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工业问题

　　内容摘要：工业问题是一个既关乎现代市民社会又关乎国民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缺少相关考察的《巴黎手稿》无法妥善兑现其理论意图。1844年的文本群(包括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法年鉴》文章，以及恩格斯和格奥尔格·韦伯的材料)中浮现的若干线索，一致指向工业问题。经过重构的《巴黎手稿》工业形象表明，马克思深知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即工业相比农业来说具有远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它既是生产力的广泛联合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此外，工业最紧密地结合了自然科学技术的成就，其典型表现就是机器(特别是蒸汽机)的大量引入，工业由此得以充分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并彻底重塑其生产空间和生产者。马克思同样深知工业劳动乃是异化劳动的发达形态。他凭借鲜明的历史意识并在法德学者的提示下发现，为英国带来繁荣与灾难的普遍工业劳动，是异化的当前极致形式和朝向异化扬弃阶段的转折点，而色诺芬笔下的农业劳动图景恰好构成非谋生活动的原型。与此相关，《巴黎手稿》中的黑格尔主义批判部分，是一种有意识但并非有计划的试探，旨在有助于理解和证成现代工业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地位。

　　关键词：马克思;《巴黎手稿》;工业问题;《德法年鉴》;恩格斯;黑格尔主义批判

　　《巴黎手稿》因其残缺不全的外观、头绪纷繁的内容、跌宕起伏的出版史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堪称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解读分歧最大、传奇色彩最浓的文本[1]66。有趣的是，恢宏且漫长的解释史总是或明确或隐含地运用德国哲学，更确切地说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作为测定《巴黎手稿》思想水准的参照系。于是，该手稿越是拘泥于或者杂糅着黑格尔历史神学框架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成分，在基本路线或内在结构上就越不成熟，越是充斥着可见的矛盾，反过来讲，该手稿越能以历史且唯物的立场对待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就越科学，越能为后来的思想体系奠定基础①。

　　由于这种预先设定，研究者自然倾向于将异化论这一沾染着浓重哲学色彩的思想视为主线，着力弄清马克思的异化论及其不同阶段在多大程度上因循守旧，又在多大程度上推陈出新。因此《巴黎手稿》经常留给世人这样的印象：国民经济学是马克思批判工作的出发点，但也仅仅是出发点，有时甚至像是某种契机或者由头，而哲学才是其中根本重要的东西。这种印象的确立有其合理性，毕竟马克思此 前已在黑格尔主义氛围中浸淫多年，他将这种前理解引入那时刚启动不久的经济学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其他的观测坐标呢?现在或许是时候正视《巴黎手稿》序言草稿对读者提出的要求了。马克思这样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2]289-290这里有四个要点：1)读者应当预先充分了解国民经济学;2)分析工作的完全经验性;3)研究所抱持的认真态度;4)研究本身的批判性。前三点意味着有一些人，例如某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钻研国民经济学，甚至发表过相关主题的著作，但由于在这个领域涉猎有限，或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实证材料，或由于不屑于细细推敲经济学的各种观点，故而难免不得要领。上述第四点意味着，马克思研究工作的宗旨不是去单纯否定国民经济学(这种做法尤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并不罕见)，而是要澄清其前提，划定其界限。

　　既然国民经济学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和科学反映，那么，现代市民社会就构成国民经济学的先决条件和适用范围——只有充分把握那从根本上规定着现代市民社会的事物或力量的实际面貌，才能准确评估国民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相关批判研究。工业正是我们要找的这种事物或力量，工业问题也正是一个既关乎现代市民社会又关乎国民经济学的“核心问题”[3]67-68。若没有对工业问题的充分考察，《巴黎手稿》就无法妥善兑现其拟定的理论意图。现有研究文献大多仅仅对该问题一笔带过，未能洞悉它对于理解《巴黎手稿》的关键意义。实际上，在1844年，工业正在强有力地扫荡旧世界和开辟现代性的新尺度(不妨称之为“工业现代性”)，这最典型地体现在英国和法国。

　　马克思不仅在巴黎(1845年又有机会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目睹了工业时代的降临，而且主要通过法语学者和德语学者的报道了解到工业问题在英国的最新情况。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认识，工业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由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所代表)、哲学现代性(由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所代表)一道，共同为人类(当然首先是欧洲人)定义了何为现代世界，或者说现代世界与前现代世界的根本分野。

　　马克思作为一个如此重视站在原则高度谈论事情的思想家，不可能不知道唯有经由工业问题才能把握住现代社会巨变的主线，不可能不知道“劳动”“生产”或“制造”只是随着工业现代性的到来而上升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关键词，不可能不知道经济维度只是在工业时代才从幕后走到前台、真正彰显自己的决定性力量，不可能不知道历史意识和时间规划(例如工厂作息表、铁路时刻表)只是通过工业世界的形成而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笔者拟从工业问题的角度重新考察《巴黎手稿》，这种考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梳理1844年文本群中浮现的若干线索，既涉及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法年鉴》文章，也涉及马克思当时的密友恩格斯和格奥尔格·韦伯(GeorgWeber，1816-1891)的材料。笔者认为，这些文本显示出某种协同性，一致指向工业问题这条主线，也就是说，该问题在《巴黎手稿》那里并非横空出世的东西。

　　第二步是重构《巴黎手稿》中的工业形象，涉及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和作为异化劳动发达形态的工业劳动。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1983年，亦即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部分第2卷(MEGA2/I/2)出版的次年，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坐拥手稿原件的罗扬先生凭借其令人肃然起敬的考证和推断，要求消除交叉形成的各种马克思文本之间被人为划定的界限[4]123-170。自此以来，无论人们是否接受罗扬的某些或多或少激进的判定，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置于广阔的文本群中加以考察，已逐步成为学术界努力的方向，本文也正是带着这种方法论意识进入《巴黎手稿》的。

　　一、1844年文本群中浮现的若干线索

　　(一)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两处值得推敲的表述

　　第一处值得推敲的表述，在《巴黎手稿》笔记本对笔记本第页的第二次补充的开篇。笔记本(马克思以罗马数字标注的页码截止于第页)虽有或多或少的散佚，但却无疑构成整部手稿的核心内容。这次补充的意义很特别，因为：1)它是《巴黎手稿》最后一次补充，补入之处位于笔记本相当靠后的位置，按通常的写作习惯，此处应该出现笔记本的阶段性思想总结，创作意图应该渐趋明朗，文献的融会贯通亦应达到较为完善的程度;2)写在前面的第一次补充仅占四分之一页纸，马克思显然感到意犹未尽，经过一番酝酿之后再次补入，而这回补充的文字洋洋洒洒、篇幅悠长，事实上已经喧宾夺主。这次补充开宗明义地提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紧接着按照逻辑的次序(而非历史的次序)叙述了这条道路从“最初”到“最后”的各个发展阶段，共产主义构成这里的“最后”阶段亦即自我异化的扬弃阶段(马克思随后同样按照逻辑次序叙述了共产主义本身的各个环节，在此不赘述)。

　　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之前的倒数第二个阶段，必定是异化状况臻于极致从而完全暴露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本身也可以像共产主义那样，进一步在内部划分为若干环节)。该阶段的相应表述是：“圣西门则相反(即不像重农学派或傅立叶那样高扬农业劳动——笔者注)，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渴望改善工人状况。”[2]

　　228马克思的意思简洁明了：圣西门为工业赋予优先性，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相对，工业家和工人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利益连带性。但事情恰恰在这里变得有些蹊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这里将工业和农业设为对立范畴，从而对工业做了狭义理解，可一旦翻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给出的材料依据，即圣西门的《实业家问答》，我们立刻发现书中的“实业家”(跟马克思的“工业家”是同一个词)明明包含农业劳动者。实业家或实业阶级的人员构成问题，是该书自问自答的第一个问题。圣西门明确指出：“实业家是从事生产(produire)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资料(moyensmatériels)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生活爱好的人。

　　可见，播种谷物或繁殖家禽的农民是实业家;马车制造匠、马蹄铁匠、制锁匠、细木工是实业家;制造鞋帽、麻布、呢绒和开司米的工厂主也是实业家;商人、货运马车夫和商船的海员同样是实业家……他们构成三个大阶级(grandesclasses)，这三个阶级叫农民(cultivateurs)、工厂主(fabricants)和商人(négociants)。”①那么，我们必须追问：马克思为何在表述圣西门的观点时出现疏失?更确切地说，他究竟从何处意识到工业和农业的重要区分，并将工业优先性学说跟圣西门联系在一起?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注意到工业本身相对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应予优先发展的战略意义②，从而对工业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另一方面，马克思又通过法国圣西门主义者，例如舍伐利埃(MichelChevalier)，注意到现代工业的成就和工人阶级的悲苦③，两种知识来源合力促成 了最终的偏差①。

　　马克思未必认同二人的学术立场和未来方案(比如舍伐利埃要求用时代的道德观念调整国民经济，李斯特要求建立贸易壁垒和关税同盟)，但这丝毫不妨碍马克思受益于他们对事情的观察和评判——毕竟马克思深知蒲鲁东的如下教诲：“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真正现实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对象”，因而我们必定能在社会科学家的书里找出他们“不自觉地放在里面的真理。”②马克思写于1845年秋的《评李斯特》，有一段话或可巩固我在这里的判断：“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圣西门主义者同李斯特这个人或德国庸人等量齐观。”[5]259圣西门主义者跟李斯特肯定不同，但正因为双方都高扬工业的意义，才会让读者误以为他们志同道合，马克思的提醒也才不致流于空穴来风。另一处值得推敲的表述在《巴黎手稿》序言草稿。

　　马克思在那里明确宣称，自己在《德法年鉴》上面“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2]290。也就是说，《德法年鉴》构成理解《巴黎手稿》的关键先决条件，这是由马克思本人确认的事实。实际上，《德法年鉴》是这篇极为简短的序言(特别是其中保留下来的正文草稿部分)里面三度援引的作品。马克思没有在此具体指明《德法年鉴》中的篇目，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首先(但并不仅仅)指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一，《巴黎手稿》序言草稿开篇首句即为“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虽然该句引出的第一自然段的论证在笔者看来不甚明朗，但马克思显然在指示读者主要联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来理解《巴黎手稿》。

　　第二，马克思在十五年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中，同样暗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构成自己巴黎时期研究工作的主要前奏。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有什么地方直接论及作为《巴黎手稿》主题的国民经济学批判，那必定主要包括下面两段话：“工业，一般而言的财富世界，对政治世界的关系，是现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DasVerhältnisderIndustrie，überhauptderWeltdesReichtums，zuderpolitischenWeltisteinHauptproblemdermodernenZeit)。这个问题开始是以何种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呢?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③

　　“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喷薄而出的工业运动，对德国来说才开始形成(DasProletariatbeginnterstdurchdiehereinbrechendeindustrielleBewegungfürDeutschlandzuwerden)，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④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文中一方面不得不囿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主题限制，另一方面又在努力揭示工业现代性的普遍原理，后者属于《巴黎手稿》序言草稿所说的“要点”，这是不会弄错的事情。

　　相比之下，同样刊登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旨在借助犹太人的解放这一契机，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分析封建制向现代的转型，其中的客观维度指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结构(文章第一部分)，主观维度指向所谓“犹太精神”(文章第二部分)，亦即“商人的民族”的那种利己主义和金钱崇拜的心态。在本人看来，《论犹太人问题》对应着18世纪的尺度(18世纪既是完成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世纪，也是“商业的世纪”，尽管商业在之后的世纪依然举足轻重)，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应着19世纪的尺度(19世纪是工业的世纪和社会革命的世纪)，于是，两篇文章在《德法年鉴》中的实际排印顺序就不难理解了，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优先于《论犹太人问题》，尽管这跟成稿顺序无关，甚至可能恰好与之相反①。

　　(二)马克思密友方面的一些需要留意的情况

　　再来看看马克思巴黎时期密友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在此暂不讨论卢格和赫斯。马克思和卢格虽在巴黎比邻而居，但二人在1844年3月即已决裂。也是在这个月，赫斯从巴黎回到科隆，他和马克思当年似未保持书信往来，而且他所撰写的得到《巴黎手稿》首肯的几篇文章均已在此前发表或成稿。更何况无论卢格还是赫斯，都没有表现出深入探究工业经济事实的兴趣。

　　有鉴于此，我们不便根据他们的情况推断马克思在1844年夏天的最新思想动向。这里重点谈谈恩格斯的情况，然后简要谈谈韦伯的情况，他们在此具有更明显的优先性。按马克思的回忆，从《德法年鉴》刊发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即1844年2月)，他便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但由于某些令人遗憾的缘故，马克思1844年致恩格斯的书信一封都没有保存下来，而恩格斯1844年10月之前致马克思的当年书信也未流传下来，这就是说，我们无法得知当年二人之间的讨论或者争论。但恩格斯的《德法年鉴》文章无疑有助于我们间接捕捉马克思的思考新动向。事实上，正是恩格斯那种明显能够弥补青年黑格尔派知识结构盲区的探讨，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并强化了马克思那里已经隐约预感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意识(但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先前并不在意政治经济学，只是因为受到恩格斯先行工作的刺激才决意开展相关研究)。

　　二、重构《巴黎手稿》中的工业形象

　　现在，我们如果再次翻阅《巴黎手稿》，会更容易觉察那些被异化概念或德国哲学批判的普照光芒掩盖了生动色彩的细节。下面我们试图结合马克思在1844年夏天业已掌握的思想资源和业已具备的生活经验，从两个角度重构《巴黎手稿》本身在工业问题方面详细讨论或者至少有所提示的内容，从而凸显该问题在这部手稿中的重要地位。虽然马克思此时在工业运转的实际细节方面的知识不及恩格斯，但诸多迹象表明，马克思正在酝酿着有关工业世界的更具气象的理论洞察。

　　在进入正题之前，应当首先说明《巴黎手稿》里面与工业问题相关的若干概念。“Industrie”既可以指严格意义上的工业，从而与农业和商业相并列且相区分，也可译为广义上的“产业”或“实业”。直接由该概念构成的一组词汇包括“industriell”(工业的)、“Industrielle”(工业家)、“Industrialismus”(工业主义)、“Industrieherrschaft”(工业统治)、“Industrieherr”(工厂主，宜改译“工业主”)、“dieproduktiveMachtderIndustrie”(工业生产力)、“industrielleBürger”(工业资产者)、“industriellenUnternehmer”(工业企业家)、“industrielleCapital”(工业资本)、“Industriearbeit”(工业劳动)、“Fabrikindustrie”(工厂工业)、“Industrieschacher”(以产业形式牟利的行为，宜改译“工业牟利”)等。“Manufactur”常与“Industrie”混用，但严格说来应该译作“工场手工业”，中译者有时不加区分地译为“工业”或“制造业”。

　　按照《巴黎手稿》援引的威廉·舒尔茨1843年著作中的描述，“Manufactur”位于劳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高于“手的劳动”(Handarbeit)和“手工”(Handwerk)，但尚未达到“机器方式”(Maschinenwesen)的水准，算是初步发达阶段的工业[9]39。由它构成的词汇例如：“Manufacturkraft”(工业力)、“Manufacturproduktion”(工业生产)、“Manufacturnation”(工业国)、“Manufacturherr”(工场主)。此外，“Fabrik”(工厂)与工业问题密切相关，它在19世纪是工业的主导组织形式，经常成为时人争议的焦点。它有别于传统的手工工场，正如《巴黎手稿》曾出现“工场和工厂”(ManufacturundFabrik)的表述。由它构成的词汇例如：“grossenFabrik”(大工厂)、“Fabrikwesen”(工厂制度)、“Fabrikarbeit”(工厂劳动)、“Fabrikarbeiter”(工厂工人)、“Fabrikant”或“Fabrikherr”(工厂主)。

　　需要说明的是，农业(Agrikultur)也可以作为广义“Industrie”的一种①，但不可归入“Manufactur”的行列。总的来看，能够恰当表示工业现代性的词汇显然是“Industrie”及其派生词(例如“工业革命”)。但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因为外延宽泛而引发的不必要混淆，人们(包括马克思)往往使用“现代工业”“自由工业”“工厂工业”“机器大工业”之类的术语，本文以下讨论的工业也主要指这层意思。同样有必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工业的门类已蔚为大观，包括纺织业(丝、麻、毛、棉等)、皮革制造业、瓷器制造业、玻璃制造业、酿造业、建筑业、船舶业、冶炼业、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等，但其典型代表是作为轻工业的棉纺织工业(作为重工业的钢铁工业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取而代之)，棉纺织工业也是青年马克思工业思想的主要经验原型。

　　(一)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

　　我们看到，《巴黎手稿》在谈及工业部门的特殊性时，主要以农业部门为参照系(当然这里首先指尚未经过工业方式洗礼的传统农业)。二者都是物质生产运动的主要分支，但彼此有着根本的差别，这些根本差别只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才极为真切地显示出来。

　　1.社会整合力。在英国那种通过原始积累阶段的圈地运动而令大地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农业人口相对于土地面积来说星星点点、微不足道;在法国，地产析分(尤其在大革命之后)愈演愈烈，小土地所有者多如牛毛(据说里程不长的圣日耳曼铁路在修建过程中需同近千名土地所有者谈判)，一个人拥有的地块常常相隔甚远，而且所有权移转速度极快(从法国当地火热的地产销售广告可见一斑)[9]29-33。

　　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农业都是一种分散的、孤立的、沉闷的生产活动，它对人口的需求并不旺盛，一般不会随着劳动力密集而等比例地提高生产。农民之间的社交联系(相对工厂工人而言)本就淡薄，加之相邻的农民在产品种类和消费需求方面大同小异，精神交流和物质交换更显得没有必要。相反，按 照马克思的“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摘要”，工业“使人与人的关系不可或缺”(rendindispensableslesrelationsd’hommeàhomme)，它是“社会的粘合剂”(cimentdelasociété)[10]331。

　　这首先是由于工业为了“共同的生产目的”，将大宗物质财富跟多样化的技艺(因而庞大数量的工业人口)“广泛结合”，或者说，将“无理智的自然力”和“生产性的人力”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联合起来”[2]178，186[9]27。工业的这种结构既是分工高度发达的产物，又力求在一定范围内克服分工。其次，工业具有高度的内部相互依存性，任何一种工业的成功发展都需要其他众多工业门类的密切配合(即所谓上下游产业链)。

　　某种工业若是稍稍停顿，机器便不啻于一堆废铁，先期投资遭受难以挽回的重创不说，等待着它的还有难以承受的违约风险，于是人们常常看到企业家宁愿亏损也会继续挣扎着生产;至于某个工业部门发生倾覆的情况，那更会严重动摇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根基。这样的事情在农业领域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工业在现代所汇聚的资本体量和调集的社会资源是农业难以望其项背的，工业力量和农业力量决不可同日而语。工业为了自身的顺畅运转，必定到处大力推动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通商路线的开辟、殖民地的建立和信用业(其完成形式正如“穆勒评注”所言是银行业)的更新，从而在国内各个城市之间以及世界各个商埠之间建立极为紧密的纽带，这些都是农业国在所谓自然趋势下不可能迅速取得的成就[11]45，140，150，176，196，283-284。有鉴于此，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所占比重，以及劳动人口在工业中的分布状况，就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现代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工业化。

　　三、结语

　　工业问题是地地道道的现代问题，是现代问题的缩影和典范。工业问题贯穿着19世纪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和社会主义著作，构成双方争论的共同前提和核心议题，并且为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批判赋予了特定的逻辑角色。该问题有资格成为《巴黎手稿》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的竞争备选项。一旦抓住这条线索重新看待《巴黎手稿》，我们将在1844年的马克思那里发现一条近乎直通《资本论》的道路，西方学界一度盛行的那种基于异化论本位解释框架而制造的“两个马克思”命题将被根除。

　　如果说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在法国巴黎的一般生活观察和学术阅读来把握工业问题的，那么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在英国曼彻斯特深入工业区的实地调查来把握工业问题的，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副标题“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品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措辞就会发现，代表着恩格斯得出跟马克思“一样的结果”而走过的所谓“不同道路”，正是涉及工业现代性之诊断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不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使马克思从此以后能够自豪地谈起“我们”这个字眼。作为马克思借以理解现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要背景，对工业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宏观把握毫不意外地继续出现在《神圣家族》《评李斯特》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里且以1844年9月初开始创作的《神圣家族》为例略作说明。

　　该书谈到“英国工业史”，谈到正在形成中的工业世界“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谈到真正的工业活动只在行会特权被消灭之后才能发展起来，谈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工业社会，而工业的活跃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生命力的表征，谈到关乎工业意义的唯物主义学说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本质性联系，还谈到对工业问题的认识乃是真正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法门，等等[19]13，88，148，156-157，166，191。

　　工业革命论文范例：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可以想见，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这种原则高度上重新审视事情的时候——这种共同达到的原则高度当然构成二人终生合作的前提条件，他们知道，共产主义学说首先是工业世界的意识形态——不仅唯物史观的轮廓逐渐明朗起来，而且德国哲学界某些学术讨论(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变得极为昭彰。与这一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密切相关的刊物《威斯特伐里亚汽船》[20]，其刊名中的“汽船”即为颇具工业时代气息的隐喻(实际上，机器隐喻的流行正是这个时代的修辞征兆)：汽船亦即19世纪初试航成功的蒸汽动力船舶，它是工业现代性的重要象征，在此喻指乘风破浪的人民力量。

　　作者：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