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之功

　　摘要：清代，由于内地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矛盾日益凸显，而地处西南边区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则因地广人稀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原因，对内地民众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为了谋求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大量内地民众纷纷远离故土，迁居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在清中央政府诸多惠政的刺激下，借助其辛勤劳动，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建立了大功。

　　关键词：清代移民;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之功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包括重庆东南部和贵州北部，东与湖北、湖南毗邻，南与贵州南部及广西相连，西接云南，北依四川，流域总面积87920平方公里，世代杂居着土家、苗、布依、彝等40余个少数民族。此处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加之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内地民众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为了谋求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历代王朝都有大量内地民众远离故土，迁居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清代也不例外。自顺治元年(1644)明朝降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经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分三路进入贵州，至翌年(1659)吴三桂率清兵攻占云南，进而管控整个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以来，内地人口急剧增加，从而使其人地关系变得极不和谐。

　　对此，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曾发出过相同的忧叹。康熙帝忧心道：“今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增。”①雍正帝亦忧心道：“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1]P18乾隆帝同样忧心道：清朝自建国以来，时间长达100多年了，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和平时期，从而造成了“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①

　　面对严重的人地关系不和谐，清朝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移民是解决内地人多地少矛盾的最佳途径。为此，清中央政府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清王朝诸多惠政的刺激下，大量内地民众纷纷以不同形式进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借助其辛勤劳动，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建立了不朽之功。具体而言，清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之功，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大量军士驻守乌江流域，维护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为了加强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管控，清代推行了富有特色的驻军制度。顺治十五年(1658)，清朝在贵州首创绿营兵制，“设贵州提督，标兵分左、右、前、后四营，左营设将领八，余三营将领八”，其绿营兵共计3000人。[2]P2667翌年(1659)，“定云、贵官兵经制。设云贵总督，标兵分中、左、右、前四营，中营设将领八，余三营将领八”，其绿营兵有4000人。[2]P266“7设大定、黔西、镇远、威宁四镇总兵官”，绿营兵有三营，每营分别带兵2000人，合计6000人。一直到光绪年间(1875-1908)，贵州绿营兵合计多达42905名。[3]

　　P687另外，针对流域中贵州地区军粮供应不足的问题，清廷特允许部分驻军就地垦荒屯田，当时，“有屯兵者惟湖南、贵州”。[4]P213部分绿营兵就地垦荒屯田，其双重效果明显，既维持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又保障了其驻军粮食供应，稳定了军心，不失为切实可行之举。除了保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绿营兵之外，为了进一步加强驻守的军事力量，清代还驻扎其他军队，最为常见者有三种：一是防军。

　　防军初为招募而来，属于地方军，其兵员人数多少不确定，分布在各地郡县，如果遇上敌人入侵，就由专征将帅统领出征反击。到了清末，因为绿营兵战斗力大为削弱而多次被裁减，这样，各省守卫工作主要依靠防军，防军地位凸显，其人数有增无减。光绪二十四年(1898)，仅贵州防军就多达16940人。光绪三十年(1904)，贵州防军继改编为24营后，在此基础上又增募了19营。[3]P712二是乡兵。乡兵创始于雍、乾两朝，与防军一样，同属地方军。流域中贵州苗疆地区的乡兵有夷兵、土司兵、黑倮勇丁数种。

　　但乡兵建立之初，还不是常设之师，旋募旋散，极不稳定。不过，后来由于乡兵在维持地方治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也随之提升，因此，流域中贵州苗疆地区的乡兵出现不断增加之势。雍正八年(1730)，云贵总督鄂尔泰顺乎历史发展之趋势，在滇黔川相连之地，大刀阔斧地推行改土归流，为了配合该政策的有效实施，调用官兵10000余人，其中乡兵就占了约一半，足见乡兵人数之多。

　　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云贵总督岑毓英完善乡兵建制，进一步扩大其规模，将“黑倮勇丁，编为六营”，“西南土防，编为二十五营”，调兵2000人，与原有防军及乡团土司，协力警备九隘以外“野人山寨”。[5]P886为了解决某些驻防地区军队口粮之需，清廷也令乡兵就地垦荒屯田，嘉庆时期(1796-1820)，流域中的贵州苗疆地区，官府就拨出乡兵7000人令其从事垦荒屯田，这些乡兵利用平时军事训练之空闲，开垦荒地达数十万顷。[3]

　　P687乡兵开垦荒地如此之多，其屯田效果不可谓不显。三是土兵。土兵为云南、贵州、湖广等西南边地各长官司所独有，通常由当地少数民族组成。[3]P687与乡兵不同，土兵常被征调远离本土参加对外作战，“调征西南，常得其用”。康熙年间(1661―1722)，“莽依图战马宝于韶岭，瑶兵为后援。傅弘烈平广西。亦籍土兵义勇之力”。乾隆年间(1736-1795)，朝廷讨伐廓尔喀，征调金川土兵5000人参加平叛，“讨安南，以土兵随征”。[6]P41倘若平时无征调任务，土兵接受土官和土司管辖，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与乡兵一道镇守险关要隘。由于流域中苗疆地带少数民族叛服靡常，历代王朝以维护国家大一统为圭臬，对其实行剿抚兼施之策，清朝也一样。

　　康熙三十八年(1699)，朝廷考虑到镇筸地处苗疆军事之要地，将沅州镇改为镇筸镇，设总兵以下各官职，增加兵力1000人，加上原有驻军，其兵额多达2100人，以防红苗之反叛。[2]P2793乾隆元年(1736)，杨名时“锐意治苗”，依据流域中贵州苗众分为生、熟二苗，生苗在南，熟苗在北这一情况，在流域中的贵州腹地安排重兵屯驻，在靠近苗族的各交通要道，增修防御工事，使民有所归，兵有可守。[3]

　　P713-714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康雍时期(1661-1735)，在黔东南原土司领地，置古州、清江、台拱等6厅，共计驻军达8656户，若以每户平均5口计，即迁来移民43000余人。[7]P56在六厅附近的凯里卫，领有13屯堡，另有14塘、10铺，共计军户为9692户，若以每户平均5口计，即迁来移民48000余人。[7]P56嘉庆初年，乾嘉苗民起义(亦称石柳邓苗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为进一步根除后患，清廷在苗疆修复“边墙”150余公里，建碉堡、哨卡、关口1100余座，招屯兵7000人，备战练勇1000人，实施“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政策，从而使南接铜仁府，北连湖南永绥厅，百里之中顷刻可达。[7]

　　P56其军事管控何其严也。有清一代，大量绿营兵、防军、乡兵和土兵驻守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成为军事性移民，其中部分军队就地垦荒屯田，部分军队重点镇守险关要隘，从而产生了双重效果：既保障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驻军的粮食供应，稳定了军心，又未削弱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管控。

　　《清史稿》云：“沾边台卡，亦内外兼顾，盖边防与国防并重焉。”[8]P160尤其是对乌江流域的大片苗疆地区，军事防范更严，“环苗数百里”的湘桂黔边界，修筑汛碉、炮台，屯堡共1209座，“烽燧相望，声息相闻，……防守兵丁，有警则荷戈，无事则秉来，进攻退守，为持久计”，[8]P161-162从而将流域中各少数民族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完全置于军士移民的严密监控之下，维护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为其大规模开发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二、内地农民纷至沓来垦荒种地，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清军入关之后，由于大规模的战争致使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田地抛荒、百废待兴，特别是追剿南明残余势力和平定“三藩”之乱，造成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当进入17世纪80年代战乱结束之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人口密度相当低，其开发程度亦不高，这对人多地少的内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去处。随着内地人口激剧膨胀及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对内地农民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大。

　　鉴于此，清廷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顺乎民情民意，允许内地农民到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垦荒种地，从而出现了垦荒性移民。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云贵总督赵廷臣奏请清廷户部：“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对于赵廷臣这一切实可行的提议，清廷户部做出了积极回应，支持云、贵当地民族和汉族移民一起开垦荒地，各州、县发给他们印票，所垦土地“永为己业”。[7]P56其惠政力度不可谓不大。

　　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户部断然驳回了在两广、江西、福建等地招民垦荒之议，而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招民垦荒之议却另眼相看、关爱有加，“仍准照例议叙。”[9]P155雍正时期(1722-1735)，云贵总督高其倬充分肯定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移民垦荒之举，他说：移民垦荒“可以充实地方，可以移易倮习”。[3]P731乾隆六年(1741)，清廷户部又针对贵州山地多且山石混杂这一实际情况，规定：凡是依山傍岭及贫瘠之地，“悉听民垦种”，并永远免征土地税。

　　一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实行新的垦种政策，允许自由开垦国有山头地角的零星土地，并实行免税。其新政规定：流域中贵州的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不论顷亩，概免升科，以广地利而厚民生”。[10]P41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此优惠诱人的垦种政策，极大地吸引了大量内地农民纷至沓来，加入移民垦荒大军的队伍。就在清廷诸多惠政的刺激下，借助内地垦荒移民的辛勤劳动，大量抛荒的原屯田及无主荒地很快就被垦种。另外，清廷还教给内地垦荒移民最佳垦种方法，即先垦种熟水田、次垦种生水田、最后垦种旱田。

　　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高其倬即以此法招募内地农民至乌江流域上游的乌蒙府垦种，并允许所垦水田6年后、旱田10年后，按照普通田地收税条例征收钱粮。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移民垦殖活动。随着内地垦荒移民大军纷至沓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汉族人口迅速增加，从而使其民族人口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

　　就拿流域上游的黔西州来说，乾隆十五年(1750)，即有“汉庄二百四十六，计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九户、共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五名口”;“附居苗寨客民一千一十九户，共五千二百六十名口”;而苗寨仅“二百有九，计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户，共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三名口”。[7]P57-58其“汉多夷少”的状况不可谓不明显。流域中部的修文县同样是“汉多夷少”，其民族人口结构为“汉民多于苗户十之八九，苗民不及汉庄十之二三”。[3]P769

　　就连地广人稀的普安县，其土目大姓招佃耕种，从而使得“流民凑聚，滇蜀失业穷黎，携妻挈子而来者，踵相接也”。[7]P56这些以“客籍”身份进入贵州的垦荒移民，有的很快就在农村置宅购产，有的住在城镇而在农村购置田产，豪富者竟至购买“全庄”或“全寨”土地。有人曾做过统计，清代“贵州人口约1121万人，普安向东至镇远一带为人口稠密的地区”。[11]P209-210另据《清实录》统计，康雍乾时期，流域中的贵州地区新开垦的农田三朝合计183824亩，其中，“康熙时仅为66657亩;雍正时为25200亩，乾隆时为91967亩”。

　　[12]P79不可否认，新垦田地的不断增多在很大程度上皆归因于外来移民的辛勤劳动。此外，垦种熟田所占比例快速攀升，清初，遵义府“原额熟民田地共556877亩，康熙二年(1663)增至563534亩，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增至913128亩，乾隆五年(1740)以后大致稳定在895964亩”。[13]P98由于田地熟化程度日益提高，农作物产量也不断增加，食用之余，“尚多盖藏”。[13]P110内地农民迁移至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有清一代，流域中的某些地区已广泛使用筒车、龙骨水车和铁犁等先进农具，还能根据土壤性质给农作物施肥，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育秧插田法。

　　当时，流域内的农作物灌溉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其一，拦河筑坝提升支流渠道水位，随地势高低造堰分而灌之，又“相田之高，卑为小沟，轮日泄闭，灌无不均”;[13]P100其二，充分利用各处地下泉水，并根据地下泉水水温冷暖情况，掌握好冷暖水量的合理搭配，因为“泉水有冷热，热者丰，冷则谷迟，迟病秋风”;[13]P100其三，根据田地高低不同，利用水车等提水工具分配用水，“一轮之水常输五十石谷田，岁一补，三岁一新，逸不及拦田之美，俱无忧水旱”。[14]P5其农作物灌溉方法不可谓不科学，亦不可谓不先进。

　　在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流域内的农作物栽培技术也得到了提升：一是盛产水稻等粮食作物。清人许缵曾说：流域中的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酒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15]P209仁怀直隶厅土田最高者为箐地，气候较冷，“宜稻、菽、粟、稗、高粱、玉蜀黍”。[16]P1421二是栽种耐旱高产作物。流域中的黔北婺川县“产米不多”，但有“包谷杂粮等项，足敷民食，无须他处接济”。

　　[17]P198松桃直隶厅，“乡民”勤俭垦殖，同时“栽桐茶诸树及种包谷、番薯等物”。[17]P198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黔江等地土家族、苗族地区遭受大灾，粮食十分紧缺，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黔江知县翁若梅从福建引进番薯，并翻印了农书《金薯传习录》，向当地百姓宣讲此书，“告以种植之法和种植之利”，从而加速了番薯的推广种植。[18]P438三是栽种经济作物。清乾隆八年(1743)，遵义知府陈玉壂新开致富之门，“携其蚕种山佐来，教民种橡以养之，取丝为帛。至今衣被甚广”。[14]P90

　　仁怀直隶厅土田下为花厂，“地低近河，居民多种棉花”。[16]P1421在清中央政府各种鼓励垦荒政策的刺激下，大量内地农民不辞艰辛、远道而来，构成了规模庞大的移民垦荒队伍，补充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人口结构，推广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开垦了大量抛荒的原屯田及无主荒地，从而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三、外来客商侨居乌江流域，推动了民族地区商贸繁荣

　　随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各种经济的大发展，地方官府为增加商业税收，积极支持外来客商往来各地，从而出现了商业性移民。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在上疏中说：“兵后整理抚绥，其要在垦荒芫，广树蓄，裕积贮，兴教化，严保甲，通商贾，崇节俭，蠲杂派，恤无告，止滥差。”[2]P7747并要求各地州县官吏以这10件大事作为殿最。不难看出，“通商贾”一事也成为了各州县官吏必须重视的大事之一。

　　四、占籍仕宦热心开办学校，促进了民族文教日益兴旺

　　选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仕宦到地方任职，是历代封建王朝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控制的重要举措，清代也不例外。清代职官制度，在继承明朝的基础上而稍有变化，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其主要官职都由省籍不同的仕宦异地担任。有清一代，仅流域中的贵州省就有“省级文职官员567人，其中总督79人、巡抚124人、布政使123人、按察使153人、提学道(提学使)88人”。

　　[24]P45与明朝相比，并无二致，连同各地府、厅、州、县官署，长期保持着大量外省籍流官。鉴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到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任职的各级地方官员，均能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积极有效地执行中央的文教政策，热心教育，革除旧习，纷纷创办各类学校，其中主要有三类：一是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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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郑汕，傅元祥.中国近代边防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相关刊物推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月刊)曾用刊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型学术理论刊物。创刊于1979年，2000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