着空间系统，后者是一种秩序，具有限制性，它是规划者与建筑师所安排的空间，类同于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创造的“本义”，这是一种标准。步行者在空间能指中进行着挑选，或者通过游戏改变着它们的使用方式，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不按部就班于空间能指，而是任意在这些代表着秩序的地点——“一个地点就是一种秩序”[2]199——之间进行组织，建构出新的空间“表达方式”。

　　都市步行者以两种呼应的修辞在空间能指中进行着创造：“提喻”与“连词省略”，前者是以部分代替整体——比如人们以某一橱窗中的待售自行车来指代街区，后者是取消了地点之间的连续性与因果性——人们会有意忽略某些地点。这样一来，被行走者实践过的都市空间能指，就形成了新的空间句法，这种句法包含着“夸大的个性与分散的小群岛”，都市空间的连续性与整体性被“具有神话结构的路段取代了”[2]179。步行者的行走对这些空间秩序进行改造，既使他们显现，又改造着它们，“因为步行过程中的横穿、改道、或者即兴发挥等行为青睐、改变或者抛弃了基本的空间元素。……步行者将每一个空间能指变成了其他的东西。”[2]175

　　都市行走使地点这一象征着权力与规则的对象变得缺失，而步行者之间相互交织的行走形成了新的陈述。由于行走者是“匿名”者，他们的行为不能被都市文本所记录，它们是“反文本”——对既定秩序与能指的背离。

　　三、都市居住：交往艺术

　　都市生活是一种“共存的艺术”[1]25，人们通过礼仪而互相妥协，放弃自己的无秩序冲动，服从于集体生活。人们在对共同契约的遵守中获得周围人的“认可”“考虑”，这是日常生活实现的前提。居住者在都市中的行为成为社会符号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社会符号约束着人们在住处与工作、熟悉与陌生、男女性之间的交往关系。

　　在居住区内，居住者会在周边的地点进行购置日常用品、与邻居打交道等活动，这些交往常常带有事先无法预料的偶然性，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使这种交往保持在社会规范内，换言之，偶然性中暗含着必然性。这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既不能因为“走”得太近而引起彼此之间的尴尬，也不能因为离得太远而疏远邻里之间的关系。

　　居住区内的规范起着标准化的排斥作用，即那些符合规范的人会得到肯定，而那些不符合规范的“怪人”则会被排除出去。标准化的结果是确保大家在居住区内和平共存。人们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这个价值、行为系统一致，仿佛带着面具扮演某种角色。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预先被这个系统设定好了的，一旦置身于这个系统中，人们的行为就好像是透明的，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可以被解读的，“……这些动作……身体是一块写上了字的黑板——因此是能被解读的”[1]35。那种标榜自我，违背了中立原则(中庸之道)的特立独行行为是不为居住区所容忍的。

　　然而，这并非说，人们只能在规则面前马首是瞻，毫无自我，在居住区，违背一般规则的行为可以在私人空间中才能进行。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因为礼仪对居住区的各个角落事无巨细地进行着“审查”，防止居住区无法预料事件的发生，“以礼仪为尺度来衡量一切”[1]38。

　　这种权力运行的机制非常类似于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及的权力模式，按照福柯的描述，在宗教等权力的压制下，性话语不仅没有变得萎缩，反而更丰富了，因为权力不断诱使人们说出潜在的欲望，从而不断使那些隐蔽的内容暴露出来，以达到进一步对人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相生相成的是性话语的不断丰富，“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愈多愈好……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3]。

　　都市居住者在遵循规则的同时，也创造自己喜好的生活，“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打破了城市机制的限制”[1]30。比如，人们可以使用双关语来回避礼仪的束缚，一些被认为是不雅的“色情”语言借助于双关语能够得以重见天日，因为性言论常常带有模棱两可性，它无法被准确陈述出来，因而可以获得礼仪的接受。这种接受也是有条件的，色情的话题是个别进行的，而且要注意语调与表情及对象(孩子、老人面前不允许谈论这些话题)。

　　这是一种巧妙回避规则的花招，“用计谋战胜礼仪”[1]48这种玩笑在居住区的菜市场中会表现得比较普遍，因为菜市场中的商贩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处在一种复杂社会关系中，难以在礼仪方面做到分毫不差。其次，商贩们处于更替轮换的位置上，他们与顾客之间并没有一种稳定关系，因为礼仪也无法约束他们。

　　此外，手势也会代替语言，以含蓄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动机与欲望。不管是双关语也好，手势也好，它们都发挥着由此及彼的引申作用，是对既有规则(语言与行为规范)的破坏与冲击。这种日常生活的实践艺术“打破日常生活最深处的平庸”[1]54。

　　余秋雨的一篇文章对此秘响旁通，似乎可以作出某种解释。在《西湖梦》中，余秋雨视文人士大夫与青楼歌伎为对峙的两种生命力，前者看不惯世俗的尔虞我诈而躲进孤山成一统，比如林和靖。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固然令人称道，然而封闭的生活也导致了生命力的枯萎，他们对抽象道德律令的实践使人生变成了文化标签。另一种人生虽然“野泼泼”却充满生气，如苏小小。

　　苏小小之所以数百年来为人们乐道与凭吊，是因为她自由无拘束的生命意志，“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4]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艺术包含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它同样是受冲动支配的……强大力量”[1]54。这种思想似乎是对尼采生命哲学的承继，尼采认为理性扼杀人的本能力量，因此他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口诛笔伐，而推崇象征着人的生命力的酒神冲动与日神冲动，“两种如此不同的本能彼此共生并存，……相互不断地激发更有力的新生”[5]。

　　四、日常饮食：味觉艺术

　　布尔迪尔将人们的行为与固化的阶层捆绑在一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与社会位置息息相关。在这种阐释模式下，“一个群体或个人的创造性已经预先被否认了”[1]241，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进入人们的生活，像饮食实践被认为是沿袭故旧的行为，它与人们的童年记忆、母亲的烹饪风格紧密关联。

　　布尔迪厄没有看到人们对食物的消费方式中包含着一种创造——或者说他只是模糊意识到了。人们在食物的消费与选择中既构成了各种秩序，也在背离着秩序，“……食物成了各种有秩序或反秩序的分层静悄悄发生的场所”[1]245。它受时间、地点、群体、个人的多种创造及各种无法预测的偶发小事件的影响。选择食材的过程不断更新着人们的经验与能力。

　　人们在市场中鉴别食材的时候，“伸出食指轻触水果来辨别其成熟程度、用拇指感觉红皮萝卜是否硬实，眼睛谨慎地一扫就能发现苹果表面的斑点……在此过程中，人们更新了自己的能力”[1]273。在超级市场中，对贴满标签的食品，人们购买的过程中通过对标签的辨别、比较、检查来去芜存菁，挑选到自己最满意的食品。

　　在过去的市场中购物，人们需要立足于自己的经验知识，不能让商贩的言语影响自己的判断，而现在，购买者要走出自己的经验知识，学会从标签中去发现通向良好品质食品的途径。人们对食物配料的审视、配料的组合及其在烹饪中的作用等因素就可以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多种词条组合目录。

　　因此，无法使用某种固定的方式来编定这种餐饮目录，它是变化多端，难以穷尽的。比如一种植物食材，它就可以在是否人工种植、土壤的质地、天气、种子的良莠等方面做出区分。因此，一种食物的制作只需在配料上稍稍做出改变就变成新的作品，它无法以既定的语言来描述。烹饪也是一个自由创造的过程，“烹饪既是一项智力活动也是一项体力活动;做这件事需要调动所有的智慧和记忆。

　　做饭的人必须组织、决定、准备，还得默记、适应、改变、发明、组合”[1]267。做饭的人需要控制好时间、购买食物的价格，还能即兴发挥，弥补准备的不足或操作上的失误;对临时来访的客人需要准备足够的饭菜，还得避免让再次来访的客人吃同样的食物。对家庭主妇而言，烹饪需要自由的创造能力，虽然操持的是锅碗瓢盆的事情，她们并不显得千人一面，而是各有千秋，在生活实践中，“她们的烹饪风格固定了，品味开始显露出特色，想象力得到了解放……她们玩着巧妙的游戏”[1]268。

　　在家庭中，母亲出于孩子健康的考虑，总会竭尽所能让他们的膳食合理，然而这并不能令孩子们感到满意，他们发明了成千上万种对付母亲的花招：在外面肆无忌惮地吃东西、在母亲面前有意赞美别人家的食物美味。对于各种现代科技进入日常生活的现实，研究者也表现出了担忧，因为这些电器似乎又使人们回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窠臼中去。

　　人们以前的主动性被服从于机器的被动性取而代之，家庭主妇们感到双重缺失“她失去了自己的经验知识(与过去相比)，也不比机器方面的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和现在相比)”[1]280。而在过去，她们在厨房中俨然就是挥洒自如的创造者与发明家，随心所欲地修改着规则与制定出新的法则，那里面透出她对自己能力的骄傲，在食材面前，主妇们以臂使指仿佛在指挥自己的“士兵”。而如今，现代电器在厨房中担任起来主角，现代分工模式进入了生活中，标准化的运作使家庭主妇们感到单调、阴郁、空虚。研究者们对此颇感忧虑，“我们能够只保留一种物质文化的优点而去掉它的缺点吗?在旧和新之间，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圆满的结合呢?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我们还不能提供答案。”[1]281研究者们认为现代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们的创造性，它不能使人感到幸福，而在厨房等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通过自己的双手的劳作创造的私人生活空间“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深切的快乐。”[1]281这与梁漱溟所说的“个人为自由之主体”[6]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对技术的忧思是当代西方哲学“社会—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中包含着对技术扩张的担心;霍克海姆与阿道尔诺在论及现代性时就指出：“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7]人在工业社会中被物化了，拜物教扩散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丹尼尔·贝尔认为机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世界变得技术化，机器占统治地位，“人被当做物来对待”[8]。乔治·西美尔指出货币作为一种联系人们生活的纽带水银泻地一般在各方面发挥着作用，它将情感排除在外，人们的生活“具有严格的因果性，……它与符合自然规律的宇宙很类似”[9]。

　　这里的金钱带有现代色彩，作为一种隐喻，金钱与工业技术具有某种类似性，即二者都在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剥夺了人们对于生活的主导性，变得屈从。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与前者对环境并非机械被动的反应，他们具有改变环境的自由，“……人的性格生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从机械律的”[10]，走出机械控制宿命的道路，大概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审美创造，“审美……保持对强权的对抗(某种模式、系统或秩序的强权)”[1]335。

　　五、结语

　　大众在一系列社会、历史日常生活叙事中似乎没有多少意义与创造性可言。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丰盛的物质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网络，人们身处由物质构成的符号系统中，如进迷宫，“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1]。列斐伏尔就认为：“生产这个概念被缩小使它与日常生活靠得更近，因此它变得平庸。”[12]BenHighmore指出，“日常生活”在西方文化中具有二元性，其中一个方面是：“(日常生活：笔者注)最为重复的行为、最常见的旅行、最稠密的生活空间填充着日复一日的内容。从价值与品质来衡量日常生活：它是平淡无奇的。最稠密的居住空间形同监狱，重复的动作是沉重的规范。它特别的质素是缺少优点。”[13]

　　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具有某些系统性与灵活性，是规则、权力网络之外的某种自成一体的创造，“它是一种灵活的与延续的集体，用无法扯破与编制的碎片编织成一个紧密的结构，大量失去名字与面孔的英雄如同变成街道上编码的河流，一种可计算的变化语言与合理性并不属于任何人。”[14]他们无处不在，其创造无法被赋予名字与身份，然而他们是在改变着乏善可陈的日常生活，将它改造成一种具有艺术色彩的内容。

　　这启示我们，走出精英立场与视角去审视大众的日常文化与实践，在“技术—哲学”话语的文本中，我们无法发现这一具有颠覆性的创造艺术，如果忽视这些，仅仅以“技术—哲学”话语作为认识生活的全部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我们必须拾遗补缺，填补这一空白。从国内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虽然认识到了大众日常生活文化的价值，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的三足鼎立表明了这种认识对大众日常文化的认可，但目前的研究仅在宏观上，还缺乏微观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塞托等学者对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网络文化便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网络上，无数无名的作者以插科打诨的方式显现出自己的存在与智慧，然而这些片言只语的段子难以登大雅之堂，但它们丰富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使我们在会心一笑之余也有所思。如最近在网络上出现一句流行语“主要看气质”，新京报将其解读为“无聊”[15]。然而很多网友能从中自得其乐，笑料段子百出，令人捧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在创造着日常生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塞托，贾尔，梅约尔.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M].冷碧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13.

　　[4]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51.

　　[5]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2.

　　[6]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2.

　　[7]霍克海姆，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前言3.

　　[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56.

　　[9]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21.

　　文学方向期刊推荐：《文化产业导刊》(月刊)创刊于2010年1月，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两大社科名校联袂打造的我国第一家服务于文化产业的行业杂志。 《文化产业导刊》读者定位：各级党和政府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文化产业各领域高层管理者以及有志于文化产业投资的各类投资家和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