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历史地理教材的现状与改革措施

　　摘要：高校通用的历史地理教材大部分编写自20世纪后半期，本世纪初虽有部分教材存在修订和增订，但主体框架和内容变化不大，不能反映历史地理学最新的研究进展，也难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这严重制约了高校历史地理人才的培养及学科发展。针对目前教材陈旧、忽视传统、学科定位不明等问题，建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牵头，组织力量进行教材编写，以“有用于世”为指导方针，吸收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增加田野考察专章。

　　关键词：历史地理,高校教材,有用于世,田野考察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人与空间关系的学科，是中国史下设的七个二级学科之一。随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课程成为高校历史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必修课或专业选修课，而选择合适的教材则是教授和学习好这门课的前提。目前历史地理学具有教材性质的著作约20种，但新世纪以来的教材大部分为修订和增订本[1]，教材建设严重滞后于学科发展，这种状况亟待解决。

　　一、高校历史地理教材的现状

　　高校历史地理教材的现状可从编排框架、教材性质、教材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教材编排框架看，基本是按照时间、空间和对象三个标准进行编排。其中大多数教材都是以专题的形式安排篇章结构，专题之下再以时间和空间为脉络进行叙述，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包括绪论、历史地理学发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七个部分，诸部分下又分若干章，如历史自然地理下分为河流、湖泊、海岸、气候四章。也有教材兼顾专题与区域，如陈昌远编著、陈隆文修订《中国历史地理简编》分为绪论及黄河流域历史地理、黄河流域周边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理专题四个部分，其中历史地理专题包括中原与中原文化、中国古代运河、中国历代行政区划。

　　还有的教材是以时间为纲进行编排，如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以8个时段为纲，年代之下叙写历史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从教材性质看，分为研究性教材、总结性教材和研究总结性教材三类。研究性教材是指教材内容多是编著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特点是考订详实，但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如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吴宏岐《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总结性教材是指著作“集众家之长”，总结、概括、凝练前人成果汇成一书，如耿占军、赵淑玲《中国历史地理学》、李恩军《中国历史地理学》。

　　研究总结性教材是前两类的结合，编著者往往对历史地理某一方面有较为精深的研究，且能全面掌握整个学科发展的方向，如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从教材内容看，最大的特点是人文地理的内容要大大多于自然地理。以目前高校最常用的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和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两部教材为例，前者有13章，除绪论部分外，历史自然地理5章，历史人文地理7章，单从章节看，似乎不能体现差异，然从体量上分析，历史自然地理不足100页，历史人文地理则有近300页。后者有16章，其中历史自然地理5章100余页，历史人文地理9章200余页。

　　这种差异应与教材的编著者大多为历史学者，授课对象也为历史学专业学生有关。总体来看，目前高校历史地理教材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第一，教材陈旧，不能反映学界最新的研究进展。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不断与时俱进，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在各个方向上“开疆拓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十余年来历史地理学界没有更新教材，导致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仅局限于“书斋”，难以展示给初入高校的本科生。

　　第二，忽视传统。在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历史地理学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如史念海先生提出“有用于世”的指导思想，在方法上提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但当前的历史地理学教材并没有体现这些学科传统，长期以往，历史地理学的特色将会淡化。

　　第三，学科定位模糊。上世纪50、60年代，侯仁之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这一学科归属的论断得到谭其骧、史念海等人的支持。但由于近年来教育部的学科调整，导致历史地理学被完全限制为中国史的二级学科，与地理学的联系弱化，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就曾疑惑“：因我所从事的这门学科的属性问题而感到惶惑，我算是一个地理学者，还是历史学者?”[2]

　　二、对高校历史地理教材建设的几条建议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各个方向都涌现出很多高水准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日趋深化，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也在这一传统学科中找到生长点，张伟然教授称之为历史地理学“发展最好的时代”，这些成果都为新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兹提出如下几条建议。第一，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牵头，组织力量编写高水准的历史地理教材。2013年新一届“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主任为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副主任6人，另有委员50人，这些专家均在历史地理各分支中有较高的建树，完全有能力编纂出一部高水准的教材。

　　目前高校通用的历史地理教材基本上都是由个人编纂，这难免会掺杂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个人好恶。建议“委员会”成立历史地理教材编纂小组，在确定体例、章节和框架的前提下，聘请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教材，做到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同时，聘请在学界享有声誉的老一辈历史地理专家作为教材编审和顾问，严把教材质量关。

　　在体例框架方面，分析现有教材的优缺点，结合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我们认为，以专题为纲，专题之下以时间为目，兼及空间思维，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在教材性质和内容方面，应该以总结性教材和研究总结性教材为标准，并协调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比例。此外，学科归属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委员会”应该召开研讨会，其决议应该在新编教材中体现出来，以明困惑。

　　第二，以“有用于世”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方针。每个学科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只有关注现实、了解现实，才有可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热河大片领土失陷，华北危机，顾颉刚深感亡国灭族的危险，于1933年组织筹备了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学会宗旨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进、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使这种研究贯穿经世致用的精神。”希望“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

　　而从《禹贡》半月刊所刊论文看，确多具现实意义，边疆、民族和宗教是主要关注的问题。后来谭、史、侯三位先生继承了顾先生“有用于世”的优良学风。以史先生为例，不论是青年时代在抗日战争中撰写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还是中年时代围绕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作的探索，抑或花甲之年在改革开放时期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问题所作的研究，都是在践行这一思想。

　　70年代黄河淤塞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史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曾向水利部长建言治黄方略，并被采纳。1987年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保护耕地”提案，引起重视。史先生坚持“有用于世”的治学思想，除了出自他热爱祖国、关注民生的一片拳拳之情外，还在于他对于学科发展的远见卓识。他经常强调，欲使中国历史地理学不致于沦为绝学，就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它的有利于世的作用。唯有这样，才能使这门学科获得无限的生命力，并且有源源不断来自社会实际需要的研究课题。

　　今天，我国经济文化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环境方面，存在森林砍伐、沙漠化、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污染、珍稀物种消失等问题;在内政外交方面，又有“城市病”、行政管理混乱、边界争端、民族冲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历史水文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疆域地理、历史民族地理等分支均大有可为。

　　以历史疆域地理为例，现行教材主要关注的是陆地边疆，对海洋边疆较少涉及，而后者是今天国际争端的常见问题。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黄岩岛之争，这些边疆地理问题应该在新教材中有所体现。总之，历史地理学只有关注现实问题，不断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第三，吸收历史地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创新是所有学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以来，历史地理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新技术和新方法大量运用，这些成果都要吸收入新教材。

　　兹叙述部分最新研究如下：历史政区地理的新进展。政区地理历来是历史地理学最基础的领域，随着《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成果的问世，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高度。但历史地理学人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周振鹤教授提出从历史政区地理向历史政治的“范式转换”，方向性的指出历史政治地理要关注政区与地方行政组织等级、政区与自然地理环境、政区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再如郭声波教授提出“圈层结构”理论，对藩属国、藩国、属国、羁縻州等政治实体的性质进行梳理，这是对边疆民族政区地理的积极探索。又近年来对于县下政区(区划)的研究卓有成绩，如胡恒对清代巡检司、司、汛、市镇等“县辖政区”作出精湛的实证分析，质疑“皇权不下县”之说[3]。

　　新技术的应用。过去的历史地理研究大多采用文献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式，有精度不足之弊，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并不能展现所有时段的政区情况，只能选择其中几个时间断面进行展示。新千年左右，GIS技术被引入历史地理学，基于这一技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发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数据库。

　　近年来，基于GIS技术的历史地理研究越来越成熟，如首师大张萍教授开发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实际上，并不能简单的将GIS视作一种技术手段或方法，它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地理学的思考和研究方式，也极大的扩充了历史地理文献的数据信息和研究范围。在GIS之外，诸如遥感等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也普及开来，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如满志敏教授利用卫星影像，发现了黄河下游的北宋京东故道。

　　第四，设田野考察专章。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地理学是具有优良的田野考察传统，史念海先生指出“：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地理的两大基本方法。”他身体力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及长城沿线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河山集》第二集中《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等重量级论文均是田野考察的成果。而侯仁之和谭其骧先生也同样重视田野考察，侯先生长期致力于历史沙漠地理，他对毛乌素和乌兰布沙漠的变迁、榆林三迁的研究都是得益于田野考察。谭先生为了深入了解太湖流域的水系，曾在1974年带队到太湖地区进行考察，并撰有《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一文。

　　今天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学习仍十分重视田野考察，复旦大学、陕师大、暨南大学、西南大学等设有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所)的单位每年都有田野考察课程和实践，但对于更多高校来说，没有这样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守这一优秀传统，要在教材中设专章讲授田野考察，主要内容应该包括：辨析历史地理学考察与考古、人类学、社会学调研的异同，历史地理学考察关注的主要是地面上的东西，即地形、地貌、河流、湖泊等，兼及收集和整理地方文献、碑刻等，这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不同;考察地点的选择，从理论上讲，古河道、古城址、古村落、考古遗址、古驿道等都可以作为考察点，但不同区域的地理要素和遗存存在差别，在选择考察地点时要尽量结合地方特色，选择遗存丰富的田野点;田野考察的步骤和程序，如考察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如何选择参考书籍，考察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调查报告的撰写格式等;考察完成后如何整理考察照片及材料，并在论文中合理地展现考察成果;经典案例分析;等等。

　　三、结束语

　　历史地理学课程的特点是知识多元化和思维交叉性，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展学生的思维路径，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一本好的历史地理教材，现有教材已经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未来新编教材除了在完善文本、优化章节结构等方面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回归传统，明确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将“有用于世”重确定为教材编写的方针，展现历史地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增加田野考察专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科旺盛的生命力，满足历史地理教学的需要，普及和传播相对专业的历史地理知识。

　　参考文献：

　　[1]袁从秀，李鹏.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的综合研究[J].史学史研究，2013(3)：113-120.

　　[2]陈桥驿.学论与官论——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J].学术界，2001(2)：148-153.

　　[3]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历史方向刊物推荐：史学史研究报道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的最新动态及研究成果。被北大1992版核心期刊、北大1996版核心期刊、北大2000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年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