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民族志传播学对外讲述西藏故事

　　摘要:民族志传播学不仅是资料的收集，也是观察了解世界，产生新理论过程[1]。西藏文化则是以藏族文化为代表的，在中华民族大圈子下形成的地方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西藏，讲述真实的西藏故事，是我国外宣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民族志传播学参与对外讲述西藏故事，主要是从民族志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探究对外讲述西藏故事的必要性、可行性、意义等。

　　关键词:民族志传播学,西藏文化,西藏故事,对外传播

　　一、引言:

　　相关理论的界定自从1943年，威尔伯·施拉姆在美国衣阿华大学创办世界上第一个大众传播的博士课程以来，传播学就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如雨后春笋一样兴盛起来[2]。到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作为学科引进中国大陆，传播学与中国相融合就是一个持续探索的问题。“民族志”(ehtnogrophy)这一研究方法，一般认为肇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a:Malinovski)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3]。

　　1.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定义。

　　民族志传播学(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则是由德尔·海默思(DellHymes)创立，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他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格里·菲利普森(GerryPhilipsen)所进行的研究，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地导入到传播研究中来[4]。民族志传播学在将民族志和传播学融合、推动过程中，逐步认为民族志传播学是一种“传播实践”[5]，“实践”，不仅是一个社群内部人们的语言和传播行为，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背后的身份认同、社会分配以及文化建构等问题[6]。

　　2.民族志传播学与对外讲述西藏故事的关系。

　　西藏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藏文化是突破现今西藏故事讲述困局的重要形式，西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传播实践发现和完善自身。对外讲述西藏故事的过程中，国家身份、区域身份和组织身份会表现的更加明确。

　　首先，西藏是处于我国边疆，在国家战略中被赋予了“两屏四地一通道一前沿”的地位，对外传播要确认自己的国家身份，反映国家性格，而非单独的区域身份;其次，区域身份是对外讲好西藏故事的特点所在，西藏故事主要是以西藏地区的民族各方面文化为主，对外讲好西藏故事，是通过符号或象征手段对西藏民族文化进行横向扩散的社会互动过程，是藏族文化跨文化交流的机制[7]。

　　讲述西藏故事过程中，作为传播者、传播主体的组织团体要明确自己的组织身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还是西藏的角度开展对外传播活动，这样就与之前的国家身份和区域身份相关联，关联的直接效果就是站位高低之差，影响传播实践的倾向。综合来述，民族志传播学在对外讲述西藏故事过程中，依靠已经确立的文化身份，会对民族志传播学的传播实践产生影响。

　　二、民族志传播学在对外讲述西藏故事中的必要性

　　现如今，西藏故事的突破口不应该再是以西藏的建设成就为主，而要借西藏文化打开对外讲述西藏故事的困局。西藏文化因为其独特的地域性，是天然的民族志研究实践场所。

　　1.民族志传播学参与寻找西藏故事的必要性。

　　民族志传播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实质上强调的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田野工作，通过研究当地的文化性，以参与性等途径积累足够的民族志资料，对其中内容进行分析后，得出新的问题，再次进入调查。传播是人们所做的某种事情，是我们在为传播关系中的讯息注入一定的意义，研究传播各种关系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8]。

　　民族志传播学的民族志调查过程，应该获得的是西藏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关系之间进行传播交融的方式，尤其是与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传播交融的关系。在西藏各地区寻找交融交流中出现的传播关系后，再探索其背后“实践”中形成的国家认同、文化建构等。例如，西藏的饮酒习俗，就讲到要每酿新酒，必须首先敬酒神，其次是家中长者至幼者的顺序。

　　这其中传递的一种“传播实践”是“敬神明”和“长幼有序”的文化建构[9]，这种传播实践的现象，就是民族志调研过程中，通过对某个藏族家庭内部人们的语言、民俗、生活进行充分的研究后得出的，这是基于民族学学者的资料收集。在这个基础上，传播学学者应该进一步探索其中的“长幼有序”是经过何种传播实践在西藏形成的。这就是民族志传播学对西藏文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

　　2.对外讲述西藏故事中，借助民族志传播学的必要性。

　　对外讲述西藏故事过程中的困境主要是国外形成的刻板印象。在国外媒体上，诬蔑党治理下的西藏是“人间地狱”的形象，汉藏融合是“民族抹杀”，区分内外文化交流是“文化毁灭”。将西藏丰富、深厚、独特的文化挖掘，展示、传播出去，让世界知晓、认可和喜爱，是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的神圣使命和重要任务[10]。

　　民族志传播学通过基于民族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将民族志应用在发现西藏文化背后的传播关系，传播关系中蕴藏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族际交流等，是进一步探索传播实践，利用民族志传播学参与对外讲述西藏故事的必要性所在。

　　现今西藏故事的讲述，很少站在西藏文化的角度讲述，这与西藏对外传播中主持地位的是来自其他文化区域的人士，我们所受到的文化教育背景更多的是基于中原地域文化和儒家文化，而西藏对外传播的内容则基于高原地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之下。因此，民族志传播学对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也就体现出来。

　　三、网络民族志:民族志传播学讲述西藏故事的重要方法

　　民族志传播学在讲述西藏故事中，最值得重视的方式是“网络民族志”。网络民族志为讲述西藏故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行实现方式。以网络世界构造的西藏佛教文化和现实中的文化相比，网络上塑造的西藏文化是沉浸在原始生活中的文化脉络。网络民族志就是要在这样的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深入对方受众内部，进行参与式观察，了解对方受众的日常网络习惯、关注的侧重点。

　　作者在Twitter对十四世达赖集团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十四世达赖集团构造下的自身形象是“Compassion(慈悲)”“Peaceful(和平的)”等形态，而他们传播的西藏文化是“正在遭受着中国政府的破坏”，国外受众越发相信是中国政府驱逐了代表“正统西藏文化”的十四世达赖，西藏的文化正在面临着“汉族移民的强行改变”，中国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改变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

　　这些内容是作者通过网络民族志进行参与式观察，借助民族志传播学研究方法发现的问题。网络民族志除了可以发现讲述西藏故事的误区外，还可以发现讲述西藏故事中可以利用的受众习惯。在实地民族志调查中，时间的长度、交往的深浅等，会使得民族志调查者多少带有一些“监视”意味的眼光暗示着“观察”一方和“被观察”一方的某种不平等的关系[11]。

　　而这种不平等的视角，可能产生“文化优越感”、“文化歧视”等心理，难以更好的进行交流。网络民族志在观察手段上可以帮助研究双方实现平等对视，网络空间的开放，使得被研究者有更多的传播媒介有意的控制自己所发出的信息，展示自己的形象更加灵活真实，而不是等待被研究者所塑造[12]。借助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对目标受众的文化接受和文化选择进行参与式观察研究，了解在现今文化发展的今天，目标受众希望通过网络了解到那些的西藏文化，在对此进行传播策略的设计。

　　四、民族志传播学在对外讲述西藏故事中的意义

　　民族志传播学立足实际情况，通过实际的调研，而非是实验室的数据分析，得出最实际的第一手材料，解决现实的问题。民族志传播学通过实地探索传播实践、传播关系，发现在一个族群或者族际之间某些内容传播效果达成的背景等，总结出来适合在中国进行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民族志传播学对讲述西藏故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通过民族志传播学发现讲述西藏故事的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实际问题。民族志传播学是基于民族志这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描述性研究的背后，是详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研究资料，可以发现存在的传播关系、传播问题。基于这些传播问题再进行研究，既可以发现我们现今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讲述西藏故事过程中的认同缺失所在，这些认同缺失，正是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被境外所掌控的话语点，也是边疆治理中面临的问题。

　　二是，通过民族志传播学研究对西藏文化影响最深刻的藏传佛教文化，促进宗教脱敏下的对外传播。我国现今对外传播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就是所谓的宗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宗教塑造的舆论点也左右着西藏对外传播的局面，乃至影响我国国家形象的全球传播和外交大局。国外普通民众对西藏的热爱，除了独具风韵的文化之外，就是藏传佛教。因此，通过民族志传播学，研究宗教文化脱敏传播，对西藏文化传播的作用，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有助于主流媒体，利用民族特色和地方性知识，以符合受众习惯的方式进行表达，产生良好的传播效用，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13]。

　　三是，通过民族志传播学研究西藏与环喜马拉雅民族间的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借助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打开面向南亚的大通道，开展公共外交。西藏文化也与尼泊尔、不丹、印度北部及印度北部的文化有着相似性。要想打通面向南亚的通道，文化先行的策略很有必要。民族志传播学研究包涵族际间的传播关系、传播实践，通过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民间交流带动西藏文化对外传播，借助西藏文化对外传播影响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更进一步祛除西藏边境影响西藏稳定发展大局的因素。

　　四是，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可以为讲述西藏故事提供令人信服的材料。现今对外讲述西藏故事过程中，因为更多的内容是基于实验室理论研究，甚至很多研究者从未真正走入西藏进行过参与式田野工作，所以很多内容局限于理论，所提出的传播观点实用性较低。因此，借助民族志传播学，进行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研究，可以为研究提供可信度高的材料，通过带动国外学术界对我国对外传播的西藏文化产生可信，影响到国外民间，实现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的困境，重塑国家形象。总而言之，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在对外讲述西藏故事，还是边疆治理、公共外交开展，乃至宗教文化脱敏传播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五、结论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开幕会所做报告中提到:“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国当今对外传播的核心策略，讲述好西藏故事自然而然就是西藏对外传播的核心。讲好西藏故事，自然要发掘西藏故事的核心所在，那就是西藏文化。对外讲述西藏故事首先就要发现西藏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传播关系，针对传播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开展再研究。

　　这个过程的进行，正需要民族志传播学这样立足问题，服务现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当然，在现今传播学研究中，对民族志传播学的定义、方法等仍然存在争议。不过，民族志传播学在民族地区尝试深入，未尝不是规避一定研究困难，更好开展传播研究的一个办法。对外讲述西藏故事，正是民族志传播学进行实的沃土。

　　参考文献:

　　[1]蔡骐.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J].新闻传播与研究，2002(2).

　　[2](美)E·M·罗杰斯著.殷晓容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郭建斌.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新闻大学，2003(2).

　　[4]李耘耕.从“批判话语分析(CDA)”到“传播民族志”(EoC)————话语、传播实践与“钟情妄想症”的分析示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9).

　　[5]袁爱中.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

　　[6](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陈立明.西藏民俗[M].北京:五洲出版社，2017.

　　[8]郑保卫.“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J].当代传播，2016(2).

　　[9]刘珩.民族志认识论的三个维度———兼评《什么是人类常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8(2).[10]秦朝森.网络民族志研究———以山东乡村的基督教传播实践为例[J].新闻大学，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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