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视角下《边城》英译研究

　　摘要：文章将从翻译伦理的视角，主要以彻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来对比研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的两英译本——1947年金隄和白英的英译本，1981年戴乃迭的英译本‍‌‍‍‌‍‌‍‍‍‌‍‍‌‍‍‍‌‍‍‌‍‍‍‌‍‍‍‍‌‍‌‍‌‍‌‍‍‌‍‍‍‍‍‍‍‍‍‌‍‍‌‍‍‌‍‌‍‌‍。以期找出《边城》两译本所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背后因素，以探讨中国文学外译中译者翻译伦理观的主体体现‍‌‍‍‌‍‌‍‍‍‌‍‍‌‍‍‍‌‍‍‌‍‍‍‌‍‍‍‍‌‍‌‍‌‍‌‍‍‌‍‍‍‍‍‍‍‍‍‌‍‍‌‍‍‌‍‌‍‌‍。分析结果表明，当个人伦理与职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伦理往往基于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做出不同程度的屈服让步‍‌‍‍‌‍‌‍‍‍‌‍‍‌‍‍‍‌‍‍‌‍‍‍‌‍‍‍‍‌‍‌‍‌‍‌‍‍‌‍‍‍‍‍‍‍‍‍‌‍‍‌‍‍‌‍‌‍‌‍。

　　关键词：《边城》英译;翻译伦理;金堤和白英译本;戴乃迭译本

　　1.引言

　　《边城》以湖南西部边陲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风土人情和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目前《边城已有4种英译本。文章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金隄和白英的英译本(ChingTiandRobertPayne,1982)(以下简称金白译)和戴乃迭(GladysYang)的英译本(GladysYang,1981)(以下简称戴译)，本文将对比分析两译者不同翻译伦理观的主体体现以及分析再现不同伦理观的深层次原因。

　　2.翻译伦理的发展及其适用性

　　文化学派认为“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以及“翻译即叛逆”等等，他们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着源语文本、意识形态、诗学意识、赞助人等因素的操控。这种过大放任译者的主体性而违背传统意义的忠实，使得翻译因此而变得无度可量、无规可循、无法可依(王大智，2005)。

　　译者在翻译转换实践活动中扮演这多重身份，这决定了译者在这过程中会受多重因素的制约。他既要对原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同时还要对委托者负责，对译者自己负责，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负责，种种关系纵横交织在一起限制、规约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形成翻译交际的伦理关系(刘卫东，2008)。因此伦理观念又再度进入翻译研究学术界的视野。

　　贝尔曼(2000)指出文学翻译中要关注译者的翻译伦理，韦努蒂(1998)在《翻译的窘境:论差异的伦理》中认为翻译活动与社会和政治因素联系密切，主张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抵御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这种以“抵抗”为基本特征的翻译伦理思想显得更加现实、更加深刻。

　　皮姆(1997)在《论译者的伦理》主张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应该转向对译者职业的伦理问题。切斯特曼(2001)提出了再现、服务、交流、规范和职业承诺5种翻译伦理，指明了翻译伦理研究的五种模式，这5种模式以全新的视角，从不同的层面，规避了传统翻译伦理的忠实观，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再次提起对翻译伦理问题的关注，这将对翻译伦理体系的构建起着积极有效地推进作用。

　　国内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始于吕俊(吕俊，2001)的《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在中国期刊网上查询，截止2010年12月，一共有87篇论文先后对翻译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经文献梳理，围绕翻译伦理的文献研究主要有：(一)翻译伦理学构建设想研究;(二)国外翻译伦理研究的引介述评;(三)有关翻译伦理方面的翻译实践;(四)翻译伦理问题的理论探讨(参见骆贤凤，2009)。

　　因此伦理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人与人，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主体与主体交往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孤立的个人不存在伦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伦理的构建“需要聚焦于交互主体”(刘卫东，2008)。文章将以译者的个人伦理为中心，探讨译者个人伦理与翻译伦理互动关系，当个人伦理和职业伦理发生冲突时，译者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伦理选择，文章将辅以《边城》的两英译本作为分析材料，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两译者的不同的译者伦理观，以及他们的个人伦理观又都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3.《边城》英译本译者翻译伦理观的体现

　　文章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对比研究《边城》的两英译本，以期找出两译本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以及为了目的语读者的反映所做出的种种转换，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分析文学翻译中翻译伦理的适用性需求。

　　当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同时遵行翻译伦理的五种需求，他只能主要遵从一种或几种伦理模式，或者当伦理观之间发冲突时，基于何种原因译者会做出什么样的伦理选择。两译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在翻译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翻译伦理再现，因而对文本的转换处理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文章将从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视角分析不同译本的伦理再现以及伦理冲突中译者遵循服务和交际伦理的妥协。

　　3.1译文译者不同翻译伦理不同

　　金白译载于《中国土地》(TheChineseEarth:StoriesbyShenTs’ung-wen)，于一九四七年在英国伦敦由GeorgeAllen&UnwinLtd出版，译者旨在为英语读者介绍中国小说，使得《边城》在西方国家为读者所知，同样西方读者也逐步了解了沈从文。并于1982该译本由ColumbiaUniversityPress再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作品一度被禁，直到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戴译本载于《边城及其它》(BorderTownandOtherStories，1981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该译本旨在向外部世界推广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

　　不同译本对原作的框架结构作了不同的处理，金白译在正文前面加注了长达8页的译序言中，在译序言中，译者首先阐释了加注译序言的原因及重要性;再者译者介绍了沈从文和鲁迅的风格以及他们的在中国文坛的关系;第三，译者介绍了沈从文的生平以及其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最后译者分析了《边城》的主题内容等等。而戴译本仅有很短篇幅的关于沈从文简单介绍的译序言。

　　金白译出版于1947年，译者为了翻译服务伦理和交际伦理的需求，基于那个时期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不太了解，西方世界对于沈从文不甚了解，因此，译者赋予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沈从文以及《边城》。戴译出版于1981年，在这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沈从文的作品一度列为禁书，而在这一时期，海外关于沈从文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80年代甚至出现了沈从文热(OverseasShenCongwenCraze)。译者在各自的翻译活动中，基于译者、赞助人和读者的关系，译者的翻译伦理的关注会出现不同侧重。

　　3.2地名翻译不同伦理再现不同

　　翻译交际伦理观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有效交际活动，译者首先应忠实于位于“文化交际空间”的翻译伦理，而非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翻译的终极目标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交际双方的交流与合作(Pym,1992:163-173)。因此两译者在不同时代遵循了不同的交际伦理，就地名翻译，金译本为了有效达到交际目的，采用当时西方英语世界所能接受的威妥玛式拼音法(Wade-GilesRomanization)，当时的选择易于为读者所接受，促进有效交际。

　　戴乃迭当时是受当时《中国文学》杂志社的委托，其译文要为其“赞助人”服务，对于地名的翻译，戴译本采用的是当时翻译地名和人名的标准法则的拼音系统。当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译者的主体性就要受“赞助人”的操控。而金堤和白英是先翻译，而后再找GeorgeAllen&UnwinLtd出版社发行，所以说相对于戴乃迭来说，金译本的“赞助人”即本身。

　　3.3文化负载不同伦理再现不同

　　戴译本采取了保留中国文化的异化策略，遵循了原文再现伦理，其中也存在为“赞助人”服务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现了翻译伦理中的再现伦理和服务伦理有效统一;而金白译更多考虑的是为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放弃了对于目的语读者陌生化的文化负载词的映像，采取的归化的翻译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娱乐读者群，为了有效地与目的语读者达到更好的交流，更多的是遵循了翻译伦理的交际伦理。

　　3.4句法结构不同伦理再现不同

　　《边城》因其浓郁的地方色彩描述凸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社会现实意义。两译者对于《边城》的关于美学意境、宗教文化以及对话中人物的刻画都遵循了不同的翻译伦理。

　　原文[1]：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1981:1)

　　金白译:FromSzechuanthereisahighwayrunningeasttoHunan.WhentheroadreachesthesmallmountaincityofCh’a-t’ung,justinsideborderofHunan,itcrossesariver;neartheriveryouwillfindawhitepagodaandasmallisolatedcottage,wherethereoncelivedafamilywhichconsistedofanoldman,agirlandayellowdog.(Ching,1982:190)

　　戴译:ThehighwayrunningeastfromSichuantoHunancomes,justwestoftheborder,toChatong,asmalltowninthehills.Nearbyastreamflowspastasmallpagoda,atthefootofwhichlivesasolitaryhousehold：anoldman,agirlandadog.(GladysYang,1981:5)

　　这段话是《边城》的开篇首段，沈从文用了三个毫无修饰和炫耀的简单句，把八个画面：官路、小山城、小溪、白色小塔、单独的人家、老人、女孩子和黄狗，依次并置开来，文中的六个“一”的文字特征加之联珠修辞手法的采用，体现了沈从简单直白的文审美意识和文学创作特征，给读者展示了一副宁静、平和的和谐画面。

　　金白译按照中文的表达习惯用复合句以及五个动词句翻译原文的简单句，再者用“isolated”翻译原文的“单独的人家”中的“单独”，措辞上破坏了原文情感的表达，句式处理上打破了原文审美内涵意义的表达。而戴译注重原文审美内涵意义的再现，译文用三个简单句加之一系列再现原文“一”的表达，充分再现了原文八幅平和宁静画面的审美意象，再者对于“单独的人家”中的“单独”戴乃迭用“solitary”一词，充分包含了“alone”和“lonely”的内涵意义，同时也充分再现表达了原文的庄重、宁静和孤独之美画面。

　　原文[2]：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宝，次子取名傩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傩送美丽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岳云”。(沈从文，1981:15)

　　金白译：T’ienPao;Nu-sung;YaoYun,aftertheeldestsonofthefamousGeneralYaoFeioftheSunDynasty.(Ching,1982:261)

　　戴译：Tianbao;Nuosong;YueYun(SonofYueFei,abravepatrioticgeneraloftheSongDynasty,whofoughtagainstinvaders.YueYunispresentedonthestageasahandsomeandcourageousyoungfighter.)(GladysYang,1981:17)

　　原文中沈从文把傩送和宋朝的历史英雄岳云相比，以加深读者对傩送的英雄‍‌‍‍‌‍‌‍‍‍‌‍‍‌‍‍‍‌‍‍‌‍‍‍‌‍‍‍‍‌‍‌‍‌‍‌‍‍‌‍‍‍‍‍‍‍‍‍‌‍‍‌‍‍‌‍‌‍‌‍。岳云是一个历史人物，戴译本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辅以脚注的形式对岳云这一历史人物作进一步解释，这样读者不但获得了傩送的清晰映像，同时也了解了中国这一战斗英雄——岳云。而金译本对岳云做了进一步的增译——“宋朝将军岳飞的长子”，这里的增译虽说为读者的理解铺平的道路，但是没有再现原文“傩送诨名为岳云的内涵意义”，因此译文削弱了原文的内涵意义的表达。

　　原文[3]：“照理说：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可是人家为你唱，是要你懂他歌里的意思!”(沈从文，1981:81)

　　金白译：“Cookingforsomeoneelsetoeatandsingingforsomeoneelsetolistento—that’sperfectlyproper,butwhatifheshouldwantyoutounderstandthethoughtsbehindthewordsheissinging?”(Ching,1982:261)

　　戴译;“Thereisasaying:Food’smeanttobeeatenandsongstobelistenedto.Butayoungfellowserenadingyouwouldwantyoutounderstandthedriftofhissongs.”(GladysYang,1981:73)

　　对于上文的“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的翻译，两译者采取的不同的翻译策略，相同的是两译文无论是语义上还是形式上都再现了原文的风味，能让目的语读者清楚地理解湘西当地人的日常表达。

　　4.结语

　　综上所述，译者要充分考虑文化交际、意识形态、政治动机、文化多元性等诸多社会因素对翻译的规范制约，要分析翻译活动中职业伦理与个人伦理的相互作用。译者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观决定的其翻译策略的采用，戴译本侧重遵循了再现伦理和服务伦理。她的翻译活动是受“赞助人”《中国文学》杂志社委托，向英语读者传播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她的翻译活动必然会收到“赞助人”的约束，同样会收到翻译目的的指引，译者的翻译自由度会受到这些因素的限制，遵循服务“赞助人”的服务伦理。

　　传播中国文化就是要翻译忠实原文，遵循翻译的再现伦理，翻译活动中的完全忠实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因此戴译本倾向于直译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必要时辅助脚注来淡化目的语读者的陌生感，以实现翻译的交际伦理，这样既传播了中国文化，又促进了跨文化交际。而金白译本的“赞助人”即他自己，他们为自由译者，因而在翻译活动中更能体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造成交际障碍的源语可以进行一些主观性地转换、改写，以达到有效地交流，服务于目的语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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