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森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形成与连续

　　摘要:通过挖掘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所藏的赫森手稿与档案，重新审视了赫森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之前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脉络，认为赫森在爱丁堡与彼得格勒学习以后已经具有以数学为主、物理学为辅的自然科学基础;在红色教授学院时期，便开始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之方法，探索物理学理论发展的经济社会根源;在两次论战时期，通过与机械论派的斗争，将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对当时最新物理学成果的理论问题研究之中。因此，“赫森论题”的内容是其过往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延续。

　　关键词:赫森;赫森论题;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赫森(Б.М.Гессен)是苏联杰出的哲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在1931年伦敦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TheSocialandEconomicRootsofNewton’s‘Principia’)是科学编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报告以历史唯物主义路径，深刻分析了牛顿科学思想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向西方首次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内涵，被称为“赫森论题(Hessenthesis)”。该论题与当时主流的“内在主义”科学史研究传统形成鲜明对比，随后在英国“左翼”科学家的支持下，直接推动了科学史的“外在主义”转向。

　　目前，国内外关于赫森的研究基本从其报告的思想根源、文本内容、后世影响等三重进路展开讨论。〔1-8〕不过，因赫森过早离世及相关史料匮乏，致使关于赫森思想根源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知“断裂”。其中，科学史学者格雷厄姆(L.R.Graham)通过赫森的出版著作和科尔曼(Э.Я.Кольман)的回忆〔9〕大胆研判:在前往伦敦之前赫森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伦敦的演讲对他在苏联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因此他改变了以往的研究主题，抛开了现代物理学的哲学问题，转向科学史，选择了一个迎合大会主题的题目前往伦敦，并带着意识形态的“证明”从那里返回。〔6〕

　　但根据俄罗斯科学院所藏档案显示，赫森自1924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理论自然科学部学习时，就已经开始探索科学史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10〕，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都没有中断过自然科学史的研究。造成这种“断裂中的断裂(以断裂的认知来判断研究对象的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赫森的档案资料及其未发表的手稿难以获得。2013年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完成了所藏案卷的目录数字化，本文利用该目录深度挖掘赫森的手稿与档案，重新梳理赫森参加伦敦会议之前的人生轨迹，试图勾勒出赫森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形成路径与发展脉络。

　　一、从爱丁堡到彼得格勒:赫森早期的自然科学知识构成

　　赫森出生于赫尔松省的伊丽莎白格勒，在就读古典男子中学时就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德语、法语以及英语，但由于犹太家庭背景的缘故，他被迫在中学8年级毕业之后前往国外大学学习。1913年，赫森和中学同学兼密友塔姆(И.Е.Тамм，1895—1971，苏联物理学家，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进入爱丁堡大学科学系的纯粹科学部接受大学教育。一年学习后，他们回国度假，后因一战的爆发，无法返回英国，无奈决定在彼得格勒继续学习。

　　赫森被彼得格勒大学(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物理—数学系拒之门外，只好进入彼得格勒理工学院经济系。〔11〕1917年5月，赫森结束学业，回到家乡开展红色革命事业。他是伊丽莎白格勒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当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领导人谴责十月革命时，赫森选择退党，于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8月赫森被调到莫斯科，从事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干部培训工作，负责红军俱乐部建设事宜。

　　1921年，他被邀请到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师和经济系主任。1924年7月，赫森向红色教授学院理论自然科学部提交了入学申请〔12〕，同年9月成为了该部的第一批学员。时隔七年，赫森再次回归到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之中。那么，赫森进入红色教授学院之前的自然科学知识结构到底如何呢?虽然1919年在伊丽莎白格勒与格里戈里耶夫领导的叛军斗争时，赫森销毁了包括他在爱丁堡大学通过课程证书在内的几乎所有个人文件〔13〕11，但红色教授学院的档案里还保留了两份赫森的个人简历。

　　这两份珍贵的手稿是他申请入学时提交的材料:一份日期未详〔13〕，另一份写于1924年7月8日〔11〕。综合两份手稿内容，可窥见赫森在爱丁堡时期和彼得格勒时期的自然科学学习情况。在爱丁堡大学时，赫森用一年的时间主修了吉布(D.Gibb，1883—1946)的“分析导论”和“解析几何”、卡尔斯(G.Carse，1880—1950)的“解析几何”、惠特克(E.T.Whittaker，1873—1956)的“微分学”和“函数积分”、巴克拉(C.Barkla，1877—1944)的“普通物理学教程”以及沃克(J.Walker，1863—1935)的“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原理”等课程。

　　〔11，13〕回到彼得格勒，赫森为了不中断自己的数学学业，师从丘普洛夫(А.А.Чупров，1874—1926)和马列斯(Л.Н.Маресс，1864—1933)学习数理统计。〔11〕1914年到1917年5月，他在彼得格勒大学物理—数学系旁听了乌斯宾斯基(Я.В.Успенский，1883—1947)和谢利瓦诺夫(Д.Ф.Селиванов，1855—1932)的“微积分”、阿达莫夫(А.А.Адамов，1878—1927)的“分析在几何学中的应用”、索霍斯基(Ю.В.Сохоцкий，1842—1927)的“定积分”、斯捷克洛夫(В.А.Стеклов，1864—1926)的“常微分方程的积分”，了解了索霍斯基的“高等代数”和乌斯宾斯基的“复变函数论”等等。

　　〔13〕11-12除课本以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数学文献〔13〕12，“自学了数学哲学和一点数学史”〔11〕。纵观两个时期的所修课程，赫森早期的自然科学知识结构框架得以初现。他在这个时期“掌握了相对充足的数学知识，但缺乏对物理学的系统了解”〔14〕，开始表现出对自然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史的兴趣。对数理统计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他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旨趣。

　　二、红色教授学院时期:赫森科学史观的初步形成

　　在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讨论传统是围绕列宁《唯物主义与批判经验主义》的论战孕育而生的，该传统在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得以确立。〔15〕77列宁认为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不能与作为自然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相矛盾，因此需要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合。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是实践列宁思想的重要平台。在此，以德波林(А.М.Деборин，1881—1963)为首的哲学家和施密特(О.Ю.Шмидт，1891—1956)为首的自然科学家组成了强大的联盟。

　　1924年，他们协同建立了共产主义学院的自然科学与精准科学分部①和红色教授学院的理论自然科学部。值得注意的是，理论自然科学部的教师同时还任职于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部，也就是说，此时期“从事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者，一方面是真正的哲学家，另一方面也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家”，他们不仅既在哲学系又在实验室里工作，还能“在专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刊物上发表论著”〔15〕78。赫森作为“黄金一代”的一员，正是在红色教授学院就读期间开始正式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哲学的。进入红色教授学院之后，赫森根据自己的教育背景，制定了一个广泛的自然科学自学计划。他认为，“七年时间的课程中断要求我不断复习，重新将知识系统化”〔14〕。

　　在数学方面，充分地复习微分几何学和常微分方程:丘伯(E.Czuber)的“微积分讲座”和斯捷克洛夫1912-1913年所授的“常微分方程和变分法”。在物理学方面，充分地复习实验物理学的课程:埃德瑟(E.Edser)的“物质的特性”和“热量”;埃亨瓦利特的“电学”。理论物理学:哈斯(A.E.Haas)的“理论物理学概论:第一卷(最新版)”;亥姆霍兹(H.Helmholtz)的“离散质点动力学”。

　　在实验室工作方面，完成实验物理学的若干任务(一般实践在英国已经完成很多)和电波实践。〔14〕实际上，红色教授学院理论自然科学部开设的研究生班是俄罗斯教育史上培养自然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哲学专家的首次尝试。该学部的任课教师每学年会对学员的报告给予评价。赫森在第一学年完成了两次报告，分别为哲学史报告“笛卡尔的自然科学观”和自然科学史报告“牛顿之前的新时代物理学”。〔10〕

　　任课教师尤里涅茨(В.А.Юринец，1891—1937)对后者评论道:赫森同志在补充报告中展现了希罗和阿基米德时期的希腊物理学，在自己的报告中展现了牛顿之前新时代的物理学。赫森非常详尽、巧妙地研究了新物理学发展的所有社会根源，试图根据社会经济史的不同时期对物理学的发展进行时间划分。赫森的此项研究还没有彻底完成，但主线已经完备，且可以进一步发展。我想，赫森将来会继续这项已经开始了的研究。赫森同志头脑机敏，具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修养。〔10〕

　　第二学年，卢波尔(И.К.Луппол，1896—1943)对赫森的学习成果进行了评价:赫森同志没有来得及作报告，但是阐述了提纲、前半部分的详细论题以及个别的修改地方(电学史的报告)。该报告构思远大，通过展示的材料来看，有望成为电学史上与哲学史结合的首次经验。几乎所有他的报告，都显示出博学和坚实的方法论。相当有能力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工作。1926年6月7日〔10〕随后两年，赫森还完成了题为“黑格尔的本质范畴”的报告和专著《相对论的基本思想》(1928)〔16〕，得到了德波林的肯定。

　　〔10〕赫森在第四学年希望前往德国实习。因为此时他正在研究“统计力学原理和统计方法在物理学中的应用”〔17〕5，特别 是对奥地利数学家米泽斯(R.V.Mises，1883—1953)的概率学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计划前往柏林大学在米泽斯手下工作学习，而米泽斯刚好与赫森当时共事的曼德尔施塔姆(Л.И.Мандельштам，1879—1944)有学术往来，这有助于赫森的想法得以实现。另外，当年夏天在德国举办的物理学夏季课程也吸引着赫森，本次课程将由欧洲最好的物理学家讲授:爱因斯坦、普朗克、埃伦费斯特(P.Ehrenfest，1880—1933)、米泽斯等。1928年3月14日，赫森正式向红色教授学院提交出访德国的申请。

　　4月23日，申请获得了苏联中央委员会学管会主席团的准许。〔18〕最终，赫森与叶戈申(В.П.Егоршин，1898—1985)在柏林度过了四个月的学习时光。概言之，这一时期的赫森不仅将自己的物理学知识系统化，还多次尝试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自然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之中，上文所述的三次“尝试”为后来伦敦会议上的报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至于赫森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发展的意义，应该说，赫森的研究是整个苏联学科环境中对物理学理论发展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化具体尝试，但这绝非只是赫森个人的功绩，而是整个苏联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理论导向所趋。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提到，“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21〕49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21〕54，而赫森“只是这些趋势的最好表达者”〔21〕49。

　　三、从两次论战到伦敦报告:赫森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界发生的两场激辩对赫森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以德波林为首的辩证法派与机械论派的斗争中，赫森获得了学术成长和职务晋升的双重机会。前者的获胜让他迅速成为苏联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界的重要人物之一。1928年5月18日，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设立哲学研究院的决议。德波林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院院长。1928年12月1日，赫森当选为哲学研究院的正式成员。〔22〕同年，赫森还被遴选为共产主义学院自然与精准科学分部管理委员会的委员。1930年，共产主义学院成立了物理学分部，赫森任主要负责人。〔23〕

　　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的第一次论战之中，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之间的对立是由科学诸领域的最新发现而引发的。这些新的发现要求对世界图景做出重新审视。德波林学派选择接受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且积极参与到它们的方法论研究中。辩证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需要将这种方法论运用到科学理论问题之中，才可以为由于传统思想与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冲突而陷入危机的物理学找到出路。

　　机械论者用意识形态论据否认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最新成果，批判辩证论者接受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的最新成果和哲学观点并将后者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德波林派反驳道，“对机械论者来说，现代自然科学中的马赫主义趋势是恶意无视机械世界观的结果”，对辩证论者来说，“这些趋势是大量不适合机械唯物主义框架的新事实造成的，需要辩证研究。”〔24〕

　　12赫森是德波林派在物理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无论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物理科学成就》等公开刊物上①，还是在各种会议报告和辩论中，他都坚定地表明自己辩证论者的立场，批判机械论的观点，将物理学最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哲学问题视为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务。赫森的《相对论的基本思想》一书论述了奠定相对论基础的主要方法论前提，坚决驳斥有关相对论具有马赫主义特征的指控，表明该理论对时空的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一致。〔16〕但也正是这一论点成为了今后论战中被人诟病的最直接证据。

　　四、结语

　　本文基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所藏的赫森手稿与档案，重新审视了伦敦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之前赫森人生轨迹的三个时期，勾勒出赫森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形成路径。在爱丁堡和彼得格勒时期，赫森初步形成了以数学为主、物理学为辅的自然科学智识框架，为未来开展自然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在红色教授学院时期，赫森完善了物理学知识体系，正式开始从事自然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多次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之方法，探索物理学理论发展的经济社会根源。

　　科学论文投稿刊物：科学学研究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创办，并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合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在两次论战时期，赫森通过与机械论派的斗争，不仅积极将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当时最新物理学成果———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理论问题，还着手分析资产阶级物理学家理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及其发生根源。虽然第二次论战对赫森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其之后的学术活动策略有所改变，但伦敦报告的内容依旧保持和延续了赫森一贯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

　　我们认为由于整个事件信息来源稀少，仅以赫森已刊发的关于物理哲学问题的论著为据，致使格雷厄姆等学者在解释赫森报告的“庸俗化”原因时也犯了同样错误。通过挖掘赫森的档案、手稿、报告和未发表论著，将赫森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形成置于史境中考察，不仅可以看出赫森报告是其以往研究的延续，而非单纯政治屈服的产物，更可以借此透视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早期面貌，为理解科学史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依据，也为理解我国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赵红州，蒋国华.格森事件与科学学起源[J].科学学研究，1988(1):16-25;114.

　　〔2〕赵红洲，蒋国华.格森事件与科学学起源(续)[J].科学学研究，1988(2):8-18.

　　〔3〕龚育之，柳树滋.历史的足迹: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的历史资料[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唐文佩.科学的社会文化根源:赫森论题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5〕唐文佩.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纲领的提出及其影响[J].科学学研究，2019，37(2):212-218.

　　〔6〕GrahamLR.TheSocio-politicalRootsofBorisHessen:SovietMarxismandtheHistoryofScience[J].SocialStudiesofScience，1985，15(4):705-722.

　　作者：金俊开1，2，唐文佩1