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01月05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民主改革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支持下,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与发展,藏语言文字的普及、文物古迹的保护、藏医药的发展、文学艺术的繁荣、出版事业的兴旺、《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贝叶经的挖掘研究等有力见证了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民主改革;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举措;原因
一、引言
西藏传统文化是由历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并且通过与其他民族不断交流、相互交融而变得丰富多彩。但是,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统治下,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到了封建农奴制后期,西藏社会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政治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变得极为落后,极大地限制了西藏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占西藏人口总数不足5%的统治阶级垄断着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使得西藏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广大劳动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要说享受文化教育了,传统文化日益走向衰败。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在中央的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各族人民继承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携手共进、共同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
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由西藏各族人民创造的,反映了西藏真实的历史,在语言文字、藏医药、藏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对维护祖国统一、捍卫西藏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西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明确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及其积极作用。
(一)明确“文化”内涵有利于对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1]。“人类学之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
给文化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很困难,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如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字、文学、习俗、艺术等。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有物质载体,同时可以转换为物质力量,影响社会的发展。优秀的文化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消极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西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具的特色,记载了西藏各族人民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以坚忍不拔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创造了民族的历史,推动了社会进步;反映了各族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相互交往、和平共处、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事迹,如“清朝官方刊刻的《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及章嘉活佛编撰的汉藏梵三体的《贤者之源》等文献,都是当时有关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辞书”[3];佐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实施管理的过程。
如,“《汉藏史集》《新红史》《青史》等藏文典籍,把西藏地方与西夏、中原、蒙古等民族、地方同属一个中国的思想和认识写入书中”[3];凝聚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如藏医藏药、古代建筑、手工藏香、绘制唐卡、制作酥油花、绘制曼陀罗、《格萨尔》说唱传承,等等。这些珍贵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得到很好的弘扬和传承,这也是党和政府一直倡导和保护的。
(二)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西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西藏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等具有重大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
从西藏大量文物古迹可以反映出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施政等事实,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各民族间的团结。如忽必烈赐予八思巴的白海螺法号、罗布林卡内的壁画十三世达赖喇嘛朝觐图,还有各种金品、银品、玉器等都表明了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可以有效制止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谬论,有利于祖国的统一。
2.经济方面
优秀传统文化大大促进西藏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全区的名胜古迹基本上已修复完成且已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游客来西藏旅游,这大大推动了西藏旅游产业的发展,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西藏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2017年,全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561.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79.4亿元,旅游占全区经济比重达28?95%”参见搜狐网,《2018年西藏旅游目标旅游接待人数3360万,旅游收入400亿元,https://www.sohu.com/a/227882748_545092,2018年4月11日。。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3.文化方面
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为这一“集大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对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措施。
4.生态方面
西藏传统的生态伦理观符合现在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使人与自然更好地和谐相处。由于特殊生存环境、文化背景,西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尊重生命、不过度开发、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多样性等传统生态观,能够有效约束人们的行为,自愿去保护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生态不被破坏,使之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
(三)认识西藏传统文化的几点误区
一直以来,人们对西藏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些人对西藏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一些误区。
1.片面地认为西藏的传统文化都是优秀文化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1]。
西藏传统文化并非全是优秀的,其中也存在消极甚至落后的因素,如,五世达赖喇嘛时期颁布的《十三法典》中将人分成上、中、下不同等级,并且通过对不同等级的惩罚方式来保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又如,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内收藏着一份《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档案明确记载,在过去凡是出身于金、银、铁匠和屠夫等家庭的属于下等人,不能同其他等级的人通婚,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所以,我们在认识西藏传统文化时一定要区分精华和糟粕,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继承和创新。
2.将西藏文化等同于宗教文化
某网站上关于西藏旅游的宣传词是“感受雪域神秘宗教文化”,而不是感受雪域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此类宣传词没有认识到西藏文化与宗教文化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西藏文化同宗教文化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是狭隘的、不准确的。西藏传统文化不可以同宗教文化一概而论,我们需要认识到宗教只是西藏传统文化中较为有特色、影响力较大的一种,因为事实上西藏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要比宗教文化大得多,历史也要悠久得多。
除宗教文化外,西藏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语言文字、建筑装饰、文学艺术、藏医药、民俗、天文历算、工艺美术等。西藏文化的实质应是以上多种文化融合的整体,发展西藏文化就必须是多种文化综合发展。
3.把错误的宗教迷信视作“真理”
在旧西藏,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以藏传佛教为统治工具,利用“轮回”“因果”等教义对民众实行精神控制。西藏广大农奴受到宗教意识的影响,笃信自己今生所受到的苦难是前世造孽的结果,被动地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因此他们在生活和生产中,重视来世,轻视现实,缺乏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勇气,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进取,缺乏独立思考和追求现实幸福的动力。时至今日,在农牧区仍有少数人生了病不愿就医,认为请僧人念经就可以消灾,拒绝接受科学医治;一些农牧民家庭还选送年幼的孩童进寺庙当僧尼。这种停滞不前的落后观念不利于、甚至会阻碍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三、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西藏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注重对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藏语言文字得到有效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使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规范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教育系统在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阶段大力推行包含藏语文授课的双语教学体系,藏语文纳入考试范畴。藏文也被应用在计算机系统、手机系统、电子出版系统和网络等现代科技方面。政府的公告、决议、文件也由藏、汉两种文字进行传达。在法律诉讼中,藏族诉讼参与人可以使用藏、汉两种文字。“
1999年10月1日西藏电视台卫视频道开播之后,每天都播放藏语节目和藏语译制片。电影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农牧区,每年保证有25部新译制的藏语电影在各地放映。藏文图书报刊发展很快,仅1989年以来的10年间就出版藏文图书441种,许多高质量的藏文图书还在国内外获奖。据统计,西藏现有藏文杂志14种,藏文报纸10种。
《西藏日报》藏文版每天出版,大量稿件直接用藏语文采写、编辑,此外还投入巨资建立了计算机藏文编辑排版系统,结束了铅字排版的历史。《西藏科技报》和《西藏科技信息报》都创办了藏文版,深受广大农牧民欢迎。西藏所有文艺团体都用藏文创作节目,用藏语表演”[4]。
(二)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
文物古迹作为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见证了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其他民族的友好往来,记录了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1959年,成立了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迹档案管理委员会。1964年,成立了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1984年,成立了自治区文物普查队。1989年,成立了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各地市文物管理局也相继成立。
1995年成立了副厅级自治区文物管理局。1998年以来,国家提供资金、人力支持,加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建设。1999年10月,西藏成立了第一所综合博物馆——西藏博物馆。在中央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西藏文物得到了全面的保护。“目前,西藏自治区有各类文物古迹2000余处,其中石器点62处,古岩画20处,古墓葬群244处,古建筑1000余处(组)。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自治区级64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拉萨、日喀则、江孜),布达拉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藏拥有馆藏文物数十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万余件”[5]。
(三)积极开展对藏医药的保护和研发
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推动藏医药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在推动藏医疗事业、藏医药产业发展和培养人才方面下了大功夫。1959年5月,药王山医学院、藏医院合并。1964年建立西藏藏药厂。1997年,开展了西藏重点科研项目“传统藏药治疗疑难疾病秘方、验方收集和整理”,已经正式成册出版(藏文版)。
1989年成立了西藏藏医学院。截至2018年,西藏藏医学院培养了一大批藏医医药学人才,为提高西藏人民的健康水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七地市也相继成立了藏医院、藏医科。除了藏医药的传统医技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随着时代发展,也吸收融入了现代医疗技术成果。“西藏和平解放后,藏医与西医的结合就已经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现代医疗设备已经在藏医院得到初步的应用。仅2014年以来,国家就投入2.56亿元,加大藏医院软硬件设施建设”[6]。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开展了“濒危藏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项目。藏医药学科研成果丰硕,如《四部医典》(藏汉文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西藏分卷》《藏医诊断学》等藏医学著作已问世。
(四)促进文学艺术的继承创新
西藏的文学艺术是指借助语言、文字、表演等手段反映西藏社会生活的意识形式,包括藏戏、电影、小说等。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的文学艺术在其形式、风格和特色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60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戏团,挖掘整理了八大藏戏。1963年,举行了全区第一次群众文艺汇演。1981年10月16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6年3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面反映西藏民间文学状况的《中国西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藏文版)。
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西藏的文化艺术发展需要的硬件设施得到大大加强,各级群众艺术馆、综合文化馆和文化站为西藏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提供了必须的场所。政府还积极组织、扶持、创办了各类文艺杂志、报纸,如1977年创办的《西藏文学》。近50年来,以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主体的西藏的广大人民群众创作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一系列文学艺术作品,得到国内甚至国外的强烈反响、一致好评。如《北京的金山上》《文成公主》《幸存的人》等。“近30年来,西藏先后派出文化艺术团(组)360个,访问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访人员达4320人(次);先后接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艺术家前来演出交流”[7]。
(五)重视西藏出版事业的发展
西藏所蕴藏的藏文古籍数量众多,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学等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遗产,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类读物尤其是藏文古籍类图书得到出版。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印刷事业快速发展,西藏新华书店更名为西藏自治区新华书店。1971年12月,成立了西藏人民出版社。其出版的图书成果颇丰,如《中国藏戏艺术》《四部医典要注》《汉藏小朋友手拉手相约在21世纪》等等。
1989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出版社。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社,截止2018年,出版了大约1500部种类图书笔者于2018年12月21日,采访了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出版社副社长雄努洛桑,数据来源于该社的统计。其中包括《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上、下册)》《西藏反分裂斗争简史》等一系列极具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民主改革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西藏自治区开办了几十家印刷企业、几十家出版物发行单位,不仅推动了西藏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使得诸多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抢救和有效保护,重新焕发出光彩。
(六)加大对《格萨尔》的抢救与传承
《格萨尔》在西藏流传了一千多年,深受西藏人民的喜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也非常重视《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承工作。1980年,国家设立了西藏自治区《格萨尔》抢救办公室。1984年,西藏自治区《格萨尔》抢救办公室正式划归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管理,在那曲、阿里、昌都等地设立了抢救点,先后多次派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搜集等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建立“《格萨尔》学”。2000年,启动了《〈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的文化工程。
2001年10月,“《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的周年纪念活动之中。“2009年9月,《格萨(斯)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8]4。2011年,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申报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项目。截至2015年底,全区先后搜集和发现了多种《格萨尔》旧版本和旧手抄本,以及与史诗《格萨尔》有关的民间人物传说和实物,现已完成录制100多部《格萨尔》艺人说唱本,整理磁带5000多盘,笔录成文90多部,并根据磁带整理出版100多部藏文专著,已被翻译成汉文、蒙古文、英文等。“藏文版《〈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丛书于2016年出版,该部丛书系世界史诗领域里个体艺人说唱史诗记录最长的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套完整的单个艺人全套《格萨尔》说唱本”[8]7。
(七)加强对贝叶经的保护与研究
贝叶经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交流的文化精品和重要历史见证,不仅对研究佛教历史、佛教教理、古代印度文化历史以及科技史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对研究和了解中印、中尼文化交流,佛教传入西藏的过程,藏族文学的发展史以及藏文翻译史等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西藏珍藏的梵文贝叶经写本,胡锦涛同志等中央主要领导就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与研究工作亲自做过两次重要批示。2006年2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程协调小组。2月21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自2006年以来,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大量的普查、搜集、整理、影印等工作。通过6年多来的不懈努力,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了《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等8项阶段性成果。为了开发和利用好西藏自治区潜藏的贝叶经写本资源,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贝叶经研究所从2014年开始每年出版的《西藏贝叶经研究》(藏、汉版),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为使从事贝叶经写本研究的人员能够较全面地掌握和了解梵文字体的多变性和发展规律,丰富写本校勘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专门邀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及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副教授萨尔吉举办了“2018年梵学相关知识高端培训”。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和西藏大学、西藏日报社等单位的30余名研究人员接受了为期15天的培训,此次培训影响良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目前,国内外未见梵藏汉英四种文字对照的字典,编纂这样一部工具书迫在眉睫。因此,于2015年年初正式启动的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所承担的院级重点科研项目“梵藏汉英常用词典”,目前已完成收集和筛选词条,预计2019年年底出版。
四、民主改革以来西藏文化领域得到重生的原因与举措
民主改革以来,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视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文化,西藏文化得以重生并展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一)西藏文化得以重生的举措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国家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采取了完善法律法规、发展教育事业、重视文物研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系列措施。
1.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自民主改革以来,为改变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衰退的局面,为确保西藏全体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使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良好的继承以及充分的发展,国家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均明确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西藏自治区还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颁布实施《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西藏实行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2002年,西藏自治区将原来试行的有关规定修订为《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从而使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获得了法律保障。
“2005年,审议制定了《新词术语翻译和借词使用规则》的原则,共审定统一了3500余条有关市场经济和中小学教育等方面的藏文术语,审定了近6万条科技术语,翻译审定了8000多条计算机界面术语”[7]。西藏自治区颁布了《文物保护条例》《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办法》《寺庙文物管理暂行条例》等十几个法规,使文物保护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是根据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所制定的,可以使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2.发展西藏教育事业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能接受文化教育的只有统治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西藏自民主改革以来,在国家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鼓励支持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投入资金方面,1952—2007年,国家累计投资225.62亿元人民币(其中近5年就投入139.89亿元人民币),各省市也对西藏教育事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有力支援;教师援藏方面,迄今全国已选派7000余名教师援藏,帮助发展西藏教育;学校数量方面,西藏现有小学884所、初中94所、教育点1237个、高级中学14所、完全中学9所、中等职业学校7所、高等院校6所;西藏班方面,全国有33所学校办有西藏班,其中初中19所、高中12所、师范2所,招收西藏插班生的内地重点高中53所,到2008年6月底,已招收藏族学生34650人,在校生达17100人,内地西藏班学生的高考合格率和升学率达90%以上;内地高校方面,内地有90余所高校招收西藏学生,已毕业1.5万人,在校5200余人,一大批博士、硕士、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推动西藏发展的生力军”[7]。
3.妥善保护文物古迹
民主改革以来,党和国家为使西藏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提供了资金、技术支持并积极培养相关人才。资金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对西藏重要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维修,恢复开放了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80—90年代,国家共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帮助西藏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特别是1989—1994年,国家拨出5500万元人民币和大量黄金、白银等珍贵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维修。2001年起,又拨专款3.3亿元人民币,用于维修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文物古迹。2006—2010年,国家将再次拨出5.7亿元人民币,对西藏22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保护”[7]。
技术方面,文物古迹修复是一项相当复杂且难度极高的工作,需要高科技作为支撑,现在在保护文物遗产过程中采用的是3D建模技术。“3D建模技术包括三维扫描、数字软件、三维打印三个方面,该技术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完整,同时提升文物遗产保护工作效率”[9]。人才方面,“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专门举办了两期西藏文博管理干部培训班,培养了140多名西藏文博骨干;中日韩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培训人员中,也有一部分来自西藏;通过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传、帮、带’,为当地文物保护事业培养人才,培养专业队伍”[10]。
4.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
为了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权利,确保西藏传统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做了大量工作。如,西藏自治区和各地市政府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的工作机构,对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进行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普查,对濒临失传的遗产进行有效保护。“
全区命名的自治区级民间艺术之乡19个,120个项目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1个项目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1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大批藏文文献典籍得到及时抢救,编辑出版了《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谚语集成》《曲艺集成》《民族民间歌曲集成》《戏曲音乐集成》《民间故事集成》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西藏卷,结束了西藏文化艺术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使大量重要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7]。
(二)西藏文化领域得以重生的原因
1.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尤其是民主改革以来,国家对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将西藏作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地。国家采用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人才培养、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项措施,实施了西藏“十一五”“十二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并积极稳妥地开展西藏“十三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正因为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有了资金、技术、人才的保障,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物质需求,团结了各族人民,也有助于弘扬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2.废除落后的封建制度
民主改革废除了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一切封建特权,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废除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废除了阻碍西藏传统文化发展的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与此同时,为保护发展西藏传统文化,对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进行了保护,并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同时采取措施推动西藏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确保西藏人民走向现代文明生活。此后,西藏传统文化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指导地位不断确立,封建农奴制的意识形态不断消退和瓦解,为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开阔了非常广阔的前景。
3.消除残酷的阶级压迫
1959年平息叛乱后,中央政府立即解散了噶厦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并且在农区、牧区、寺庙、城镇开展了反对叛乱、取消乌拉差役等运动,并对边境地区也进行了民主改革,从根本上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广大农奴翻身做了主人,彻底改变了贵族和僧侣阶层垄断西藏文化资源的局面,人民群众成为西藏文化的继承者与创造者。国家通过兴办学校加强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学到了知识,成为文化发展的主体,彻底激发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同时,让站起来的西藏人民昂首挺胸,增强了文化自信,极大地调动了西藏人民文化创造的主观能动性。
4.改变单一化的发展模式
在长期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统治者只重视藏传佛教的继承与发展,出现了佛教文化独尊的局面。自民主改革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西藏传统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藏医药得到有效的研发,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发展,藏文典籍得到广泛挖掘,音乐、舞蹈题材更加多样化,在旧西藏难登大雅之堂的《格萨尔》受到极大的保护与传承等,西藏传统文化不再局限于藏传佛教,而是所有优秀传统文化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变得更加明媚璀璨。
5.加强与各民族间的交流
西藏的传统文化是自古以来生活在西藏的各族人民创造的,并且通过与我国其他兄弟民族间的交流而变得多姿多彩。但是,在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整个社会处于封闭状态,经济社会举步维艰,更不用说文化事业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民主改革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西藏各族人民以一种包容、开放、自信的心态面向国内走向世界,加强了与内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更加灿烂多姿的西藏传统文化展现在世人眼前。
6.提高全民教育水平
民主改革以前,只有少数统治阶级掌握着受教育的权利。民主改革以来,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积极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并根据教育发展现状,制定出有利于其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西藏的文盲率从旧西藏的95%以上降至目前的4.76%。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从旧西藏的2%上升到现在的98.2%,初中入学率达90.97%,高中阶段入学率为42.96%;中等职业学校入学率17.4%。一大批博士、硕士、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推动西藏发展的生力军”[7]。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视频贺词中提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参见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视频贺词。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西藏各族人民才能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才有能力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将其发扬光大。
五、结语
西藏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历史悠久,但到了封建农奴制后期,西藏优秀的传统文化趋于保守、停滞,甚至走向没落。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消灭了阶级剥削的大环境下,在改变了单一的发展模式、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提高了教育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发展教育事业、保护文物古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措施,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藏语文、藏医药、文学艺术、出版事业、《格萨尔》、贝叶经等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很好的继承发展。
这充分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取得更好的成就,才能让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更好地领略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文学方向论文范文:网络时代大学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路径研究
[摘要]网络时代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网络传播与创新发展成为大学文化传承职能实现的重要选择。大学要充分发挥智库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积极建设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网络传播阵地,坚持实践传承为本,突出国际视野与地方情怀,构建要素完整、良性运作的网络传播体系,加强合作创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