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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兰考》:新语境下官方纪录片的一次风格探索

时间:2020年01月14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文艺作品是价值观的载体。特别是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带有鲜明政治导向的文艺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智能化媒体时代,受众需要什么样的官方作品?实践证明,我说你听我做你看的传播模式效果早已大不如前,人们需要更新颖的文化符号

  【摘要】文艺作品是价值观的载体。特别是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带有鲜明政治导向的文艺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智能化媒体时代,受众需要什么样的官方作品?实践证明,“我说你听”“我做你看”的传播模式效果早已大不如前,人们需要更新颖的文化符号、更平等的交流视角、更具美感的艺术体验,这也是两年来官方主流价值观作品努力革新的方向。通过纪录片《走进兰考》,分析探讨了这种变化,以及在艺术层面和传播实践中能够达到的效果。

  【关键词】智能化媒体时代;官方纪录片;风格;探索

纪录片

  智能化媒体时代,受众的心理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主流价值观作品如何创新,是主流话语体系建设中一直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国电影理论家克劳斯·克莱梅尔说过,“纪录的质量首先取决于美学的质量”[1]。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价值观作品求真求美,加强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是提升受众接纳度的重要一环。

  2018年12月24日至28日,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五集大型纪录片《走进兰考》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这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确定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项目,在研讨阶段即关注到当下受众的心理需求,进而用新的标准去定位、设计作品的创作方向和表现手段,并在拍摄中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探索,最终的结果是,成片呈现出独特的叙事特征和美学风格,为智能化媒体时代主流价值观作品的创新提供了研究样本。

  一、定位:以人为本的民间视角

  政论片是纪录片的一种类型,也是以往重大政治性题材最青睐的表达形式,因其强烈的政治教化功能在特定年代成为最实用有效的传播手段。但进入智能化媒体时代之后,受众的需求开始分化,政论片在传播实践中的效果开始逐渐衰退。因此,尽管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命题作文”,《走进兰考》还是在题材上进行了革新,它没有沿用政治性主题通常采用的严肃宏大的叙事方法,而是采用了纯纪录片的形式,这就决定了成片必然有截然不同的风貌。众所周知,纪录片的重要特点之一即为人文性,根据目标对象的生存状态探求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和价值,是纪录片创作的核心之一。

  因此,尽管《走进兰考》是一次政治性的“命题作文”,但其定位决定了人文性将是该片的明显特征。我们看到,在片中,抽象的主题变化为具象的“兰考人”的故事——每集展现3-5位核心人物的生活,通过记录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选择,展现兰考历经改革开放40年之后,人们在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新面貌新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伴随着一定哲学思考的,包含了观念的碰撞、奋斗的艰难、对未来的迷惘和憧憬,等等。

  这是对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和现实意义。表面上,是在讲述兰考人的喜怒哀乐、民间冷暖,实际上,折射出的是40年来兰考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官方立场作品惯用的是对事迹、成就、经验的宣传,风格是强势的、坚决的、不容置疑的,那么《走进兰考》这种“以人为镜”、平淡叙事的方式,呈现风格无疑是温暖的、贴近的、引人思考的。在信息的接受方式上,受众对以往同类题材的观看体验是被动地接收灌输,而现在则更倾向于自我观察、自我体会,见微知著,于平淡处见波澜。对于已经习惯了“互联网思维”的中青年受众来说,显然后一种方式更容易接受。

  二、符号:熟悉的对象陌生化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对于兰考来说,尤其如此。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与1990年上映的电影《焦裕禄》赋予兰考强烈的视觉符号和精神符号,如风沙、盐碱、贫穷、奋斗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痕迹。如今,更换了视角的纪录片《走进兰考》讲什么、怎么讲,才能抹去这种痕迹呢?

  据制作方透露,在调研阶段,他们即考虑要做到将“熟悉的对象陌生化”,对程式化的符号系统一概不使用,在开掘的素材方面力争出新。新行业:作为一个政治性命题作品,《走进兰考》很突破常规地没有去展示新一代兰考干部的勤政故事,而是偏重于经济和社会领域,展现了代表社会发展潮流的新兴行业,如物流、电商等,讲述了“山药姑娘”通过直播销售山药,90后斫琴师传承手艺、自我创业,青年农民通过发达的物流运输系统把蔬菜销售到广东等。

  这些鲜活的事例正是来自于当下的经济现实,用在纪录片中增添了事件的实效感,贴近现实,也显得新锐且有张力。新人物: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走进兰考》中展现的人物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从年龄上看更倾向于年轻化。从视觉效果上看,不少人物形象是青春靓丽的,衣着清新时尚,谈吐活泼有趣,富有生命的朝气。

  从人物塑造上看,视角是平视的,尽情展现了人物真实的一面,没有刻意地拔高和美化。这与以往政治性作品中端庄、严肃、崇高的人物形象有较大差别。新故事:苏联纪录电影奠基人吉加·维尔托夫认为,纪录片就是“抓住现实的片段,将其有意义地结合起来”,这里面强调了两个因素,一个是真实,另一个是有选择地呈现。

  《走进兰考》中展现的大量人物形象,比如做了20多年喜宴的老师傅冯进权;因彩礼问题拖延婚期的小青年王思慧、郑彦庆;开货车的司机贾二帅等,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因其“小”,所以平凡,所以真实,有浓重的烟火人间的味道,与以往“兰考”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政治色彩符号有明显不同,显示出了摄制组在素材选择方面强烈的现实化倾向。

  三、表达:表层的主题隐喻化

  隐喻是常见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段,对于重视客观化展现的纪录片体裁来说,隐喻因其丰富的指代和象征功能更加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说,是隐喻赋予了纪录片思想。《走进兰考》作为纪录片,也是一部将隐喻功能充分发挥的影像作品。

  比如它的片名:第一集《焦桐》,讲述了兰考著名的树种——泡桐的“前世今生”,名为讲树,实则是讲连接历史与现实,隐喻焦裕禄时代形成的“兰考性格”和文化财富在当下社会的传承;第二集《推手》,以太极拳中的专有词汇,来隐喻电商、物联网等信息时代的“新势力”在当下兰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第三集《车站》则讲了兰考三座车站的故事,车站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走进兰考》借用三座车站的废与兴,隐喻了兰考宏观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建设理念的更新;第四集《家当》,选用老百姓珍视的一些“物件儿”来今昔对比,隐喻兰考普通百姓在生活水准方面发生的变化;第五集《喜宴》,用生活中的婚丧嫁娶隐喻兰考普通百姓民风民俗、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总体上看,这五集都是在讲述“兰考之变”,这是明确的主题,但作品并没有对这种变化进行表面化地表述,而是寻找到了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符号,把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使主题的表达显得曲径通幽、耐人寻味,这正是能体现纪录片思想性的高明之处。正如古人所说,“文似看山不喜平”,隐喻这种手法的使用,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仿佛在观众面前竖起了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一目了然,而藏在水下的部分正是诱发人们去思考去探索的关键所在。

  四、记录:严肃写实的态度

  忠实地记录是纪录片的基本原则和手段,但实际拍摄过程中,摄制组经常会遇到极为复杂的情况,毕竟,不可预知性也是纪录片的特性之一,而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如何处理,则是纪录理念的具体体现。不同导演的纪录理念一定是不尽相同的,因记录理念不同而导致了千差万别的效果,几乎是每部纪录片都会遇到的问题。就以往的官方纪录片来说,通常会按照“主题先行”的原则去“预设”需要的素材,把拍摄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过滤或者屏蔽掉,这样可以促使拍摄按照原计划如期进行,避免“横生枝节”。

  但现实情况是,这些“枝节”往往才是事件真实的一面,剪掉这些“枝节”虽然不意味着事件的真实性发生改变,但这起码是对事件原貌的一种干预。比如1979年,中国与日本NHK电视台合拍了一部关于“丝绸之路”题材的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下雨天,日本导演立刻准备好器材进行拍摄,而中国导演则认为下雨影响了影片的成像质量,放弃了拍摄,待天晴后进行重新补拍。

  类似的在纪录理念上的不同,使中日两国拍摄的素材差异很大,最后两国各自剪辑出不同的版本,成片效果完全不同。“日本导演采用了传统写实的拍摄手法,而中国导演却使用了真实素材以外的镜头”[2]。这种情况在中国官方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中并不罕见,甚至为了主题,可以对拍摄进行设计与美化,已经成为摄制人员默默遵循的“潜规则”。

  但在《走进兰考》中,我们看到记录者减少了对情节的干预,被拍摄者琐碎的日常、情绪的爆发、子辈和父辈之间的文化隔阂等,都在影像中如数展现。成片中,人物情绪是复杂的,没有完美的人设,人人都有困惑,都在挣扎,都有期待,暴露出的只是一个又一个“追梦人”的生存日常。更能体现出记录态度的是,摄制组将拍摄过程中经历的突发事件也收入节目中,比如《车站》中的温比亚台风,《焦桐》中斫琴师徐亚冲女友的突然造访,在拍摄之初都是不可预测的,但他们的出现,与纪录片的主题并不冲撞,因这本身就是一部记录真实状态的纪录片,摄制者只需随“机”(摄像机)应变,就能捕捉到需要的素材。最终,这种严肃写实的记录态度和对素材“水到渠成”的处理方式,为该纪录片带来了真实独特的审美趣味。

  五、叙事:剧情化倾向与现场音的录入

  故事化是新闻专题类影视作品常用的表现手法,近年来一些大热的独立纪录片在此基础上加重了故事的使用比例及技巧,比如《舌尖上的中国》《极地》等,将解说尽量裁减,使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一个又一个单元故事按照情节逻辑或情绪逻辑的方式交叉组接,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剧情化倾向,类似于“真实题材电影”。

  在《走进兰考》中,可以看到创作者对“剧情化”表现手法的借鉴,片中的故事比例是很大的,故事与故事之间排序组接也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而且观众看不到对当事人的采访,只有少量解说,其余则用进行时的方式,靠人物自然放松的行为对话完成故事的推进。对于已经发生的过去时的内容,《走进兰考》也没有用“闪回”等方式直白地进行回顾,而是引入了情节,在当下的故事化进展中触摸往事。

  比如,第三集《车站》中,要完成对新旧兰考火车站的对比,这里借用了火车站退休副站长卜刚的语言,在他带孙子去看新火车站的过程中,用娓娓的讲述完成了时空交错的对比,而不是传统的政论片通常采用的采访当事人和使用资料进行回顾。在这部纪录片中,拍摄者是完全隐去的,没有提问、没有引导,或者说看不出引导,“像墙上的一只苍蝇,默默地观察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让片中人维持自己的生活”。[3]这样可以使被拍摄者尽可能地忘记摄像机的存在,呈现出最自然放松的状态。同时,这部纪录片对声音与过程的记录也是可圈可点的。

  声音是纪录片的重要表现符号,“声音的真实记录是纪录片的通约性原则”。[4]但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多数官方作品对声音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当然,也可能是驾驭能力的缺失,导致如果前期素材不足,或者要抓的“点”没有捕捉到,创作者就会增加解说来补充说明情况,但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依旧是一种主观观念的灌输,是对纪录片客观性的破坏,且用解说补充的内容自然不及现场捕捉的内容更具说服力。

  我们看到,在《走进兰考》中,导演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大量的时间和镜头去记录人物故事,收入人物对话,反映人物情绪,比如《车站》中,观光小火车的女司机张贝贝抱着幼子远眺黄河,此段时间较长,且两人的对话显得散漫零碎,与主题无关,但恰是这种“放空式”声音的收入,不仅突出了真实感,还带出了一种贾樟柯式电影的温暖基调,刻画出小人物内心深处对土地、对母亲河黄河的深厚情感,这种不吝笔墨的方式是值得称道的。

  六、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大国、文化强国,但从当代文化传播的效果来看,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获得的实际影响力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宣教味道和政治色彩过浓,是国际国内业界学界普遍认为的重要原因之一,且这种思维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固化,对文化艺术的创新力造成较大的破坏。

  可喜的是,人们正在对这种僵化进行反思,包括央视在内出品的许多官方作品,正在朝着更高的思想性、更活泼的表达形式方面做出努力,纪录片正是体现这种创新的大热领域。因此,从成片效果看,虽然《走进兰考》还存在若干问题,比如未考虑各分集之间风格体量的均衡、人物故事的进一步提纯等。

  但总体上,作为国家广电总局确定的文化重点项目,《走进兰考》与以往官方出品的作品相比,已经在创作风格上做出了重要探索,播出后三天,“节目在新媒体端点击量超过1.6亿,百度相关搜索量达128万”。[5]这来源于创作理念的革新与进步,体现出对当下受众文化心理需求的呼应。

  在智能化媒体时代,泛娱乐化倾向不断消解着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一些清醒的人们更盼望有品质有态度的优质文化产品出现,来重塑并引导社会的文化观。作为官方出品的主流价值观作品来说,应该进一步审时度势,回归本心,用更真诚的态度和更平实的视角去做好表达,毕竟,反映真实的客观的生活,才能更好地反思过去、迎接未来,这也是很多文化产品创作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克劳斯·克莱梅尔.德国纪录电影的双重困惑[M]//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03.

  [2]何萍.只有这个现实世界的某个故事才是真实意义上的纪录片电影[J].现代视听,2018(9):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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