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插花的历史与文化——简评《中国插花简史》

　　中华民族自古是“花”的民族，在古代，“华夏”的“华”便是“花”的通假字，新石器时期，先民们便将花卉纹在彩陶上，《诗经》《楚辞》中亦有大量吟咏花木的诗篇‍‌‍‍‌‍‌‍‍‍‌‍‍‌‍‍‍‌‍‍‌‍‍‍‌‍‍‍‍‌‍‌‍‌‍‌‍‍‌‍‍‍‍‍‍‍‍‍‌‍‍‌‍‍‌‍‌‍‌‍。花，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图腾，也在漫长的历史中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超越形式质料传达着中国人哲学观‍‌‍‍‌‍‌‍‍‍‌‍‍‌‍‍‍‌‍‍‌‍‍‍‌‍‍‍‍‌‍‌‍‌‍‌‍‍‌‍‍‍‍‍‍‍‍‍‌‍‍‌‍‍‌‍‌‍‌‍。

　　正如中式插花文化传承人孙可所主张的，“西洋花艺讲求形，日本花道讲求法，而中国插花专注于韵，参差不论，意态天然，以器载道，以花明意”‍‌‍‍‌‍‌‍‍‍‌‍‍‌‍‍‍‌‍‍‌‍‍‍‌‍‍‍‍‌‍‌‍‌‍‌‍‍‌‍‍‍‍‍‍‍‍‍‌‍‍‌‍‍‌‍‌‍‌‍。不同西方与日本花道对于形而下的专注，中式插花，超越了形而下的形式质料，传达着其事关天地人伦的中国式哲思与观照。

　　国家高级花艺师、亚太地区插花艺术联合会理事孙可与插花学者李响历时十年准备，耗时四年筹备，合著而成的《中国插花简史》一书，追溯中式插花的千年流变，探寻为花之道。正如孙所言：“花由心生，由花入道，是我们向读者呈现本书的初衷，也是对中国插花意蕴的深刻表达。”

　　这部中国花事图文史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中式插花之流变，插花之器物、技巧，也由花抵道，在清雅花事中沟通天地与人伦。值得一提的是，孙、李二人也在本书中澄清了插花界流传已久的中式供花“佛教东传论”，亦颇具“新历史主义”关怀为中国民间插花作传，填补了“精英艺术史”背后缺失的民间视角。

　　一、“器以载道”的中式插花文化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艺术种类之一，从选材到制作，都有格外考究，既有对“器”挑剔，也有对“道”的探求。

　　一部中式插花艺术史，堪称一部器物发展史。在材质上，中式插花最早的花器有新石器时代质朴的陶土制品，也有宋代精细庞杂的铜、瓷、玉、金、银、锡、乌木、竹、水晶、玻璃等材质;在造型上，中式插花既有《广雅·释器》的“罂”，南北朝的铜盘，也有宋代的尊、鼎、瓶、盘、钵等。

　　不同材质造型的花器，具有不同的审美感受，铜鼎稳重端庄，有皇家风范，而花篮则朴实大气，令人亲近放松。花器须与花材契合，大小高矮、形态造型既要合适，又须按照时令、环境匹配花之品级和性情。对此，明代高濂便颇有心得，他在《燕闲清赏笺》中写道：“春冬用铜，秋夏用瓷，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

　　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从器物之讲究见事花之精细。“器以载道”，中式插花不仅重“器”，更为重“道”。中式插花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其三大主枝不仅象征着儒家的君、臣、使，佛家的现在、过去、未来，也象征着道家天、地、人，背后既有儒家《礼记·祭统》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的庄重，也有禅宗“默照”禅定之洒脱，也有《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常”理。不仅通“道”，古人事花亦颇重“法”门。

　　对于花材保鲜，北宋苏轼颇有经验：“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泥封其窍，先入瓶底，后灌水，不令入窍，则多存数日”，“栀子花则将折枝根捶碎，擦盐，入水插之，则花不黄”。林洪也在《山家清事》中分享其插花经验：“插梅每旦当刺以汤。插芙蓉当以沸汤，闭以叶少顷。插莲当先花而后水。”这些“道”与“法”，无论是在文化追求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对如今插花界而言可谓一笔宝贵的财富。

　　二、源远流长的中式插花艺术流变

　　中式插花艺术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就将花卉纹样烧制在陶制器皿上。周初到战国时期，人们便自觉地对植物进行筛选、分类，此时插花仅是以广义插花概念中非容器式的手绑和吊挂。中华民族向来重礼，很早便有礼乐，插花便源于礼乐之“礼”。

　　花最早用来祭祀，是一种沟通天地万物，祭祀先祖、祭祀神明的仪式用品。炎帝神农氏，驯化五谷，发现芳草、中草药、茶树等。人们在祭祀之时，将花草植物、五谷放盛到容器当中，放到祭坛上献祭，这便是中国插花形式的由来。

　　中国插花在历史长河中呈现了不同的风貌。《中国插花简史》颇重考据，从源流、花器、供花、宫廷插花、文房清供及民俗插花等方面深入阐释了中式插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异同。唐代大量寺院建立，佛前供花的成熟，影响到了唐朝宫廷插花的雍容华贵之风。

　　到宋代，中国文人文化达到顶峰，宋人将“插花、挂画、焚香、点茶”当作“文人四雅”，插花便融入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宋末元初，读书人失去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便以插花抒发胸臆，其文人插花，从原有插花美学规范的框架下抽离，承担了“追忆前朝”“宣泄不满”“表达个性”的功能，其所谓“自在花”，实是“对原有插花习惯和规范的解构”，颇有当代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之意味。

　　明初士风唯谨，民俗淳朴，宫廷插花仅出现在重大节日上，且规模不大。而有明一代，文人思想解放，“钟情山水，追求幽人韵士之生活”，使插花艺术在数代的积累后，技术、理论上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经典的花艺著作，其中张谦德的《瓶花谱》和袁宏道的《瓶史》被合称为“中国插花典籍双璧”。

　　明代插花相对前朝较为“解放”，其插花材料不再局限于植物的花、叶、枝干、根茎等部分，而普遍采用珊瑚、灵芝、如意、翎毛等昂贵之物和香囊、佛手、拂尘等日常物品;插花作品也不再局限于花器所容纳的空间，而是将周围摆放的古玩、绘画、书法、室内陈设等结合起来，形成更具有整体空间感的“清供”形式。

　　清末审美日益世俗，插花艺术日益式微。其插花“‘活’的技艺只残存‘死’的器具，蓬勃之气象不复，艺术活动保守萎缩，人们关心那些值钱的花器，而在传统插花的艺术造诣上停止了探索”。重器轻道，中式插花艺术由此下滑。民国时期，因战争、政治因素，中式插花则基本陷入停滞。

　　三、“佛教东传说”的澄清与民间插花的挖掘

　　《中国插花简史》不仅深入阐释了中式插花背后的文化底蕴与艺术流变，也澄清了插花界中流行的中式插花“佛教东传说”的刻板印象，更颇具“新历史主义”精神地挖掘了过往被精英艺术史观所遮蔽的民间插花，全面、客观地展现给读者真正的中国花道。

　　针对一贯的“中式插花脱胎于印度佛前的供花仪式”的观点，孙、李认为“中国的插花与作为佛教之源的印度的佛前供花实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印度佛前供花不使用花器，而中式供花必须有花器”，分别从中印两国自然环境、中国“器以载道”观、社会阶层、中国早先的插花历史予以澄清，对于重新认识中印花道的文化关系，中式插花之“器”“道”关联，树立中式插花艺术的文化自信，在文化交流史与中国艺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另外一大亮点，在于孙、李二人颇具“新历史主义”精神地展现了中国民间插花艺术史。二人痛感“我们所能读到的艺术史，说到底是一部精英艺术史，是帝王将相的艺术史。……为民间艺术作传只是少数人”‍‌‍‍‌‍‌‍‍‍‌‍‍‌‍‍‍‌‍‍‌‍‍‍‌‍‍‍‍‌‍‌‍‌‍‌‍‍‌‍‍‍‍‍‍‍‍‍‌‍‍‌‍‍‌‍‌‍‌‍。

　　孙、李正是这样颇具“庶民视角”的少数人。《中国插花简史》的出版，不仅梳理介绍了中国古代宫廷插花、文房清供等上层插花艺术形式，也关注、挖掘“属下”的艺术，不仅从图像史学的视角梳理了《清明上河图》《太平春市图》《点石斋画报》、杨柳青年画等中的“民间插花”绘画，也展示了《东京梦华录》等诗文中有关“民间插花”的记载，从底层与上层、贵族与庶民相结合的视角图文并茂地呈现了一个全面的中国插花史。

　　其民间视角的书写颠覆了艺术史书写中精英话语的霸权，释放了那如流奔涌的民间花事之声，这种“民间插花”不再仅局限于某种艺术形式，更体现为花神节、“花神祭”等民俗活动与民间的花神信仰，这对我国民间艺术史、民俗学研究亦颇具开拓、借鉴意义。

　　中式插花不但不是佛教东传的“舶来品”，也不是脱离民众的上层雅事，它根植于中华民族花神信仰深处，在中国儒释道文化滋养下，自我生发、自成体系，形成了成熟的艺术类型，不仅源远流长，更蔓延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作为“四艺”之一的中国插花，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备受关注。1987年4月，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花卉博览会，有了专题性的插花表演和比赛。

　　2008年6月，“传统插花”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彰显了国家层面对传统插花艺术的高度重视，开启了中国插花艺术发展新纪元。2015年7月，中国历史上首座插花专题博物馆“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在北京开馆。2018年，讲述中国插花发展历程的著作《中国插花简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理论上系统地谈论了中式插花。及此，中式插花经过清代、民国的下滑与衰落，在当代复兴，某种意义上是中华民族“花”图腾崇拜、花神信仰的当代复活，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中式插花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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