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到现代通俗小说的嬗变

　　摘要: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直接滥觞于唐五代的俗讲，产生于宋代市井间的平话，经宋元明三代之流变，遂于明末因一次“误会”始得“通俗小说”之名。其“与八股传奇鼎峙”而又极具“与世俗沟通”之特征，并涵盖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诸门类。清末民初，随着“小说界革命”兴起，域外小说被大量引进，但又是“误会”使然，此时期的翻译作品多为域外“通俗小说”。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与域外“通俗小说”相碰撞基础上产生的“新小说”，于此后嬗变中遂成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早期形态“鸳蝴派”与“礼拜六派”。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五四”后受欧风西渐影响所诞生的新文学小说(或称严肃小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谱系，二者间也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功能之别。

　　关键词:通俗小说;古代白话小说;小说界革命;嬗变;现代通俗小说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二者是可以画等号的。今天我们谈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通俗小说。21世纪初，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学科领军者范伯群教授率“范门弟子”通力合作，推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卷，全书不计“绪论”，共8编49章196节，洋洋洒洒1368900字。这其中，除第六编“通俗戏剧编”4章14节、第七编“通俗期刊编”5章21节及第八编“大事记编”不分章节外，其余5编40章161节，均为通俗小说内容。其实即使命名“通俗期刊编”与“大事记编”，其内容所涉亦几乎为通俗小说。虽然此书年代概念为“近现代”，但除了各编各章及各节为叙述完整系统，于开篇略涉近代晚清文坛状况外，其主体内容均出现在“现代”[1]。

　　该书面世7年后，范伯群教授又以一己之功，独立完成了780000字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全书不计“绪论”共20章73节。在此书中，作者深谙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报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血肉关系，故将通俗小说与报刊整合而撰，故此书中除第14章“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热与画报热”3节外，其余内容均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连载与出版。而其年代概念虽为“现代”，但作者却认为“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总是以1917年肇始的文学革命为界碑，可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要比这个年代整整提早了四分之一世纪。”故此，他是“将《海上花列传》定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2]1-2而《海上花列传》首次面世，则是连载于《海上奇书》第1期，时间为晚清1892年农历二月初一。

　　从上述两部通俗文学史中的介绍可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肇始时间应该在近代晚清，而通俗小说又几乎占领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全部版图。因此，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首先要将视角投向通俗小说。然而，何谓“通俗小说”，它的命名经过及涵盖范围又是怎样?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如何易名为“通俗小说”的，此后它又是如何嬗变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许多年来，学界或是语焉不详，或是其说不一。

　　上编:通俗小说在中国古代的得名与涵盖关于“通俗小说”这一称谓，有学者认为最早出现在元代。近代学人缪荃孙于1915年刊印《烟画东堂小品》丛书，收入《京本通俗小说》残存第10卷至第16卷，据其跋语称:“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抄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归》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3]114如果《京本通俗小说》确为“影元人写本”，那“通俗小说”四字首次出现在古籍中，当为元代。但学术界对《京本通俗小说》之真伪和成书年代向有疑义，胡士莹曾言“缪荃孙(江东老蟫)在上海无意中发现的一个旧抄本，不详有无刊本。”[4]

　　491而“鲁迅、胡适相信缪氏的话;长泽规矩也(日)疑是伪书;郑振铎认为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产物;李家瑞从其俗字用法，定为明人抄写，最早不过宣德年间;孙楷第发现其中《冯玉梅团圆》开头有瞿佑‘帘卷水西楼’词，认为至多是元末明初人所编;近年来马幼垣(美)、胡万川、苏兴等力主此书系缪荃孙的作伪;但那宗训、聂思彦等则持相反意见。看来此书不一定是伪书，但也不会是‘影元人写本’，可能是明代中后期抄写的一部话本小说集。”[5]31认为《京本通俗小说》确有其书，但其最早的刻印时间为明代后期，这已是目前学界的一个共识。故此，认为“通俗小说”一词出现在元代，已不可取。从目前可信史料考证，“通俗小说”一词首次出现在古籍中，应在明代泰昌、天启年间。当时著名文人冯梦龙辑纂话本集《古今小说》(别题《喻世明言》)，其在署名绿天馆主人之序中云:“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

　　”冯氏此言，当为“通俗小说”一词之肇始。至于冯梦龙缘何提出“通俗小说”四字，历来治小说史家多有阐释，但多囿于对“小说”目下之分类，而从“通俗”与“小说”之关系着眼，目前所见系统论述者甚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拓荒者之一张赣生先生近年的考订，较为翔实。据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一书所言:“中国小说自其确立时起就与通俗拴在一起，但直至明代中叶，却从来不用‘通俗小说’一词，其原因当然是明显的，按自古相沿的看法，小说必然与通俗相连，正如吃饭必然用嘴，只须说吃饭就够了，无须再说什么用嘴吃饭，画蛇添足，多此一举。”那冯梦龙为何要提出“通俗小说”这一概念呢?听张先生往下说———“中国‘通俗小说’一词的出现，是由于一次误会。元末明初，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罗氏标明‘通俗’二字，原有特定的针对性。

　　”具体而言便是———“历史演义与小说的根据不同，演义根据正史，小说采自街谈巷议，陈寿的《三国志》辞简文深，一般人不易读懂，故需用较浅近的语音加以演述，以求通俗地阐明其义”。也就是说“罗氏之‘通俗’专指演述正史之义。”而“小说原本通俗，无须再加‘通俗’二字画蛇添足，正史原本不通俗，所以才特意标出‘通俗’二字，以示演义与正史之区别。”因此，“在明代末叶以前，人们对什么小说的标题加‘通俗’是很清楚的”。然而“到了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三言》，忽略了标明通俗演义的针对性，而把它与其它小说混为一谈，由于这一次误会，才把‘通俗’二字加到了小说头上。”

　　“冯氏忽略了罗贯中用‘通俗’二字的针对性，没有深究无论是从‘通晓风俗’或‘与世俗沟通’的哪一种意义上看正史都与小说不同，只从唐传奇与宋评话的文体着眼，因而使用‘通俗小说’一词，且一直流传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误会。”这种误会造成的结果便是“自冯氏提出‘通俗小说’一词之后，就为不通俗的小说奠定了合理的地位，对后世影响至巨。这或为冯氏始料所不及。”正是根据以上辨析，张赣生先生考定“中国的‘通俗小说’一词产生于明代末叶”，而且“自明末以降，‘通俗小说’一词流传渐广，天长日久，约定俗成”[6]7-9。张赣生先生认定“通俗小说”一词产生于明代末叶，这本无误。

　　但对明末以降，“通俗小说”一词“约定俗成”了什么样，却是语焉不详。其实，虽然“通俗小说”一词于明代末叶便已出现，但在此后的三百余年间，不但此称谓并未成为小说史上的一个流派，而且与其相对应的小说类别也不固定，甚或对其解释的概念与定义更是阙如。所谓的“约定俗成”，其实就是将“不通俗的小说”以外的所有说部，都归入“通俗小说”。那么何等小说是“通俗”的何等小说又是“不通俗”的呢?自明末以降至清末，虽然各类章回小说创作大为兴盛，但在理论上对其界定，却鲜见表述。直至进入20世纪之后，方有学者将其作为学术进行研究。如近代著名学者黄人(摩西)于1904年，受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之托，开始编撰《中国文学史》，其在“明人章回小说”一章中写道:“有明一代之史，多官样文章，胡卢依样，繁重而疏漏，正与宋史同病。

　　私家记载，间有遗轶可补，而又出于个人恩怨及道路传闻。若夫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滋漓、舆论之向背，反多见于通俗小说”，“故当时有心之士，多著小说，又喜评小说。而文学家中通俗小说，遂与八股传奇鼎峙。”[7]7这段话不但将“与世俗沟通”这一“通俗小说”的本质点出，而且已将“通俗小说”与“八股”“传奇”相区分。黄人认为，“通俗小说”起码要具备“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滋漓、舆论之向背”的特征。又如1923年鲁迅在撰《中国小说史略》时，曾援引日本著名中国俗文学研究专家盐谷温的《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8]343，可见此前域外也已有人在对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进行研究，不但其朝代指向已非常清晰，而且所举“通俗小说”样本便是“三言”。

　　此外，在20世纪上半叶，于学术著作中涉及此领域者，尚有胡适的《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黄人的《小说小话》、鲁迅的《小说旧闻钞》《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但亦仅是分别对具有“通俗小说”性质的作品进行考订与评骘，而且在研究客体的称谓上，也是名目众多，不独仅以“通俗小说”一家称之。下编:古代白话小说是如何嬗变为现代通俗小说的日月更替，时光流转，当历史跨入20世纪初叶之时，“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二千年来不曾改变”的“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的读物”这一“观念”[11]，发生了惊人逆转，其推力便是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发生的直接契机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而其更悲壮的背景则是1840年后列强的洋枪洋炮攻入国门，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清军的惨败。接连而至的国难，让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文人深受刺激，他们认为，中国过去的“旧小说”造孽深重，“不出诲淫诲盗两端”，正是这些“旧小说”，成了“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因此他们提出了“小说救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2]14在此等认识驱使下，他们将小说抬到空前的地位，予以推崇，不但大量翻译引进域外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而且还创作了批量以“启蒙”为主旨具有“改良群治”之“效用”的“新小说”。一时间，大量或翻译或原创的“新小说”在中华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众多士人与知识精英一反往昔视小说为“不入流”之定式，纷纷操觚而稗;各类打着“启蒙”与“改良群治”旗号的报刊与专门刊发小说类作品的杂志也应运而生，并形成风起云涌，推波助澜之势。最终造成了“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13]1的局面，以至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寅半生于《小说闲评·叙》中发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12]467的惊叹。

　　至此，“自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起，‘新小说’成了概括在小说界革命中产生的这一批小说作品的专有名词。‘新小说’是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时人自觉地把作为小说界革命产物的新小说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国传统小说(旧小说)区别开来，批评家甚至花费不少笔墨论述这两者的质的不同，如称‘旧小说，文学的也;新小说，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旧小说，常理的也;新小说，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倒不在乎各种理论概括的准确与否，而在于这一代小说家和批评家之自觉不自觉地与前人的作品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意直接与之认同。”[14]

　　10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在清末民初“鸳蝴派”与“礼拜六派”的肌体上“涅槃”而生的;而“鸳蝴派”与“礼拜六派”又与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有着近亲“遗传”，故而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本身走的就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路子，其与“五四”前后受欧风西渐影响所诞生的新文学小说(或称严肃小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谱系。因此，它们二者就不存在着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功能之别，而这只是学术问题，后来新文学作家非要“打倒”通俗文学作家的“你死我活”之争，其实大可不必。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说清，那就是无论中国现代新文学小说，还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它们能在日后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蓬勃发展，并分别赢得了不同读者群的青睐，“小说界革命”所带来的对小说观念的新认识，应是功不可没。

　　而且在这两种小说类型孕育形成过程中，都曾受到了“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前者继承了“新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和文体形式;而后者则吸收了“新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及表现手法，呈现出既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一脉相承而又脱胎换骨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并因此而成中国现代小说甚或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波及面最广、受众最多的流派。该流派不但能够与此后如日中天的新文学分庭抗礼，而且流派自身也形成了其门下的小说类型化，诸如哀情、社会、言情、武侠、侦探、滑稽、宫闱、历史、翻案等小说诸门类，并影响深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在香港、台湾地区的新派武侠小说(以金庸为代表)、新派言情小说(以琼瑶为代表)及当今在华人地区方兴未艾的各门类网络小说中，均可看到其遗风。

　　参考文献:

　　[1]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2]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6]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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