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瑜杂剧本事来源与主题倾向探析

　　【摘要】明末清初戏曲家郑瑜在杂剧创作方面有独到之处，所作杂剧现存四种,总称《郢中四雪》‍‌‍‍‌‍‌‍‍‍‌‍‍‌‍‍‍‌‍‍‌‍‍‍‌‍‍‍‍‌‍‌‍‌‍‌‍‍‌‍‍‍‍‍‍‍‍‍‌‍‍‌‍‍‌‍‌‍‌‍。郑瑜杂剧创作时间学界尚无统一看法，结合其生平经历，及其杂剧的主题思想，四种杂剧当为清初所作‍‌‍‍‌‍‌‍‍‍‌‍‍‌‍‍‍‌‍‍‌‍‍‍‌‍‍‍‍‌‍‌‍‌‍‌‍‍‌‍‍‍‍‍‍‍‍‍‌‍‍‌‍‍‌‍‌‍‌‍。明清易代的时代环境造就了郑瑜杂剧的风格，其杂剧的主人公皆为命运多舛、时运不济的封建文人，同时也是作者抒发心中块垒的代言人‍‌‍‍‌‍‌‍‍‍‌‍‍‌‍‍‍‌‍‍‌‍‍‍‌‍‍‍‍‌‍‌‍‌‍‌‍‍‌‍‍‍‍‍‍‍‍‍‌‍‍‌‍‍‌‍‌‍‌‍。作为遗民剧作家，郑瑜杂剧创作体现了转型时期的时代风貌。

　　【关键词】郑瑜;杂剧;本事来源;主题倾向

　　郑瑜，一名若羲，字玉粟，号夕可，江苏无锡人。郑瑜生卒年不详，据周妙中《清代戏曲史》考证其生年约为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年约为清康熙六年(1667)。(1)[1]88郑瑜工诗文，善词曲，诗作存《园楼夜饮》《过采石吊李青莲》，清顾光旭收入《梁溪诗钞》卷十八。郑瑜杂剧现存四种：《鹦鹉洲》《汨罗江》《黄鹤楼》《滕王阁》四剧，总称为《郢中四雪》。另《椽烛修书》一剧，《远山堂剧品》著录，被列入“雅品”，[2]167无传本可见。今收录郑瑜作品的杂剧选集有清初邹式金《杂剧三集》。《杂剧三集》版本经历了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三个版本系统。本文引郑瑜杂剧所用版本为诵芬室本(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

　　一、郑瑜杂剧创作时间及背景

　　郑瑜的杂剧作品，前人及今人对之评价都很高，从杂剧的发展阶段来看，属于明清杂剧。明清杂剧，在艺术体制、主题思想等方面别具特色，是继元杂剧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创作时间

　　徐子方《明杂剧研究》把郑瑜的四部杂剧和《椽烛修书》列入明中后期作家作品。[3]463《远山堂剧品》著录《椽烛修书》云：“南一折，宋子京燃椽烛，拥歌妓，修润《唐书》，是一番极富丽景象，词亦华美称之。”[2]167《远山堂剧品》完成之后进行了增补，最终成书时间下限为崇祯辛未(1631)年春夏之际，所以其著录的《椽烛修书》当为明代作品。从《远山堂剧品》所载该剧的内容来看，此剧应创作于明代。因为入清之后，作者心态转变，戏曲的创作以抒写自身志趣为主，可能不会写出这样风花雪月的内容。其他四部杂剧的创作时间当为清初。因为从作品所塑造的抒情主体来看，入清“遗民”的形象贯穿于四杂剧之中。从杂剧所塑造的“遗民”来看，对入清之后时局的感慨更契合作者当时的心境。

　　(二)创作背景

　　自明末万历三十年(1602)到康熙末年(1722)百余年中，政治层面的国难、党争、民族矛盾相互交织，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触动着江南人民的社会生活，无锡地区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戏曲活动。

　　江南地区科举兴盛，推崇文教。从郑瑜家族一脉观之，其二世、四世、五世、六世、九世、十世都是生员，有的推荐到京师国子监读书，有的赠官至中宪大夫。七世伯兴考中进士，据《郑氏续修大统宗谱》载：“郑伯兴，字子振，号南溟。嘉靖庚子科中式第十三名举人，庚戌会试入贡第二十四名，赐进士及第。原任海宁县知县，丁忧后补商丘县升户部主事，历转员外郎中，出任浙江衢州府知府，升任河南道副使，转湖广按察司副使。”[4]到郑瑜祖父邦傅，已是第十代。《郑氏续修大统宗谱》记载郑瑜祖父邦傅“邑庠生，贡入太学”，伯祖邦才“国学生”，叔父似曾“长洲县庠生”，父仪曾“邑庠生举行优”。[4]虽然郑瑜的祖上算不上是达官显贵，但也是世代读书、一门书香。耕读传家、清廉仁孝的家族环境对郑瑜的性格气质及精神风貌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郢中四雪》本事来源与主题倾向

　　《郢中四雪》主人公分别是祢衡、屈原、吕洞宾与王勃，这四位人物都是命运多舛、时运不济的封建文人。郑瑜杂剧创作以改编历史人物的际遇为法，达到借古喻今、关照现实的目的。

　　(一)《鹦鹉洲》

　　关于祢衡的生平记载主要见于《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传》：“祢衡，字正平，东汉末年人，少有才辩，而气高傲物。受之于孔融，终因恃才狂放，为黄祖所杀。”[5]764史书上的祢衡有才情，但常常违背世俗。孔融把他举荐给曹操，祢衡自称有癫狂病不肯去，曹操怀恨在心，不肯重用他。祢衡在曹操宴宾客时赤身裸体，曹操受到羞辱，就把他送到江东刘表处，刘表不容他，转寄到江夏太守黄祖门下，后因讥讽黄祖被杀，葬在鹦鹉洲上。

　　《鹦鹉洲》以《后汉书》为依据，写东汉末年名士祢衡被黄祖所杀后，魂魄到处游行。一日，他乘风而返到了鹦鹉洲，遇到了当年与他同死的鹦鹉鬼魂，欲同去岳阳楼，会见吕洞宾。祢衡在路上与鹦鹉谈起过去的经历，认为自己的结局完全是前生注定，对曹操、刘表、黄祖全然没有责怪之意。此剧的亮点是对历史人物曹操的评价，剧中的祢衡一反历史上击鼓骂曹的史实，说当年骂曹是“昧了心”。他认为曹操是个大功臣，刘备不应该联合孙权对抗曹操，而应该与曹操合作，灭吴兴汉。他还为曹操杀伏后、杀皇子、幽禁汉献帝等行为辩护，认为曹操是不得已而为之。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对曹操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评价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然而，郑瑜的《鹦鹉洲》认为曹操挟汉献帝之举是“替他藏拙”，曹操杀扶后是为了“保住汉祚”。[6]邹式金在《鹦鹉洲》卷首眉批：“《郢中四雪》，才情横溢，舌藻纷披，真可嗣响临川。老瞒翻案，狡狯作戏耳，莫向痴人说前梦。”[6

　　]邹式金认为，郑瑜文辞华美，继承了汤显祖的才情‍‌‍‍‌‍‌‍‍‍‌‍‍‌‍‍‍‌‍‍‌‍‍‍‌‍‍‍‍‌‍‌‍‌‍‌‍‍‌‍‍‍‍‍‍‍‍‍‌‍‍‌‍‍‌‍‌‍‌‍。但是为“老瞒”(曹操)翻案，只是做文字游戏，迷惑后人。郑瑜可能是目击了南明覆灭，异族入侵的真实画面，心中痛恨，借此剧以伐之。弘光帝继位后，南明各势力暂时妥协，但是政权非常地不稳定，所以很快就导致了组织内部的党争和分化。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顺势东下争夺南明政权。内阁首府马士英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应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再加上政权内部后来又出现诸藩争立、互相倾轧的局面，不能集中力量对抗满清，最终导致了失败。于曹操而言，他是东汉末年割据势力中实力比较强的一支，汉献帝回洛阳后，他以保护皇帝为由带兵进入洛阳，又以洛阳粮草不足劝汉献帝转移到许昌。许昌是曹操的老窝，汉献帝遂成了傀儡，曹操自封将军，能以皇帝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所以历史上多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操纵政治上的主动权。郑瑜恰似借汉末之事影射南明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腐败不堪的状况。

　　(二)《汨罗江》

　　《汨罗江》叙写楚大夫屈原才识广博却生不逢时，君主昏庸无能，又遭奸臣混淆视听，终被放逐贬官。剧中混迹波臣的屈原与一渔夫在江边同游，渔夫请屈原将《离骚》编成一套北曲，自己以笛声相和，二人边唱边饮，放舟江中。这里的屈原一改忧国忧民的屈大夫形象，成了一个放浪形骸的作曲家，作者对屈原性形象的改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屈原列传》中，屈原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九死不悔，面对社会的污浊、黑暗，始终坚守自己高标的人格，追求清白的人格精神。为了与谄媚小人划清界限，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这种不屈的斗争精神受到了司马迁的赞扬。《汨罗江》中屈原投江，混迹波臣，已经不再有当日的忠愤之心。在“时逢浊乱，君主昏庸”的政治背景下，他“自从江上逢渔父，学得餔糟与啜醴”[7]，自言：“况劫尘弹指，岁月如流。纵当日君明臣良，至今数千里云梦潇湘，未必仍属爽鸠之乐，即在我谏行言听，到今几千年芊昭屈景，未必永分轸蚓之尘。”[7]作者把屈原的执着和渔夫的旷达揉合到了一起。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屈原的形象，正是郑瑜自身的写照。郑瑜生逢易代之际，早年曾渴望为官。当建功立业的理想无法实现、无法把握人生的时候，他只能通过隐逸的生活方式来逃避现实，寻找精神寄托。作者借用“追寻”和“放逐”这两种主题形态，作为自己身处历史巨变时抒解郁闷心境的出路。

　　(三)《黄鹤楼》

　　《黄鹤楼》主要写吕洞宾与柳树精之间事。关于吕洞宾的事迹，《宋史?陈抟传》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8]240《陈抟传》中提及的吕洞宾是“神仙化”了的吕洞宾，不能看作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关于吕洞宾的身世，从宋时的野史、笔记、神仙通鉴等方面记载来看，历史上确有其人。史书载吕洞宾的祖父是唐代礼部尚书吕渭，父亲是海州刺史吕让。吕洞宾生于贞元十四年(798年)，累举进士而不第，后在长安酒肆中遇到钟离权，受其点化得成仙道。[9]8文学作品中的吕洞宾是一个不得志而归隐的隐士，虽出身儒门却仕途无望，又遭逢乱世，所以只得避世隐居，游戏人间。

　　《黄鹤楼》写吕洞宾度脱柳树精成仙后，厌烦了天上的生活，故带着柳树精重游黄鹤楼。二人在路上把世上怪异的事情细数一番，最后重返蓬莱仙岛。《黄鹤楼》中吕洞宾虽作为仙人形象，并无元杂剧中仙人畅游天地的志趣。元代神仙道化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严酷的高压政策下，文人士子内心的矛盾和苦闷。相比较以神仙道化剧著称的马致远，马剧所塑造的神仙道人，并非都是无欲无求的宗教使者，而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失意文人。郑瑜剧中吕洞宾则完全是作者喉舌的代言，他认为仙人更苦于世人，“五百年遭一风劫”“再五百年又遭一火劫”。[10]

　　柳树精问及他和何仙姑相好，想必仙家乐事。吕洞宾澄清：“世人演八仙庆寿，为凑脚数，把我扮作生，把她扮作旦，故有此胡说。”[10]柳树精又问他炼金银、飞剑斩黄龙的事情，吕洞宾说并无此些事。通过与柳树精一问一答，他回想当时三醉岳阳楼，度人成仙而不成的遭遇，感慨万端。满腹经纶之时，无人赏识;成了神仙之后，也只有老树精认识他。细数前世遭遇的苦事之后,吕洞宾道出心声：“我世间住怕了，天上也不愿去，还到蓬莱山去吧。”[10]此时的吕洞宾体现出强烈的“出世”精神，不愿为世俗所左右。剧中时刻关注时代更迭的吕洞宾，尽管他表面在针砭时弊，但骨子里却是对人世的留恋，与其说是热衷于遁世，不如说是对现实社会的失望。

　　(四)《滕王阁》

　　《滕王阁》剧写唐代诗人王勃南下省亲，逢滕王阁重阳大宴，群公赋诗，他文思泉涌，作《滕王阁诗》一事。最早记录王勃创作《滕王阁序》本事的，可以追溯到宋代委心子撰《新编分门古今类事》[11]43卷三“异兆门?王勃不贵”中所引录的罗隐《中元传》。影响最大的说法是唐末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的记载。《唐摭言》以纪实著称，加上王定保又是唐代人，相比较《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王勃不贵”载“唐王勃方十三，随舅游江左，尝独至一处，遇神叟”“神叟助王勃借清风之力，赶往都督宴会作《滕王阁序》”等情节可信度更大些。署名后晋沈昫所编《旧唐书?文苑上》(卷一百九十)也记载了王勃的生平，但对王勃作《滕王阁序》只字未提。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的《新唐书?文艺上》(卷一百二十)则采用故事的形式记录了王勃作《滕王阁序》的事迹。北宋刊行的《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五)[12]968“幼敏门”有“王勃”条，大致沿袭了《唐摭言》的内容，文字比《唐摭言》要多几十字，内容也更加丰富完整。北宋时人曾慥编《类说》卷三十四录《摭言》和《摭遗》中，有“滕王阁”“滕王阁记”‍‌‍‍‌‍‌‍‍‍‌‍‍‌‍‍‍‌‍‍‌‍‍‍‌‍‍‍‍‌‍‌‍‌‍‌‍‍‌‍‍‍‍‍‍‍‍‍‌‍‍‌‍‍‌‍‌‍‌‍。前者基本是《唐摭言》的简写，后者则是根据罗隐《中元传》改写。此后，南宋时期祝穆编纂《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一“天时部”收录“作滕王阁记”一则。明末冯梦龙拟话本小说《马当神风送滕王阁》[13]2376在叙事上增加了王勃坐船突遇风浪，他作诗掷入水中，救了船上数人的性命;又加上仙娥玉女招王勃至蓬莱赴会，最后落水成仙的情节，使得故事更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滕王阁》敷陈王勃作序文的全过程而成，诗人把宴会的盛况铺叙到极致之后，转入对人生仕途的冷静思考。“望长安，日下南溟地势长。横倚着天柱北辰傍。有谁悲失路，关山难越状。”[14]其中“望长安”是希望得到皇帝的重新任用，无奈“关山”阻挡，难以逾越。王勃在他并不长的政治生涯中，先因戏为《檄英王鸡》被赶出王府，后因擅杀官奴事件被免官，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两次重大打击。从序文中王勃对自己仕途坎坷的嗟叹，可以猜测写此文时心中的感伤：“嗟时命，从来多舛伤。略举那李广与冯唐，他易老南封同肮脏。”[14]王勃遭遇仕途的坎坷，但并非甘愿自弃，他相信：“老当益壮，白首贪泉，洁青云涸辙汪。海虽赊，扶摇风壮。”剧末：“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14]昔日兴建此阁的滕王在阁上举行豪华宴会的情景，与今日滕王阁居高冷远、冷落寂寞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郑瑜的创作心态

　　从郑瑜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四种杂剧都有明显的“隐逸”特征，作品中渗透着佛教和道教色彩。如《鹦鹉洲》中鹦鹉诵“南无阿弥陀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6]等佛教教义;吕洞宾度脱柳树精后返回蓬莱仙岛、《汨罗江》中的渔夫和《滕王阁》中的马当神，都是作者有意仙化的人物。从郑瑜留存诗作当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他的精神皈依。

　　明清易代，原有的社会秩序轰然崩塌，文人士子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深居庙堂，力挽狂澜;儒家传统教义又督促他们效身前朝，忠心不贰。双重的思想标准，使得明末清初的戏曲作品既有前代的儒家传统，又有时代的新变特征。郑瑜的杂剧善于从正史、诗歌、民间传说中寻找素材，在对素材处理的过程中少用虚构，同一类型的选材也使其戏曲作品呈现出死板、缺乏生气的弊端;主题倾向上，反映了作者在易代背景下既追求隐逸自由又渴望劝世化民的矛盾心态;艺术上的新变，主要体现在艺术体制上的创新。郑瑜杂剧贴合了清初杂剧的总体特征，剧作反映了转型时期杂剧创作的时代风貌，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参考文献：

　　[1]周妙中.清代戏曲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2]祁彪佳.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远山堂剧品(六)[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徐子方.明杂剧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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