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入仕”思想探微

　　[摘要]南朝齐梁之际的刘勰(约465-532)，以其《文心雕龙》一书占据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极为显著的位置。清代以降，学界关于该部作品的关注逐渐升温，相关研究亦渐趋增多，而当代对其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因之形成了所谓的“龙学”流派。但多数研究，其关注点仅囿于该书的批评理论、文学思想、文学体裁、创作理念等方面，而很少有人关注字里行间所蕴涵的刘勰浓郁的“入仕”思想和“求官”情结。文章试图撇开纯文学评论作品的传统视角，采用文本剖析解读法，探索刘勰内心深处的政治追求，挖掘其骈雅昳丽的文字背后所呈现的“仕途”热忱。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入仕

　　一、引子

　　张少康先生对于《文心雕龙》(以下简称《文》)曾有这样的评价:“《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它既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是一部文章学著作，又是一部文学史、各类文体的发展史，而且还是一部古典美学著作。”[1](P80)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享有如此高评价的著作，再无其他，可见《文》一书的价值不可估量。但据笔者查阅大量文献发现，多数研究者将这部作品视为文学评论领域的一部旷世奇书，而鲜有人认为《文》是一部政治述怀之作，更少有研究者挖掘书中所暗含的刘勰终其一生都在求索的政治热情———“入仕”思想。

　　古人云“文以载道”，又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部著作，一个名字，便可以惊世骇俗，更可以蓄美千载，亦可以贻人谈资，或可以助人腾达。虽然《文》之流布于世，已立载千年，历代历朝引用该书理论者数量甚众，但将其视为举世公认的文学理论巨著，却仅始于学术隆盛的清代。①这一现象固然有诸多因素可以解释，但不能不引起后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本文对这一反常现象并未打算做深入解读，但对于诸多研究者将重点放在刘勰及其《文》的文学思想和批评理论的剖析方面仍持有些许异议。基于此，本文试图绕开将《文》仅视为一部文学评论著作的视角，而采用文本解释法来阐释刘勰“入仕”思想在该部鸿篇巨制中的具体表现，挖掘其骈雅昳丽的文字背后所蕴含的“仕途”热忱和“求官”情结，以及其“仕途”不入之后所流露的“出世”思想。

　　二、刘勰“入仕”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刘勰“入仕”思想在“总论”中的体现

　　《文》全书共计五十章，无论其结构如何编排，体例如何贯通，该部作品自始至终都流露出浓郁的儒家思想。如众所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仕”之论。“从《文》全书涉及的内容看，他(刘勰)对于经、史、子、集四部的许多典籍，都相当熟悉。……一生兼长儒学和佛学，他的思想也是兼综儒佛。”[2](前言P1)

　　在中国古代，熟读经、史、子、集，通过科考，金榜题名，毫无疑问是年轻人走向仕途通往显赫的唯一路径，尤其对于出身平民，祖无积荫的刘勰更当如此。但据《梁书》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3](P630)以此史料可知，刘勰因家贫而终生未娶，之后便隐身于佛寺，醉心于佛经整理。

　　由此似乎可以作以武断推论，即刘勰未能入仕之由乃在于其家贫无致，因而，其起初未生出强烈的“入仕”理想是基于家庭因素。实际上，在创作《文》之前，刘勰便已熟读儒家经典，却未能求得一官半职，而是“到定林寺依附著名僧人僧祐，相处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帮助僧祐整理大量佛经，予以校定叙录。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文史典籍继续研习，并在三十多岁时写成《文心雕龙》”。[2](前言P1)刘勰早年这一段经历着实令人费解。梁武帝天监(502-519)初年，刘勰却突然走向仕途。而此时的刘勰，年已不惑，似乎早已过了凭借仕途飞黄腾达的年纪。早年未有入仕动机，而中年却趋近仕途，这似乎更令人困惑。

　　《论语·子张》有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②对于熟稔儒家经典的刘勰而言，“学”和“仕”之辩证关系应该并不陌生，亦并不相悖。所以这种“入仕”思想其实在刘勰青年时代就像一颗种子一般深埋心底，只是在科举考试尚未成为平民“入仕”捷径的齐梁社会环境下，家贫无致的刘勰也许无计可施。但这颗“入仕”的种子可能深埋于他的心底，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关于刘勰“入仕”为官的初始经历，《梁书》仅有简略载录:“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3]

　　(P630)以刘勰的出身来看，《梁书》这段文字或许有助于理解刘勰意识深处的“入仕”欲求。对于祖荫些微出身庸常的刘勰而言，欲求一官半职也无可厚非。但《梁书》所提诸种官位与文字工作多有瓜葛，似乎皆非显要。由此，亦可知刘勰在青年时代似乎已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学天赋，故而方能得幸于昭明太子，助其逐渐迈向“入仕”之途。刘勰这段为官经历比较符合中国古代“士从品级的低下到逐渐的抬升，话语权的建立与个人修为的表现是相伴而来的”[4]论调。文学之才也是其个人修为的一种表现，更是其获得社会话语权为官经世的条件之一。

　　《文心雕龙·程器》篇载:“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2](P243)发表如此感慨的原因在于，刘勰深刻意识到“五材”，即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必备品德对于做官的重要性。而同篇前文所提及的诸多文人，如司马相如诱引卓文君、扬雄酗酒生活潦倒、班固谄媚作威、马融趋炎附势、孔融傲娇跋扈等，均是“五德”不具的表现，因此他们官运不通且受世人诟病当属自然。刘勰应该非常清楚将相隆达所需的才智，而对文士地位的卑微和遭人讥诮的处境亦怀不满。

　　这足以说明刘勰对于儒家通达仕途所必备的五种高贵品质的认识极为深刻。据此可以作以粗浅推断，刘勰之所以“起家奉朝请”，并非单纯因其文学造诣和才华，而是用十年光阴侍服定林寺通达于朝廷权贵的沙门僧祐换来的提携和推举，才有了接近仕途的机会。正如张少康先生所谓:“中国古代的文人儒佛并用者是不少的。‘外儒家而内释老’，从政出仕以儒家思想为准则，而修身养性则以佛老为标的，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1]

　　(P81)刘勰似乎深谙此道。那么刘勰为何要依附于看似隐遁于红尘之外，而实际却混同于俗世之中的沙门僧祐。答案不言而喻。在门阀盛行，佛道隆盛的南北朝时代，出身寒微的刘勰不得不依赖于有一定社会背景，与皇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且具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佛僧僧祐。数十年如一日，古佛为伴，青灯作陪，手持经卷，心无杂念，为僧祐抄写佛经，整理佛典，有谁可以毫无理由耗费数十年青春岁月，从事如此枯燥而繁杂的文字工作。

　　仅仅是一心向佛、看破红尘那样纯粹的原因吗?或许刘勰希冀通过如此枯燥而无奈的选择，为自己谋取些许政治机遇和贵人眷顾。这种追求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其次是作为社会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受人尊重的精神需要，是封建社会普通民众，尤其是出身寒微的下层民众极为朴素的政治夙愿得以实现的唯一门径。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大背景下，刘勰自不能免其俗气，实则也并不俗气。事实证明，刘勰因沙门僧祐的帮助，开始逐渐接近达官贵人，甚至受到了昭明太子萧统的垂爱，从而谋取了所谓的官位，即使官阶低下，但也算是入于“仕途”。众所周知，萧统好文爱才，组织文人编纂了一部可以与《文》相媲美的文学大作《昭明文选》。王云熙先生认为，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一书，内容多与《文》相通，当是受刘勰文学观的影响。[2]

　　(前言P1)可见，刘勰文学思想对于萧统太子的影响非同一般。而萧统太子应该被称为刘勰仕途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开篇有言:“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2](P246)“言为心声”，可做多种解读。《文》之“言”自然也是其“心”之用。但“心”是否仅仅是“为文”之心，只要我们深入文本本身，便可明辨内里。在《序志》一章，刘勰极为坦率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仕途”的渴望，希望通过著书立说留名身后。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尔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2](P246)该段文字不免让人参悟出刘勰对于“儒家思想”的追从，希望自己可以执着红色的祭器与仲尼随行。虽然仲尼做官并不成功，但仲尼连同其儒家思想自汉以降，俨然被视为官方的精神楷模和榜样。这种希冀也正是刘勰求“入仕”的心里独白。在门阀世族制度甚嚣尘上的南朝时期，在父辈均未能顺利通达出仕入官的家庭背景下，刘勰这种“入仕”思想其实显得颇为尴尬，但也无可厚非。

　　刘勰在《序志》章还明确表达了创作该部作品的根本目的:“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2](P248)该目的与全书开头几章遥相呼应———《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目前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专门讨论总原则的章节。“刘勰开宗明义提出了他的整个文学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是总纲。……《征圣》、《宗经》二篇，标举了儒家思想旗帜，……强调了文学的政教作用，提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三项原则，……确立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5]

　　《原道》表层在论述文学创作之肇始本源，认为文学是“道”之体现，是自然之法通过人类社会的折射。但如果深入解读文本，便可悟出刘勰的“道”，既有“自然之道”，亦包含“王道”;是从“自然之道”向“王道”的过渡。“自然之道”表现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而“王道”表现为“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2](P4)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推崇“王道”的溢美之辞。何谓“王道”，乃儒家“仕途”之道。至于《征圣》篇，刘勰对于帝王圣贤，以及其文章教化则极力推崇。

　　在今天看来，似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回观刘勰时代，帝王圣贤仍然是世子效仿追随的楷模:“先王声教，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2](P5-7)因此，刘勰将圣人的地位摆放在至高境界:“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2](P7)《宗经》篇中，刘勰对经书肯定之至:“‘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正末归本，不其懿欤!”[2](P9)之后更进一步强调:“三极彝训，道深稽古。

　　致化惟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2](P12)刘勰认为，经过圣人之手勘定的五经是为文之始，并且具有树德教化归本正源的社会意义。那么，刘勰为何对代表儒家传统经世治国思想的“五经”会推崇备至，显然在其意识深处，五经所传达的是正确合理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为文之道的核心和灵魂，因此，他自然会对儒家经典深怀“圣”意，甚至有过分褒奖之嫌。但如此思想动机，恰好也验证了刘勰对儒学乃至封建统治体系所怀的念想和一味推崇的深层愿望，这亦是其内心深处那颗久藏一隅的“求官”种子渐露苗头的征兆。

　　至于《辨骚》篇，表面看似乎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图，但仔细读来，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对于正统“经书”，即“王道”思想的推崇:“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中略)《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名儒辞赋，莫不拟其(屈原)仪表，……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杨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

　　四家举以方经。”[2](P18)有研究者认为，刘勰发此议论是在批评时人对于骚体的过分褒奖。但显而易见，刘勰将雅丽之骚的出现归因于五经之一的《诗经》，而《诗经》则毫无疑问，是统治者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武器。刘勰如此推崇，说明其深受儒学思想传统浸淫的政治倾向，正所谓“文以载道”，刘勰的“入仕”之道，深深地印刻于其开篇章节的文字背里，不可抹去。

　　(二)刘勰“入仕”思想在其他章节中的体现

　　刘勰“入仕”思想除了起首的五章初露端倪之外，在第四十九章《程器》篇中，更为直白明晰。《程器》开首言:“《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2](P240)直接提出“士”应该具备器用和文采两种能力，否则就会有“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魏文帝语)”这样的判定，从而也限制了文人的进取之路。第二段列举汉魏以降，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有文学之才但少政治之用的人格瑕疵，来证明文人不重视政治器用，仅有文学之才亦不能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弊端和缺陷。第三段刘勰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文人应该趋鹜仕途的观点:“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

　　……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2](P243)第四段明确提出文人更应重视政治品德和才能的培养，唯其如此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2](P244)《文》如果仅仅是一部文学评论，应该与政治的关联不甚明朗;或者说，不应该如此推崇文人要具备政治品行的必要性，但刘勰却不厌其烦地把政治素质，甚至军事才能作为文人之才的重要衡量标准。在南北朝文学强调骈俪浮华的大环境下，也许刘勰持此观点的原因，部分在于不满于当时文学创作空洞无物的毛病，但亦不能排除他本人对于前代文人不具备政治素养和才能而导致社会地位低下的状态的深刻认识和反思，反映出其内心深处所怀抱的“以文求仕”飞黄腾达的政治愿望。

　　中国古代士子谋官为政的思想，源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为有力的推手便是儒家思想的耳濡目染。但刘勰生活的时代尚不具备让其通过熟稔儒家经典而科考成名谋取官位的社会条件。就算有科考的条件，但屡试不第的厄运一样会发生在某些文士身上。譬如在科举机会较南朝多得多的唐代，诗人孟浩然，年轻时心怀“器用”之心，却屡考屡败，无奈之际，作了一首“投赠诗”《临洞庭上张丞相》，[6](P18)敬献给当时炙手可热的张九龄丞相，希望被其赏识推荐，谋取一官半职: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句满含为国效力的热切之志却无径可求无计可施的失落之心。“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早于孟浩然的刘勰，自然也不可避免的生出这样的“欲济”思想。所以刘勰在《程器》篇中发出“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2](P243)的扼腕抱憾之叹;并勉励“士子”们:“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2](P244)这段文字，如果视为刘勰勉励其他士子之语，仅说对一半。刘勰在《隐秀》篇说:“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2](P191)故而读者在阅读《文》时也应认识到刘勰所主张的“隐”也暗含了理解文外之义的意图。

　　换言之，《文》的文本本身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批评之作，通过著立该部作品，刘勰是有“言外之意”需要表达的，意即希望可以实现儒家的传统思想，即“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就像他在《序志》最后所说:“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2](P250)读者的确该认真咀嚼咀嚼《文》所载刘勰的“入仕”之心。虽然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认为“《文》的大多数理论篇章既是针对诗歌的也是针对散文的”，[7](P265)如果仅以这样的文学视角来评价《文》，似乎有些偏狭。

　　刘勰在《序志》篇对自己的意图有过清晰的表述:“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2](P246)在刘勰看来，宇宙舛变，而人形同草木，易于摧折，只有靠“制作”“树德建言”，才可让声名“逾金石之坚”。如此强烈地对于声名的希冀和呼喊，似乎在刘勰的字里行间处处流溢。如此直言不讳的志愿是否出于本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阅其文，知其心音”。如果我们深入阅读《时序》《才略》《知音》诸篇章，刘勰“入仕”思想也可略见一二。

　　如《时序》篇曰:“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2](P211)说明汉以后，文学之“文理”是深受时代政治的影响而发生变迁的。又言“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P218)为文之事因时因事会给作者创造不同凡响的路径，虽然偶有不重文士及文事的特殊时代，或者对文不得意但仍被提携的士子颇有微词。但刘勰对重视俊才之士的帝王及俊才辈出的时代仍充满着艳羡:“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2]

　　(P216)文学士子备受统治阶层器重之风蔚然成形，刘勰更多的是表达出对爱惜文士人才的帝王的由衷赞美:“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飏言赞时，请寄明哲。”[2](P220)措辞谦卑而又充满对那个“文士绕明君，明君爱文士”时代的渴望和祈盼。《才略》篇中，刘勰同样流露出浓郁的遥望明君藉文纳贤的思想及追古抚今的喟叹:“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2](P233)同时又高度肯定唯有写出好的文章才可以名留千古:“一朝综文，千年凝锦。余采徘徊，遗风籍甚。”[2](P234)因此，王运熙先生在该篇“题解”部分有如下评论:“第五段发表感想。

　　指出西汉元封年间、汉末建安年间，由于汉武帝、曹操父子提倡文学，招纳文人，形成‘崇文之盛世’，为后人所企羡。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君王的爱好提倡，成为一种权威性的政治力量，给文人提供了驰骋才能的出路和条件，往往成为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2](P226)所以，君王的推崇，一方面推动和繁荣了当时的文学发展;另一方面，从士子角度，则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仕途的路径，刘勰自然也怀有此种政治期待。《知音》篇被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关于文章的理解鉴赏和批评的。但文章首句“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2](P235)表面读来似乎刘勰在谈论音乐的听辨，但又似乎有“弦外之音”。之后其所列举的古人实例则肯定了这样的猜测:“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2]

　　(P235-236)果然，刘勰举韩非和司马相如的惨痛史例来说明俊杰之士，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能在合适的时机被合适的君王赏识并选中，也只能“知音难觅，抱憾终生”。从某种程度而言，不难看出刘勰以追思韩非、司马相如知音难觅仕途难逢的境况，来抒发自己不为明君所识的苦闷和无奈(有自况之嫌);同时也批评了当时“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重古轻今的不良风气。

　　三、余论“中国古代的文人儒佛并用者是不少的。

　　从政出仕以儒家思想为准则，而修身养性则以佛老为标的，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1](P81)张少康先生的这段文字，非常恰当地衬合了笔者对于《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一部文学评论作品，更应该是一部政治抒怀之作的观点。“外儒家而内释老”，这一点无需做过多的举证分析。对于一个二十多岁就跟随僧祐学佛礼佛，整理佛经的年轻人而言，逾十余年而仍未剃度，依旧是“槛外人”，或许有种种因素可以解释其动机。但绝不能排除刘勰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做好割舍红尘遁入佛门的准备这种假设，他依然满怀被君王相中，谋取仕途的强烈念头。

　　结果，刘勰被梁武帝相中“入仕”了，虽然他所任职位均非显耀;后来梁武帝又命刘勰回定林寺继续整理佛经。这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仕途陟降经历令刘勰对做官彻底失望，遂出家为僧，之后不久便郁郁而终。这就是刘勰“入仕”思想的最终落脚处。怀才八斗而终不为明君所识，学富五车却未能通达于仕途，是刘勰之悲欤?是时代之失欤?刘勰“知音难逢”的政治遭际和“入仕”不求的苦闷应该被视为撰写这部留香百代名传千秋的旷世巨作的深刻动机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刘勰.文心雕龙译注[M].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杨忠.二十四史全译:梁书:列传第四十四[M].上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4]高俊.论孟子的人格修养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7).

　　[5]张文勋.《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J].云南社会科学，1981，(2).

　　[6]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卷五[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作者：田荣昌

　　社科论文投稿刊物：广西社会科学设置栏目有中共执政理论、广西论坛、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