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诗歌选本的编选法则与强制传播”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十七年”诗歌传媒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冷热不均”的现象，《诗刊》《星星》等颇具影响力的诗刊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青睐，而那些曾经深刻规约着1949—1966年诗歌审美风尚生成与递变的为数众多的诗歌选本，至今仍处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一些饶有意味的现象与问题依然未得到认真清理与反思，比如在“十七年”政治与文化相互胶合的文学传播语境中，人们是如何策划和编选诗歌选本的?这些诗歌选本对再造诗歌传播主体，建构“新的人民的诗歌”传播形象，提升诗歌的“二次传播”效能有何深远意义?诗歌选本传播具有何种鲜明的特征，出现了哪些不容忽视的隐性问题?这些问题对诗歌选本的编选产生了哪些复杂影响?事实上，在传播媒介并不发达的20世纪50至60年代，诗刊和报纸是诗歌诞生与成长的摇篮，诗歌传媒的性质、栏目的设置、“把关人”的编辑理念、编辑策略等，成为影响当代诗歌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深层制约因素‍‌‍‍‌‍‌‍‍‍‌‍‍‌‍‍‍‌‍‍‌‍‍‍‌‍‍‍‍‌‍‌‍‌‍‌‍‍‌‍‍‍‍‍‍‍‍‍‌‍‍‌‍‍‌‍‌‍‌‍。如果说诗歌在期刊与报纸的传播属于“首次传播”，那么借助诗歌选本进行的传播则属于“二次传播”‍‌‍‍‌‍‌‍‍‍‌‍‍‌‍‍‍‌‍‍‌‍‍‍‌‍‍‍‍‌‍‌‍‌‍‌‍‍‌‍‍‍‍‍‍‍‍‍‌‍‍‌‍‍‌‍‌‍‌‍。本文拟从诗歌选本的编选法则分析入手，探究“十七年”诗歌“二次传播”中所呈现出的独特效果与特征‍‌‍‍‌‍‌‍‍‍‌‍‍‌‍‍‍‌‍‍‌‍‍‍‌‍‍‍‍‌‍‌‍‌‍‌‍‍‌‍‍‍‍‍‍‍‍‍‌‍‍‌‍‍‌‍‌‍‌‍。

　　诗歌论文投稿刊物：《诗探索》创办的宗旨是：着重研究当代诗歌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诗歌美学上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鼓励诗歌界各种学派的自由争论，鼓励批评与反批评，提倡有创见的诗评论，以活跃思想，繁荣创作。大力扶植并支持诗坛新秀的探索，并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与引导。

　　一

　　1949年以降“文艺界采取各项措施，促进各种措施相互配合”来“扩大‘人民文艺’的传播范围，增强其传播效率和能量”，武新军:《人民文艺的传播网络与传播机制》，《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许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从“当时发表作品挑选出来的”诗歌选本，丁力:《北京的早晨》后记，第9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这些选本为当代诗歌的“二次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传播媒介。那么，在文学媒介受国家相关权力机构全面收编与管控的传播网络中，人们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提升诗歌的传播效能呢?翻检这些选本，不难发现，诗歌编选者通过回应政治、社会和诗坛关切，提升诗歌的传播热度。其中以诗选确证新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合法性是诗选家重要的编选法则之一。比如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旨在通过“诗抄”暴露“一切反革命、反动派的极端残暴、极端凶恶”，展现“中国革命的胜利，真不是轻易得来的”，“我们今天自由的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意在唤醒民众的革命历史记忆，强化其对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代文艺成为新政权合法性建构与确立的重要一翼，为此，“全国各地许多同志都在写革命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很受读者的欢迎”。

　　②萧三:《革命烈士诗抄》，第38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与此同时，诸如《红岩》《红日》《林海雪原》等小说大规模发行，也在读者中掀起一股阅读革命历史小说的热潮。在纸张相对匮乏的年代里，《革命烈士诗抄》通过发现、搜集和出版“烈士遗诗”，回应国家关切问题，自然能得到国家权力拥有者更有力的出版资助或支持，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谢觉哉等革命先辈或文坛权威都为这本诗选题词就是明证。当然，在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被广泛接受与认同的文化语境中，《革命烈士诗抄》作为一种“进行爱国主义和气节教育的读本”，契合了20世纪50至60年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趣尚，因而能吸引更多读者的阅读注意，当时不少读者对这一选本评价甚高:“你要学习写诗吗?就写这样的诗歌吧!你要学习做人吗?向这样的人学习吧!”

　　②“诗抄”回应国家权力主体关切，聚焦“滚烫”的政治热点话题，凸显诗的意识形态属性，既可获得更丰富的“象征资本”和更顺畅的流通渠道，又满足了读者“英雄崇拜”精神渴求和政权合法性认同的热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选本的阅读量。另外，该选本还附上每位烈士的生平简介，这些“副文本”资料与诗歌“正文本”形成互文关系，有助于拓宽诗歌的阐释空间和“二次传播”效能，《革命烈士诗抄》发行量高达75万册，由重庆人民出版社编选的《囚歌》也发行了5.5万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抄”的传播广度。

　　此外，“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是诗选确证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十七年”诗选倾力塑造“共和国”爱好和平的国家新形象。比如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萧三的《和平之路》，1958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友谊之歌》，这两部自选集收录的很大部分是“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萧三:《和平之路》，第2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赞美中苏友谊和保卫和平的诗。”萧三:《友谊之歌》，第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受世界和平运动的影响，1950年前后中国内地和平签名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爱好和平”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展现自我形象的重要侧面，因此许多以“和平”为主题的诗选被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些选本传达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支援世界和平运动的声音，努力向世界呈现“共和国”新形象，藉此提高新的民族国家的美誉度以及人们对其产生的好感度与认可度。让诗歌找到“介入”现实政治的有效契合点，借助新政权“正当性”建构契机为诗的“二次传播”寻找最佳的传播时机成为诗选的基本策略之一。

　　“十七年”诗选的另一编选法则是以选集回应各种政治、文化和生产运动。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文学出版都是一种行政行为，它规范着出版的流程和各个环节”，包括诗选在内的当代出版物“背后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过滤网”，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第154-156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因而对于“十七年”诗歌编选者而言，诗选内容唯有合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才能通过严格的出版审查，才能获得流通空间。选本编选要讲求现实针对性和时效性，要紧随政治文化运动和生产运动适时推出，及时回应政治与社会关切，才能在政治助推下充分发挥诗歌“二次传播”效应。

　　为此，“十七年”诗选出现了大量有关各类“运动”的选本，诸如“抗美援朝诗选”、“反右诗选”、“大跃进民歌选”、“石油工人诗选”、“铁路工人创作诗歌选”等等。作为诗选编选者不仅要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同时还须借助序跋等“副文本”来凸显选本经由诗的“聚合反应”而生成的独特价值，比如诗选《万人高唱公社好》中“出版者的话”这样写道:“为了回击敌对阶级的咒骂，为了驳斥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误，为了保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们特地编选了这本《万人高唱公社好》”，它从“各个方面表达了上海郊区农民热烈爱护人民公社的思想情感。”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万人高唱公社好》，第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序言”的阐释意图相当鲜明，它“是一篇最自然的‘广告’”，王玥琳:《论著作序在文学传播、接受中的特点与作用》，《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能有效切中当时读者的爱国情怀，将原本散见于各种媒介的诗歌意识形态功能加以集中放大，昭彰诗歌的战斗功能和辩护价值。

　　诗选迅疾地回应时代政治或社会舆论焦点，藉此抬升诗歌文本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入选诗歌的关注度，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宣传需要，由掌握媒介资源的权力主体或诗坛权威人士策划或发起的诗歌“二次传播”，有异常显豁的行政化色彩。当然，为了提高诗歌“二次传播”的影响力，一些选本还借助文坛权威作序来造势。1959年由红旗杂志社出版的《红旗歌谣》刊载了郭沫若、周扬的“编者的话”，重点交代了编选的缘由、法则、策略和不足之处，序文高度肯定了新民歌的价值:“这种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比较，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的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逊色了。”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第1页，北京，红旗杂志社，1959。这篇由文坛话语权力拥有者所写的序言，就像一则明星广告，名人效应与威权“磁场”可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对促进“大跃进”新民歌的“二次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红旗歌谣》出版后在中国诗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当时许多诗歌接受者对这本选集评价甚高。

　　北京印刷厂很多工人看完后兴奋地说:“这本书真够意思”，工人诗人李学鳌高度肯定《红旗歌谣》的价值，认为其“不仅是歌谣中的一面红旗，新诗中的一面红旗，而且是整个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中的一面红旗”，未央则认为诗选是社会主义文艺“新腔”中的精品，张志民“怀着无限的喜悦接到刚出版的《红旗歌谣》，当即读了两遍”，他感慨道:“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几亿首民歌，真是珠山宝海，而从这珠山宝海中选出来的《红旗歌谣》更是宝中之宝，珠中之珠了”。顾工更深情地说，“我喜欢读诗，读过不少诗集，但要问哪本使我最难忘?哪本最激荡我的胸怀?我说:是郭沫若和周扬编的《红旗歌谣》。”李学鳌、张志明等:《〈红旗歌谣〉颂》，《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业已成名的诗人都对《红旗歌谣》赞誉有嘉，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见一斑，显然“大跃进”新民歌借助名人的威望和选本权威性，成功实现了诗歌的“二次传播”。

　　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诗歌选本除了即时回应政治运动之外，也与当时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相互联动。比如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选了经济建设诗集《建设的歌》，其旨趣在于“同工业化的汽笛和机械声一起，同农业化的脚步声和耕地声一起，我们的歌声应该响遍工厂、响遍田野、响遍祖国和世界”。诗选与生产建设保持高度同步，是“十七年”诗歌编选一个重要法则。因为在编选者看来“诗，是富于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武器，它总是常常站在其它一切文学样式之前，最迅速地来反映和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建设者的歌》，第1-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这是诗选通过即时感应时代经济建设脉搏加速诗歌“二次传播”重要方式。当然，为了满足诗歌接受者的阅读期待和影响他们瞩目的焦点，使诗歌“二次传播”更加高效，编选者在“辑集的时候，按照题材分成了六辑”:“从胜利走向胜利”、“钢铁的花朵哗笑着”、“我们的决心比天高，认准社会主义大道一条”、“地下的音乐激动他们的心灵”、“咱们英雄日日夜夜在开路”，“应知圣人非个人，圣人者谁盖人民。”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建设者的歌》，第1-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这六辑涉及工业和农业两大题材，具体分为草原建设、公路建设、钢铁生产、农业生产、石油工程建设等，以形象或富有诗意的语言来概括，旨在突出若干类诗歌主题，相对于分散在“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上所发表”的诗歌首次传播，这种人为调节和干预“二次传播”内容，以大视角、多方位、集束呈现等传播方式，有利于形成传播亮点和特色，比较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读者购买和阅读诗选的意愿‍‌‍‍‌‍‌‍‍‍‌‍‍‌‍‍‍‌‍‍‌‍‍‍‌‍‍‍‍‌‍‌‍‌‍‌‍‍‌‍‍‍‍‍‍‍‍‍‌‍‍‌‍‍‌‍‌‍‌‍。

　　以诗选回应诗坛关切是“十七年”诗选的另一编选法则。所谓的“诗坛关切”是指20世纪50至60年代诗歌转型与发展所遭遇的难题，主要是诗人转型与诗歌经典建构等焦点问题。在“十七年”时期许多诗选成为诗人自觉转型的努力与实绩一种证明。比如，1959年冯至编选与出版了《十年诗抄》，他在《前言》与《后记》中说，他之所以“决定出版这部集子”，就在于回击“别有居心的‘右派分子’”的“恶毒叫嚣”，即有人“指着我的脸骂我，说我解放后写的诗没人爱看”，③冯至:《十年诗抄》，第10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新中国“‘冻结’我写诗。”他要用《诗选》证明尽管“这些诗在质量上是粗糙的”，但“比起解放前的诗，我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旁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不是为了自己。”

　　③换言之，冯至编选诗集旨在表明1949年之后和他一样自觉“走正确道路”的诗人的发展空间并未受限，而是为他们敞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他把《十年诗抄》作为超越诸多传统藩篱、实现自我重塑及成功转型的证明。由于在当时许多业已成名的现代诗人面临着主体改造和角色转换的问题，因而借助诗选的“二次传播”向外界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现代诗人的转型何以可能?当然，还有一些诗选是为了展示诗人自我转型的轨迹，比如严阵以“惭愧”的心情来编选《唱给延河》，因为他生活在延安“丰富多彩的现实里，不懂得或没有能力去歌唱火热的斗争，歌唱翻天覆地的人物、事件，却写下了这些和广大人民要求不相符的诗篇”。为此，诗选分三辑:“星的歌”、“漠地诗抄”和“唱给延河”，其中“星的歌”大多属于“沉湎于回忆中的作品”，而“唱给延河”则被认为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投身到自我改造的烈火里”所写的“无力的诗篇。”严阵:《唱给延河》，第173-175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诗选的分类编选背后隐藏着诗人转型的心路历程，如此看来，该选本编选初衷与其说是为了纪念延安生活，不如说是为了回应当代诗坛的热点问题——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种诗选的编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诗歌的受众关注度和传播有效性，“十七年”诗歌的影响力与此类诗选“二次传播”的推波助澜有密切关联。

　　诗歌经典化是“十七年”诗歌成长和秩序重建的重要问题，诗歌选本是诗歌经典建构的一种有效手段。1956至1959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四本具有相当权威性的《诗选》，编选者在“编选说明”或“编选例言”中指出入选的诗作都是“所发表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编:《诗选》(1953—1955)，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是“较有影响、同时在创作方面表现了新的良好的探求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编:《诗选》(1956)，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诚如有论者所言，“文学经典往往是在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批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傅承州:《从话本选本看话本经典的形成》，《文艺研究》2010年第1期。入选《诗选》的诗歌是诗界权威机构从众多期刊和报纸中以特定的价值认定体系筛选出来的，这种“好中选优”的遴选方式，自然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注意。

　　与此同时，《诗选》基本上都附上序言，序言的作者通常是掌握诗坛话语权的诗评家，这些诗评家往往将诗歌文本置于特定的政治文化网络中，在描述诗歌审美风尚和诗体样式嬗变之迹象与征兆，以及分析诗与时代联结的紧密度的基础上判定诗歌价值，这不仅可加速入选诗歌的“经典化”进程，还可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诗选》(1953—1955)、《诗选》(1956)、《诗选》(1957)和《诗选》(1958)的印数分别高达2.2万册、10.8万册、7万册和5.5万册，可见“这些选集受到了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欢迎。”冯至:《十年诗抄》，第1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可以说，不论是《诗选》的编选者、序言作者的身份，还是出版社级别，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选本所具有的“象征性的资本”以及文化“名人”助推所形成的特殊“光环效应”，有力地拉升了诗歌的经典价值，引起《诗选》拥趸者的广泛关注，这使得《诗选》发行量高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册，当代诗歌“二次传播”朝着纵深方向推进。

　　在“十七年”诗歌经典化过程中，现代诗歌经典秩序的重构也是诗坛主持者必须着力解决的棘手问题。因为经典秩序的重构可以为诗歌发展扫清道路和指明方向，促使“新的人民的诗歌”在经典的“示范”中健康茁壮成长。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臧克家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该诗选表面上“是一本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诗选”，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是为了满足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实际上，在编选过程中编选者对入选的诗人及诗作的选择，以及序言对评价对象的褒与贬，都是一种“有意味”的经典遴选行为和经典秩序重构方式。臧克家以革命/反动、进步/落后、主流/逆流等二元对立的标尺审定现代诗歌，于是，“象征诗派”、“新月派”和“中国新诗派”等诗歌流派的诗作绝大多数被拒之于“经典”的大门之外，这预示着1949年以降这些诗派将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意味着这一时期诗歌经典的理想审美范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表明“革命”、“阶级”、“战斗”、“集体主义”等成为文学经典认定和秩序构建的新的关键要素。

　　《中国新诗选》(1919—1949)因涉及许多仍健在的现代诗人的排序及其诗作的筛选等敏感问题，因此那些在现代诗坛业已成名的诗人自然比较关注。而对于19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诗人而言，他们也期望从诗歌“经典”秩序“有意味”的位移与异动背后，观察当代变化多端的诗歌创作潮流。尤其对于“广大青年”读者来说，他们“知识不足，时间有限，无法阅读所有我国古典的和‘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因而“迫切希望有经验的文艺工作者，能把过去的(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歌，分别为他们编选几本，使他们在有限时间内，初步了解这个时期创作的基本情况。他们曾不断地向报社、出版社和有关部门写信。”大尹:《有关“中国新诗选”的几件事》，《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由此可见，不管是声名大噪的现代诗人，还是处在成长期的“新诗人”或“知识不足，时间有限”的青年读者，他们对《中国新诗选》(1919—1949)都各自怀有较高期待，不同群体的阅读期待为加快《中国新诗选》的传播速度增添了新动力。

　　选本既是诗歌价值增值和经典建构过程，又是诗歌“由‘角落’走向‘中心’”和“知名度大为提升”的过程。方长安:《角落到中心的位移——选本与戴望舒〈雨巷〉的经典化》，《福建论坛》2015年第7期。为此，诗选成为诗坛新秀成长的重要平台与阶梯，让那些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新人”及其诗歌在不同媒介上闪亮登场且声名鹊起，一些“工农兵”诗人曾借助诗选的传播力量迅速从无法说到学会说再到大胆说，从文化的荒芜之地走向文化的前台。

　　比如1958年由诗刊社编的《工人诗歌一百首》选录了“大跃进”时期48位工人所写的一百首诗歌，该选集由“以扶植、培养和服务青年为己任”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前有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所写的序言，“对工人诗歌创作作了深刻的分析”，书后“编有一辑‘工人谈诗’的附录，许多工人读者对于诗歌创作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诗刊社编:《工人诗歌一百首》，第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茅盾在序言中对工人诗歌评价甚高:“劳者歌其事，何必专业化;发挥创造性，开一代诗风”，而且提出:“我们的专业诗人有不少地方应该向业余的工人作家学习”。

　　茅盾:《工人诗歌一百首》序言，第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在政治与文化互相叠合的年代里，文学文本价值通常由文坛/政治权威作出最终裁定，茅盾把工人诗歌价值抬升到“开一代诗风”的高度，而且对专业诗人和业余诗人的诗歌价值作了等级划分，这种带有权威性质的“序言”有效判定了工人诗歌文本的时代价值，并且借助“名人效应”的广泛传播实现价值增值，吸引更多读者和诗歌者的注意。当时张光年也为《北京工人诗百首》写序高度赞扬工人诗歌的意义:“工人诗，工人画/工人诗画意义大/冲天干劲就是诗/快马加鞭就是画”，张光年:《北京工人诗百首》序，第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

　　这种带有“威权”性质的“定评”使“工农兵”诗歌不断价值化，并且作为一种理想的诗歌范式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与膜拜。可见，诗选的“二次传播”对扩大“工农兵”诗人的影响，培养和优化“十七年”诗歌的队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诸如《万里红光飘彩霞》(安徽人民出版社)、《人民英雄颂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老九诗选》(通俗读物出版社)、《紧握武器》(山东人民出版社)、《大巴山的早晨》(重庆人民出版社)、《上海组诗》(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等都是1950—1960年代推介新人的有影响力的诗选，这些选本让诗坛新秀“集结势力以集团的力量冲击固化的诗坛秩序，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罗执廷:《论当代诗歌传播体制中的选本传播》，《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综上所述，“十七年”诗选作为诗歌实现“二次传播”的重要方式，它们以诗的主题、题材、风格为分类依据和集结准则，回应国家、社会和诗坛关切，聚焦政治文化运动、经济和文化建设等领域热点问题，实现选本编选法则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耦合”，藉此拓宽诗歌传播渠道与范围，提升诗歌的传播效能，促使“新的人民的诗歌”以新的集结与呈现方式、新的阵容与面相，不断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动员以及重塑民众精神风貌等方面肩担人民赋予诗选的时代重托。

　　二

　　虽说“十七年”诗选极大地改变了诗歌“首次传播”所遭遇的效能逐渐衰减的局面，但是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其中“十七年”诗选“二次传播”渐趋演化为“强制传播”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所谓“强制传播”是指诗选的编选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审美趣尚多样化的读者“真实”的阅读需求与感受，力求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文学秩序重构和新文学理想范式构想为导向，以国家计划方式向读者强制发行选本的诗歌传播模式。尽管从表面上看20世纪50至60年代读者拥有是否购买或阅读诗选的选择空间，但在当时“文化、文学出版都是一种行政行为，它规范着出版的流程和各个环节”，“它的出版数量和出版内容并不是完全根据市场需求”，“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由于出版与发行、销售的分家，很容易造成出版的积压和重复出版的局面。”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第154-156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在这一传播和接受语境中，原本存在分层与差异的读者被抽象为一种“本质化”的形象符号，他们复杂的阅读诉求被极度化约为某种特定的类型，加之，“十七年”诗歌选本的类型、题材和风格选择出发点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重塑诗人诗学理念和培养读者新的美学趣味的需要，因而诗歌接受者可选择的阅读空间极度受限。比如《中国新诗选》(1919—1949)编选时“主要着眼于有进步影响的诗人，着眼于思想性较强的诗”，大伊:《有关〈中国新诗选〉的几件事》，《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而不是充分展示不同风格与流派诗歌的实绩。为此，诗选从选题策划到具体编选再到出版流通的多重环节中“读者”的类型被重重“锁定”，许多读者为此可能陷入没有选择的选择桎梏之维。

　　总体而言，“十七年”诗选传播的强制性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选本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是在一个媒介与信息较为稀缺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进行的，严格服从于宣传、教育与鼓动民众，引领诗歌潮流之目的，通过类型化的诗歌符码高密度传播，刷新读者的诗歌记忆，使其认同并接受“新的人民的诗歌”理念;二是任何进入诗选文本空间的读者，极易被强大的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所包围，很大程度上只能反复接受题材重大、诗绪健康、诗质纯粹、诗风朴素、诗语通俗的诗歌，选本会“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传播力量”，“直接击中受众目标。”杜志红:《论商业行为中的强制传播现象》，《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这种强制传播有益性主要是以强大的信息攻势，改变人们从单一的诗美维度审定诗歌价值的惯习，更新人们对诗歌经典标准和理想诗歌范式的认知，为“新的人民的诗歌”新秩序的建构摇旗呐喊。不过，“十七年”诗选的“强制传播”特征给诗歌选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带来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诗选编选动机浮躁与选本质量偏低问题。在“十七年”时期受诗选编选法则的影响和出于诗歌强制性传播的需要，绝大多数诗选家编选动机都比较浮躁。尤其是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诗选家们普遍怀有“以诗献礼”的编选动机。比如田间坦言他编选《英雄的赞歌》的目的在于“把一粒火星献给祖国和他的战士们”，田间:《校后小记》，《英雄的赞歌》，第1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戈壁舟谦恭地说:“将这本诗集作为建国十年献礼，相当菲薄”，戈壁舟:《我迎着阳光》自序，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臧克家则略显惭愧地说:“伟大的祖国，十年来飞跃前进，发出万丈光芒，在短诗方面，我只能写出这几十首来作为它十周年的献礼。”臧克家:《欢呼集》，第1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从这些序跋中的自谦之辞背后，可以感受到“十七年”诗人“以诗献礼”的赤诚与急切——“作为微薄的献礼和赤诚的祝贺。”

　　王维州:《可爱的时代》，第7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虽然这种编选方式能够充分利用“周年庆典”等关键性的纪念日，彰显“建国十周年”诗歌发展的新气象，以政治/文化热点刺激新的阅读需求，形成一种充满蓬勃生机的出版局面，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些隐性问题:其一，许多选本选题较雷同，创意乏善可陈。比如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的“十年来的诗歌选”丛书，这套丛书其实就是郭沫若、臧克家、冯至、田间、张志民、郭小川、阮章竞、贺敬之、袁水拍、戈壁舟等诗歌自选集，内容庞杂，质量参差不齐。当时冯至认为自己的诗歌“除了表现作者对于党和人民的热爱外，思想是不深刻的，艺术上也存在许多缺陷”，冯至:《十年诗抄》前言，第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像袁水拍和郭沫若的诗选编选体例，基本上围绕重大政治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很难看到出版社和编选者独具匠心的策划。由于诗选策划和体例等方面创新性不足，这类诗选大量发行并进行强制传播后就有可能引发读者的逆反心理，一些人对此颇有怨言，认为当时不少诗选缺乏“缜密研究和创造发扬精神”，“也很少编选者自己的创造性的声音”;刘岚山:《读了“巴黎公社诗选”以后》，《诗刊》1957年第7期。其二，“献礼思维”使不少选本成为时代浮泛之物。

　　在诗选编选过程中，“选家的立场与抉择”，是“考量诗选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邓晓东:《选本与清初清诗的传播》，《江海学刊》2010年第6期。“献礼思维”使得出版社时常“赶任务”，即使编选者认为“东西太少、太差、拿不出手”，“质量不高”，贺敬之:《放歌集》，第1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但出版社为了“圆满”完成“献礼工程”也“一再催促”，有的选本甚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进行”，再交给作者“略略增删”，郭沫若:《骆驼集》，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这种为献礼而“赶任务”的诗选，虽然聚焦时政和文化热点而获得广阔的传播空间，但是由于待选之作缺少时间沉淀，而选家又未进行反复斟酌与删汰，所以充斥了大量的应景之作。其三，“以诗献礼”心态也使编选者不得不简化预想读者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诗歌接受者的选择性空间由此变得“倾斜”与“狭窄”。总之，“十年来的诗歌选”表面上是借助诗选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展示“新的人民的诗歌”发展实绩，而在深层次上则是在特定的阅读空间中争夺读者的阅读注意力资源，这在提高诗歌的意识形态转译、渗透效果和辐射面，满足部分读者阅读需求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十七年”诗歌阅读空间的“板结化”进程。

　　其次，诗选“集体”编选与选本风貌单一问题。“集体是在1942年之后才开始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广泛盛行的”，郭国昌:《集体与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它作为一种创作经验在1949年之后得到延续。“十七年”诗选传播是“共和国”文化权力主体组织和发起的强制性的诗歌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性质首先要求诗选传播内容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最大限度防止个人编选可能发生的方向性偏失，减少“思想错误的产生”或者减轻因错误“所应承担的责任”，袁盛勇:《延安时期的集体创作》，《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因而，“十七年”诗选编选主体也推崇集体而非个人，集体编选成为诗歌选本生产的一道独特的“景观”。

　　比如当时曾出版发行了广东省交通厅编的《公路运输职工创作诗歌选》、上海工人文化宫编的《英雄时代英雄歌》、贵州工人社编的《工人歌唱大跃进》、人民交通出版社编的《筑路工人创作诗歌选》、中共柘溪水力发电工程局党委宣传部编的《红宝石之歌》、中共武汉钢铁公司委员会宣传部编的《钢铁的诗》、广东人民出版社编的《青年诗选》、河南省文联编的《晨歌》等等。这种以单位或部门等集体编选的诗选，固然可以避免因个人立场或审美偏见带来的未知风险，但是却难以彰显选家的独特眼光和远见卓识。可以说，这些诗选几乎都是从思潮而非诗美的角度甄别诗歌的质量与价值，更重要的是，编选者以“我们”而非“我”的身份出现，有些诗选仅仅按“作者编列次序”或按“作品的时间为序”，并无独特的编选原则，有些就是为了对“工人群众文艺创作有所推动”，

　　②宣传部门完成相关政治任务而展开的工作。由于这些集体编选的诗选一味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和传播的即时效应，多数选本特色不够鲜明，常给人留下“千书一面”的负面印象，这种“单一化”的诗歌选本风貌很难持续深度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望，一旦出版与发行的数量与读者的“真实”需求出现脱节，就很容易出现出版的积压和重复出版等问题。

　　最后，编选者重“编”轻“选”和重“量”轻“质”问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或出版社长期依靠提高诗歌的入选量和选本的出版量，来提升诗选的强制传播力量，采取“以量取胜”的方式最大限度释放诗歌的“二次传播”的效能，这导致选本编选过程中重“编”轻“选”和重“量”轻“质”问题发生。比如刘岚山曾批评北京出版社编选的《北京的诗》，认为“有些诗选得多了些，不够精粹”，“在选收的诗中有些诗并不好”:

　　例如《北京——我心中的故乡》中写一个边疆的青年到北京才三天，便说得一口熟练的北京话，惹得一位老大爷的发问，回答的是“哪个孩子不会喊妈妈?哪个青年不会说故乡的语言?”因为，“北京——我心中的故乡”。这便是这首诗的全部。很明显，这里有所谓的“激情”，那只是“矫情”。如果有所谓的“巧思”，那也只是“虚构”。

　　从这段不乏尖锐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北京——我心中的故乡》这样构思和情感明显“失真”的带有“硬伤”的诗作也被编入诗选，这显然与编选者采取重“编”轻“选”和重“量”轻“质”的方式凑足“一百首”诗歌有关。这显然不是唯一个案，和选本《北京的诗》一样，诸如1958—1959年间出版的难以计数的“大跃进”歌谣选，还有《工人诗歌一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战士诗歌一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农民诗歌一百首》(东北新华书店)等以“百首”命名的诗选，以及郭沫若的《潮汐集》《长春集》等不少个人诗歌自选集也都存在类似问题‍‌‍‍‌‍‌‍‍‍‌‍‍‌‍‍‍‌‍‍‌‍‍‍‌‍‍‍‍‌‍‌‍‌‍‌‍‍‌‍‍‍‍‍‍‍‍‍‌‍‍‌‍‍‌‍‌‍‌‍。随着文学思潮的日趋激进化，这种重“编”轻“选”的现象逐渐蔓延开来，一些诗选家的心态也变得越来越浮躁，他们很难拥有足够的时间、耐心和适宜的空间磨砺独到的编选眼光，编选一部理念清晰独特、体例富有创意、呈现方式独具想象力的诗歌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