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英国病人》中身份的冲突与重构

　　摘要:后殖民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因为殖民主义力量已经超越了对土地和主权的权利控制，更多倾向于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本文首先介绍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侧重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模仿、模拟和混杂与第三空间。论文详尽分析了《英国病人》中人物的国家、民族和个人身份的矛盾、瓦解和重构。本文指出，各族裔群体虽然努力在杂糅状态下重构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家园，建立自己的政治、宗教、种族独立性，但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后殖民解读;身份;冲突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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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盖娅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被公认为是当今仅次于赛义德的最有影响也是最具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批评家。她的文学批评不仅揭露了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于第三世界女性造成的压迫与影响，而且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及对第三世界妇女真实面貌和生存状况的歪曲和遮蔽。

　　一、引言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急剧的变化，每个国家选择加入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阵营，每个人又根据自己的国家身份、民族身份以及个人身份确定自己的阵营。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吉的“金布克”获奖小说《英国病人》(1992)由安东尼·明格拉执导，改编成同名电影(1996)。《英国病人》昭示了二战前后国家和个人的多元选择和多重身份导致的交叉冲突:非洲与欧洲、野蛮与文明、宗主国与殖民地、男性与女性，希望达到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和解与共存(reconciliationandcoexistence)[1]。

　　目前，《英国病人》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后现代和后殖民视角，战争创伤以及疗伤、叙事学特征(不可靠叙事、平行叙事结构、叙事者与倾听者的关系)，男女两性的抵抗(feminismagainstpatriarchy)，等等[2][3]。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英国病人》，可以探索国家、民族和个人身份之间的冲突、瓦解和重构的可能性。翁达吉颠覆了过去由西方人主导的核心族群—边缘族群(core-peripheral)、主流—非主流文化(mainstreamvs.non-mainstream)的二元冲突模式，但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文化身份的颠覆、瓦解和重构依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对于殖民者(宗主国)在身份建构和瓦解中的作用，以及殖民者个体(宗主国公民)沦为殖民身份牺牲品，涉及甚少[4][5]。《英国病人》小说版和电影版人物和情节设置基本一致，最大不同在于原著中大卫·卡拉瓦焦是汉娜的叔叔，电影中他仅仅是加拿大籍小偷，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其次是基普，原著中他回印度行医，回归了锡克族生活模式，思念但拒绝联系汉娜，电影中基普被派驻佛罗伦萨继续扫雷。这样的安排似乎强化了翁达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寻找民族和解共存的可能，因此本论文着眼于分析电影版本，将小说原著作为背景参照。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

　　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化的潮流呼应，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以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揭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与权力关系、东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内部殖民等新问题。后殖民主义的主要理论源流来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hegemony)，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的属下(底层，subaltern)文化身份书写、历史记忆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抵抗，霍米·巴巴(HomiK.Bhabha)他者形象、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以及杂糅性[6]。霍米·巴巴推动了全球后殖民话语批判、文化认同、第三世界批评、翻译理论、族群研究等诸多前沿问题的探索。

　　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不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策略借助于“模仿性(mimesis)”“模似性(mimicry)”“杂糅性(hybridization)”“模棱两可”(ambivalence)和“第三空间(ThirdSpace)”削弱殖民者的话语霸权，但又呈现出“辩论性的而非对抗性的”解构。例如，《文化的定位》中的《模似与人》(OfMimicryandMan:TheAmbivalenceofColonialDiscourse)尤其细致地分析了“模似”的话语如何围绕矛盾建构起来，形成双向互动的冲突抵抗[7]。“模仿”是在同源文化系统内，模仿者对被模仿者忠实的复制。例如，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中，管家斯蒂文斯对主人达林顿勋爵无论从言语行为到价值观都绝对照搬，并以自己三十五年放弃自我、绝对效忠为骄傲[8]。

　　“模似”的目的在于产生模似者(被殖民者)对被模似者(殖民者)之间相似又含混、相互渗透的矛盾状态，含有畏惧、敬仰、模仿、质疑、嘲弄、变形的各种因素，最终达到瓦解殖民权威的稳定性。E.M.福斯特的《通往印度之路》中，阿齐兹医生对于英籍校长菲尔丁、英国人罗尼·希斯洛普及其母亲呈现了极其复杂的文化心理[9]。“杂糅性”“模棱两可”和“第三空间”描述了不同国家、种族、个体在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相互混合的过程，也是殖民地居民对殖民者宗主文化的质疑、颠覆的一种策略，用模仿对殖民话语的权力产生消解作用:“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要把被殖民者分析为在种族根源上是退化的种群，…被殖民者沦为了‘他者’;…被殖民主体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完全地与殖民者相对。反而，共谋和抵抗共存于殖民主体内一种摇摆不定的关系中。”[10]

　　例如，黄哲伦的《蝴蝶君》用男性演员宋莉伶和法国情报人员热内·加里马尔的爱情颠覆了普契尼《蝴蝶夫人》的西方殖民话语[11]。值得注意的是，霍米·巴巴认为后殖民思想对被殖民者的入侵是漫长、渐进和无意识的，被殖民者的“文化杂合”(culturalhybrid)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可能演变成主动接受，从有压迫感的接入到自我适应感接入，因为殖民话语中早有陈规(stereotype)和固定性(fixty)，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殖民话语体系(colonialdiscourse)[12][13]。殖民地文化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和“两栖人”，对宗主国文化既自觉维护、主动依附，又激烈抵触[14]。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后殖民学者和作家有意无意中充当“协商者(negotiator)”的角色，寻找所谓的“第三空间”，面向未来建构多重复合的文化身份[4]。

　　《英国病人》有关国家、民族和个人身份的矛盾叙事折射出第三世界流散作家特有的“模拟”思维方式。但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第一要义是彼此的尊重而非消解，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超越民族主义的梦想遇到困境，每一个宗主国及其友邦之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文化背景。凯瑟琳和艾玛殊的“死亡宣言”获得了符号化的文化隐喻:“迎风而立，…到达一个没有地图，没有国界，不以强者名字命名的国度”。瑟福克爵士和“英国病人”的死则彻底地宣布英国殖民统治将最终解体。彼此消解和杂糅的动态冲突必然导致超越民族主义的吁求有其天然的“无根性”和“虚幻性”[15]。

　　三、国族身份的冲突与瓦解

　　《英国病人》的原著和电影都采用了一些后现代叙事技巧，回忆与现实时空交错，爱情主题和战争中的国族身份主题交叉展开。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对情节顺序进行梳理，展示故事发生的时间脉络(表1)。以二战前大英帝国的国际影响力，几乎成为“欧洲白人”的代言人。马铎在介绍国际沙漠俱乐部成员时，颇为得意于成员的国际性，似乎提到国籍都是一件不屑的事情:英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和埃及当地人，活动范围横跨埃及、利比亚、南至埃塞俄比亚。事实是，大英帝国对北非国家的考古测绘本身就是为英国的全球殖民统治服务，是对这些国家的领土和文化侵略，如马铎宣称的，“谁拥有沙漠，谁就拥有北非”。《英国病人》中每一个人都深受身份的困扰，他们的悲剧也源自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身份。

　　殖民地人民(埃及和利比亚)本身已经被“集体失声”:考古学家DanteD’Agostino和DiggyBermann、埃及学家SharifAlFouad(AlAuf)在整个故事中就是一个“活动道具”，为马铎的殖民考察服务。殖民者杰弗里·克里夫顿和彼得·马铎之死源自国家利益和个人身份的冲突。汉娜和卡拉瓦焦作为英联邦“第二世界”代表，不断质疑自己为所谓的“祖国”牺牲的逻辑理性。艾玛殊和基普沦为身份暧昧的“国际私生子(internationalbastards)”。

　　四、族群身份的重构

　　作为流散族群的文化代表，作家翁达吉和导演明格拉并不一味鼓励斗争和冲突，他们也一直在寻找文化之间共存的基础和可能性，亦即霍米·巴巴强调的文化杂糅(hybridity)。艾玛殊被塑造成理想的“中心国男性”，典型的“英国白人”:学识渊博、思想深沉、浪漫多情。既能做枯燥深奥的文化专业研究(希罗多德、吉普林和“泳者山洞”)，又幽默风趣，熟稔通俗文化(“高帽子乐团”)。五、结语二战后加拿大政府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缓和各移民民族之间的矛盾、支持各族裔群体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呼应了这个大的历史背景。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从边缘文化立场出发，揭示了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冲突、瓦解和重构。在文化身份重构过程中，霍米巴巴认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处在一种难以摆脱的两难境地:对于白人文化的模似和积极靠拢，对于自己的同胞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文化优越感，但是自身的殖民地文化身份又与白人主流价值格格不入[18]。

　　《英国病人》的文化意义在于，殖民者自身也蕴含了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艾玛殊和马铎之死就是对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个人价值的诘问、挑战。汉娜和吉普相约“重逢于教堂”，蕴含的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独立“杂糅”，而不是“融合”，更不可能是此消彼长的“替代”。但是，必须注意到，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中对于宗主国殖民者的行为研究尚未涉及。价值观和行为差异性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类型:殖民统治的维护者(《英国病人》中的马铎、克里夫顿)、改良者和被殖民者的“拯救者”(《印度之路》的校长菲尔丁，《刮痧》的许大同的美国老板约翰·奎兰，《长日留痕》的新庄园主美国人法拉戴)、自反破坏者(《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鼹鼠”，即，代号“裁缝”的比尔·海顿)。

　　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而不同:为国牺牲者(自觉或被动的牺牲品)、被仰慕者(他们的观点被当局者和民众接纳而受到尊重)、被惩戒和驱逐者。此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也绝非“模似”“杂糅”“第三空间”能够完全涵盖。二战期间东南亚国家与原宗主国和日本的关系证明，被殖民者往往不能用“驱虎逐狼”求得自我解放的目的，反而是“引狼驱虎”，陷入新一轮的殖民化(《现代启示录》)。不论是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还是后殖民文化现象，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