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墙纸》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研究—一种修辞学阐释

　　摘要: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被认为是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之一，小说揭露了19世纪的美国社会对女性身心状态的冷漠态度。前人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同视角对此作品进行了大量研究。小说的叙事修辞策略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聚焦于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运用韦恩·布斯的修辞学理论探索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特征，具体从第一人称叙述的逼真性;不可靠性;控制距离三个维度来揭示隐含作者对读者的“劝服”的功能。

　　关键词:叙述者“我”;逼真性;不可靠性;控制距离;隐含作者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主要探究演讲者或戏剧及史诗作者如何对观众或读者起到“劝服”作用。韦恩·布斯作为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人物，其小说修辞学继承并发展了亚氏理论，注重探讨小说中作者和读者的交流及其如何对读者进行劝服。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说道:“在写有关小说修辞学的时候，我首先感兴趣的不是说教性的小说，即用来宣传或者教导类的小说。我的主题是非说教性小说的技巧，被看作是与读者交流的艺术———史诗、小说或短篇故事的作者当他尝试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小说世界强加给读者的时的修辞来源。”

　　[1]xiii?而小说修辞效果，就是小说家利用小说艺术的各种技巧手段，对读者发生的积极作用，即通过说服读者接受作品所塑造的人物，认同作者在作品中宣达的价值观，从而最终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达成精神上的契合与交流[2]260。申丹曾评价布斯的理论，“就文本而言，布斯感兴趣的是作者(通过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交流的种种技巧，影响控制读者的种种手段。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只要作品成功地对读者施加了影响，作品在修辞方面就是成功的。”[3]18对于技巧的作用，李建军说道:“技巧必须有助于小说家更好地刻画人物、叙述故事、彰显主题，从而实现作者意欲在读者升上实现的道德感化目的和美学感染效果。”

　　[2]259布斯的修辞学强调作者与读者的沟通，他认为修辞效果来源于多方面，如叙述者的视角选择、可靠性等特点。在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中，作者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一个女人被迫接受“休息治疗”的经历。日记体的叙述者自然是第一人称“我”。而日记体自身又有其鲜明特性。如钱念孙所言:“由于日记是与自己灵魂的对话，具有很强的秘密性，因而采用第一人称自我剖白形式的日记体小说，在叙述语言上有力地增强艺术的真实感和亲历感，更易于把作为‘旁观者’的读者拉到作品主人公的叙述情境之中。

　　而且由于日记在许多时候是作者的自言自语和内心独白，日记体小说尤为擅长揭示和表现作品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和心理活动。”[4]223女主人公如同被囚禁在家里的犯人一样，而丈夫租来用以疗养的房子整体氛围也带给她一种怪异和压迫的感觉。日记详尽展示了女主人公“我”逐渐走向疯癫的过程。故事本身反映了女性追求自我空间和独立的艰难过程，同时也批判了整个19世纪对女性的束缚。然而女主人公的疯狂是一种胜利还是无奈，抑或二者兼具?文本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有哪些特点?作者的意图又是什么?本文将集中探讨叙述者“我”的特征，以揭示隐含作者对读者的劝服的功能。

　　一、叙述者“我”的逼真性

　　在《西方日记体小说》一文中，王建平强调了日记作者本身的心理状态成为读者关注的对象，“日记体小说叙述的直接性，在描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往往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叙述行为本身，即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之下的日记本身。日记作者的品格及当时的心理状态———一直言不讳或有所保留、率直诚恳或蓄意曲解、头脑冷静或情绪激动等等———转而成为叙述的焦点。”[5]

　　14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女人被身为外科医生的丈夫囚禁在租来的一座老房子的楼上卧室里的故事。她被禁止思考，而读者所看到的这个日记体的故事也是女主人公“我”背着丈夫偷偷写下的。她必须藏起她的日记，这样她才能够从被其丈夫称为“暂时的紧张沮丧———一种轻微的歇斯底里倾向”中恢复，这一病症在当时对女性来说是很普遍的。

　　第一人称叙述给了这位“疯女人”权利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我”并没有名字，整个故事都是以女主人公的日记体的形式娓娓道来，这让读者切身地感受到她的困境。叙述者“我”承担着两个角色，即作为故事层面的主人公及话语层面的叙述者。小说作者吉尔曼自己曾经患过抑郁症并求助于一位权威的医生米歇尔先生并接受他的治疗。

　　在医生那里，她被告知永远不要，而且一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用脑。然而，这种休息疗法并没有帮助她恢复而是将她逼到崩溃边缘直到她再次开始，精神才渐渐恢复。后来，她将这段回忆写成了小说《黄色墙纸》:“在她的故事里，她描述了一个乡下住宅的豪华，并赋予它哥特色彩。这个古老的房子变成‘一座宗祠……一座殖民地的豪宅，一种世袭的财产’。她允许自己去思考自己在精神错乱时所感受到的那一个个女人是谁。”[6]

　　176从故事层面来讲，叙述者正是吉尔曼自己的化身。叙述者“我”同样喜欢，而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主人公也是真正的治疗。而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约翰，女主人公的丈夫，一位医生，为女主人公制定了治疗方案，包括完全的卧床休息，禁止她与家人和亲友的联系。叙述者“我”一直被丈夫监视、控制。同样，她也不允许、思考，只允许吃药、休息及按时吃饭。如果一位具有极高信誉的医生，又是某人自己的丈夫都确认朋友和亲戚对于这暂时的紧张抑郁(一种轻微的歇斯底里倾向)丝毫无用，那么当事人该怎么办:[……]因此，我服用磷酸盐或者亚磷酸盐———无论是哪一种，及一些补药，旅行，户外运动，并绝对禁止“工作”直到我恢复如初。[7]

　　2约翰，如同一位暴君将女主人公视为罪犯一样监视着她。叙述者“我”是一位妻子、母亲但唯独不是她自己。她被男权社会的婚姻控制，没有任何权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女主人公就像生活在福柯所谓的圆形监狱里，被监视，被规定，被安排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她被视为精神有问题，而这种病症是否真的就如同这位既是医生，又是丈夫的约翰先生所说的那般，从“我”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女主人公是不接受这样的宣判的，也不同意她丈夫的做法，但是她又无奈地被迫服从了丈夫的一切安排。可这些终究没能限制她思想上的反抗。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个人而言，我认为舒适的工作，兴奋和改变对我是有好处的。但是我又能如何?尽管有这些规定，我的确也写了一会;但是这真是费了我好大劲———不得不非常小心谨慎，否则会招致极大反对。我有时幻想我的境况:如果我不被反对，并且有更多的社交和刺激该有多好。但是约翰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我胡思乱想自己的状况，我也承认这的确让我感觉不太好。因此，先不管它，现在来谈谈这座房子。[7]

　　2，3尽管叙述者“我”对丈夫约翰不满意，有时会很无理智地冲他发火。但她不得不遵从约翰的指示要对自己适当的控制。因此，她很努力地控制自己，至少是在丈夫面前，这让她感到很累。这种对叙述者的精神健康的监禁令她陷入精神错乱。在没有其他刺激的情况下，她开始对卧室里的墙纸样式和颜色着迷起来。最初对他们租下的这座房子的描写“一座殖民地的豪宅，一种世袭的财产，我会说这是一座鬼屋”。

　　这里“殖民地的”“闹鬼的”两个形容词如同草蛇灰线，暗示了后面女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她的精神错乱过程。当她看见这墙纸，幻觉出现在她的心里，而且她感受到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很怪异。在我的生命里，我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墙纸。这些蔓延的艳丽的图案犯下每一种艺术罪。下面的一切足够无聊到迷乱双眼。色彩的足够艳丽在不断刺激并引发仔细的观察，当你跟随这差劲的不确定的曲线走一小段距离，它们突然就自杀了———以惊人的角度跳下，以惊人的冲突毁灭自己。

　　[……]这是最奇怪的黄色墙纸!它令我想到我曾经见到的所有黄色的东西———并不漂亮，如金凤花，但是旧的脏的黄色东西。但是这纸还有其他的———是气味!……我能想的唯一的事情是这气味如同这纸的颜色!一种黄色气味。[7]4黄色暗含着胆小、卑怯?，女主人公此时自己的境况看到墙纸的颜色也是如同自己的心境一样，与墙纸产生了共情。

　　这样一种共情的产生是因为她所处的环境，男权文化使其感到压抑进而疯狂。之后，她又看到了这图案里有人，最终开始相信图案背后有一个女人在地板上爬，她想冲破墙纸:前面的图案的确在移动———难怪!后面的女人在摇晃它!有时我想后面有很多女人，有时仅仅一个，而且她在周围爬的很快，她的爬行总是将图案摇来摇去。然后在最明亮的地方它保持静止，在最阴暗地地方，她只是抓住栏杆并用力摇晃它们。

　　而且她总是试图爬出来。但是没有人可以排除那个图案———它令人窒息;我想这是它有很多脑袋的原因。它们爬出，接着这图案将它们勒死并把它们颠倒过来，使他们的眼睛翻了白眼!如果这些脑袋被覆盖或者摘掉或许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糟。[7]4叙述者认为她必须试图解救墙纸里的女人，她开始把墙上剩下的纸撕掉。最后，她想象着很多女人在墙纸的图案后面，并相信自己是其中之一。在夏天的最后一天，叙述者将自己锁在屋里以便于撕掉剩下的墙纸。

　　当约翰回到家，她也拒绝打开房门。当他带着钥匙回来，发现妻子在屋里爬行，在墙上转圈，并触摸墙纸:“发生了什么事?”他喊道。“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到底在做什么!”我继续爬行，但是我回头看了看他。“我终于出来了，”我说道，“不管你和简怎么样，我已经撕掉了大部分的纸，所以你不能把我送回去!”现在那个人为什么会晕倒呢?

　　但，事实的确如此，而且就在我的路对面的墙上，以至于我不得不爬过他![7]18当她呼喊着，“我终于出来了”，当她继续绕着房间爬行，每次跨过他那迟钝的身体，她的丈夫晕倒了。以这最后的行动，她逃离了限制她的地方。而此时她的丈夫，迫使她待在家里的力量已经变成了无生命的物体，挡着女主人公的去路。她把自己从母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扮演了一个“疯女人”的角色。

　　二、叙述者“我”的不可靠性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作者进行了描述:“只有通过写故事，小说家才能够发现———不是他的故事———而是故事的作者，可以说是这位官方的抄写员的叙述。”[1]71或者可以称之为作者的第二自我。隐含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选择让读者读到什么，读者推测他作为一位真实人物的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版本，他是他自己选择的总和[1]74-75。布斯感兴趣的是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叙述者或人物影响读者。布斯将叙述者分为两类，非戏剧化叙述者和戏剧化叙述者。这里我们更多关注后者，即叙述者作为人物出现。

　　在《黄色墙纸》中，叙述者“我”属于布斯意义上的戏剧化叙述者。“某种意义上，叙述者一旦称自己为‘我’，或者像福楼拜那样，告诉读者‘当包法利夫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但是很多小说更充实地戏剧化它们的叙述者，让他们进入那些他们所讲述的生动的人物角色。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常常与创造他们的隐含作者大不相同。”[1]

　　152在《黄色墙纸》中叙述者“我”承担主人公及叙述者的双重角色。进而，叙述者“我”可以直接展示女主人公的心灵并描述她逐渐崩溃的过程来讲述发生在这个怪异房子里的亲身经历。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道:“当叙述者所言或所行符合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时，叙述者是可靠的，反之则不可靠。”[1]158-159里蒙·凯南进一步发展了可靠和不可靠叙述者，并提供了不可靠叙述的几种来源:“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向读者呈现的故事及评论被认为是对小说真理最权威的概括。而不可靠叙述者，相反，所呈现的故事和/或评论是让读者有所怀疑的。

　　[……]不可靠叙述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种:叙述者的知识的局限，叙述者个人的介入及其有问题的价值方案。”[1]103-104事实上，《黄色墙纸》是由一个疯女人的疯话组成的。叙述者“我”处于非正常的精神状态，以故事中的人物及话语层面的叙述者双重身份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在故事内，是介入故事的，因此她的叙述更加主观和片面。

　　所以，这里的叙述者“我”就是布斯意义上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叙述者“我”出现了幻觉，总是感觉每一个人都在监视她并且可以看见藏在墙纸背后的女人将要咬着牙将床移动。她的话充满跳跃性和不连贯性。这些都呈现给读者“我”是一个逻辑有问题的叙述者。叙述者“我”作为一个内视角，可以直接带着读者体验自己的精神崩溃过程。

　　如布斯所说:“我们应该提醒自己任何持续的内视角，任何深度都暂时性地将人物的内心通过叙述者展示出来;内视角因此取决于我们上面描述的质量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不可靠性的程度。一般来讲，我们陷得越深，我们就会带着同情接受更多的不可靠性。”[1]164叙述者“我”以内视角的方式展示其内心，很容易吸引读者并令读者接受她的判断。然而，整个故事中，我们真正能够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疯女人的叙述，单方面的片面的表达，一个彻底的不可靠叙述者。

　　三、叙述者“我”的控制距离

　　因叙述者和隐含作者或人物或读者的距离不同，其展现出来隐含作者的价值、情感等也随之而不同。在《小说修辞学》中，当谈及叙述者的控制距离时，布斯说道:“是否他们作为参与行动的行使者或是受害者，叙述者及第三人称反应者依据不同程度和种类与作者、读者及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的距离而明显的不同。在任何阅读体验中都存在着作者、叙述者及人物和其他人物间的隐含对话。

　　这四者中的每一个都能够安排与其他三者中任何一方的关系，在价值、道德、智力、审美甚至生理上从认同到完全对立。”[1]155吉尔曼将自己的经历写进故事，如莱夫科维茨·霍洛维茨在她的书《野性的躁动: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及<黄色墙纸>的创作过程》中说道:“她允许自己去思考这个女人是谁，正如她自己曾经处于疯狂的边缘感受到自己的状态。”[6]

　　176这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选择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向读者直接讲述女主人公的经历，相比第三人称而言，与读者的距离更近，更亲密。因此，叙述者“我”可以直接和读者交流，并以其强烈的逼真性吸引读者走进主人公的内心，并对其感同身受，尽管有时她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如布斯对隐含作者召唤隐含读者的全面理解:“简言之，作者创造一个自己的形象和读者的形象;他创造他的读者正如他创造他的第二自我，并且最成功的阅读是在这些创造中的自我中，作者和读者可以达到完美协同。”[1]

　　138事实上，当叙述者“我”以日记的形式轻轻诉说自己的故事，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我们看到在她所讲的和隐含作者真正通过“我”的声音所要揭示的之间是有空白的。整个故事中，女主人公将她的想法全部倾泻给读者，读者在理解和判断间也感到一种张力。尽管在戏剧化的“我”和丈夫间，读者更易对“我”产生理解和同情。因此，当描述约翰对她这样一个疯女人的细心照顾时，一种讽刺的语气展现的淋漓尽致。“叙述者或多或少与她所讲述的人物都有一定距离。他或许在道德上、智力上或者脾气上不同于他所讲述的人物。”[1]

　　156在《黄色墙纸》中，叙述者“我”由于疾病，甚至疯癫，在道德判断上及智力上都是脆弱的，而她的丈夫和看管她的妹妹在理智上是正常的，叙述者“我”与故事中的人物，女主人公的丈夫和看护者妹妹的距离是较远的。而作为文本外的读者，直接接受叙述者“我”的诉说，更倾向于理解她的所感所言。布斯很注重小说的道德和说教功能，他认为艺术和道德有着必然的联系。他说道:“我本应该说的更有力度些，那就是在道德上，人物可以赢得我们的认同，无论何时他们选择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即使他们的行为按照常规来看是不正常的。

　　的确，我们爱他们尤其是如果他们违反常规道德的时候，只要我们有赞同他们的理由。如果他们不惜代价地追求他们的‘不道德’，这种效果甚至更强。”[1]417在本故事中，叙述者“我”正是这样一个反对传统道德，拒绝做一个温驯的妻子并违背她的丈夫，追求自己的自由，即坚持。她的反抗行为也因她自身所经历的痛苦而自然赢得了读者的认同。叙述者或许距离读者自身的标准有很大距离，例如，在生理上及情感上，叙述者最终不能像一个人一样站立，而是像一个动物一样爬出，这也极大地震惊了她的丈夫。

　　结语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通过叙述者“我”，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讲述了“我”逐渐走向疯癫的故事。从故事层面讲，叙述者“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逃离丈夫的监管，而最终找到了另一种释放的途径，即黄色墙纸。从话语层面讲，整个故事是以日记体的形式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展开。本研究主要应用布斯修辞学理论分析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特点:逼真性，不可靠性及其控制距离，从而揭示了文本中隐含作者的功能，即对读者的劝服效果，传达了作者的道德和情感倾向———对于男性压迫的批判及对女性的同情和理解。

　　相关论文范文投稿刊物：《小说林》(双月刊)是哈尔滨市唯一的专门发表小说、散文的纯文学主流刊物。《小说林》哈尔滨文艺杂志社主办，省级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