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不平等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研究

　　摘要：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和健康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关乎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推进‍‌‍‍‌‍‌‍‍‍‌‍‍‌‍‍‍‌‍‍‌‍‍‍‌‍‍‍‍‌‍‌‍‌‍‌‍‍‌‍‍‍‍‍‍‍‍‍‌‍‍‌‍‍‌‍‌‍‌‍。 我国存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现象，高龄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较高‍‌‍‍‌‍‌‍‍‍‌‍‍‌‍‍‍‌‍‍‌‍‍‍‌‍‍‍‍‌‍‌‍‌‍‌‍‍‌‍‍‍‍‍‍‍‍‍‌‍‍‌‍‍‌‍‌‍‌‍。 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生命历程“上游”——童年期，而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及成年期较童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流动也与老年健康不平等相关‍‌‍‍‌‍‌‍‍‍‌‍‍‌‍‍‍‌‍‍‌‍‍‍‌‍‍‍‍‌‍‌‍‌‍‌‍‍‌‍‍‍‍‍‍‍‍‍‌‍‍‌‍‍‌‍‌‍‌‍。 生活方式、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营养获取、累积劣势/优势等机制可以解释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解决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问题的路径包括：关注弱势老年群体，缩小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 关注高龄老年群体，缩小其内部健康不平等; 改善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缩小早期家庭经济差距; 提高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缩小成年期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推动代际间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促进其向上流动。

　　关键词：老年人; 健康不平等; 社会经济地位; 生命历程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置于国家战略性高度。 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促使人人拥有良好的健康水平，实现健康公平，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尚缺乏从生命历程视角对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而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可以从源头分析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原因所在。 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微观数据，从生命历程视角研究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现象的测度、原因与对策。

　　一 生命历程视角下健康不平等研究的审视

　　尽管健康不平等得到了学者广泛的关注，但有关健康不平等的定义，尚未得到学界统一的认识。 目前健康不平等有多种说法，健康劣势、健康差距、健康梯度等都被认为是健康不平等的表现。 现有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健康差异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不同的健康水平就是健康不平等。

　　严格来说，健康状况的差异不等同于健康不平等。 Wagstaff和van Doorslaer认为健康不平等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纯粹的健康不平等，二是社会经济健康不平等。 [1]纯粹的健康不平等主要是指不同群体的健康状况分布存在的差异，不考虑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可以使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患病率等健康指标来衡量。 社会经济健康不平等是指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存在的差异而引起的健康差异，通常使用集中曲线和集中度指数来衡量。 由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健康不平等，往往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健康不平等，亟待被解决。

　　有关社会经济健康不平等的观点有两种，即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 社会因果论认为，由于不同群体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健康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其健康状况较好，而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群体，其健康状况较差，由此导致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健康选择论认为，正是由于不同群体之间健康状况的差异，才导致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更容易向上流动，从而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容易发生向下流动，从而拥有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产生健康不平等。 [2]社会因果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社会因果论是否适用于老年群体，仍需得到验证。

　　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由生命周期理论和生活史理论发展而来。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Elder吸纳了毕生发展理论到“生命历程”的概念中，重新阐释了“年龄”的社会含义，形成了生命历程的理论框架。 [3]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从人的一生去了解其发展的过程。 生命历程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析范式，关注个体生活、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相互作用，以“年龄”为时间单位，将生命时间按照年龄层级的时序，把生命历程划分为早期(通常是童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 [4]生命历程理论强调早期因素的影响，将未来的结果追溯到生命历程的“上游”影响因素。 在生命历程的成年期阶段，由于个体的发展轨迹不同，对未来结果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生命历程视角研究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学者们开始关注早期因素，主要是童年时期的因素对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童年时期的不同经历会影响到个体成年期的健康，甚至是老年期的健康。 研究发现，儿童期所处于社会经济劣势与成年时期的健康劣势相关，童年时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个体能够得到的营养，较差的家庭社会经济条件难以保障童年期的营养和健康，从而导致个体在后期面临健康风险。 [5]根据累积不平等理论，这种劣势会持续到老年期。 早期生命阶段产生的健康不平等可能会持续到成年期甚至老年期。 但童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

　　童年期形成的健康基础，根据健康累积优势/劣势理论，会影响到生命历程后期的健康。 然而，如果打破后期的累积优势/劣势效应，当成年期或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上流动时，可能会缓解早期不利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健康的负面影响。 研究发现，后天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改变童年不利处境带来的不幸遭遇。 [6]有研究发现，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中，童年期的不利因素对健康的不利影响消失，而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童年期的不利因素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加剧。 [7]

　　另有研究发现，即使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很难抵消早期不幸经历给健康带来的消极影响。 [8]现有研究结论尚未一致，且尚缺乏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对老年期健康影响的研究。 由此可见，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与老年期健康不平等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

　　现有研究发现，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健康水平较高，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健康水平较低，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可能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中间机制。 [9]但现有的研究多是针对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的分析，有关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的分析较少。 本研究将从社会因果论的角度分析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

　　二 与老年期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老年 健康不平等程度的测度

　　对健康不平等的测度，是为了掌握健康不平等的程度。 健康不平等的测度以衡量健康指标的选取为基础。 目前衡量健康的指标主要有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前者通常采用自评健康，[10]后者包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慢性病。 [11]

　　此外，学者们开发了结合主观和客观因素而形成的综合健康指标，例如生活质量指数(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QWB)、简式健康调查36条量表(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SF-36)、健康效用指数(Health Utility Index，HUI)等。 [12]关于健康不平等的测度主要使用极差法、差异指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集中曲线和集中度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CI)等‍‌‍‍‌‍‌‍‍‍‌‍‍‌‍‍‍‌‍‍‌‍‍‍‌‍‍‍‍‌‍‌‍‌‍‌‍‍‌‍‍‍‍‍‍‍‍‍‌‍‍‌‍‍‌‍‌‍‌‍。 集中度指数法，是常用于对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进行测度的方法，之后出现了多种集中度指数的变形，例如Erreygers指数(EI)、Wagstaff指数(WI)等。

　　在以往的研究中，Cai等使用1991-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的6期数据，测算了18岁及以上成人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发现健康不平等程度从1991年的0.0208上升到2006年的0.0491，我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即较好的健康状况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而较差的健康状况集中在低收入群体。 [13]而黄潇使用1991-2000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的4期数据，发现从1990年代中后期，健康不平等由“亲穷人”的不平等转变为“亲富人”的不平等，即健康不平等逐渐向有利于富人转变。 [14]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并且目前尚缺乏对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的测度。

　　本研究基于2018年CLHLS数据，经过数据筛选，使用11275个60岁及以上老人的样本数据，分析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且计算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本研究使用的衡量健康的指标是自评健康指标，在CLHLS原始问卷中自评健康是分类变量，自评健康从“非常差”到“非常好”分为5个等级。 为了研究的便利，本研究将自评健康看作连续变量，并且重新赋值健康状况“非常差”为数值1，健康状况“比较差”为数值2，健康状况“一般”为数值3，健康状况“比较好”为数值4，健康状况“非常好”为数值5。

　　健康状况介于1~5分，数值越大，表明健康状况越好，健康水平越高。 本研究采用两个指标衡量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是老年人上一年度家庭总收入，该指标是连续性变量，收入越高，表明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二是与当地人相比，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该指标是分类变量，在问卷中分为“非常富裕”“富裕”“一般”“贫穷”和“非常贫穷”5类。

　　本研究将社会经济地位分为“较低”“一般”和“较高”三个类别。 具体将报告“非常富裕”和“富裕”的类别定义为较高社会经济地位; 将报告“一般”的类别定义为社会经济地位一般; 将报告“贫穷”和“非常贫穷”的类别定义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 为分析的便利，在分析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关系时，使用第二个分类指标衡量老年期社会经济地位; 在使用集中度指数测算老年健康不平等程度时，由于测算集中度指数要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是连续性的，因此，使用老年人家庭收入指标衡量社会经济地位。

　　可以发现，报告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的平均健康得分较高，得分为3.740，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的老年群体的平均健康得分为3.423，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的平均健康得分为2.895，且三类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 0.001)。 这表明老年群体的健康差异与其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存在显著相关性，老年群体之间存在健康不平等现象。 进而根据集中度指数计算得到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为0.021。 这再次表明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健康水平较高，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健康水平较低，老年群体之间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可能不尽相同。 本研究将整体样本按照老年人的年龄进行划分，具体划分为5个年龄段的分样本：60~69岁、70~79岁、80~89岁、90~99岁、100+岁，分别测算处于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均存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现象，且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不尽相同。 年龄在60~69岁的老人，健康不平等程度最小，不平等程度为0.018; 年龄在100岁以上的老人，健康不平等程度为0.023，不平等程度最大。 这表明，在高龄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仍然发挥作用。

　　三 生命历程视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 老年健康不平等影响的检验

　　本部分的基本逻辑是从生命历程的终端事件，即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出发，向前追溯生命历程的早期和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健康不平等的关系。

　　(一)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不平等

　　个体在童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其所处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衡量。 本研究仍然使用2018年CLHLS数据，分析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和较低者两类老年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判断是否存在与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现象。

　　研究使用两个指标来衡量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是童年是否经常挨饿，二是童年时期父亲是否接受过教育。 童年时期是否挨饿与家庭社会经济情况直接相关，而父亲的教育水平也是童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 [15]因此，本研究选取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童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童年是否挨饿分为“没有经历挨饿”和“经历了挨饿”两个类别，分别表示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父亲的受教育情况划分为“接受过教育(上过学)”和“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上过学)”两个类别,分别代表了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结果发现，童年时期经历挨饿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为3.408，而童年时期没有经历挨饿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为3.499，并且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p< 0.001); 童年时期父亲接受过教育(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为3.420，而童年时期父亲没有接受过教育(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为3.404,且两类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 0.001)。 这表明，童年时期处于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健康状况较好，而童年时期处于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健康状况较差，老年群体健康差异与童年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显著相关，即存在与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现象。

　　(二)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不平等

　　本部分继续使用2018年CLHLS数据，分析生命历程中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关系，并探讨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代际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对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使用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进行衡量。 本研究将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分为两个类别，即“老人自身接受过教育(上过学)”和“老人自身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上过学)”两类，分别代表了老年人在成年期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显示了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的健康得分，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的平均健康得分为3.474，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的平均健康得分为3.359，且两个类别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1)。 这表明，成年期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比成年期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更高，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与老年期健康差异相关，存在与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现象。

　　(三)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流动与老年健康不平等

　　本部分进一步探索当老年人在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较其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流动时，是否会影响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 因此，将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和童年时期其父亲的受教育水平进行对比：(1)如果老人自身接受过教育，而童年时期其父亲没有接受过教育，则认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上流动; (2)如果老人自身没有接受过教育，而童年时期其父亲接受过教育，则认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下流动; (3)如果老人自身接受过教育，而童年时期其父亲也接受过教育，则认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比没有发生流动，且一直保持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4)如果老人自身没有接受过教育，而童年时期其父亲也没有接受过教育，则认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比没有发生流动，且一直保持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后两种情况表示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流动。

　　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上流动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为3.498; 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下流动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最低，为3.343; 而成年期较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未发生流动，且一直保持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为3.416，成年期较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未发生流动，且一直保持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为3.360，且四类群体的健康结果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1)。 这表明，成年期较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上流动的老年人，其健康水平最高。 而成年期较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下流动的老年人，老年期的健康得分最低，其健康水平最差。 这表明，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与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相关。

　　四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健康不平等 影响的可能性机制

　　本研究仅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机制。

　　(一) 生活方式机制

　　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 首先，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可能性中间机制。 [16]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倾向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教育水平，他们更加注重并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注重合理的饮食、适度饮酒、注重体育锻炼等，从而获得较好的健康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易养成诸如不合理的饮食、过度饮酒、吸烟等不良的行为习惯，从而对自身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7]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可能由于自身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健康差异，形成健康不平等。 其次，父母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作为中间机制。 童年时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父母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下一代的生活方式受到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对其健康产生持久性的影响。 [18]无论是处于生命历程哪一阶段，生活方式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可能正是由于在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健康状况的差异。

　　(二)心理压力机制

　　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拥有的心理状态存在差异。 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可能易产生较高的心理压力，进而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 [19]因为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更容易会面临慢性压力源和急性压力源。 慢性压力源是指各种各样的生活困难和状况，其形式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 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说，压力源往往同时发生，积累并持续存在。

　　[20]对于老年群体亦是如此。 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群体产生负面情绪的可能性更高，因为他们在多个方面的资源都相对欠缺，更加容易陷入沮丧的情绪中，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不同群体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比较的情形，当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人与比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相比时，可能感受到“相对匮乏感”，从而造成心理压力，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从生命历程的早期来说，童年期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可能会给下一代的社会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下一代的健康。

　　(三)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机制

　　及时且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为了获取更好的健康结果。 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包含经济可及性，即居民是否有能力承担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费用和医疗卫生资源。 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的获取能力导致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健康不平等。 [21]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老人，拥有较强的经济能力来获取医疗卫生资源，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老人，对于某些医疗卫生资源的获取可能缺乏经济承受力。 能否获得及时和足够的医疗卫生服务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产生影响，从而造成了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 生命历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均可能会影响个体对于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的获取，进而影响到老年期的健康。

　　(四)营养获取机制

　　童年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可能通过生活方式塑造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也可能通过童年时期的营养获取而对后期健康产生影响。 童年期是个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童年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通过童年期营养的获得，影响童年期健康，从而形成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基础。 童年时期较好的社会经济条件能够保障童年时期个体对于营养的获得，这直接影响了个体的成长发育，也是个体后期健康成长的基础。 [22]同样，在生命历程的成年期和老年期，也会存在因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营养获取的差异，进而对个体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五)累积劣势/优势机制

　　童年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可能会影响到个体成年时期甚至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 如果社会经济地位流动性较差，则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下一代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概率较高，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下一代具有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概率较高，形成累积优势/劣势效应。 较好经济状况的家庭更有可能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经济基础，而较差家庭经济状况的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差，造成成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根据社会因果论，导致成年群体之间的健康分化，进而形成老年期健康不平等的基础。

　　五 解决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的 基本策略与路径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的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亟需被关注，这关系到健康老龄化的实现，而健康老龄化是未来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研究分析了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现象，测算了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程度，从生命历程的“上游”追溯了老年健康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原因，探索了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健康不平等关系，并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机制。

　　本研究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我国存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现象，且高龄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较深; 第二，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不平等相关，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老年期健康水平较高; 第三，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相关，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上流动的老年人，其在老年期的健康水平最高，而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下流动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最低; 第四，生活方式、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营养获取、累积劣势/优势等机制可以解释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据此，解决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应该从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干预，具体提出如下建议。

　　(一)关注弱势老年群体，缩小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

　　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群体，健康状况较好，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群体健康状况较差。 这种由社会经济因素不平等导致的健康不平等是不公正的不平等，也与“健康中国”背景下实现健康公平的目标是相悖的。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群体属于相对贫困、相对弱势的群体，尤其应推动这些老年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缩小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保证整个老年群体实现健康老龄化。

　　为此，应该从促进公平的社会经济地位，缩小老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入手。 收入状况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反映，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保障老年群体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老年群体在老年期获得足够的经济保障，缩小老年群体的收入不平等。 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老年群体养老保险金、完善互助养老模式、增加老年群体的津贴等政策和制度安排来保障老年人在生命历程后期的经济支撑，缩小老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降低由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健康不平等。

　　(二)关注高龄老年群体，缩小其内部健康不平等

　　本研究发现，100+岁高龄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最大，在高龄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仍然发挥作用。 高龄老年群体内部的健康不平等程度(0.023)高于整体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程度(0.021)，这表明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很大程度由高龄老年群体所主导。 如何使得高龄老年人在长寿的基础之上，变得更加健康是关键问题。 高龄老年群体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最高，也是对医疗卫生服务有最大需求的一类群体。 应采取措施降低高龄老年群体内部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避免高龄老年群体中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因为较差社会经济状况无法获得需要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

　　(三)改善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缩小早期家庭经济差距

　　本研究发现，老年健康不平等可以追溯到生命历程童年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 童年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对于营养的获取，形成健康基础，进而对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产生长远的影响。 童年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会影响成年期甚至老年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而造成成年期甚至是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 无论是通过哪种机制产生影响，都表明童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老年期健康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

　　因此，要降低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应该从生命历程的“上游”着手，改善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缩小童年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距，避免累积优势/劣势效应持续发生作用。 政府应该重点关注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从医疗、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对贫困家庭进行帮扶，改善贫困家庭的状况，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避免童年期不良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命历程后期健康的不利影响。 加强童年时期的健康干预，制定积极的健康政策，在帮助儿童获得健康成长的同时，也将有利于长远的健康收益‍‌‍‍‌‍‌‍‍‍‌‍‍‌‍‍‍‌‍‍‌‍‍‍‌‍‍‍‍‌‍‌‍‌‍‌‍‍‌‍‍‍‍‍‍‍‍‍‌‍‍‌‍‍‌‍‌‍‌‍。

　　(四)提高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缩小成年期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本研究发现，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的健康相关，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在老年期获得了较高的健康水平。 因此，改善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期的健康状况有利。 本研究使用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衡量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事实上教育与个体的收入紧密相关。 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可以从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教育水平入手。 尤其是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应该加强在成年期对自身的提升，奠定较好的经济基础，从而获得较好的健康基础，保证在老年期能够获得较好的健康状况。 缩小成年期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差距，将有利于缩小成年期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而有利于实现老年期健康公平。

　　社科论文投稿刊物：《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82年，是西华大学主办的学术刊物。本刊辟有EMDR与心理创伤、蜀学研究、地方文化与文化遗产、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语言文字、历史研究、外语研究、法学、社会与政治、经济与管理、西部经济与社会等栏目。

　　(五)推动代际间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促进其向上流动

　　本研究发现：成年期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上流动的群体，其在老年期的健康状况最好; 成年期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未发生流动且一直保持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其在老年期的健康水平次之; 成年期较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向下流动的群体，其在老年期的健康状况最差。 因本研究童年期采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而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流动事实上是一种代际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 发生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与老年期获得较高的健康水平相关，而代际间发生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群体更能改善老年期的健康状况。

　　因此，应从促进代际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出发，进行干预。 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探索多种向上流动的路径，促进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打破相对弱势、贫困群体向上流动的壁垒和通道。 教育往往是推动社会流动的重要举措，因此，对于个体自身来说，可以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参加教育培训等; 对于政府来说，合理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使得人人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总之，本研究建议应从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干预，从而促进老年期的健康公平，保证整个老年群体实现健康老龄化。

　　注释：

　　[1]A.Wagstaff， E.van Doorslaer， “Chapter 34 Equity in Health Care Finance and Delivery”，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vol.1， 2000， pp.1803-1862.

　　[2]李建新、夏翠翠：《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基于CFPS2012年调查数据》，《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

　　[3]G.H.Elder，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57， no.1， 1994， pp.4-15.

　　[4]徐洁、李树茁：《生命历程视角下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势及累积机制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作者：蔡娇丽 张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