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五台山环境变迁与当代修复

　　摘要: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生态建设。五台山生态修复是黄河中下游所包括的京、津、冀、晋、蒙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全域经济社会中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代以来大规模林业开发对五台山森林植被的破坏直接导致了其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

　　要扭转当前五台山面临的生态现状，不能仅仅停留在孤立的、局部的修修补补，而应以系统的、全面的、战略的视野来进行审视，突出五台山生态修复在晋北乃至于华北生态修复中的全局意义。在经济方面，五台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对文化旅游业体量、项目的拓展意义重大，而且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意义巨大。所以，应该进一步就五台山生态修复的问题进行研究，并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战略规划。

　　关键词:生态文明;五台山;环境变迁;修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理念不断丰富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全国各地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一时经济的增长。

　　因此，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五台山，它不是被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个体，五台山的生态也不是孤立发展的个体，五台山生态修复是黄河中下游所包括的京、津、冀、晋、蒙等经济社会中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尽管五台山仅仅是一个小点，是中国北方一隅中的一小隅。但它是华北经济大局与生态格局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点，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对于五台山的生态修复问题要从历史的视野以战略的眼光来加以开放性的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台山的生态修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历史问题的蔓延。因为“任何历史问题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也是它所在社会中的一环。研究历史问题，都要从历史发展长河中和社会全面中去研究，才能深入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1]

　　一、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现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研究在国内外的形成与发展其实都不太久远。生态问题之所以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当时全球范围内环境危机的不断爆发息息相关。比如，曾经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八大公害事件”①，给人们敲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这种审视中最具有理性高度与学术含金量的无疑是把生态问题用哲学的视角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生态哲学就这样开始并蔚然成风。从国际范围来看，关于生态哲学的论著不断推陈出新。在时间分期上，可分为创立期、发展期、成熟期。所谓的创立期是指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即西方生态哲学的创立阶段。

　　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施韦泽的《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1923)和《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1963)、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保护伦理学》(1933)和《沙乡年鉴》(1949)等。有论者这样评价施韦泽的著作，“从西方哲学———伦理学发展逻辑的角度来看，讲敬畏生命伦理学是西方和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对近代欧洲‘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性伦理学传统的超越，是20世纪西方敏感的思想家对近代工业化过程的深入反思……”[2]。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人类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呼吁全社会正确处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所谓的发展期是指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即西方生态哲学发展的阶段。其间，代表性的著作如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帕斯莫尔的《人类对自然应负的职责》(1974)、辛格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一种新伦理学》(1975)、埃利奥特和阿伦·伽的《生态哲学》(1983)、雷根的《根植地球:关于生态伦理学的新综论》(1984)、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1986)、塞申斯与德韦尔的《深层生态学》(1986)、泰勒的《尊重自然界》(1986)、纳什的《自然界的权利》(1989)、考利科特的《捍卫大地伦理学》(1989)、福克斯的《超越个人的生态学》(1990)以及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等等。

　　这一时期人们的学术认识不断深化，学术派系不断分化。总体上看，初步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现代生态哲学流派，其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又以动物解放或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为主。这些不同的学术流派，围绕着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争，进而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推动了西方生态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繁荣。

　　所谓的成熟期是指生态哲学进入教科书阶段，以生态哲学命名的教材、相关论著被大量出版，如“国际环境伦理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forEnvironmentalEthics，1990年成立于美国)和国际环境哲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EnvironmentalPhilosophy，1990年创立于美国)创办的《环境价值》(EnvironmentalValues，1992年创刊)和《伦理学与环境》(EthicsandEnvironment，1996年创刊)，生态哲学类的教材有《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入门》(1993)，米希尔·西默曼等的《环境哲学:从动物权利到激进生态学》(1993)、西尔万和贝内特的《绿色伦理学》(1994)、罗尔斯顿的《保护自然价值》(1994)、布朗与奎布勒的《伦理学与21世纪议程:全球共识的道德意蕴》(1994)、考里克特与罗切阿的《地球最高伦理:走向重建的后现代环境哲学教育》(1996)、约翰·帕特逊的《回归自然:一种道家环境哲学》(1997)、彼得·韦克的《原始的荒野:深层生态学与人类主体消失》(1997)、阿提费尔德的《全球环境的伦理学》(1999)、安东尼·威士顿的《环境哲学导论》(1999)与普杰曼的《全球环境伦理学》(2000)，等等。”[3]

　　就国内研究来看，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创新经济学研究重要的前沿课题。黄锡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一文(1981)，可以说是国内较早介绍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之后的成果除了沿袭国外对生态哲学研究的学术思路外，专题性质的生态研究不断展开。如2009年12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张宏武、时临云编著的丛书《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是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尝试，对于创新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景观生态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有:金维根的《土壤资源研究与景观生态学》和肖笃宁等的《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与应用》(1988)，傅伯杰的《黄土区农业景观空间格局分析》(1995)、陈利顶《景观连接度的生态学意义及其应用》(1996)、《黄河三角洲地区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的影响分析》(1996)。此外，郭晋平的《森林景观生态研究》是中国森林生态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而1995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徐化成的《景观生态学》还被列入教材。

　　臧润国等人对森林植物种群生态学、森林动态及森林生物多样性问题也有深入研究。再微观一点，与五台山生态密切相关的华北地区的生态研究、华北地区水资源研究、林业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也有一些，如赵慈的《明清时期华北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的历史反思》(2006)，安志东《北方林业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及保护措施》(2018)，夏军等的《华北地区水资源及水安全问题的思考与研究》(2004)，张兆吉《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现状分析及可持续利用对策》(2011)等。这些研究成果就范围而言，既有涉及到华北地区的专题研究，也有省域的专题研究。

　　不过，具体就五台山的生态而言，国内研究的成果还相对偏少，反映了国内外对五台山生态保护的关注和研究明显不足，相关保护理念滞后。关于五台山自然生态环境变迁与修复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李生祥主编的《五台山自然风光》和翟旺的《五台山区森林与生态史》;学位论文主要有马军的《五台山寺庙环境景观形态研究》、黄晓霞的《五台与小五台亚高山及高山草甸的植被生态学研究》、王好的《五台山与中条山种子植物区系对比研究》、毕晋锋的《生态哲学视阈下的五台山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研究》;在刊物上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刘鸿雁的《山西五台山高山林线的植被景观》、李跃霞和上官铁梁的《五台山民族植物的经济文化价值》、魏松桥和李江海的《五台山自然环境对佛教发展的影响》、陈新凤的《五台山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在对相关生态学术研究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对五台山生态环境的历史分析入手，着力于对五台山生态修复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为山西转型发展和山西生态环境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

　　二、五台山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在1996年6月26日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因为如此，五台山无疑成为国家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在明代以前，五台山生态环境良好，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正所谓“自古相传，五峰内外，七百余里，茂林森耸，飞鸟不渡，国(明)初尚然”[4]。古人概言五台山七百余里，很大程度上是指五台山生态影响力的范围。这种生态影响力使得五台山及广大的周边地区山清水秀，气候清凉。五台山生态良好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后期。正因为此，最高峰北台“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4]213。

　　时至明朝万历年间，“五台一山，重岗深树，恃为内藩。父老相传，谓两山之树，往者青霭相接，一目千里，即为胡马跳梁，曾不得一骋而去。今砍伐殆尽，所存者百之一耳”[4]51-52。五台山生态环境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这种生态的巨大变迁集中表现为对林木的砍伐。可以说，林业开发对明代五台山生态的破坏是异常明显的。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开始，五台山一带的森林生态一步一步走向被毁灭性的境地。官员“率军民采木”，开始大规模砍伐，以供给北京城市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大量需求。

　　即便如此，从永乐年间到嘉靖年间，大约经过150多年的砍伐后森林植被仍然“巍然尚存”[5]，足见当时五台山地区森林面积之广、密度之大。嘉靖后期，五台山的生态破坏边界开始逼近森林腹地，嘉靖三十一年(1552)后，政府集中大量采购木材。五台山龙泉关一带“往年各山口林木茂盛，难通车马，称为腹里。近年以来，林木被人砍伐，道路大通车马，听从商贩放行”[6]。

　　据《明高胡二公禁砍伐传》(一作《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中记载，当时的山西巡抚上奏朝廷:“尔后诸州傍山之民，率以伐木自活，日往月来，渐砍渐尽。川野既穷，又入谷中，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山，寒岩隐者，皆为驱逐，夺其居，食其食，莫敢与之争。当是时，清凉胜境。几为牛马场矣。然兴废相寻，无往不复。万历庚辰间，东莱顺庵胡公来贡，守河东道，视兵雁门，因登清凉，冥识圣境遇，目击其废，即有感焉”[4]51-52。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还原出来一幅画面:当时人一开始先砍伐山脚下平原地带的林区，然后再砍伐沿河的山谷林区，山下的林木都被砍伐殆尽后，最后又上山展开全面式砍伐的过程。这种灭绝性的破坏使得五台山地区生态滑坡的“竹子效应”逐步形成，可以说，从嘉靖后期已经进入加速度破坏的时间区间。历经清代与民国，五台山的生态变迁集中表现为森林植被的大幅度消失与水资源的枯竭或转移。这种反差如果将其置于更加久远的历史进程中来看更为明显。明代嘉靖年间官至四川布政史的山西人王道行指出:“环五百里不毛之地，深林绝巘。”[7]

　　这里的“不毛之地”说的就是五台山地区由于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耕地少、林地多，使得五台山犹如一个巨大的水库，润泽着周边广大区域的生态环境。从这种生态影响力的角度来理解古人概言方圆几百里皆为五台山的说法则更接近客观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古代五台山影响的生态区域远远不止方圆几百里。

　　五台山不仅影响着五台山所在忻州市，也影响着山西中北部，还影响着包括京、津、冀、蒙等地在内的广大华北地区。可以说，京、津、冀、晋、蒙所涉及到的海河流域、汾河流域等都在五台山林区润泽的范围之内。当然，说五台山的生态对华北广大地区有影响并不是说华北地区的生态系统仅仅包括五台山，也不是说五台山是华北地区唯一的生态系统，而是说五台山是华北地区最具影响力、最具主导性的生态系统。

　　三、五台山践行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境遇

　　从地理位置来看，五台山北接内蒙古草原，东毗太行山，西望吕梁山。由于绝对高度，使得五台山常年饱受大风的吹蚀。五台山顶部是与青藏高原相似的高山草甸和冰原地貌。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近些年来，自国家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以来，加快生态修复，建设绿水青山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许多地方的生态得到了较大改善，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整体生态向好趋势初步形成。然而，从全国来看，生态环境状况与森林分布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人口密集的沿河沿谷等低洼地区与历史生态基础较好的山区相对成为生态保护的重点，与之相反，生态基础与经济基础不好且地处偏远的高丘山梁往往成为国家生态关注的盲区。如华北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有些地方“穷山没水”、生态凋敝的情况比较严重。这种现实使得当前五台山面临的生态现状不是孤立的、局部的，而是系统的、全面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明代以来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北林地(主要是五台山林场)的大规模开发。与近几十年来山西煤炭开发情况相类似，明代以来对林业的开发从一开始“有水快流”型的粗放式、大规模砍伐，逐渐转变为后来的集约化、有计划的定量砍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四、五台山生态环境修复的实践探索

　　毋庸讳言，制高点对于任何一场战役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确定生态保护的制高点对于取得生态文明攻艰战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价值。就华北的广大地区而言，五台山无疑是极具重要地位的生态制高点，因为五台山的“身高”使其雄踞于华北地区的生态系统中最显眼的位置。

　　五台山海拔3061.1米，号称“华北屋脊”，这种绝对“身高”的优势使得五台山无愧为华北地区的生态制高点。就目前的生态修复实践来看，近年来，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五台山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深入人心。国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趋势，不断促进五台山生态朝着良性恢复的趋势发展。但是，目前的生态修复仍处于相对狭隘、分散、封闭的状态，亟待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与全局的战略性高度来谋划。所以，对于五台山生态修复问题，要以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来看待五台山的生态制高点地位。

　　五、推进五台山生态环境修复的补偿性建议

　　近年来，华北地区山区来水量减少的问题，直接导致了华北平原地区地下水严重枯竭，海河流域形成大面积的地下漏斗，地下水储备严重不足，影响着“陆地—大气层—陆地”的水循环过程，影响着“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追根溯源，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台山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过低直接导致了“山区径流量—干旱发生率—平原水资源循环”等一系列效应。换言之，要解决华北地区的系统性生态问题、水资源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南水北调、引黄入京跨流域调水等非自然水资源循环，只能是局部地、暂时性地解决燃眉之急。要从根本上解决华北地区的生态问题，离不开确立“大气圈—水资源圈—生物圈”与“土壤水—地下水”的自然良性循环。

　　而要形成这种自然的良性循环，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山西、特别是在五台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修复。五台山生态修复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五台山山体巨大，修复的第一步即整体实现森林大面积覆盖的工程总量巨大，而且，现在森林植被的空白地带往往是含水层转移或窄化后的缺水地带。对于这些区域，要想植树造林并保证其成活率是十分困难的。

　　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现代科技的支持。所以，对于五台山的生态修复不能仅仅停留在保守型的保护层面，而应该以进取精神来尽快使五台山的生态恢复到较高水平。首先，要将五台山小范围的生态修复发展规划与国家生态建设的宏观发展战略有机结合，积极争取国家资金的支持。因为，就生态修复的受益面来看，五台山的生态修复工程的受益面不仅仅覆盖山西省，更多是泽及京、津、冀等地的广大地区。另外，五台山的生态修复工程耗资巨大，仅靠五台山所在地忻州市甚至山西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托国家的力量。

　　加之，从生态修复的特点来看，投入多、无产出、见效慢、周期长，直接受益微乎其微。这种公益性特征突出、长线价值投资性质鲜明的宏图伟业，必须由国家出面，进行全面统筹。所以，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争取设立国家专项治理资金。其次，五台山生态修复要兼顾直接利益与间接受益的有机结合、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有机结合，实现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的双向推进。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积极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的滴灌技术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积极修复。

　　目前，林业部门着力修复人口聚集的低洼谷地产生的是直接效益、眼前利益，但也是局部利益。这种局部利益必须有一个大的项目来加以统摄、整合与牵引，才能使之产生新的合力，创造出集群效应与整体效果。这样才能有利于以整体与全局观念来布局生态修复。总之，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五台山，其生态要恢复到解放前乃至于明代以前环境较佳的历史水平，这项工程任重而道远，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但是，只要我们实现了精准定位，明确了目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划，就能以高定位的战略规划加速五台山生态环境的修复。

　　参考文献:

　　[1]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1.

　　[2]陈泽环.敬畏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

　　[3]毕晋锋.生态哲学视阈下的五台山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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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生态文明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由生态文明延伸的生态经济是在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发展生态经济的过程中自然离不了经济伦理的指导和制约。经济伦理可以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防止出现违背生态文明的经济行为。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换的过程中经济伦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