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的融合国外女性议员实质代表性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国外有关女性议员的研究逐渐增多‍‌‍‍‌‍‌‍‍‍‌‍‍‌‍‍‍‌‍‍‌‍‍‍‌‍‍‍‍‌‍‌‍‌‍‌‍‍‌‍‍‍‍‍‍‍‍‍‌‍‍‌‍‍‌‍‌‍‌‍。 从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的理论视角，发现女性议员规模往往成为其所代表的女性利益强化的标志，但差异性主体的互动才能更广泛地体现女性利益‍‌‍‍‌‍‌‍‍‍‌‍‍‌‍‍‍‌‍‍‌‍‍‍‌‍‍‍‍‌‍‌‍‌‍‌‍‍‌‍‍‍‍‍‍‍‍‍‌‍‍‌‍‍‌‍‌‍‌‍。 从议题范围、提案过程、作用效果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切入，发现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间的关系均存不确定性，因此需要融合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女性议员的实质代表性‍‌‍‍‌‍‌‍‍‍‌‍‍‌‍‍‍‌‍‍‌‍‍‍‌‍‍‍‍‌‍‌‍‌‍‌‍‍‌‍‍‍‍‍‍‍‍‍‌‍‍‌‍‍‌‍‌‍‌‍。

　　关键词：女性议员; 代表性; 身份政治; 话语政治

　　女性参政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必然带来女性参政与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间关系的讨论。 1918年前，各国议会都被称作“男人的房间”，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导致整个女性群体在政治系统中没有任何话语权。 直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学家开始关注政治性代表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而促进了关于女性议员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传播、女性社会角色的丰富以及众多卓越女性政治家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议会事务中并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国际议会联盟IPU对女性参政数据的统计，2019年在世界范围内，议会女性议员平均占比为24.3%。 世界范围内有50个国家女性在议会中占比已经超过30%。 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议员规模的逐渐扩大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并且在逐步改变政治系统。 [1]紧随而至的一个问题是女性议员规模扩大后是否促进了更多女性利益的实现? 对女性利益的代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一 制度与行为：女性议员研究的理论视角

　　笔者首先运用CiteSpace对女性议员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探寻该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 选取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SSCI收录文献进行索引，以“女性议员”“女性政治代表”“女性选举”等为主题检索词，界定时间跨度为2000—2019年，检索结果共得到791篇文献。 通过对文章摘要、关键词和文献类型的筛选，最终得到731篇文献，发现有关女性议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领域，且其发展历程与内在领域的演化呈多样化特点。 本研究将分别从制度和行为的视角来审视已有研究成果。

　　在制度视角下，女性议员被视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研究认为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扩充女性议员的规模，进而对整个政治系统产生影响。 工业社会促进了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女性与男性社会地位趋向平等。 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女性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保守，反而比男性呈现出更多左倾的倾向，制度设计也需随之做出调整。 [2]现有研究对性别配额制和比例代表制的讨论颇多，认为通过变革选举制度能将更多女性纳入政府体制之中，由此扩大女性议员规模，增强女性议员的信心，减少议会中的性别偏见，激发更多女性成为候选人，对更多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产生激励作用，形成一个良性参政循环。 [3]

　　行为视角下的女性议员研究认为内生于制度的偏好、资源和博弈都会影响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和态度，而政治结果就是通过个人或集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的。 [4]偏好主要体现为政党意识形态偏向和政党内女性政治家的选择偏好。 通常来说，左右翼政党对于女性议员的态度是不同的，左翼政党提供的是一种参政途径，赋予女性议员更多机会，扩大女性议员规模。 而右翼政党则侧重于提高女性议员在政党内的地位，对于规模则没有显著影响。

　　政党中的女性政治家，尤其是女性政党“守门人”在分配比例时更偏向于给女性更多机会，影响女性参政的难易程度，女性政治精英的积极表现也会促进女性参政的积极性。 [5]资源分布是针对议会席位的分配，当某个政党增加女性议员数量时，将会间接影响其他政党的决策，进而对女性议员的总体规模产生影响，这就是政治博弈行为的体现。

　　综合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议员研究的重点是基于女性议员参政不仅受到结构性制度因素的影响，如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还受到观念性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性别平等观念。 [6]工业社会的女性将更有可能从事社会地位高、影响力大的职业，她们对于权力更渴望、对于利益更关切，外加政治民主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保障，也就更容易对选举制度产生影响。 在许多国家，先前阻碍两性平等观念的历史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两性行为的不同使得大众对女性参政有了更多期待，有研究表明，女性政治家在不同选举制度模式下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7]

　　综上可见，已有女性议员研究分别回答了何种制度模式有利于扩大女性议员规模、怎样的行为能促进女性的良性参政，以及制度和行为二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走向三个问题，以上研究积累为我们提供深入了解女性议员参政制度模式和不同行为主体行为特征对女性议员参政的影响。 但目前针对女性议员的研究多从单一国家入手，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数据统计得出结论，缺乏理论层面的归纳、论证与总结。 此外，研究结论多从规模扩大带来的整体影响视角切入，缺乏针对女性利益表达领域的探讨。 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理论探讨女性议员参政规模扩大后对女性利益代表性的作用，以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

　　二 从数量到质量：身份政治向话语 政治的转变

　　当前，对于女性议员的参政规模及其代表性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女性在思维和行为方面都与男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女性议员在思考问题时更能凸显女性价值，维护女性利益; 另一种则认为女性虽然能代表女性利益，但不能否认其他主体对于女性利益的代表功能，同时也不能认定女性议员规模的扩大必然直接带来其所代表的利益范围扩大，关键在于代表本身而不是代表规模。 [8]实质上，由强调规模到代表本身的讨论反映了从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向话语政治(discourse politics)的转变。

　　(一)身份政治：重视性别差异的利益表达

　　“身份”(identity)代表个体对自我同一性的感知以及个体的同一性得到其他人承认的感知。 [9]然而，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信息技术发展以及媒体的传播范围不断被拓宽的时代背景下，“身份”越来越变成一种源于对普遍公民权利缺陷反思的诉求，认为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享有同等的文化价值，需要有同等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这种争取差异化表达渠道的过程就是政治过程。 [10]因此，“身份”与“政治”的结合具有了合理性，形成了身份政治概念，以保护少数群体、以及对主流体系提供多元价值的参考。 [11]

　　身份政治一方面强调身份及其差异，另一方面又在既存差异的基础上寻求认同。 在政治实践中，这种争取认同的过程更多以群体行为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这里的身份主要指群体身份。 而群体在实现自身利益表达时有两种不同的内涵：其一为特定群体依据差异化的身份特征寻求平等的对待、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进而得到表达的机会; 其二是特定群体对于其他群体的强烈排斥，是一种追求特殊对待的过程。 [12]

　　上述两种内涵截然不同，需要依据实践中的特点进一步阐释身份政治。 但在表达利益后，群体均需得到其他群体的认同，即实现承认政治，才能真正构成身份政治的完整解释。 这种承认关乎个人的利益与尊严，是对不正义对待的反抗，但如果被特定方式利用则会出现问题，也可能成为将自私的利益纳入政治议程的渠道，因此也成为一个被诟病的原因。 [13]

　　性别是身份政治的三大核心议题之一。 结合女性议员研究，发现强调规模扩大的研究观点多立足于两性差异角度，也就是从性别角度将议会群体划分为强势的男性群体和弱势的女性群体，这种强势与弱势不仅体现为规模上的差异，更是受到了长久社会观念以及议会性别结构的影响而存在一定黏性，难以实现变革，因此出现了愈来愈强的反对声音。 性别差异会造成两性关注议题的焦点不同、对同一议题的重视程度不同，进而导致男性议员无法真正代表女性提出女性视角的议题。 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忽视了女性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和身份特征，因此需要强化女性在议会中的身份地位，途径之一就是拓宽女性表达利益的渠道，即扩充女性议员的规模。

　　女性议员理所应当为女性发声，在诸如平等的权利、教育、产假、反暴力等有关女性利益的政策领域表达意见。 同时，女性议员还发挥着审美意义上的独特作用，她们是女性的代言人，不仅要传达需求，还要让更多人认识和理解女性群体，消除固有的偏见‍‌‍‍‌‍‌‍‍‍‌‍‍‌‍‍‍‌‍‍‌‍‍‍‌‍‍‍‍‌‍‌‍‌‍‌‍‍‌‍‍‍‍‍‍‍‍‍‌‍‍‌‍‍‌‍‌‍‌‍。 女性议员群体还应呈现出其内部组成的差异化以及这种差异化带来的意义，这种意义十分独特并能因此获得其他议员对于女性议员的积极回应。 [14]因此，亟需提高女性议员的地位，强调女性议员的身份特征以突显其对于表达女性利益的重要作用。

　　强化女性议员政治身份的手段主要包括制度手段和行为变化。 选举制度决定议员的选举过程进而影响议会中议员的性别结构。 性别配额制的采用虽不能证明女性议员在议会中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不过也不能否认女性在议会中规模持续扩大的趋势，且将配额与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模式相结合时效果会更加明显。

　　此外，政党对女性议员持积极态度，纳入更多女性议员不仅可以改变该政党女性议员的比例，还会间接影响其他政党，进而对议会中女性议员规模产生影响。 而当政党“守门人”是女性时，也将对女性参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她们不仅会发挥隐性作用，还会明显地促进和支持女性参政。 同时，政党内的女性精英也可以和女性政党“守门人”发挥同样的作用，女性政党精英可以增加女性成为候选人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性别的差异不仅反映政治关系的特征，还内嵌于政治之中，限制并塑造社会互动。 [15]

　　身份政治理论强调了由性别差异导致的利益表达的差异，因此需要扩充女性议员规模来强化女性群体的政治地位，尊重任何一个群体表达利益的权利，这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 然而，身份政治理论可能会面临普遍共识与差异表达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实现共识与差异平等化的困境。 在议会中虽然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一个议案是否被通过，但投票本质上又会面临牺牲少数人利益的困境，形成一个悖论的循环。 然而，在试图论证扩大女性议员规模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谈论较少，更多着眼于利益表达的过程。 强调女性群体的政治权利和扩大女性议员规模，以实现体现性别差异的利益表达看似合理，但是这一观点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即女性利益是由女性群体表达的，不同女性议员会形成某种“战略联盟”，[16]由此引发对话语政治观点的讨论。

　　(二) 话语政治：重视主体互动的利益表达

　　话语政治概念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才能概括主体间的关系，因此将研究视角从主体性哲学转变为主客体间关系的研究，在政治行动过程中更加强调主体间交往的作用以及通过话语讨论实现民主的范式，是一种协商民主的体现。 [17]

　　话语政治某种程度上是对身份政治的“扬弃”。 话语政治的前提就是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拥有话语申诉的权利以防止垄断的出现，进而为沟通协商奠定可能性，这是一种身份政治概念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话语政治将政治主体与他人置于一种复杂的联系中，主体之间不仅能沟通，还能相互影响，是对身份政治概念的扩展，而不是简单认为个人与他人仅以对抗的形式存在，个人尽管独立于他人，但也依赖于他人，通过沟通解决冲突，通过商谈传递意见，通过合作取得共识并实现共同利益。 话语政治不否定个人权利的存在，而是认为通过主体交互的互动行为能够更好地参与政治、实现个人权利。 [18]

　　结合女性议员研究，发现第二种观点实则是对第一种观点先验性假设的批判。 学者承认女性群体的权利，承认她们需要发挥政治功能、拥有政治身份，但并不认同扩充女性议员规模就一定能带来女性利益被更好代表的结果，因为这类结论直接建立在“女性议员能够代表女性利益”的假设基础之上，而忽视了对这个假设真伪性的检验。

　　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性别角度描述女性群体内部的特点。 社会性别概念意在区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差异。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的劣性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在成长过程中无处不在，而且这种社会性别也成为权力系统安排的依据。

　　女性议员是生理意义上的女性，经过社会的建构，也获得了女性的社会性别，但这种社会性别不仅体现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差异，也体现为女人气质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同质性是指社会性别的塑造过程是一个社会秩序对自然秩序的迎合过程，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产物，不能保证每位女性议员的女人气质均具有个性化特点。 反之，异质性是指社会塑造过程是一个社会成员学习和接受他们社会角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可变的，极有可能塑造为差异化的社会角色。

　　因此，从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规模扩大的女性议员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假如社会存在一个同质化的女性群体，这时不需要明确区分女性公民和女性议员。 选举出来的女性议员提出的议案能够全面体现女性利益，因此可把女性看为统一的整体，具有共同的目标和要求。 但这一假设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在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完全同质化的群体，即便存在这样的群体，如利益集团，也不可能是基于整个社会的性别来划分。 此外，女性同质化群体的假设并不能说明男性与女性存在完全的异质性。

　　奥尔森在论述制度变迁路径时，强调制度内部的动力机制，这就包括了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差异。 [19]女性主义政治学者肯定了奥尔森的观点，但在权力差异的基础上提出性别取向所造成的影响，即性别造成了获取资源途径差异的性别动力机制，进而形成不平等的现象。 在女性议员研究中，就体现为男性议员由于存在一种社会的性别期望，他们的行为自然成为议会的规范，但是女性议员的意见和行为就会被边缘化，在资源和权力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反之，同样的观点由男性议员提出会比由女性议员提出更有影响力和代表性。

　　以上讨论间接证明了话语政治体系建构的必要性。 现实中不能一味强调女性议员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在保障女性议员政治权利的基础上重视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 不能仅把表达女性利益的任务委托给女性议员，因为女性议员作用有限，且不具备完全代表的能力。 女性议题需要纳入协商过程，让多元主体认可这一议题，最后通过合作来达成议题的落实，这才是一个良性的代表女性利益的政治循环过程。

　　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其他代表主体的参与。 关键代表理论认为关键代表是指那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意见并在政策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角色。 在有关女性议题的讨论中，关键代表可以是女性代表，也可以是男性代表。 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即使在男性议员居多、非女权主义议员的右翼或偏右翼政党中仍然有为女性发声的议员，这类议员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女性相关的议题往往更具有建设性，因为他们是站在中立视角上提出的，也会给其他代表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女性议员代表性的观点经历了由身份政治向话语政治的转变过程。 从一开始对于少数群体权利的重视以及对性别差异的强调而扩充女性议员规模的观点，发展到重视多元代表主体的作用，实现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以达到女性利益被更广泛地代表、接受的观点，是一个逐步深化、反思的过程。

　　三 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的融合： 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通过以上讨论，不论是基于身份政治对性别差异的重视，还是基于话语政治对主体互动的重视，都能从世界女性议员参政实践中找到对应案例，说明二者均具有一定合理性。 而身份政治向话语政治的转变过程也不仅是单纯的切换，是一种带有包容性的演变，[20]是在融合了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主体互动过程：男性议员可以为女性利益发声，这是强调性别差异的表现，女性议员不能完全代表女性利益，也需要男性议员的议案作为补充，这就是一种包含了多元差异性的主体互动。

　　可以说，演变的过程蕴含了二者的融合，融合是在转变基础上的增益和补充‍‌‍‍‌‍‌‍‍‍‌‍‍‌‍‍‍‌‍‍‌‍‍‍‌‍‍‍‍‌‍‌‍‌‍‌‍‍‌‍‍‍‍‍‍‍‍‍‌‍‍‌‍‍‌‍‌‍‌‍。 因此，可以尝试融合二者构建一个综合的女性议员利益代表的解释理论，既可以对男性议员与女性议员在心理、行为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做出合理解释，进而为女性议员代表女性利益提供合理性支撑，同时又能为多元主体表达女性利益提供理论依据，促进更多代表关注女性议员的议题、女性群体的利益，更好地解释议会中女性议题的过程，丰富女性利益表达的渠道。

　　(一)理论融合的合理逻辑

　　利益代表需要通过议案被上升到国家政策方针的高度来实现，这包括议案提出、辩论、通过以及议题得到社会反响的全过程。 而构建一个利益代表体系必须确保所表达的利益在上述三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才存在被代表的可能性。 此外，同样的过程无法确保同样的效果，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于性别平等观念的推崇使得更多积极的、有利于女性的改革措施被接纳，而在伊斯兰文化统治下，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提案却不受重视，作用薄弱。 [21

　　因此，女性议员对于女性利益的代表效果必然受到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也是融合理论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 所以，可以根据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在利益代表过程以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差异，从议题范围、提案过程、作用效果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系统思考二者融合的合理逻辑和相互关系。

　　1.议题范围：女性利益的界定。 验证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确什么是符合女性利益的议题，不同学者也给出了不同定义，包括主体方面的“由声称代表女性的人提出的问题”，影响方面的“提高女性自主性和福利水平”、“缩小男女性别差距”，或者更为宏观的“影响女性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等。 可以看出，对于女性利益的定义虽然均以女性为核心，但外延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仅从微观范围考虑，对于议题的提出和实现都有更高的要求：必须是针对女性主体提出、必须对女性主体有切实的、针对性的影响。 但如果从宏观范围考虑，对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也符合女性的利益要求。 由此，不同利益范围要求对于议题的表达范围存在影响，进而对女性议员代表性作用有不同理解。

　　2.提案过程：差异化议题的影响。 提案过程指代表女性利益的议题最终进入议会提案的过程。 在当今世界政治环境中，男性仍为议会的主导。 女性往往需要与男性表现得迥异才能引发关注，这种差异化表现可以体现为提出议题本身的差异，也可以是对同一议题的不同看法。 正是这种性别差异形成的独特性使得女性议员在议会中的作用被凸显，进而形成改变议会议题的可能性。 也正是这种差异性，可能转变议会中男性议员的初始看法，更多关注女性议题的合理性，从而使得女性议题有了被更大范围代表的可能。 当然，由于男性主导地位的压力，女性议员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被迫保持沉默，这充分表明提案过程中不确定性。

　　3.作用效果：不同主体的行为结果。 作用效果体现为代表女性利益议题的提出所得到的反响程度。 女性议员规模扩大可以对社会上的女性形成潜在的动员作用，进而增加女性政党候选人的数量，在候选环境中形成规模优势，影响当前政党的议题走向，更多考虑女性关切的问题，为打破当前性别不平衡提供基础。 但是，女性议员规模扩大不仅会对社会上的女性产生影响，还会对议会中的其他议员产生影响。 议员会根据成本—效益原则采取不同行动，导致最后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即当大部分人都通过了某项议案，那么该议员也会同意，只要该议案对其没有损害; 或者，如果处于联盟状态的另一个政党的议员通过了某项议案，那么该议员也会同意，因为他需要维持“合作”关系。 议员活动的标准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是依附于其他主体对其影响的互动行为的结果。 [23]因此，女性议员规模增大的影响取决于规模优势的大小以及其他议会代表主体所采取的行动，这种作用效果是非常复杂的。

　　4. 社会环境：多种因素的组合效应。 女性议员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的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不断改变，不能根据某一阶段的结论来判断下一阶段的走向。 其中性别观念的变化对女性议员发挥作用有较大影响。 研究女性议员形式代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女性议员的作用，发现二者关系存在一个悖论，即性别差异确实使男女议员在态度和政策主张方面存在差异，这也将为日后女性议员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基础，但这种差异的存在也让社会仍然保持着男性主导者的姿态。 当然，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女性议员也会不断丰富自己的议题内容，或通过更多女性代表的加入来传达多元化的议题，增强女性利益在社会中的地位。

　　除性别观念外，环境中多种因素的组合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西欧的选举制度、配额制、女性地位、女性行为和左翼政党;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选举制度、配额制、女性地位、国家经济水平和战争状态会影响女性议员比例。 在西欧，女性地位并不会对女性代表的比例产生影响，但这会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产生显著影响; 两个地区中每个因素都因为与不同因素的组合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但却在不同的组合中又可能产生相似的结果。 [23]可见，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多种社会环境因素组合也使得二者间关系扑朔迷离。

　　(二)理论融合下的女性议员利益代表性解释体系

　　从议题范围、提案过程、作用效果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切入，发现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间的关系均存不确定性，基于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的理论视角，可以归纳如下：当女性议员提出的女性利益主要体现为微观角度的影响、更突出女性主体作用时，这类议题将在议会的提案中“脱颖而出”，发挥独特性以突显女性议员的重要作用，并对社会上的其他女性发挥动员作用，激励她们参与政治、表达利益，从而实现女性议员规模扩大后带来的女性利益实现的社会效果，由此得出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间的强关系。

　　反之，当女性议员提出的女性利益并不仅仅强调对女性主体的利益价值，而是侧重于社会的普惠性，那么这种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普适性议题能在议会中引发更多的关注，从而使得更多主体参与到有关女性利益的表达过程之中，并形成议会中的主流舆论，甚至以压倒性优势而得以通过，也能促进规模扩大后的女性利益得到实现，但这种利益实现不仅仅归功于女性议员，更是其他主体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间呈弱关系。

　　基于上述讨论，发现身份政治理论对于性别差异的思考强调了扩充女性议员规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精准表达议题—引发其他议员关注议题—形成规模优势”的作用机制。 话语政治理论对于主体互动的思考强调了多元主体同样能发挥作用，体现为“代表广泛利益的议题—改变初始看法—转变行动”的作用机制。 在不考虑社会环境的情况下，无论是身份政治下性别差异对于女性议员规模重要性的突显，还是话语政治下对于主体之间交流互动过程的强调，得到的结果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女性利益，突出对女性利益的代表。

　　虽然两条路径的结论有所差异，但都希望能通过某种途径使得女性利益被合适地代表，因此两个理论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通过互相补充而扩展现有理论，构建一个更富包容性的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间关系的理论体系。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对议题范围、提案过程、作用效果进行整合，辅之以社会环境的大背景，形成新的女性议员利益代表性解释体系，以提高理论的适应性和应用范围。

　　当议题范围更强调微观范围的女性议题，提案过程更能突显女性议员的独特性，以及作用效果方面能形成显著的对于社会女性的动员的作用时，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之间关系更为直接，即为强关系。 但是女性议员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会对议会中其他主体造成影响，与其他议员形成互动，这种互动行为也会带来女性利益代表性的提高，这时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之间的关系则会较为间接，不能简单将女性利益代表性的提高与女性议员规模扩大划等号。

　　这一切关系基础作用在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下，不同因素在不同社会，或是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效果。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的女性主义者就遇到过一个困境：究竟应该为了女性规模而参政还是为了改变政治生态而参政? 随后的研究表明，土耳其议会中的少数女性议员以及后期增长的女性议员并未能很好地代表女性利益，也没能改变整体政治环境，因此需要融合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女性议员的实质代表性。 在议会政治中，女性议员发声以及其他关键代表的角色都尤为重要，从提出议题到最终落实都关系着女性利益，结合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议会议政环境，而不仅仅追求规模扩大的效果。 由此，女性议员的利益代表性呈现出多维发展的方向。

　　社科论文投稿刊物：《中国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inChina)杂志1980年1月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主管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4921，国内统一刊号：CN：11-1211/C，邮发代号：2-531，单月10日出版。

　　四 小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外女性议员研究文献的梳理，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即何种制度模式有利于扩大女性议员规模、何种行为能促进女性的良性参政、制度和行为二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走向。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问题：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

　　本文在基于性别差异的身份政治理论对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间的明确关系进行讨论的同时，基于主体互动的话语政治理论对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间的模糊关系进行阐释，并从议题范围、提案过程、作用效果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比较，发现两个理论虽然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但都具有共同的目标，存在互补关系，具有理论融合的可能性，进而构建了一个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结合的新型女性议员利益代表性解释体系，并得出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间的关系模式。

　　本研究仅仅针对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进行理论整合，提出新型女性利益代表体系，由于社会环境因素的存在，需要针对具体的政治实践并结合社会环境综合进行分析‍‌‍‍‌‍‌‍‍‍‌‍‍‌‍‍‍‌‍‍‌‍‍‍‌‍‍‍‍‌‍‌‍‌‍‌‍‍‌‍‍‍‍‍‍‍‍‍‌‍‍‌‍‍‌‍‌‍‌‍。 未来研究可以针对目前整合的理论体系，从性别差异与主体互动的综合视角出发，设计指标体系和不同变量，结合具体实践进程，分析女性议员规模与女性利益代表性间的关系。

　　注释：

　　[1]Susan Welch， “Women as Political Animals? A Test of Some Explanations for Male-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f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4， 1977， pp.711-730.

　　[2]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1.

　　[3]David E. Campbell and Christina Wolbrecht， “See Jane Run: Women Politicians as Role Models for Adolescents”，Journal of Politics，vol.68，no.2， 2006， pp.233-247.

　　[4]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pp.121.

　　[5]Pippa Norris，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30.

　　[6]Mala Htun， “Wom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vol.10，no.3， 2005， pp.112-121.

　　[7]Jennifer M.Piscopo，“Rethinking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Rendering Women in Legislative Debates”，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64， no.3， 2011， pp.448-472.

　　[8]Sarah Childs and Mona Lena Krook， “Analysing Women's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From Critical Mass to Critical Actors”， Government & Opposition， vol.44， no.2， 2009， pp.125-145.

　　[9]Erik Homburger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Norton & Company， 1980， p.10.

　　[10]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 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11]王葎：《文化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困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陈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