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虎患及人类社会应对

　　摘要：本文通过对地方志中有关虎的历史记录进行分析，对明代贵州地区虎患的烈度、时空分布、社会应对进行全方位梳理和复原。历史文献记载表明，随着区域开发活动的不断展开与深入，明代贵州地区的虎患现象在早期较少且烈度低，至中后期爆发频繁且愈益酷烈，以正统、嘉靖、万历年间为主，其中嘉靖年间最为频繁，平均每四年爆发一次。通过运用GIS手段，将虎患记录的频次及其区域分布可视化，发现虎患的多发区域集中在丘陵山地和盆地的东部、中部地区。针对虎患发生的不同时间、地点、烈度及受害人，其社会应对以民间、官方和僧道三个群体为主，应对方式则主要有祈祷、捕杀、感化三种。

　　关键词：明代贵州虎患社会应对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漫长历史时期，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一直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初、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毋庸讳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近代工业文明以来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环境史学应运而生。客观审视历史时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为当前的人与自然永久和谐提供经验借鉴。本文以典型动物为媒介，探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人与动物关系。

　　一、研究主题说明

　　虎，食肉目猫科大型动物，位于食物链的顶端，起源于中国，[1]与人类社会在文化、生产、生活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自古至今，人虎之间经历了“人崇虎-人崇虎与人虎互伤-人护虎”的关系演变。然而，其中最激烈的人虎关系则是人虎互伤，且持续时间最长、对虎种群的影响最大，其表现形式即虎患及人类社会的应对。复原历史时期的虎患及社会应对是弄清历史时期人虎关系特定史实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示范区省份之一的贵州，[2]位于云贵高原，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境内山脉众多，山高谷深，茂林修竹，是历史上野生华南虎生存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也是当前专家推测最有可能发现野生华南虎的地区之一。早在24万年前贵州就有人类活动的踪影，但是由于人口分布较少，且多崇山峻岭，直到明以前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开发。直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逐渐兴起了贵州开发的高潮。正是此时，开启了人虎冲突的大幕。所谓“虎患”，是由于人类开发活动大规模侵入虎的生活领域或破坏其栖息环境，从而引发频繁的虎对人畜的侵扰性、攻击性事件，是人虎之间的正面冲突愈演愈烈的特有现象。

　　虎患是人与虎的关系史中表现最为突出、形式最激烈、对虎种群影响最大、后效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涉及生态与环境问题最多的一个方面。关于不同地域的虎患研究，学界已有所探讨，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虎患史料的整理、铺陈及考述研究，[3]-[11]将虎患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12]，[13]环境史视野下虎患与生态环境、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14]-[25]关于贵州地区的研究也有学者涉及，主要是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以文字铺陈，且着重于文化观念角度的讨论。[26]-[28]然而，关于虎患，除了文字复原其发生地等信息外，其爆发的时段特征、爆发频次、对人与物造成的损害程度等，与人虎关系的紧张程度密切相关，是决定人类采用何种应对方式的重要因素，从而对虎种群的生存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明代的虎患记录，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动物识别法、EXCEL表格与统计法，建立虎历史数据库，采用GIS制图的方法，将明代贵州地区虎患记录的时空分布和爆发频次可视化，并分析虎患烈度，勾勒不同人群因之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区域性的个案研究需要相对集中、翔实的历史文献作为基础，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内容广博，专门记载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重要人、事、物等。由于编纂人员多为当地官员士绅，极易获取地方政府的一手档案资料等，成为特定区域面貌的真实写照。因此，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贵州》系列和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的前身)、上海书店和巴蜀书社协作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系列的130部贵州地方志，以及其他地区的方志(如同治江西《临江府志》)中有关当代行政区划下贵州地区的明代虎记录。本文极力搜览亦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补充、指正。

　　二、明代贵州虎患烈度及其时空特征

　　如前所述，正因为方志前后相继的特点，相同的信息、事件在前后相继的方志中会被重复记载，这就需要对搜集到的虎记录进行整理，剔除无效资料，合并重复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另外，还可以利用各行政级别、各历史时期的不同方志对历史记录进行相互考订。解读所有的虎记录，按其记述内容可分为四个大类：虎释名、虎祥瑞、虎物产、虎纪事。其中虎纪事又包括人虎接触、此地有虎和虎患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载从不同侧面反应出历史时期人虎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贵州地区明代共有43条确切的虎记录，其中虎患记录28条，超过全部虎记录的一半，由此可见明代虎患问题的凸显。

　　1.明代贵州虎患的烈度及其时段特征

　　学界以往研究历史时期虎患的文章，都是将虎伤人事件统称为“虎患”，叙述其发生的地点，却无法区别其发生的烈度。而虎患的烈度与人虎关系的紧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为了深入分析虎患的烈度及其对人畜造成的伤害，我们将历史文献中的虎患记录根据虎数量、虎患烈度(伤人畜数量、发生地域范围、持续时长、爆发频次)等不同指标，划分为4个等级：I级程度最轻，一般是一只虎与人突然相遇的偶发性事件;Ⅱ级是2-3只以上的虎主动伤人(畜)在10人(只)以下的事件。Ⅲ、Ⅳ级是“群虎”“众虎”频繁大规模伤害人(畜)达到“噬人百余”“不可胜计”的重大、特大虎患事件。[29]通过这样的尝试，可以明确人虎冲突的激烈程度。将明代贵州虎患记录按照以上标准进行烈度分级统计。统计显示，明代贵州虎患多集中在Ⅰ、Ⅱ级，Ⅲ、Ⅳ级已有一定程度爆发。

　　这表明当时贵州的虎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虎扰人和被动伤人。Ⅰ级占比42.9%，表明虎已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困扰;Ⅱ级虎主动伤人成患，占比达到46.4%，则说明虎患烈度加大，不再是单一虎为患伤人，已经开始三五成群，主动攻击;而虎患烈度达到Ⅲ、Ⅳ这样的级别，已经形成重大、特大虎患，导致几十、上百的人畜伤亡，对百姓生产、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我们将这些不同级别的虎患根据其发生的时间复原到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更为细致的发现。有明一代，时长276年，历16帝，表1可见，其中11帝在位期间发生过虎患问题。虎患记录的时间相对集中，主要在正统、嘉靖、万历年间。其中嘉靖年间最频繁，45年共爆发12次，几乎平均每四年即发生一次虎患。有的地方甚至连年发生虎患，如，“(嘉靖)二十七年秋，铜仁虎渡江，越城攫市畜。冬至府廨，又至李参将厩，毙马三。”“二十八年冬十月，铜仁阅兵，鹿入阵中，虎入西岔路之永顺营，渡江至众思堂，入保靖营二营。”

　　这两条记录反映出铜仁在嘉靖二十七(1548)、二十八(1549)两年连续遭受虎患的情况，既有虎“攫市畜”“毙马三”“至府廨”的主动扰人畜事件，又有突入军营的偶然性侵扰事件。虎患爆发频率次之是万历年间，大约平均每十年爆发一次。虽然没有嘉靖时期频繁，但其烈度却大为提高，5条记录中有3条是III、IV级虎患。有的地方不仅连年发生虎患，且烈度都极高。将重大、特大虎患资料进行统计，明代重大虎患(Ⅲ、Ⅳ级)全部集中在万历年间，且四次虎患伤亡总人数不低于500人。对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才建制为省的贵州来说，这不可谓不是严重的灾患。这一时期爆发的虎患其伤害力度动辄以百人计，其酷烈程度可见一斑。

　　虎患的多寡和强弱，是人类开发持续深入、自然(气候)变化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明早期虎患少且烈度低，嘉靖后，爆发频繁且烈度高，反映出其在时间分布和烈度演变上的不均衡性。这既与明代成立行省后移民大量涌入贵州，中后期加大开发导致人虎争地有一定关系，也与贵州文献记录在明代兴起有一定的相关性。人们对贵州山地的开发，逐渐造成人虎生活区域的重叠。人虎接触逐渐增多，人类的开垦活动破坏了植被覆盖，影响虎及其他动物的生存，从而引发大量虎进城觅食、侵扰和攻击人畜的事件。开发越深入，地域越扩展，人类与虎相遇的几率越大，对虎生存造成的扰动越大，虎患发生的频率及酷烈程度也就随之增加和提高。以每次虎患出现的虎数量、人畜伤亡数量，以及虎患发生时间的集中程度来看，明代中后期虎患出现的频次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的状况。

　　2.明代贵州虎患爆发的地域特征

　　贵州是历史上野生华南虎生存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在贵州桐梓[30]，[31]柴山岗和马鞍山、盘县十里坪村、[32]普定县白岩脚洞、[33]毕节市扁扁洞、[34]兴义县张口洞遗址[35]等考古发掘中，都发现虎的骨骼或牙齿化石。这足以证明史前贵州境内就广泛活动着华南虎，是古人类的重要狩猎对象。历史时期分布更为广泛。贵州民间称老虎为“老猫”、“大猫”，甚至简称为“猫”，各地都有称为“猫冲”、“老猫井”、“猫猫山”、“猫跳河”之类的地方，就是当年老虎出没之地。今天贵阳市中心的黔灵山在历史时期也曾有老虎出没，九曲径石壁上的“虎”字，就是明清时期留下的信号。

　　三、明代贵州虎患的社会应对

　　虎患的发生给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影响，根据虎患发生的时间、地点、烈度及受害人的不同，不同的人群做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将现有全部虎记录中含有应对信息的记录22条进行统计分析，可得表4：一般说来，偶然性人虎相遇导致虎伤人的事件发生时，一般由直接受害人及其亲属或身边的人做出反应，我们将这一群体归结为“民间”应对。在明代，贵州地区的虎患有近三分之一是由这一群体做出应对的。当人的生命安全受到来自老虎的威胁时，本能的应对方式便是捕杀。如嘉靖《思南府志》载“嘉靖四年，忽一夕有虎至郡治堂吼啸数声而出，不知所之。又一日，三虎渡河止于通济桥下，众搏之而毙。”[41]再如万历《黔记》载“申祐，字天锡，婺川县人，常从其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公挺身持杖尾击之，虎逸，父得免。”[42]另一方面，由于认识水平与民间信仰所限，人们有时候还会将希望寄托于神灵，通过感化老虎或祭祀祈祷来消除虎患。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讲述了明人邵元吉带着父亲灵柩匍匐扶榇，经播州(今遵义)遇虎，因其泣下不忍离其父柩，后虎竟被感化而未伤人离开的故事。[43]

　　另有，明人郑逢元隐居茂龙塘(位于今岑巩县境内)时遇到虎“大出为患”，攫食公家牛豕和他准备为母亲祭祀而供奉的黑羊，其采取的措施就是撰写祈祷之文“诘责土神，言甚痛切”而消除虎患。[44]较为严重的虎患往往被视为地方官员为政不廉、行政不力的灾异现象，因此，当虎患波及的区域较大、人畜损失加剧时，官府就会出面解决，有时甚至出动军队。贵州明代的虎患爆发频繁，官府因此出面应对的次数很多，超过民间。其主要方式为撰驱虎文祈祷驱虎，同时辅以捕杀措施。如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二十记载：“成化三年(1467)，(刘宇)以贵州巡按御史降施秉县典史，适虎为民患，宇牒城隍。明日，两虎相噬死，患遂息。”[45]讲述了作为地方官员的刘宇被贬到施秉之后，发现该地虎患严重，遂到城隍庙祭拜神明平息虎患的事迹。又如，同治年间的江西《临江府志》载嘉靖年间“平灞威清诸处多虎患，(张绪)为文祷于庙，俄虎自相搏噬死。”

　　讲述了江西人张绪在贵州做官时，作文祈于庙驱虎的事迹。道光《贵阳府志》载“贵州山多虎，出道旁伺人，信(蒋信)为文驱之，患稍息”，[46]讲述了蒋信在贵州做官期间，做驱虎文驱虎的事迹。又如“张任初为指挥佥事，骁勇有才略，尝遇虎踞林鸣吼，众莫敢撄，任持枪刺杀之”，[47]讲述军事指挥官张任杀虎的故事。皈依于佛教和道教的人往往被视为沉稳、智慧、通神、有感化和感召力的象征，因此僧道应对虎患的方式以道德感化为主。如平坝高峰山寺所在之处“山多虎害，自立刹后，虎乃潜逸”。[48]再如，“释广能，号德彬，正统间卓锡月潭寺戒行，勤苦读书诵经，有虎入寺，僧众惊走，能不为动，虎徐去。”[49]记载了僧道们用感化驱虎的事迹。综上，可以看出明代贵州作为历史开发的高潮期，人虎争地等人为、自然因素引发的虎患成为中后期的一种常态，使得驱虎、捕(杀)虎成为一种必然，形式也更加多样和复杂化。官方和民间的应对基本持平衡状态，以虎伤人、人被动应对为主。

　　四、结论

　　本文从环境史视野对虎患进行考察，其立意在于还原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的人与动物关系事实，对明代贵州地区典型的人虎冲突现象——虎患进行了梳理、复原，属于阶段性工作。历史文献记载表明，随着区域开发活动的不断展开与深入，明代贵州地区的虎患现象在早期较少且烈度低，至中后期(以正统、嘉靖、万历年间为主)爆发频繁且愈益酷烈，多发区域集中在丘陵山地地带的东部、中部地区。针对虎患发生的不同时间、地点、烈度及受害人，其社会应对以民间、官方和僧道三个群体为主，应对方式则主要有祈祷、捕杀、感化三种。

　　关于虎患背后的更深层次驱动因素分析，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探索。历史时期，限于时代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在人类的认识里，大型食肉动物向来与人为敌。为了生命安危，人类与动物彼此伤害。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生存需求，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部分生物的减少或灭绝为其代价的。而珍惜善待动物资源与环境，弥补前人在历史时期为逐利而过度杀戮的过错行为，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是人类当前的重要责任。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真正的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曹志红.虎种中国起源说的学术史述略[J].文教资料,2015,(26):78-8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4年签发的《关于印发贵州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4]1209号)[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3]郭鹏.汉中虎迹[J].大自然,1988,(2):15-16.

　　[4]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47-54.

　　[5]李天培.汉中史料中的虎迹[J].野生动物,1998,(5):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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