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百年流变

　　[摘要]当代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和流变。一是百年文化变革对书籍装帧艺术的影响;二是科技进步对书籍装帧艺术的影响。从辩证的角度看待中国装帧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映射下装帧艺术的繁荣与辉煌，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客观地认识书籍装帧艺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从而把握现在，面对未来。探讨文化与科技对书籍装帧艺术的主导作用，并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索和发现书籍装帧艺术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关键词]文化变革;书籍装帧艺术;信息技术

　　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发生、发展已经演绎了几千年。书籍作为文化载体，它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同时也折射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精髓。因此，在梳理中国现当代书籍装帧艺术发展史的时候，应以求实的态度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探讨装帧艺术的发展规律及走向。在具体思路上，一是纵向上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观其流变;二是横向上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把握当下。

　　一、从两次文化变革看书籍装帧艺术

　　两次文化变革指的是20世纪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弘扬民主和科学，为艺术发展提供了新参考和新方向;“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的通过文化上的一场革命而掀起的一场全国性运动，以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艺术来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传统文化思想，这就意味着这场文化革命本身就失去了以文化为核心促进文化领域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

　　(一)新文化运动与民国时期装帧艺术

　　1.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与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并且鼓励大众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思维方式。部分学者把新文化运动比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由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的阵营，表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态度，反对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提倡新文学，推广白话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艺术，造就并影响了大批的文学艺术社团。新文化运动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一次革新，在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下，文学艺术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倾向和表现形态。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同时也赋予了书籍新的使命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书刊、杂志等出版物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手段。书籍装帧艺术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呈现出繁荣景象，与当时的文化现象遥相呼应。在出版物的内容上是多种多样的，有右翼的，也有左翼的。

　　2.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书籍装帧艺术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书籍装帧发展是旧时期装帧艺术向现代装帧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转折点，也是重要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各界领袖人物逐渐开始重视书籍装帧艺术，全新的书籍装帧设计形式成为了一种流行风潮，随着商业活动日渐热络，图书市场的需求量猛增，出版业和印刷行业也迅速崛起，技术手段不断更新。

　　陈瑞林在《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中介绍道：1913年商务印书馆引进增置自动铸造字炉;1915年又从欧洲购买添置胶版印刷机;1919年实现了上等宣纸15色套印……。多方因素使得书籍装帧艺术在设计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印刷质量更加精良。

　　新文化运动之前书籍装帧艺术的主要特色体现在装帧形式上，而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注重书籍设计，其主要特点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书籍设计的风格更多元化。处于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作家、艺术家既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又接受着西方思潮的冲击，他们所受的教育有进步的，有封建或者西化的，艺术上出现了“中西合璧”“新旧交错”的面貌。这一时期书籍装帧界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设计风格多样。因此民国时期的书籍装帧艺术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鲁迅先生十分重视书籍装帧设计和印刷，并且受西化的影响，他的设计思想注重传统文化思想，同时融入西方现代文化元素。在制作工艺上也提出了自身的不足：“在中国，校对、制图都不能令人满意。例如图画，将中国版和日本版，日本版和英德诸国版一比较，便立刻知道一国不如一国。三色版，中国总算能做了，也只三两家……”[1]

　　274二是书籍的插图、版式设计突破传统思想，融入外来文化。图书的插图设计也被当时的出版界和书籍装帧界所重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优秀装帧艺术家开始重视插图和书籍的版式设计，在装帧艺术形式上开始融入外来书籍艺术形式及艺术思潮。

　　这一时期的书籍设计不再像以往那样多以文字为主，而是通过选用与内容更贴切的字体设计和图形、图像等设计元素来诠释内容。有的根据内容需要，严肃大方，有新鲜感，如《共产党》月刊。有的活泼、强烈，用明确的形象来表现内容，如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画面以罗丹的劳工神圣纪念碑为主体，画面主体红色，对比强烈，构图简洁，既热烈，又饱含革命气氛。

　　(二)“文化大革命”与“文革”时期书籍装帧艺术

　　1966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界、艺术界、新闻出版等文化领域都受到了冲击。出版界作为被“彻底批判”的“五界”之一，最早受到冲击，冲击范围广、程度深，在运动中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

　　1.“文革”时期的文化导向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2]6。“文革”时期的文化效应只重视文化的政治属性，强调文化定位以政治为本，文化内容的使命和解释模式都与社会革命相联系。

　　因此在特殊时期政治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全盘否定传统和现代的极端的、激进的文化立场。既排斥传统文化又否定西方文化。观察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代会，从中不难发现当时对于西方的文艺政策基本上是持批评，甚至是排斥态度的。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其所谓精髓还是糟粕，也都同时被打上了“封建的”“反面的”的烙印。

　　2.文艺政策对艺术发展的限制和扭曲

　　“文革”时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文学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一历史时期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尤其明显。只有符合意识形态和政治任务的文艺作品才被允许传播和接受，不同声音和形式的文艺创作被彻底、无情的批判和抹杀。此时的文艺作品体现出“革命”年代的特色，人物形象都是“高、大、全”。艺术表现形式单一化、模式化、内容样板化。

　　今天看来，“一花独放”的样板戏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经典，虽然艺术形式被模式化，但其艺术形式上的推陈出新是不可一概否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当时的京剧和芭蕾舞剧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以服务政治为核心价值的艺术，必然会导致艺术上的畸形发展，“一花独放”完全违背了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必须站在“阶级革命”的思想立场上，把文学艺术创作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最大限度地为政治服务。从艺术作品来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已被消解。本土艺术已经剥离了其本质上的发展规律而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

　　3.“文革”时期的书籍装帧艺术

　　“文革”时期阻碍书籍装帧艺术发展的消极因素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出版方面，全国出版机构被大量合并和撤销，从业人员锐减。至1970年末，全国出版社数量由原来的87家减少为53家，减少了近半数;编辑人员由原来的4570人减少为1355人，相当于“文革”前编辑人数的29.6%，在文化中心首都北京从事出版工作的编辑人员仅63人①。

　　图书方面，全国图书出版数量断崖式下降。1966年全国图书出版的种数较1965年减少了近一半，1967年猛降到2925种。至1970年末，除了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外，出版种数仅为2977种②。邱陵在《书籍装帧艺术史》装帧艺术的低谷期部分提及：“1966年的出书种数大约只及1956年的10%，十年中出书平均每年也只及1956年的27.5%。

　　这十年中的出版物，其内容的颠倒是非就不用说了，即使只从印刷、装帧上看，也基本上是粗制滥造，重复浪费极其严重。文化专制主义导致的后果是各地书店的书架上一片‘红海洋’，除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著作外，绝大多数出版物实质上都是借用革命的辞藻和革命的色彩，在鼓吹和煽动反革命的暴力活动。这种形式下，装帧设计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在那种形式下，设计者和生产者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自然不可能有大胆的创造”[3]126。

　　“文革”时期大量的文学作品受到冲击，书籍出版数量和种类骤减，为政治服务的特殊书籍被大量刊印，大多数书籍都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一时期的出版行业和相关的从业人员受到严重打击，数量较“文革”前大幅度减少，书籍装帧艺术趋于停滞状态。在“文革”时期，书籍装帧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自身价值已不复存在。

　　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书籍装帧在艺术上并不具备上升发展空间。这一时期从小说到官方刊物，每一类别的刊物都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雷同，书籍封面主要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艺术形式与审美追求被忽略。思想的禁锢与束缚，使书籍设计远离艺术规律和艺术本质，形成一种无序状态。

　　书籍成为社会革命传播的工具和武器，并成为书籍装帧艺术的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因此，这一时期的书籍装帧在艺术发展上是有阻滞的;装帧艺术的发展空间是狭隘的;艺术形式是单调而一统的;传统艺术的传承出现了断代。

　　二、从科技进步看书籍装帧艺术的未来走向

　　科学技术解放了生产力，科学技术也同样解构了生产力，工业革命使人们从农耕文明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而进入到人类文明的新的起点。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原有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地被取缔。现代生活中，手工产品越来越少，替代产品越来越多;自行车越来越少，汽车越来越多;电视的观众越来越少，手机的读者越来越多;现金支付越来越少，网上支付越来越多……。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着科学技术的巨变，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像一把双刃剑，对于传统文化领域来说，要么被催生，要么被颠覆。无论我们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这场巨变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

　　(一)科技发展与书籍装帧艺术的繁荣

　　1978—2008年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不但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快速跻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也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使得中国的文化、艺术需求激增，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其中书籍装帧行业通过机构组织、经济政策、科学技术等各种形式快速复原并蓬勃发展。

　　1.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印装质量的提升

　　印刷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给书籍装帧和发行带来巨大的影响，印刷技术从铅印印刷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印刷，在技术和设备上不断地创新、改造，直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水平的快速提升。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以铅印为主，胶印的印刷方式已经出现但是还没有普及，传统的铅字排版，周期长、形式单一，图片颜色和细节表现力有限，再加上印刷材料和工艺的单调，无法满足读者对书籍功能与审美的多重需求。

　　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中文激光照排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排版的周期时间和印刷质量，是印前排版领域一次突破性的革命。同时期，胶印印刷的发展也已经形成规模。与铅印印刷相比，胶印印刷的效果有了极大的提升，印刷的工艺流程短，色彩还原度高，装帧设计作品更加精良。

　　思想的解禁和开放同时也极大地促进出版行业的复苏，“1984年全国图书出版近三万种，比1978年增加2倍，比1966年增长4倍多”[4]86-88。1992年王选教授成功研发了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90年代中后期桌面出版系统，电脑数字分色技术逐渐普及，中国进入了数字化排版、设计、印刷、高速装订的装帧蓬勃发展时期。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印刷质量大大提高，印前技术从模拟技术走向数字化。这一时期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时期。改革开放的30年是书籍装帧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时期。书籍装帧艺术呈现的繁荣景象与政治、经济、装帧工作者和印刷技术等息息相关。

　　2.纸张质量和装订技术的整体发展

　　纸张是文化和信息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书籍纸张的选用与诸多因素相关，如：印刷方式和印刷工艺、书籍类别和内容以及大众的审美对书籍的需求等。改革开放以后，图书出版领域在纸张上的质量和类型上也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这一时期除了传统工艺所常使用的铜版纸、新闻纸、凸版纸、胶版纸外，还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进口铜版纸、特种纸等。同时，对制版印刷设备的引进、改造、升级使国内装帧艺术形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装订是书籍印刷制作的过程中用时最长、手工作业量最大的环节。现如今书籍装订已经是机械自动化的流水线操作。装订工序和技术手段正向数字化、自动化、科技化的国际先进行列迈进。

　　(二)信息时代装帧艺术面临的问题

　　1.互联网时代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和颠覆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根据2018年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内容做出以下总结：“2017年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80.3%，较2016年上升0.4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3.0%，较2016年上升4.8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59.1%，较2016年上升0.3个百分点。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其中49周岁以下中青年群体是数字化阅读行为的主要人群。

　　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移动有声APP平台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5]3-38由此可见，人们的阅读方式已经从传统的纸质书籍慢慢地转变为更多元化的电子媒介，纸质书籍的读者年龄也逐步老龄化，纸质书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以纸质书为载体的书籍装帧艺术在新时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

　　2.人工智能与装帧艺术群体的竞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主要任务是替代人类的一部分智力工作。从书籍装帧艺术的未来发展来看，人工智能能够完成之前需要人力劳动完成的调研、策划，生成有针对性的书籍设计方案。但人工智能始终是工具，可以利用其强大的运算分析能力在需要精准性、耐久性的工作中极大提高效率，但短时间取代不了人类独有的情感表达、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

　　这些无法用精确的数据来衡量，人工智能还无法处理复杂的审美感知活动。人工智能是一种手段，辅助设计师对书籍设计的要素图形、文字、色彩进行全面掌控和个性化调整。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生活中，人工智能的出现虽然减轻了书籍装帧工作者的脑力和体力付出，但同时在技术和技能方面也替代了多数职业设计师和专业设计人员的就业岗位，专业技术人员面临着转行和失业的可能性。而人工智能领域的高速发展，迫使我们在宏观上放弃原有的、狭隘的、单一的知识结构与行为模式，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对信息时代人机分工进行再认识。

　　结语

　　从文化的角度透视装帧艺术，我们发现经历了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装帧艺术，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两场文化运动都是以反传统文化为前提的，不同的是新文化运动强调引进西方文化并削弱或取缔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因素，比如八股文在当时就受到了强烈的抵制，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等;而“文化大革命”在抵制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排斥和否定西方文化思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文化需要，“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的思想观念予以批判，同时对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抵制和批判，批判对象统称为封资修。

　　二是两次文化运动在针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是有差异的，一个在文化上主张消解传统，全盘西化;一个在文化上力图否定传统，闭关自守。三是就装帧艺术而言，新文化运动对于装帧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而“文化大革命”由于最终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最终导致那一历史时期的装帧艺术趋于停滞状态。

　　从科技的角度看待装帧艺术，我们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科技蓬勃发展时期，书籍的出版印刷质量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近年来已经达到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政治经济的良好环境使装帧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然而，书籍装帧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受到来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冲击，装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形态，是以书籍为载体的，而书籍是以商品形态出现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商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人们生活习惯和阅读习惯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书籍的生存空间，进而决定书籍装帧艺术是否能够继续存在。

　　现当代书籍装帧艺术经历了百年来两次文化革命的冲击和两次科技发展的巨变，书籍装帧艺术一方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受信息技术的影响而面临着再次抉择。也许有一天，装帧艺术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纸质图书将被电子书所替代，装帧艺术可能成为历史，可能融合、演变成电子书籍设计、信息设计或产品设计等诸多形式，但是装帧艺术的历史价值是不可磨灭的，装帧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里仍显现着它特有的审美价值和时代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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