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所见永乐时期中央政府与藏地人员往来论析

　　[摘要]永乐时期，明廷沿承洪武朝对藏和平羁縻政策之基本方针，将妥善治理藏区视为边政要务，中央政府先后派遣大批人员前往西番、朵甘、乌思藏区招抚封赏教俗首领，积极加强与西藏等藏族地方政教势力的沟通和联络‍‌‍‍‌‍‌‍‍‍‌‍‍‌‍‍‍‌‍‍‌‍‍‍‌‍‍‍‍‌‍‌‍‌‍‌‍‍‌‍‍‍‍‍‍‍‍‍‌‍‍‌‍‍‌‍‌‍‌‍。与此同时，藏族各宗教和地方势力也相继遣贡使入京‍‌‍‍‌‍‌‍‍‍‌‍‍‌‍‍‍‌‍‍‌‍‍‍‌‍‍‍‍‌‍‌‍‌‍‌‍‍‌‍‍‍‍‍‍‍‍‍‌‍‍‌‍‍‌‍‌‍‌‍。在这种人员往来互动中，诸藏地与中原内地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藏族地方的有效统治‍‌‍‍‌‍‌‍‍‍‌‍‍‌‍‍‍‌‍‍‌‍‍‍‌‍‍‍‍‌‍‌‍‌‍‌‍‍‌‍‍‍‍‍‍‍‍‍‌‍‍‌‍‍‌‍‌‍‌‍。

　　[关键词]永乐时期;藏地;人员往来;乌思藏;朵甘

　　明朝建立后，一方面效行汉武帝“断匈奴右臂”治边之策，筹划西番诸卫防务体系，巩固西部边疆安全;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蒙藏势力联合而构成对朝廷的强大威胁，明朝沿承元代治藏政策，积极与藏族地方政教势力进行联系。与此同时，藏族各地宗教和地方势力遣使入京朝贡或请封，以保持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联系。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往乌思藏延请尚师哈立麻，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岷州卫东岔弯等簇首遣贡使入京贡马，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间以担负出使任务为中心的人员往来一直未曾间断。

　　永乐时期(1403—1424年)明朝中央与藏地人员来往日益密切之现象，生动鲜明地反映了此期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基本走向和客观事实。然而，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却十分薄弱①，尤其以互动视角研究永乐年间汉藏人员往来问题的成果几乎是空白。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朝廷派遣的进藏人员身份和出使任务

　　永乐年间，明朝官方最早派员入藏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八月，明成祖继帝位后遣智光使乌思藏、馆觉、灵藏等地，因洪武三十五年属洪武纪年，故不计入永乐时期。笔者注。。是年二月，明成祖命司礼监少监侯显持诏前往乌思藏延请尚师哈立麻，“先是，上在藩邸。闻乌思藏有尚师哈立麻者，异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显赍书币往迎。”[1]

　　430继侯显出使乌思藏后，中官杨三保、番僧丹竹领占及明中央和地方官员李本、刘昭、何铭等《明实录》所见永乐时期中央政府与藏地人员往来论析人也先后出使乌思藏、朵甘及川陕藏区。笔者据《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中央政府派遣进藏担任诏谕、册封等使命的人员，其有姓名可考者15人，具体如下：

　　番汉僧侣3人：汉僧智光、番僧丹竹领占和格敦增吉。智光，汉僧，武定州人(今山东惠民县)，“通番国诸经”[2]卷299,7657，15岁出家，早在洪武年间就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诸国及乌思藏等地。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六月，朱棣“靖难之役”获胜后继帝位，两个月后即派遣僧人智光出使乌思藏、馆觉、灵藏、思达藏等地，赐予当地宗教上层大量金银布币[3]卷11,6下。关于智光生平和身份等信息，明人释明河的《补续高僧传》记录甚详：

　　智光，字无隐，山东武定州王氏于也，父全母董氏，幼而聪慧，阅读辄不忘。十五辞父母出家，寻礼西天……师凡两往西域，太宗文皇帝念其往返劳勤，复与论三藏之说，领会深奥，大悦之，乙酉，擢僧录右阐教。明年，俾迎大宝法王。及还敷对，多所毗赞，赐图书舆服法供，诏居西天寺，升右善世。[4]38—39

　　关于汉僧智光使藏事，《明史·阐化王传》谓：“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赐(灌顶国师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永乐元年遣使入贡。”[2]卷331,8580《明史·辅教王传》谓：“辅教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传尤远。成祖即位，命僧智光持诏诏谕，赐以银币。”[2]卷331,8585显然，智光受明中央委派曾到达灵藏、必力工瓦、思达藏等地诏谕是毋庸置疑的。后因其功绩，在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继位后加封“西天佛子”，赐予玉印宝冠、金织袈裟、仪仗法器诸物，成为汉僧中无人所及之至尊封号。

　　丹竹领占、格敦增吉，系鸡鸣寺番僧。《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二年(1404年)八月，“(明成祖)遣番僧丹竹领占、格敦增吉等赍敕谕西番八郎、马儿咂、懒藏等族。”[3]卷33,9上又，永乐四年九月，“鸡鸣寺番僧端竹领占……奉命往八郎等簇诏谕眼即多咂簇、马儿咂簇、思囊日簇、潘官簇、哈伦簇，头目桑耳结巴、阿思巴等来朝贡马，赐钞币有差。”[3]卷59,2下比照《明太宗实录》记载的这两则史料可知：番僧丹竹领占，或译端竹领占，永乐二年与格敦增吉奉敕同往西番诏谕八郎族、马儿咂等族，顺利完成出使任务。

　　宦官5人：侯显、杨三保、关僧、乔来喜和戴兴。其中，侯显，岷州人，司礼监少监，曾奉命多次出使西番、西域，是永乐年间第一个出使西藏的宦官。宦官，又称内官、中官。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并不信任宦官，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廿二史劄记》卷35如是云：“初，明祖著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5]

　　然而，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为了防范诸王及军将专权，在锦衣卫之外又设东厂，以检查百官之动静、监视军将之动态，宦官日渐成为永乐帝的耳目和心腹，故出使外国、西域、西藏等重大事务开始多用宦官担任，“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2]卷304,7768至永乐中期，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5]，宦官日益显贵。

　　在永乐年间出使藏地的宦官中，侯显、杨三保是其佼佼者，尤其是侯显。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十八日，侯显奉诏出使乌思藏迎请高僧哈立麻[3]卷17,5下。此次侯显出使乌思藏，行程数万里，历时四年有余，直到永乐四年(1406年)十二月携尚师哈立麻返回明京。哈立麻(又译作葛哩麻)，本名却贝桑波，法名得银协巴，“乌思藏人也”[4]562，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哈立麻抵达南京后，受到永乐皇帝、皇后及皇太子、大臣及南京百姓的盛大欢迎，明成祖命驸马都尉沐昕迎接，并“躬往视之”[1]430，在奉天殿专门谒见宴请，对其尊宠有加。永乐皇帝还赐予哈立麻金百两、银千两、彩币宝钞无数，“仪仗与郡王同”[1]431，诰封大宝法王：

　　“永乐间,我太宗文皇帝,遣使西土迎之(指葛哩麻),至金陵道,启圣衷诰,封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4]562

　　“(其间)却贝桑波为皇家讲经、灌顶、并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资福。皇帝所赐礼品无数。皇帝亲赐却贝桑波以‘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6]

　　其实，侯显一生，曾前后五次出使西域、西藏等地，到达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及西番尼八剌、地涌塔等地而还。他能言善辩，每次都能出色完成明皇交予之使命，《明史》中说：“(侯显)劳绩与郑和亚”[2]卷304,7768，言其功劳仅次于郑和，可见其功劳颇著‍‌‍‍‌‍‌‍‍‍‌‍‍‌‍‍‍‌‍‍‌‍‍‍‌‍‍‍‍‌‍‌‍‌‍‌‍‍‌‍‍‍‍‍‍‍‍‍‌‍‍‌‍‍‌‍‌‍‌‍。

　　除了侯显，永乐年间出使西番、乌思藏区的宦官还有关僧、杨三保、乔来喜、戴兴等四人。《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八年，内官关僧出使乌思藏;永乐十二年和永乐十七年，中官杨三保两次出使乌思藏、必力工瓦、管觉、灵藏及川卜、川藏、陇答、朵甘、上下邛部诸处;永乐十五年二月，内官乔来喜出使乌思藏;永乐二十一年，中官戴兴出使乌思藏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08、卷147、卷217、卷185、卷258：永乐八年九月壬辰条、永乐十二年正月己卯条、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条、永乐十五年二月戊午条、永乐二十一年四月己巳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版。

　　关于永乐间中官杨三保、乔来喜、戴兴等使藏事，《明史》卷331中亦有载：永乐十一年，“中官杨三保使乌斯藏还，其王遣从子劄结等随之入贡。明年复命三保使其地，令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者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其后贡益频数。帝嘉其诚，复命三保赍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彩币。”[2]卷331,8580显然，杨三保、戴兴等人是永乐中后期出使川藏、朵甘等藏地的明朝遣藏区使者。

　　朝臣7人：河州卫千户康寿、洮州卫千户赵诚、鸿胪寺丞李本和凌友谅、永宁府土官知府各吉八合、陕西都指挥同知刘昭和何铭，他们主要来自明中央主管外夷事务机构与地方军卫机构。

　　明代中央置礼部仪制司，会同吏部奏请少数民族首领诰命诸事。其中，礼部主客司掌少数民族朝贡、接待、给赐、册封事务。地方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糜诸司，而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地方军政机构既有布政使司、府、州、县，又有都司卫所和土官。

　　在今西藏地区，明王朝设朵甘、乌思藏指挥使司，又设宣慰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任命当地藏族首领为指挥使、万户、千户等官具体负责该地区事务永乐时期西藏地区都司卫所的设置情况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辖地在今西藏拉萨市西南之堆龙德庆县境内)，以喃葛监藏被任命为行都指挥佥事;永乐十四年(1416年)置领思奔寨行都指挥使司(辖地位于后藏)，以喃葛加尔卜为行都指挥佥事;永乐七年(1409年)置著由万户府(辖地在今西藏隆子县境内)，以搠巴星吉卫阿儿的占为万户府万户。

　　在今甘青地区(属陕西布政司辖区管辖)置洮州卫、西宁卫、必里卫洮州卫和西宁卫设于洪武年间(洮州卫，1379年置;西宁卫，1373年置)，永乐元年(1403年)置必里卫。，采取土流参治的方式进行管理。在今四川藏区置陇卜卫指挥使司、董卜韩胡宣慰使司的都司卫所军政机构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陇卜卫指挥使司(辖地位于今玉树地区以东)，以锁南斡些儿为指挥使;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董卜韩胡宣慰使司(辖地为今四川宝兴一带)，以南葛为首任宣慰使。宣慰使司是明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的一种民族自治机构，辖地在今四川宝兴一带。。

　　明政府规定，各边疆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督查边区、洞悉民情，其中就包括奉诏出使西域、西藏等边疆地区抚安军民，如永乐元年五月，河州卫千户康寿奉诏出使撒里畏吾儿、安定卫诸部[3]卷20上,6下。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永乐四年(1406年)四月，永宁府土官知府各吉八合出使甘青藏区八郎等族部[3]卷53,6上;同年九月，洮州卫千户赵诚等再次出使该地区[3]卷59,1上;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率团出使乌思藏等地;永乐十二年(1414年)正月，中官杨三保再次奉敕出使西番、乌思藏诸地;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鸿胪寺丞李本、凌友谅等出使藏南[3]卷223,2上。

　　二、西番、朵甘、乌思藏地区进京

　　人员身份与类型

　　在中央官员出使西番、朵甘、乌思藏区期间，各藏族地方政教首领也相继遣使入京朝贡，兼有请职、贺节或谢恩者。笔者据《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年间来自诸藏地的入京朝贡使，其有姓名可考者24人。

　　关于这些进京人员的身份、官职等诸信息，现有文献资料的记载极为简略，无法详尽考证，但从寥寥数句的实录资料文本中仍可探知其大概。

　　(一)诸藏地进京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番族头目，二是卫所职官，三是宗教僧侣。其中，宗教僧侣最多，几乎占全部进京人员的一半以上。明永乐朝治藏政策依然沿袭洪武时期的重要措施，即“众建多封”政策，通过大规模分封法王、国师及其卫所镇抚、指挥等各级僧官，以达到推尊僧人，使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之目的，进而巩固和稳定朝廷在藏地的统治，而藏族各地遣使入京则是为了向明廷朝贡、请职或贺节谢恩。

　　在明初尊崇僧人的大环境下选任僧侣人士作为贡使进京，有利于与明朝中央取得沟通、联络和达成共识。所以，永乐朝藏族地方派遣的入京贡使以各级僧官在内的宗教人士为主体，他们或为明廷敕封的藏地法王、国师及其政俗首领，或为藏地土司土官，或为藏族部落头目。

　　(二)从派遣者身份看，永乐朝所封两大法王、五大政教王及各藏地大国师、国师、寺院主持及僧官均于永乐年间遣使进京朝贡。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遣其徒辍藏等贡方物;永乐十年(1412年)五月，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遣其徒杨班丹等贡方物;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使贡马，这是永乐年间乌思藏二大法王遣使进京朝贡《明太宗实录》卷88、卷128、卷160：永乐七年二月庚辰条、永乐十年五月丙戌条、永乐十三年正月丙午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版。

　　除了法王高僧，五大政教王也遣使进京朝贡：阐化王于永乐六年(1408年)遣使贡马及方物，赞善王于永乐八年(1410年)遣使贡马及方物，护教王于永乐九年(1411年)遣使贡马及方物《明太宗实录》卷86、卷100、卷115：永乐六年十二月辛丑条、永乐八年正月甲午条、永乐九年四月乙未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版。‍‌‍‍‌‍‌‍‍‍‌‍‍‌‍‍‍‌‍‍‌‍‍‍‌‍‍‍‍‌‍‌‍‌‍‌‍‍‌‍‍‍‍‍‍‍‍‍‌‍‍‌‍‍‌‍‌‍‌‍

　　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五月，阐化王、护教王、阐教王三王俱遣使贡马及方物[3]卷147,1下，这是永乐时期五大政教王遣使进京。二大法王和五大政教王是永乐朝藏地分封中地位最高的，他们频繁遣使入京朝贡，反映出藏地教俗上层积极加强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坚定决心和愿望。

　　(三)永乐年间各地派往京城的出使人员，绝大多数是向明廷贡献方物的朝贡使，占入京使的95%以上。从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朵甘、乌思藏必力工瓦等国师并土官遣使贡马及方物，一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三月乌思藏僧加必什络、陕西文县千户所番僧尹巴等贡马，西番、乌思藏、朵甘藏区政教上层、部族头目、土司土官均遣使入京朝贡。从《明实录》文献资料分析，各地进京朝贡的次数和人数不断增加，规模渐长：

　　在川陕藏区，永乐三年(1405年)，安定卫头目撒力加藏卜朝贡使团的人数是39人，但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陕西秦州卫土官番僧囊吉占钻朝贡时，使团人数增至57人。在乌思藏区，永乐五年(1407年)札思巴儿监藏朝贡使团的人数是61人，但到永乐二十年(1422年)国师班丹札朝贡时，朝贡使团的人数达314人。粗略统计，永乐年间各藏区派往明京的使者至少在500人以上，以至于藏地入京朝贡使络绎不绝。

　　藏地向明廷进贡的物品有马、舍利、佛像及一些土特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马，这在上表中已有清晰反映，兹再作补充如下：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西藏地方馆觉头目南葛监藏遣人贡马;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月，净修三藏国师耳亦赤之子耳亦奴等贡马;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二月，西番占藏先结簇、山洞簇、思囊儿簇、白马路簇等十五长官司俱遣人来朝贡马;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使贡马。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二月，乌思藏大国师释迦也失遣人贡马;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和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洮州、岷州卫番僧、番人各遣人贡马《明太宗实录》卷65、卷136、卷159、卷160、卷185、卷261、卷267：永乐五年三月丁卯条、永乐十一年正月癸卯条、永乐十二年十二月丙子条、永乐十三年正月丙午条、永乐十五年二月戊午条、永乐二十一年七月戊子条、永乐二十二年正月辛卯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年版。

　　除了朝贡使，请职使、贺节使和谢恩使也是永乐时期另外三种入京藏使，然所占比例较少。其中，贺节使是藏地首领派遣的入京庆贺特使，一般每逢明朝内地的汉族节日特别是皇家重大政治活动时派遣。永乐二年(1404年)十二月，四川天全六番招讨使高敬让来朝贡方物，“贺立皇太子”[3]卷176,2上。永乐三年(1405年)十二月，西番马儿藏等簇、四川、贵州诸土官各遣人贡方物，“贺明年正旦”[3]卷37,4上。

　　请职使是藏地教俗首领派往京城请求明朝皇帝赐封爵位的，一般情况下由贡使兼任。《明实录》载：“设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命头目喃葛为宣慰使，给银印，赐冠带袭衣。喃葛特来朝贡，请授职，故从之。”[3]卷49,1下与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头目喃葛来京请职相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永乐三年二月，安定卫指挥哈三等遣头目撒力加藏卜等三十九人来朝进马，“且奏举撤力加藏卜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3]5上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月，叠州升朵等九簇头目哈卜等来归，“请授职”[3]卷39,1下。对于藏地各政教首领的请职要求，明廷均一应允之，赐其封号、文书、诰印，让他们管理各自地方。

　　通常情况下，藏地首领获得封职后都要择机前往明京“谢恩”，此即为谢恩使，如永乐十六年(1418年)九月，董卜韩胡宣慰使喃葛遣头目镶儿结等“贡方物谢恩”[3]卷220,1下。

　　不论是朝贡使，还是请职使、谢恩使，明朝中央均给予厚赏，赏赐物主要有金银彩币、器皿袭衣、图书法器、佛经佛像诸物。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赐朵甘、乌思藏必力工瓦等国师及其土官“白金三百七十五两、钞千二百五十五锭、彩币四十二表里。”[3]卷204,2上同年八月，又赐馆觉、灵藏、乌思藏等处灌顶国师白金、彩币等物，“计白银二千二百两，彩币百一十表里。”[3]卷16,2下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遣使诏封乌思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时，“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绮五十匹、彩绢百匹，茶二百斤。”[3]

　　明廷赏赐藏族政教上层、大小部族头目的根本目的是要“结其欢心”、笼络人心，以维护和巩固朝廷在藏族地方的统属权，故赏赐成为明朝恩惠藏地首领的重要手段，赏赐数目及价值极其丰厚，史所罕见。另外，为了表达对藏族政教首领的重视，朝廷视藏地各朝贡使为上宾，礼待有加，明廷还适时举行盛大的官方宴请接待来京藏使，“宴尚师哈立麻于华盖殿”[3]卷267,4下，“赐西番等处净修三藏国师所遣朝贡使者思南土官田仁凯等宴于会同馆。”[3]卷74,1下朝贡赏赐是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等藏族地方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和有效途径。通过朝贡及其贸易，不仅加强了藏地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友好联系，而且藏地政教首领还获得了大量赏赐，发展了当地经济文化事业。

　　三、明中央政府与藏地人员往来特点及意义

　　永乐年间，明廷沿承洪武朝对藏和平羁縻政策，将妥善治理藏地视为边政要务，积极与西藏等藏族地方政教势力进行联系。为此，明成祖不断派遣各类人员前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地诏谕封赏当地政教领袖。另一方面，藏地政教首领也相继派遣僧官人等入京朝贡谢恩，扩大与中央政府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综观永乐时期中央政府与藏地的人员往来，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永乐时期中央对藏地管辖的扩大和治理的深入为汉藏人员往来提供了政治保障。一方面，在洪武朝治藏措施的基础上，永乐朝在川藏藏族地区继设军政机构，将西藏等地民众统一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另一方面，作为行政管理制度的有力补充，明政府对藏族僧侣上层人士及地方实力派势力的分封制度，以及僧职品秩、升迁、罢黜、承袭等一系列制度，有力地维护和安抚了各政教势力在藏地统治的权力和民众对朝廷的认可度。伴随着中央政府对藏地的全面管辖和统治的逐渐深入，明朝与藏族地方之间的出使往来日益活跃起来。

　　第二，永乐朝大力加强朵甘、乌思藏等地道路疏通工作，为来往人员的出行、停住、歇息、补给提供了重要的交通生活保障。明政府因地设置增修的驿道，加之设置于汉藏边界的一些关堡寨所永乐六年设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太平驿(《明太宗实录》卷86,永乐六年十二月丁酉条:页6下);永乐八年设雅州守御千户所索桥关(《明太宗实录》卷100,永乐八年正月辛未条:页1上)。

　　使内地通往西藏等地的道路通行整体环境得到很大改善。这些驿道关寨，均由政府派驻驿卒、关兵及其寨堡乡勇守防巡逻，不仅加强和维护了甘青川藏地区社会秩序和边境安全，也是永乐时期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往来更加频繁、汉藏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广泛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人员构成看，永乐年间的进藏人员既有汉番僧侣，又有中央和地方官员;既有文职大臣也有边卫武将。他们主要选自中央主管外夷事务部门和地方军卫系统，政治身份高、职位高，出使任务涉及诏谕延请、道路输通、赐赏护送等各个方面。而来自藏地的入京人员，则以当地颇受尊崇的各级僧职人员为主体，他们中既有国师，又有汉藏地卫所职官，还有地方头目。这些僧职人员既是西藏等地不同势力的政治代表，又担当了西番、朵甘、乌思藏地的入京贡使，身份特殊，意义重大。

　　终永乐一朝，汉藏人员往来络绎于道，他们在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的关系中具有特殊而关键的作用，这对于加强明朝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永乐年间的入藏线路，以青藏道为主道青藏道的具体路线为：从河州、洮州出发，经西宁到达西藏‍‌‍‍‌‍‌‍‍‍‌‍‍‌‍‍‍‌‍‍‌‍‍‍‌‍‍‍‍‌‍‌‍‌‍‌‍‍‌‍‍‍‍‍‍‍‍‍‌‍‍‌‍‍‌‍‌‍‌‍。此道可分两段：前段从河州一路至西宁，或从洮州一路至西宁。

　　川藏道是辅道。中官侯显等人进藏即是从河州出发，走青藏道执行出使重任。永乐十七年(1419年)，中官杨瑛、袁奇、杜通等120人也是“经西宁一路入藏”[8]150。藏使入京线路，则是从乌思藏经四川天全(或黎州)至雅州一线，或从西宁经茂州、松潘至洮岷转道进京。如永乐四年(1406年)侯显迎哈立麻入朝，哈立麻入京路线是经今拉萨至昌都，再东南经芒康、过金沙江经巴塘、茂州、松潘一线至临洮入京。[8]143

　　不论走青藏道还是走川藏道，也不管是入藏还是进京，京城与西藏距离遥远，出使行程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且途经高寒缺氧、河流纵横、高山崇岭之地，出使之艰难可以想见。然而，一大批汉藏人士不辞辛劳，沿着“唐蕃古道”和元代汉藏通道出入藏区各地[9]，在极其漫长而艰险的汉藏通道上，成功完成了出使使命，为汉藏民族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关论文投稿刊物：西藏研究是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者的以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及藏学研究为特色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创刊于1981年12月。从1985年第1期开始改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季刊，从2008年第一期开始改为双月刊，编辑部还根据需要，及时开辟各种专栏或专刊、特刊。作者队伍除集中在西藏、北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陕西等地区，在国内外藏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